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7年，为中国纪年“丁巳年”。这年7月1日，在北京突然发生了一场政变，颠覆了共和，请回来清废帝溥仪。
共和肯定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也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人类历史经验，共和是到那时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因而不论“丁巳复辟”的主导者张勋、康有为有怎样的理由，这样的政变终归违背了多数民意，是逆历史潮流，是“反现代化”，因而注定失败。对溥仪、张勋、康有为而言，这是一个深刻的无法重来的教训；对于中国，也是一次历史性大转变。这场复辟运动，犹如一年前的“洪宪王朝”一样，从反面夯实了民主共和的基础，让中国人意识中残存的帝王思想越来越少。
一百年过去了，今天应该如何评价这场复辟运动，人们从这场复辟运动中可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还有多少，还有不少人像张、康等人那样，将国家希望寄托于圣明天子？
寻求意义，重建权威
丁巳复辟时，距袁世凯帝制自为羞愧而逝仅仅一年多。袁世凯的失败没有成为张勋引以为戒的教训，反而激励了张勋、康有为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帝制复辟——是“帝制他为”，而不是袁世凯那样的“帝制自为”。
丁巳复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假如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为第一共和的话，那么袁世凯帝制自为，洪宪王朝就是清帝国之后的第一帝国；洪宪王朝夭折，共和重建，为第二共和；那么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就是清帝国之后的第二帝国。事不过三。这是两千年帝制被颠覆后第二次复辟，也是最后一次帝制复辟。此后虽然还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专制体制，但敢于实行帝制体制的再也没有出现。丁巳复辟让中国人与帝制挥别，是帝制的真终结。
平息丁巳复辟的为北洋系段祺瑞，参与、支持，或认同平息的有冯国璋、梁启超，精神赞助或默许的有革命党人，还有章太炎这些民国元老。因而张勋和他策动的这场复辟运动在此后的北洋时代、国民党统治时代，均作为一场闹剧，并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件事。犹有甚者，张勋及其同僚、介入者、赞助者如康有为等确实行为怪诞，因而这场复辟运动留下了很多真真假假的段子，而缺少严肃的研究。这是很可惜的。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平心静气检讨这场运动的缘起，应该给予合乎历史真实的描述。
辛亥后连续发生帝制复辟，绝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盲动，而必须从历史大背景大思路寻找理由。
一般说来，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急剧性变革可以在短时期导致天翻地覆变化，但随后也往往不可避免会发生一场或多场纠偏运动。相反，那些貌似缓慢、渐进的变革，短时期显得收效甚微，进展缓慢，但它却往往使人们在不易觉察时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当人们一旦醒悟，世界已经全然改观，人们不愿意再回到旧秩序，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到旧秩序，因为社会基础全变了，人们的意识也变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历史上真正的变革，还应该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变革，温和、舒适，但不可逆，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之谓也。
辛亥之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变革，它不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颠覆了一个三百年的王朝，而且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就毫不惋惜地抛弃了奉行两千年之久的帝制，实行过去十几年多数中国人不愿实行的共和。国体变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有史以来包括这一次辛亥，不过就两次。
然而，正像俗语所云，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国体变更后的第一年，人们还没有感到很多问题，但到了第二年，国会选举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出了大问题，可能的议会第一大党领袖宋教仁被莫名其妙暗杀。共和新体制由此进入混乱，由国民党人控制的南方数省宣布讨袁起义，袁世凯毫不客气调兵遣将给予严厉镇压。这次冲突很快结束，但袁世凯与国民党人结下的梁子至袁世凯病逝也没有获得消解，甚至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北洋主导的中华民国1928年结束。
民国初年的混乱引起了各方面深度关切，试图补救重建秩序的想法从1913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正如一些观察者在民国元年就看到的那样，“革命以来新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新法，不仅不能取悦于人心，混乱的社会秩序依然不能恢复。新的设施尚未见眉目，旧的恶弊仍在困扰着人们。兴一利而百害生，内外施政经营尚不及前清时代。内地各省常常陷入混乱，生灵涂炭。天下人心已厌共和，讴歌前朝者渐多，复辟帝制的时机，似将来临，复辟分子在暗中活动，似乎一股涓涓暗流，在寻找他的归宿。”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以为“民国不如大清”，主要是因为1912年废黜君主体制太匆忙了，太缺少后续预判了。君主制的废黜不仅赶跑了一个皇帝，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一时间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他们既对新世界感到迷茫，又不可避免对传统社会的幽静安逸重生无限眷恋。所谓“遗民”，不是他们守旧，而是新的现实不如旧的让人舒心、放心。只有经历过巨大社会变动的知识人才能在心里深处形成比较，才知道新不如旧的道理。
