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结束，先前几十年增长顷刻间化为乌有。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此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新政、宪政、革命、共和，直至1915年重回帝制。中国在短短二十年，模拟、实验了人类历史上几个阶段的体制，一波比一波更激进。中国人始终不解的一个疑团是：
为什么一个大国不敌小国。探究的结果，许多人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并不反映中日两国真实力量，而是李鸿章不敌伊藤博文。因此，许多人将中国之败尽归李鸿章一人。
惺惺相惜
在一定意义上说，历史确实是英雄创造的，人民群众不过是陪衬。中国的失败是李鸿章等人决策、指挥失误，而日本的成功，就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的侥幸。历史当然可以这样书写。只是将一场战争的输赢完全归于一两个人，似乎太简单。所以，梁启超在为李鸿章作传时强调：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梁启超不同意将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归于李鸿章，引申强调，由于特殊条件，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就中方而言，简直就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李鸿章或许没有西方论者、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伟大，但李鸿章确实是一个令对手敬佩的人，几十年与李鸿章数度交手的伊藤博文，不止一次表示，李鸿章是中国惟一有能耐与列强一争长短的人。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打了几十年交道，他对这位长者一直心存敬仰。而李鸿章对这位年轻自己十八岁的后生也一直抱持欣赏的态度，几十年数度交往，不管愉快，还是失望，李鸿章并没有贬低过伊藤博文，始终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快感。这是后人不太容易理解的情结。真实的说法应该是，甲午之战是中日两国为朝鲜前途而战，又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两个人的战争”。
甲午战争即便经过马关议和认真算账，大致了结，但在李鸿章、伊藤博文的感觉中，事情依然没有完。第二年，李鸿章不管年迈路远，也不管朝野风言风语，风尘仆仆前往俄、德等欧美国家，为中国前途奔波。又过了两年，辞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的伊藤博文前往中国游历，抵达北京迅即前往贤良寺拜望李鸿章，除了表达自己对这位前辈对手的敬意，不忘顺带讥讽李中堂此次欧美之行为中国在北方“建造了一个伟大势力的屏障。”（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第3册，570页。）
李鸿章、伊藤博文均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东亚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两人为各自国家做出了不朽贡献。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的差别，那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相比，还是因时代落差稍逊风骚，缺少了一点远见。
基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被打败后的被动觉醒，李鸿章在追随曾国藩那一代精神领袖的时候，确实发自内心相信中国文明的永恒，相信中国文明并不会因为暂时落伍而退出。李鸿章那一代人不明白中西之异不是先进与落后，不是西方先走了一段，中国可以赶上来。
伊藤博文在这一点上就比李鸿章高明些，毕竟伊藤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参与者，青年时代又有机会留学英伦，目睹并真切体会了西方的富强，知道富强对西方来说只是表象，支撑富强的还是制度、文明因素。东西之异不是西方人先走几步，而是东西两种文明代表了两个时代。如何基于现代工业文明重构日本政治制度，是伊藤博文此后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后成功的关键。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实际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构建的制度战胜了李鸿章那代人坚守的“中体西用”。
现代与传统
李鸿章给中国的贡献在洋务新政，他与乃师曾国藩等人在打败太平天国前后，出于最现实的政治考量，发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体制革命”，将先前数十年对西方文明的抗拒转为“有限度接受”。从强兵到富国，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所谓“同光中兴”，让一度陷于谷底的中国人唤醒对固有文明的认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但是，李鸿章不清楚经济与政治的关联，不知道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究竟在哪里。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很早就根据在欧洲的实地观察提醒李鸿章，西方的富强并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更不是那点坚船利炮，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中国必须抛弃“中心主义”错觉，必须抱有欣赏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学习西方。假如李鸿章那时能够听进并采纳这批具有西方背景谋士的建议，中国即便较日本迟些，也一定会构建一个全新价值观，在东亚区域整合中共同努力。无奈，李鸿章那代人没有办法从传统中走出，他的理念还停留在“中国中心主义”，不愿直面那个真实的世界。
基于“中国中心主义”，李鸿章无法容忍“宗藩解体”，只要还有可能，李鸿章那代人一定会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所以，当日本吞并琉球，废藩置县时，中国没有帮助，是因为力量不具备。当中国稍有力量，法国人试图染指越南时，清政府出兵抗争。因此，当日本试图踏上朝鲜半岛，李鸿章当然不会同意。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除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就是对日交涉，就是防止日本侵害中国利益。