在传统中国，君主体制远非为一种当然现象，而是农业文明背景下中国社会得以协调、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条件。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虽然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有种种差别，但在承认君主政体的合理性、正当性方面，在期望以君主政体建构一个稳定机制方面，则是相当一致。儒家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将君主意志视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体现和唯一源泉。用汉代王符的话说：“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与众共也，己之命所以独制人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
即便从秦始皇帝算起，至1912年清帝退位，君主政体在中国存在了两千一百多年，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效果、负面效应兼而有之。君主政体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决非任何人为力量所能左右，而是因为君主政体在本质上合乎中国社会存在的需要，与中国传统社会血缘政治、宗法政治及小农经济相吻合。
明清以降，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因素不断增长，君主政体存废问题确曾一度引起人们注意。但由于中国社会生存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对君主品质、效应的怀疑不仅没有构成对君主政体的威胁，反而在其种意义上说进一步改善、巩固了君主政体。顾炎武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尚刑繁矣，众治之尚刑措矣。”在主观意图上，顾炎武期以“分权众治”克服君主政体弊病，但在实际效果上则进一步强化了君主权力，“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依然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视为君主意志的体现。
在辛亥国变之前几十年，随着西方思潮不断输入和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知识人、政治精英在救亡图存过程中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传统，开始怀疑君主政体的象征意义，怀疑君主在政治秩序建构、维护方面的效用。如果说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仅出于救亡自强目的，尚未根本怀疑中国旧有统治秩序的话，那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思潮就不仅仅主张引进西方政体中的某些内核改善中国旧有秩序，而是从根本上怀疑旧秩序的合理性。冯桂芬指出，中国人之所以面对西方冲击一败再败，应坦率承认中国人“实不如”西洋，“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即首先找出中国在哪些方面落后于西方，然后再确定如何学习西方，改进自身。据冯桂芬归纳，中国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不仅“君民不隔不如夷”关涉中国旧秩序、君主政体，其他三个方面实际上也是君主体制必然派生物。
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都曾注意以前君主政体的弊病、症结，但他们也都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君主政体只能改善，而不能骤然推翻，中国进步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是否可能有一个圣明君主在上领导、推动改革，因为他们清楚，君主政体并非仅仅关涉君主个人，也不仅仅关涉某些利益集团，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君主是秩序和谐、持续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其功能不仅仅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政治正当性、合法性，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意义。
正是基于中国人意义世界存废利弊得失的思考，我们看到，在辛亥国变前后若干年，保皇、复古的思潮就不只是政治层面的反动与革命、保守与进步，而是关涉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国情前提下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1912年6月，当君主政体废黜不久，康有为就敏锐预言：“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同趋矣。然或以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国利民福，即可自致，则未然也。吾所深虑却顾者，以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众瞽论日，冥行摘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夫使当中国一统之时，稍有错误，民少受害耳，于国无关也。今何时乎？乃万国竞争之日，列强群迫之时，而骤行人人所未经之涂，人人所未闻之事，此吾所深忧却顾，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己也。”换言之，康有为并不坚持认为君主体制优于共和，而是强调中国国情实在没有达到共和水平，如此骤行共和，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收到预想效果，甚至可能延误中国进步、发展时机。
具有康有为相同或类似想法的人，在民国初年所在多有，这批人在过去一概被斥为保守、守旧，具有“清遗民”情结，但从后来政治文化发展情形看，他们的怀疑、焦虑，并非全无意义，无的放矢。在康有为等人心目中，共和也好，帝制也罢，要必以有利于中国未来发展为依归，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名词的优美、动听上。康有为在批评筹安会和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重申：
“自筹安会发，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夫以今中国之岌岌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者，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条款签订，举国震惊，忧为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
所以在民国初年复辟、反复辟较量中，主张、推动帝制的，并不一定实行君主专制；反对复辟的，也并非完全无视民初政治混乱。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思潮，要在为中国人寻找自己的“意义世界”；对于混乱的政治情势，不论共和，还是帝制，都在试图重构一个有效率有向心力的政治权威。只有从这个视角思考张勋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选择，才不会将一场严肃的政治体制变动视为儿戏，等同于闹剧。
保守主义领袖
张勋，字绍轩，又写作少轩，江西奉新人，生于1854年。辛亥年，五十七岁，在北洋系中，属于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哥们。在稍后的平息义和拳运动时，张勋统领巡防营防剿，贡献卓著，论功赏“壮勇巴图鲁”。两宫回銮，随扈至京，谕留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云南提督，改甘肃，皆不赴。日俄战争结束后，调奉天，充行营翼长，节制东三省防军，赏黄马褂。旋命总统江防各军，驻浦口，调江南提督。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军人，张勋在军事上的造诣并不必怀疑，在政治上的忠诚更是格外突出。他在出任江南提督时，适值武昌变起，苏州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方与众筹战守。有持异议者，张勋毫不客气直斥之。翌日，新军哗变，张勋指挥所部与哗变新军殊死抵抗，浴血雨花台，大破之。江浙联军来攻，力量悬殊，粮援胥绝，乃转战退屯徐州，“完所部”，损失极少，是辛亥巨变南北冲突时竭尽全力不背叛朝廷的“真男儿”，从后来的革命立场，当然可以批评张勋不识时务，不知变通，但从政治信仰、政治立场角度而言，也应该承认张勋这样的人在历史巨变关头并非毫无意义，而且由此才可以理解张勋后来的立场与作为。
退守徐州的张勋衷心不改，张人骏、铁良均已逃走，清廷遂任命张勋为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张勋成为清廷与南军对峙的第一道防线，“部伍逾两万人，铠甲斗具犀利，自号定武军。皆蓄发结辫，別为制，威名棱棱称重镇。于是，康有为外为主师，万绳栻内为谋士，遗臣从之如归。当天下郊劲兵处，斩然有复辟志。”这为后来的历史事变预留了种子，张勋也以其特殊的政治立场一时蔚然成领袖。
张勋在大变局时代没有像新军绝大多数将领那样迅即转身，认同共和，放弃君宪，而是坚守过去十几年普遍认同的君主立宪信念，“蓄发结辫”为志，这种做法遭到相当多的嘲笑、嘲弄，但从做人做事立场看，似乎并非全无可取。而且当清廷决定退位让国，袁世凯遣使劳问，张勋从容对答：“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他在政治上虽不认同中国就此走上共和，但当大家都这样做时，他也只好屈从，但他同时警告袁世凯应该谨守南北妥协谈判达成的全部方案，不要辜负朝廷顾全大局，毅然退位让国的一片苦心。
其实，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将领，对清廷退位深表同情、敬佩，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维持清室尊严。民国与退处紫禁城的“小清王朝”犹如亲戚般不时走动，张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退居内宫的前朝“岁时朝谒，贡奉惟谨”，不时向内宫上个奏折，“愿上忍须臾。时有变，臣必起而报清。”反过来说，假如民国一直稳定发展下去，比大清好，张勋也就没有起而改变体制的理由了。
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中国人价值观紊乱，让张勋这样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忧心忡忡，过去的研究说他以“上将军”的头衔倡导蓄发留辫，倡导尊孔读经，主张定孔教为国教，驻防兖州后，派兵守卫曲阜圣地，继续维持孔府旧有的经济收入体制与来源；倡导继续前清一直奉行的礼仪习惯，以为中国人的风俗礼仪、道德伦理，不应该以一姓之天下而废弃，应该寻找那些具有超越性的价值。从适度保守，“其命维新”的立场看，而不是从二十世纪形成的绝对革命的立场看，张勋这些柔和的主张，并非没有可以继续思考的空间。
文化上的适度保守并不是问题，政治上的稳定才是关键。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民国初年确实留下了许多遗憾，民国二年开始政治纷争，让占据中原战略要点徐州的张勋不能不思考中国已经走过的路，同时也让他与那些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越走越近，曾经坚决反对宣统退位的蒙古贵族升允、前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沈曾植、长庚、王乃徵、胡思敬、李经羲、锡良、温肃、陈曾寿、辜鸿铭、梁鼎芬，以及梁鼎芬的门生陈毅，前御史王宝田、江苏阳湖绅士恽祖祁、恽毓昌父子等。他们奔走于青岛、大连、徐州、天津等地，与各地试图归复旧制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沆瀣一气，互通信息，并与紫禁城里的陈宝琛等保持着联系。
“据他们说，共和政体不适于中国国情，革命以来的方针措施，有百害无一利，人心厌恶共和而眷恋前朝。为将来完成统一大业，救国安民，长治久安计，非君主政体不可。天下有心之士，无不思此。因目前时势尚非其时，暂不宜活动。复辟之时，可为君主者，实难物色其人。虽有适宜其任者，但不足以服人心。宣统退位仅一年，民心对前朝未全忘记，待机复位，依旧君临天下，此为上策。世上往往言满汉种族不同，持华夷之说，难免出于偏见。从大的方面看，满汉同种，有何种族之别？况且清朝三百年统治虐政可数者有几？在人心未离散之时，及时使宣统复位，统一天下，恢复旧业。若犹豫逡巡，时移势转，恐人心渐忘前朝，故应及早为之，此系切要事。”
这批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相当反感，但又从这里看到了真正的帝制复辟的希望之所在。
当袁世凯的势力足以控制一切的时候，张勋和他的这些同志“虽怀兴复之志，苦于无隙可乘。”及筹安会发生，帝制复辟呼声出现时，张勋和他的这些同志“颇有携贰，复辟之机，遂动于此矣。”刘廷琛时常往来于徐州，另一积极分子胡嗣瑗正在南京冯国璋幕中，亦时以微辞暗示冯，“冯意颇为之移，其贰于袁氏，胡君盖有力焉。” 事为袁世凯知悉，欲加害于胡嗣瑗，胡嗣瑗遂出冯幕，迁居于上海，然犹时时往冯国璋处沟通信息。