与李鸿章情形相当，伊藤博文几十年政治生涯，一方面引领日本走向世界，渐渐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就是与朝鲜，与中国交涉。不过，日本毕竟经过“近代化”洗礼，日本对朝鲜的觊觎、染指，在近代早期，即在“日韩合邦”之前，也就是说，在伊藤博文被刺杀之前，说到底还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藩体制。
像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一直试图打开朝鲜大门，通商贸易。但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像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中国的帮助不可能进入。而中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很难主动帮助各国进入朝鲜。所谓“番国自主”，就是告诉各国不要这样想。
西方各国没有顺利进入朝鲜，只有日本既有迫切需要，又懂得“番国自主”真切含义。日本利用1875年“云阳号”事件，软硬兼施让朝鲜与日本达成通商协议，即《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是朝日直接交往的开始，是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特别是李鸿章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日本的这种安排。此后几年，中国绝地反击，利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重新夺回了对朝鲜的控制权，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宗藩体制中，尽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番邦仅剩下朝鲜一个。
为甲申政变善后，伊藤博文专程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此时正忙于越南问题善后，担心日本借题发挥，让中国两面受困。特别是，李鸿章很清楚，甲申政变在最后关头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转机，主要是因为驻扎在朝鲜的袁世凯当机立断，率兵冲进朝鲜王宫，赶走了日本公使。
李鸿章担心伊藤博文在这些细节上纠缠，不料伊藤博文出于更远的考虑，大度接受了中方的解释。
伊藤博文的大度让李鸿章感动。感动之余，李鸿章做出一个令人诧异的自选动作，郑重其事告诉伊藤：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六，37页。）
李鸿章显然是对伊藤立场的善意回应，其作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伊藤预想。伊藤对这段话非常感动，以为李鸿章所说“光明正大，极有远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40页。），希望两国按照这个思路共同维护东北亚稳定。
各为其主
伊李天津交涉，现在的讨论众说纷纭。但从当时情形说，中日两国并非必然走向敌对，利益的交集并不必然冲突，两国政治家如果心怀坦诚，和平可期，战争必然远去。
不过，也必须承认，李鸿章的“大议论”让中国先前一直不愿承认的问题发生质变。朝鲜不再是中国一家的附属国，朝鲜如再发生类似壬午、甲申之类事情，中国出兵时，一定会告诉日本。而日本也有类似权力。这远出乎日本的期待。当然，这个共识为十年后的战争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1894年5月底，持续数月的东学党抗争让世界各大国心烦意乱，各国在朝利益受到威胁，各国军舰云集朝鲜周边。中日两国由于地缘之便，利益最大。朝鲜政府没有力量稳定秩序，中日两国驻朝外交官格外焦虑。日本希望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出兵朝鲜。李鸿章碍于十年前的共识，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无奈，朝鲜局势日趋恶化，朝鲜政府郑重其事请求中国出兵。
朝鲜的请求使中国找到了法理依据，日本的推动说明他们在这个时候承认中国与朝鲜具有特殊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是《江华条约》后巨大外交收获，因此，李鸿章稍事犹豫还是派兵援朝。
李鸿章记得十年前的约定，他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通报出兵消息。日本在获悉消息后，迅即成立大本营予以应对，其规模、动机，不能不让人忧虑，也势必将李鸿章置于尴尬境地。
对于日本的动机，李鸿章没有恶意猜测，但鉴于朝鲜局势在清军抵达后渐趋平静，李鸿章建议中日共同撤军。无奈，日本内部强硬派久欲扭转在朝被动，节外生枝提议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日本的动议蕴含着对中国宗主权的否定，因而李鸿章不愿答应。李鸿章没有利用外交渠道与伊藤博文直接交涉，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更没有与日本在朝鲜顽强对抗的预案，结果让日本占了上风。高升号事件、成欢驿之战、平壤之战，直至黄海大战，中国一路溃败。不得已，李鸿章在1895年春前往马关，与伊藤博文谈判。
马关谈判关涉两国利益，最后达成的协议也是中日两国地位转变的分水岭。这场谈判主要在李鸿章、伊藤博文之间进行，他们各为其主，坚持原则，又注意适度妥协、退让。李鸿章恰如其分利用被刺事件打出悲情牌，让伊藤博文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先前费尽心机要求而不得的停战议和终于因此而实现。
经过数轮艰难谈判，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终于达成共识，并经两国最高层同意。这不是李鸿章的私事，也不是他可以独自作出决定的小事。但毕竟此次损失太大，李鸿章在4月15日下午最后一次会谈时依然竭尽全力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近乎哀求伊藤博文尽量让些赔款数额，哪怕作为一个老人回程旅费。
李鸿章的哀鸣并没有打动伊藤博文，但让伊藤以及他的日本同事很久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吃到嘴里的辽东半岛，竟让还是让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方针要回去了。
战场上不如人，使李鸿章的外交处处吃紧；而战场上不如人，又是李鸿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向伊藤博文那样改造体制。吃一堑长一智。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是近代中国前半段的结束，如果从资本主义发展，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如果没有甲午一战，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维新。
历史的因果关联很难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纪晚期东亚格局的转变，如果不是李鸿章、伊藤博文两人，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