假如不发生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假如袁世凯洪宪王朝正式开张并能持久下去，张勋和他的同志应该没有机会。然而这一切假如都不存在，袁世凯的洪宪王朝未及开张而结束，而袁世凯本人也在国人唾骂声中幽愤而逝。张勋和他的同志终于等来了机会。
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失败是一个极大教训，尽管共和可能不太合乎中国国情，尽管之前几年共和办的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当共和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之后，废弃共和，重回帝制，大约只能是袁世凯这样的结局。一世英名，毁于一念之差。
一个可参考的预案
但在张勋和他的那些帝制同志看来，袁世凯的失败并不表明帝制必然失败，更不表明共和已经深入人心。他们认为，袁世凯“洪宪王朝”从根本上就不对，“其有野心，欲自己称帝”；“终不可信赖。”真正的帝制复辟，必须有他们这些真正的君宪主义者才能完成。他们鼓吹、推动复辟帝制，不是为了自己称帝，而是鉴于共和带来的问题，重复清帝国晚期开启的君主立宪之路，是宣统复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对皇权的觊觎。
在辛亥后国内外许多人看来，共和尝试显然是不成功的，放弃共和，重回帝制，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由谁来重回帝制，就很有讲究了。当南北和谈还在进行的时候，严复就一再告诫国人应该利用这次机会推动君主立宪的实施，而不是别出心裁跨越式地进入共和。另一位极具思想能力的劳乃宣则认为，共和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共和应该用其本来的意义，而不是后来附加的意思，“愿今之言共和者恪守正解以维君统而奠民生，勿为谬解所误致蹈无君之愆而贻民生之戚。”
劳乃宣指出，所谓“共和”是正宗的中国传统，周成王登极时，因年幼不能理政，遂由周召二公辅佐王室，称“共和政治”。共和政治“其本意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故宣王年长共和即罢，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汉昭，皆是此类，与今日东西各国君主立宪绝相似，而不学之流乃用之为民主之名词，谬矣。”
在劳乃宣看来，君宪为有君政治，民主立宪为无君政治。古之共和，明明有君，因而无论如何不能将共和解读为无君政治。现在南北都在说共和，但若以共和本意解之，则朝廷1906年宣布君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尤其是宣统即位，摄政王监国，其体制架构正与周之共和若合符节。所谓“周召共和”，简直就是为当今政治情形所专设。
劳乃宣不反对共和，而是反对废除君主后的所谓共和。他认为，共和的本意在有君，只是君主年幼尚不能主政，因而需要公卿共和行政。如果废君主而共和，劳乃宣说，那就不是共和，而是民主。假如中国就此走上民主道路，劳乃宣预言，必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就世界范围看，民主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体制，而且有着一些很不一样的条件制约，“抑民主之制何自始乎欧美？以工商立国，希腊、罗马早有市府之政，其人民即具有法律之知识，渐摩服习垂数千年，几于人人有自治之能力，民政久有基址。”这是西方可以实行共和的历史条件。
反观中国，劳乃宣认为，中国不仅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而且没有实行民主的必要。就条件而言，实行民主，需要“全国人民皆谙法律”；至于必要，劳乃宣认为西方国家实行民主，主要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君主沿袭酋长时代劣习，暴虐成性，甚于桀纣，激而生反抗力，相推相演，乃成今日民主之制。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朝廷本无虐政，德泽犹在人心，虽近日当轴不得其人，致滋民怨。然怨者政府，非怨君上，与欧洲革命之怨毒生于其君者迥不相侔，尤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分析逻辑自洽，但历史并没有沿着劳乃宣期待往前走，清帝不得已退位，劳乃宣随之弃职而去，归隐田园。
归隐田园的劳乃宣卜居青岛，与周馥、吕海寰、赵尔巽等遗老聚居，与德人卫礼贤合办“尊孔文社”，致力于儒家伦理重建。青岛此时为德国租借地，享有特别权力，这是遗老聚居青岛的一个原因。
这批遗老静观北京时局演变，他们差不多都与袁世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而对袁的动作格外关注，也给予适度回应。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公布《中华民国约法》，重订《大总统选举法》，并逐步采取祭天祭孔、制礼作乐、恢复爵位等措施，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并延聘劳乃宣等一大批遗老到参政院参政。
对于袁的这些举措，劳乃宣并不反感，以为拨乱反正，值得期待。但他个人并没有迅速返回北京，重进官场，而是奋笔疾书，作《续共和正解》，发挥先前“共和”理想，为袁世凯下“指导棋”。
《续共和正解》开篇，作者借客人口吻自吹：“子作《共和正解》于辛亥之冬，其时革命之风方炽，而子谓特为少数无知妄人所煽动，不轨军队所劫持，昧者不察，遽谓民主之制可以实行。其实，民主之制断不能行于中国，使果行其说，若辈中骁桀之徒人人有大总统之想，互不相下，彼此相争，诸方豪杰又必有仗义执言起而致讨者，乱民土寇因而乘之，域内糜难将不可问。当其时，见子之说者不尽信也。今民主制实行三年矣，此三年中变乱百出，子之说若烛照而数计，是子洵有先见也。近者，总统之制定，党人之焰衰，大权集于一人，外虽有民主之名，而内实有君主之实。以项城雄才大略，运以精心，或者可作末流之挽乎？”
对袁世凯改制，劳乃宣表示认同，但他认为还远不够，以为“项城今日所处，实天下至危之境也。乱党虽暂摧抑，而魁首无一歼除，处心积虑，伺隙而动，丁字街之变时时可虑。武人骄纵，不可羁勒，脱巾一呼，立肇奇祸。即使早夜周防，幸免罅衅，其情亦甚苦矣。”劳乃宣的方案是，总统制说到底还不是一个具有稳定预期的机制，总统任期总有期满时，不论十年、五年，退位后无异齐民，无以自卫，终难保证不发生什么意外。为了一个最长远的稳定预期，劳乃宣重解“共和”真意，以为袁世凯此时更应利用内外有利机会，重建一个稳定的“共和”机制，为十年后还政于清帝做准备：“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拟议预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俾众释然，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而名正言顺，俯仰无惭。”
按劳乃宣设计，当日民国所遇到困难既复杂又简单，“每闻都人传述多谓项城实有不忘故主之心，特势成骑虎，无计转圜，因思若师古之共和，一转移间，即成两全之道。”这就是劳乃宣《续共和正解》写作主旨。
劳乃宣对共和的解读，其实就是“帝制人为”，与袁世凯后来的“帝制自为”具有本质不同。“帝制自为”，是要更姓易代，建立一个新王朝；“帝制人为”，则要求袁世凯“因思古者周召共和，行之于先朝失国嗣主幼冲之际者十余年，仍卒归于嗣主，与今日情形颇为相近，若以方行之，实属两全之道。”
据劳乃宣《君主民主平议》解释，共和制度是一个不错的设计，但其与民主毫无关联，共和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举措，而民主只是某些小国，或某些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不必说民主之制好与坏，但关键一条是这个制度断不能行于中国。
劳乃宣指出，“无古今，无中外，莫不以家天下为立国之常道。若夫官天下则不易言矣。”家天下可以给权力传承一个稳定预期，而官天下数年一选举，除极个别国家，则往往沦为政治动荡，或黑金政治。民主政治有其适用范围，并非所有国家都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劳乃宣与康有为等人一样，格外强调民主制除历史背景，一个限制条件就是可在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中实行。
所有讨论民主政治不能在大国推行的人，都无法回避美国的经验，美国既不是小国，也不是君主制。如何理解美国经验，劳乃宣、康有为那代人各有说辞。劳乃宣认为，美国经验不可复制，因为美国说到底是一个“移民国家”：“惟北美联邦区域颇大，亦能行民主之制，则以美之人民，皆英之中流以上人物因教争而迁往者，人人具有法律知识，非他国智愚灵蠢杂然不一之民所能及也。”说到底，还是美国历史背景不一样，从英国迁徙过来的移民，具有极高文明素养。
同样为美洲国家，南美情形就很不一样。南美诸国效法北美改行民主，则每次选举，总是伴随着一场战争，其结局反不如继续充当欧洲君主国属地。劳乃宣认为，南北美的差异，主要就是人民程度不一样。人民程度还没有达到时，强行推广民主，就是东施效颦。
从世界各国情形看，劳乃宣认定“家天下为常，官天下为变。外国之民主，犹中国之禅授。同一非常之举，非普通邦国所可常行。能为环球诸国通行之常道，惟君主之制而已。”
基于此，反观中国废君主行民主的三年，情况当然不容乐观，不要说上溯康雍乾嘉之盛，
“试问国势之安危，民生之苦乐，比之光绪时何如，比之宣统时何如。虽乡曲愚民亦咨嗟太息而慨其不及也。是则民主之制不适用于中国，已实行试验，彰明较著，不容讳言矣。”这是劳乃宣《君主民主平议》主旨，论证民主之制不合乎中国，中国之安宁，必待重回帝制，将政权完整交还给清帝：“大清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沦浃海内，洪杨捻回之乱，扰攘十余年，蔓延十余省，而民心未尝稍去，故卒能勘定复就敉平。迨光宣之际，亲贵用事，佥壬在朝，致滋民怨。然德宗恭默无为，冲主专心典学，未尝躬为得罪于民之事，故怨者政府，非怨君上。革命变起，民皆痛恨党人。民国政成，民转追思旧泽，与夏癸、商辛之世不同，与太康、厉王之时相近。此而为少康、宣王之中兴，实顺天应人之举，非于一姓有所私也。况当日原以为欲救中国，非政民主不可。是以大清让天下于国民，今实验之后，灼知民主之制不适用于中国，是以国民又让还大清。彼此皆出于大公。譬如一物本属此家所有，众意其适用于公众，劝其让出，公之众人。及众试之，并不适用，自应仍还此家。理所当然，无待再计。奉故物还故主，尤不得谓私于一姓也。”
劳乃宣对晚清事实描述自成一家，也有逻辑。然问题在于：第一，不合乎时代诉求。中国已踏上民主宪政路，任何向回走的想法，都很难再有成功机会。此后，袁世凯、张勋相继进行的尝试，其诚心不必怀疑，但结局没有一个成功。时移势易，此之谓也。
第二，劳乃宣奉清帝为至上，维持袁世凯大总统地位，让袁以大总统实际统治为大清“看家”十年，待宣统成年亲政，袁世凯如周召二公，也如日本幕府将军“奉还大政”。这个构思很有创意，但显然不是袁世凯的菜。劳乃宣重解共和，劝诱袁世凯“帝制人为”，其实只是读书人的一厢情愿。
袁世凯没有劳乃宣的境界，也没有充分理解劳乃宣、古德诺、有贺长雄，甚至杨度的君宪体制真实含义，因而袁世凯1915年匆忙中选择帝制自为，等于选择了自杀，不仅自绝于共和，而且自绝于君宪，未及即位的洪宪大帝成了历史笑柄，袁世凯为此付出了信誉、生命，以及已经建构的历史勋业。
想象的历史机遇
劳乃宣的方案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制的，袁世凯如果仔细斟酌，不论在辛亥，还是后来，假如坚守“帝制他为”，而不是“帝制自为”，在中国人意义世界完全丧失，共和政治威权基本不再，利用某个特殊的政治危机时刻，尽量争取多数同意，还政大清，相信结局或许依然不理想，但袁世凯的历史际遇，历史评价一定不一样。
然而，袁世凯没有接纳劳乃宣的“私人订制”，帝制自为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去世，并没有使中国政治困境得到纾解，后袁世凯时代的政治危机依然非常严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勋等人继续推动向君主立宪体制回归，他们不是没有看到袁世凯的失败，而是认为袁世凯败在“自为”，而他们从开始就没有“自为”丝毫意思，因而袁世凯突然去世后，张勋和他的同志不仅不认为帝制是条不通的路，反而认为他们遇到了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张勋则不然，其恋恋故主，实出真诚。癸丑三月，曾与刘公幼云等密谋发难于济南。事泄而止。及二次革命起，赴约国璋按兵不动，以要袁氏复辟。国璋不允，又不果。袁氏既死，其志愈决，日与诸公密相计议。时黎元洪继袁位暱于民党；北洋诸将自二次革命时，与民党结怨甚深；以黎之暱近也，颇愤之。张性情赣直，无所瞻顾，诸将有所愤而欲发者，恒推张为首以争之；张亦乐以一身担之而不辞，遂隐然有为诸镇盟主之势。”
张勋在袁世凯之后地位渐重，一方面因为他是那个时代军政要员中很少直接表达如此明白政治理念、文化理念的，他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人们可以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但毕竟他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有坦诚的一面；另一方面，张勋在袁世凯之后中国政治格局中权重一时，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之后再也没有绝对的维权人物，甚且在中央政府层面，诸强相争不相上下，京外最具实力的张勋在这样一个特殊情景下脱颖而出。
在中央政府层面，后袁世凯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袁世凯鼎盛时期那样一言九鼎，重大问题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此时的中央，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两强“府院之争”，外加国会，以及复杂的各政党，在对德绝交、参战等问题上各派政治势力互不相让，无法妥协。中国政治陷入一个死局中。
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并希望中国能够一致行动。假如中国此时有足够力量，站在美国方面当然不成问题。无奈此时的中国困难重重，“立即产生了财政上的问题。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事务中采取了果敢的步骤。他现在可能要投入战争。投入战争要花钱的，并且需要钱以备万一真的投入战争——中国在对内对外方面都确实需要整顿好他的财政。袁世凯称帝，结果留下来一大笔债。共和国需要靠新的国家信贷系统和开发自然资源来加强他的地位。目前共和国的债额相对说来还是小的，对亿万公民的税收率也是低的。情况基本上是好的。自夏季以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会不会由于给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从而给中国带来一些企图统治中国和把中国分割成‘势力范围’的债主呢？”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国务总理段祺瑞力主追随美国，对德宣战；而大总统黎元洪则不以为然。段祺瑞为达到参战目的，电召各省督军前来北京开会，商定外交大计。4月25日，督军团会议开幕，山东督军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督军曹锟、江西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山西督军阎锡山、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安徽省长倪嗣冲、绥远都统蒋雁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晋北镇守使孔庚，以及浙江、陕西、山西、新疆、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黑龙江等省及热河，均派有代表“待抒怀抱”。会议结果，一致赞同内阁方针，决计对德宣战。
在这个与会名单中，我们没有看到当时最有力量的军事强人张勋。张勋没有出席，实际上是另有安排，是有意不来。而他的地位、号召力，又是所有督军中最强的，具有领袖群伦的意思，其重要性日趋凸显。黎元洪、段祺瑞等争相拉拢，希望张勋站在自己一边，利用特殊地位影响各省督军。然而，就在会前，阮忠枢密信张勋，介绍了黎段两方的期待，并建议张勋应守的立场：
“总统府秘书唐君郛郑（名浩镇，常州人），系黄陂之亲家，与张小松同乡至好。黄陂对于此次军事会议，深恐各省督军受芝泉之运动，赞成与德宣战，而亟盼我公来京，反对此举。因令郛郑往告小松，意欲使小松赴徐劝驾。小松则推荐道坚，电约道坚到京，由郛郑介绍私谒黄陂。但道坚、小松均不主张我公北来，因谓公之宗旨，本反对参加战团（加入协约一方面）。不如先去一电，请公电致中央，力持反对之议；如将来有必须面达之言，再由道坚前往等语。黄陂允之，嘱由道坚等拟电（道坚、小松并将贱名列入），送府拍发。”
这是黄陂黎元洪对张勋的期待，希望他站出来反对段祺瑞的参战主张；而这一点也是张勋已经表露的立场，但阮忠枢建议张勋不要来，不要为黎元洪加持。
至于段祺瑞，也对张勋抱有很大期望。仍据阮忠枢报告，参加此次会议的倪嗣冲告诉他，
“此次会议，系由伊发起，先商诸东海、芝泉，均极端赞成；曾电约大树，大树不来，我辈亦不强其必至。缘彼既不来，正可推定武作一领袖，执坛坫之牛耳。而赣鄂两督军，究属北洋系中人，向虽屈服大树，此次与之离开，正可设法，俾与定武联成一气，是以切盼定武北来。并云兄（指枢言）此来极好，我正与香岩商量，拟请兄来津，如能赴徐一行最妙；如暂不赴徐，亦拟请兄去电劝驾。因此次会议，表面上虽为对外，实则对内有许多作用，有极大关系。弟问系何作用？丹忱谓对内视对外尤重，如内政不修，内患环伏，尚何必谈外交？姑先外交言之，我未到京之前，本系反对加入，即各省督军，除非北洋系外，其余十七省，我敢断言，其与我同一意见。及到京后，察看政府情形，乃幡然变计，知乃经抗议绝交，则第三步文章，决无可以中止之理。其反对议论者，约计不外五种理由，我皆可以诸层将其驳倒（其所言甚长，似皆一偏之见，故不赘述）。定武如不北来，则我等近日研究所得者，不能详晰面陈，定武势必抱定最初主见，而于个中情势，莫由了然，故不得不盼其速来。然我辈所注重者，不仅在此，最要紧者，莫如对内。中国之势力仍在北洋系，华甫为北洋重要一分子，又居于副总统地位，而对于此次会议，国家存亡所关，竟推脱不来，是自己甘心放弃。且其近来名誉扫地，正可乘此机会，排而去之。至现在内阁，虽不必完全改组，但阁员中如某某部总长，声名狼藉，必须更换，另选贤能。现行内阁制，名为责任内阁，则一切用人行政，元首不得加以干涉。府院权限，必须厘定分明，即如命令盖印等事，均须详细规定。如黄陂不以为然，即可借此推倒黄陂。倒黎排冯，即可拥戴东海。此系千载难逢之机会，断断不可错过。如此做去，中国庶有转机，内政庶有希望，然后始有外交之可言。东海并非不肯出山，但决不肯做第二人。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其势尤順而易。凡此种种问题，以现在地位、声望、魄力而论，均非待定武前来解决不可。”
定武，即张勋；东海，指徐世昌；大树，华甫，即冯国璋；丹忱，倪嗣冲；芝泉，段祺瑞。阮忠枢，袁世凯幕僚，且与袁世凯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对于北洋系，对于民初政治均有极大影响。他向张勋复述倪嗣冲这段话，即最后那几句——“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其势尤順而易。”——对张勋误导最甚，后来几个月的历史走势，都可以从这段话中找到痕迹。
这段话迎合了张勋这一批保守主义者的情绪，以“倒黎排冯”，推举徐世昌作为前置条件，渐次由徐世昌出面整理内务，然而找准时机将政权还给宣统，物归旧主。这是相当一批北洋旧人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毕竟他们当年是为大清效力，清帝退位也有他们的责任，而“民国不如大清”又让他们内心有点不安，尤其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如何将权力安全地转给宣统，帝制他为而不再是帝制自为，是这批保守主义者的基本共识。阮忠枢的复述让这个行动具有了可操作性，其幕后操盘手至少在这个时候就是段祺瑞，倪嗣冲只是将段祺瑞的意思说了出来。
张勋对黎元洪、段祺瑞两个阵营的邀请、示意，均没有给予积极回应，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准备，他相信黎段相斗，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把握得好，中国政治从此踏上坦途，一举解决辛亥国体变更后遗症，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一个有效率的威权体制和秩序。
顺着阮忠枢的思路，张勋没有在黎段之间选边站，而是继续驻守徐州，密派心腹机要赴南北各地，与主张还政于宣统的各派势力接洽。商衍瀛在天津与张镇芳、雷震春甚至商量了利用武力配合宣统复辟的行动计划，梁敦彦基于外交背景集中讨论了对外交涉，“主张乘机即发，不必专以抗德为题，宜痛陈内政之不善，带说外交失败。我势若成，各国不必顾虑。若日本之野心，亦在因应得宜而已。”
在张勋等人看来，中国当时最大的困扰在权力结构，因此要有一个根本解决，要有制度性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步，剩余的问题比如府院之争，对德宣战等这些枝节问题必将迎刃而解。但在黎元洪、段祺瑞等人那里则不这样看。
4月25日的督军团会议，已经就中国参战问题达成一致。5月1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旋由段祺瑞率同阁员面请黎元洪核准，黎元洪也明白答应只要国会通过，他就履行总统在命令上盖章的责任。此后几天，为了争取两院议员认同，段祺瑞，以及各省督军都通过各自的关系与议员们沟通。
5月10日，众议院举行参战案审查会。就议员党派构成而言，即便当天的审查无法通过，但也不至于太尴尬。然而，段祺瑞的手下太想一举通过了，于是找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什么“公民请愿团”，包围议会，以民粹手法威胁议员必须在当天通过此案，否则就不让议员出去。
公民团事件让相当一部分议员非常恼火，他们分批谒见黎元洪，希望总统出面调解。农商总长谷钟秀、司法总长张耀曾、海军总长程璧光愤而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微行出走。至此，段祺瑞内阁只剩了段祺瑞一人。
11日，段祺瑞在府学胡同私邸召集亲信共商对策。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建议段祺瑞辞职，另组多党派合作的“国防内阁”，专力应对参战问题。但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以及在京各督军等均以为不可。权衡利弊，段祺瑞放弃了辞职念头，继续努力，让督军团成员各显其能与议员联谊，并派员到上海等地疏通宣战案，争取议会早日批准。
各方疏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月19日，众议院复议宣战案，议员褚辅成动议，“谓阁员辞职者甚众，不如缓议，俟全体内阁改组，再行讨论。”当时以229人对125人，未投票者54人之结果，多数通过，即以此意咨复政府；盖至此已将参战案暂时搁置，而转为变相的不信任段祺瑞而欲其辞职。后经屡次疏通，均无效果。
众议院出乎意料的做法让段祺瑞、督军团恼怒不已。当天（19）下午，督军团在倪嗣冲私邸召集紧急会议，研究系的重要人物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出谋划策。他们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其通过参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就程序而言，众议院暂停讨论参战案，转而探究内阁信任，并不违规。但是这些督军毕竟缺少议会政治的训练，不明白议会政治的真实意义，甚至不清楚议会终究不敢否定参战案，议员们的刁难，其目标只是争取宣战之后的话语权。这些军人太霸道了，山东督军张怀芝是一个样子粗暴的大块头，他在省议会对着议员讲话时竟然这样说：“你们像一群聚在大笼子的鸟。如果你们规规矩矩，并且唱一些悦耳的歌儿的话，那么我们就喂养你们；否则，你们就什么都没得吃。”
军人公开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破坏国会，终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因此，在徐树铮建议下，督军团只能撇开参战案，“借口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地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督军们认为这个主意相当高明，决定采纳实行。你审查还补充了一个意见，就是总统如果拒绝解散国会，各督军便联名辞职，宣布不负地方治安的责任。大家也齐声叫好。
但是，又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宪法尚未完成，假如宪法不良而请解散国会，未免言之过早，不如改做两个步骤：先呈请总统咨文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如果国会拒绝改正，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此外，各督军相约不离京，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你们的行动，你们就会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嚇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以你们的部下来接任，就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打伙儿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根据这个方案，督军团当天呈请黎元洪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文曰：“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查责任内阁之制，内阁对于国会负责。若政策不得国会同意，或国会提案弹劾，则或令内阁去职，或解散国会，诉之国民。本为相对之权责，乃得持平之维系。今竟限于有不信任议决时，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凭；提案弹劾，尚须罪状可指。所谓不信任云者，本属空渺无当。在宪政各国，虽有其例。较无明文内阁相对之权，应为无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参议院之同意。我国参众两院，性质本无区别，回护自在意中。欲以参议院之同意，解散众议院，宁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内阁于时时颠危之地，更侵国民裁制之权。宪政精神，澌灭已尽。”
关于责任内阁的权利，督军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且内阁对于国会负责，故所有国家，法令虽以大总统名义颁行，而无一不由阁员副署。所以举责任之实际者在此，所以坚阁员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总理，为国家何等大政？乃云不必经国务员副署。是任命总理时，虽先有两院之同意为限制，而罢免时，则毫无牵碍，一惟大总统个人意志，便可去总理如逐厮役。试问为总理者，何以尽其忠国之谋，为民宣力乎？且以两院郑重之同意，不惜牺牲于命令之下。将处法律于何等，又将自处于何等乎？”
对宪法草案更激烈的指责是，“至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层，议会专制口吻，尤属显彰悖逆，肆无忌惮。夫议员议事之权，本法律所赋予。果令议决之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则议员之与法律，无不可起灭自由。与‘朕开口即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异？国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权，将同归于消灭，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议员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
督军们认为，正在二读的宪法草案问题太大，“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以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因此，为国家前途安危计，“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依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
这个呈文推年龄最长的孟恩远领衔，督军、都统以及部分代表二十多人在上面签名。张勋不在北京，没有在这个呈文上签名，但他在第二天专电督军团，支持解散国会，声称“勋当力持正义，为诸公后盾。”倪嗣冲当天将呈文送交国务院，请其转呈大总统。徐树铮在呈文上加盖了一个将军府的大印，另外拟就一份解散国会的命令，一并送往公府。
黎元洪当天就看到了这个呈文。他认为，各省督军一个人资格，以国民一份子的资格，就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散国会，这就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动了。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他愿意以个人资格邀请国会议员谈话，代表各督军表达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但是对于各督军送来的这个呈文，黎元洪决定不予批答。
20日，黎元洪邀请国会中各政团领袖——政学会的谷钟秀，研究会的汤化龙，益友社的吴景濂，政余俱乐部的王正廷到公府谈话。黎元洪介绍了督军团对宪法草案的意见，希望国会自动改正。各政团领袖表示对此并无成见，他们愿意将这些意见转达给本团体的议员进行考虑。由此可以感觉到，尽管议会、总统府、国务院之间有诸多不同意见，但是如果用心沟通，和平相处，对许多重大问题并非完全无法取得共识。
谈话将结束，或问黎元洪，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有什么办法对付？黎元洪说：“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也就是说，在任何条件下，既不解散国会，也不对德宣战。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英文《京报》揭露段祺瑞以允许日本训练中国军队和控制兵工厂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这个条件是“二十一条”中曾经出现过的内容，因而引起舆论大哗。
段祺瑞率领各省督军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推动中国追随美国，对德国宣战，加入战团。在他们看来，宣战的障碍主要在议会，因而他们不遗余力试图推翻议会。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美国人尽管希望中国尽早对德宣战，但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接受军人们发动反对国会的政变。在这个微妙时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与外交部次长陈籙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他对各省督军不在自己的省份处理紧要事务而聚集在北京干涉中央政府感到奇怪。芮恩施还让这位次长清楚地理解，“为了执行参战政策而发动任何推翻国会的运动，决不会得到美国的同情。”芮恩施知道这位次长和督军们过从甚密，他一定会将美国公使的意见转达给督军团，也会报告给黎元洪、段祺瑞。
或许是美国的看法，或许是其他因素，总之，黎元洪对于督军团的态度没有趋软，反而日益强硬。21日，他邀请督军团呈文领衔者孟恩远入府谈话。黎元洪诚恳表示，解散国会在约法上是没有根据的。当前的问题在内阁而不在国会。段祺瑞已经无法继续干下去了。因此，解决时局困扰的枢纽，惟有总理辞职，另外组织一个健全的内阁。黎元洪透露，他准备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个人中间选择一人继任国务总理。孟恩远表示愿将总统的意见转达各督军，即由公府退出，前往曹锟住所召开督军团紧急会议。会议散后，孟恩远又单独前往公府见黎元洪，介绍督军们讨论结果，仍然建议维持段祺瑞内阁。
当天（21）晚上，督军团又在府学胡同段祺瑞住处举行会议。会议结束，大约十一时，就有一批督军，或各省军事代表实践“打伙儿离开北京”的计划，乘坐特备的火车前往天津。据芮恩施目击，他当天获知消息后，迅速驱车前往车站，“我们穿过前门，一路看到大街上有许多马车装载着军用品和家具急速地驰过。还有许多辆汽车也正在从这些马车旁急速地驰向车站。月台上一些军队在忙乱地把各式各样的军用品搬进车厢。我们的朋友督军们正在聚集在一辆特等客车里。”
第二天（22）中午，黎元洪为美籍法律顾问威洛比博士饯行，芮恩施应邀作陪。芮恩施发现黎元洪的心情很愉快。督军们遭受挫折，使他心里非常高兴。“一切危险都过去了，”黎元洪宣告说，“我要免段将军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并且让国会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决定参战问题。”芮恩施为了想要知道黎元洪为什么那样信心十足，就问他将启用谁来代替段祺瑞和他的内阁，以及他是否相信不同那个重要的党派联合，政府能维持下去。“哦，我想是能够的，”黎元洪向芮恩施保证，“一切都已安排好了。”芮恩施又进一步追问，问他准备依靠什么人，黎元洪的答复使芮恩施“感到说不出的惊讶。”黎元洪说：“张勋将军会帮助我。”张勋渐次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人物。
但是，芮恩施对张勋并不看好。他认为，黎元洪依靠的不是张勋提出的主张，而是张勋与段祺瑞的不和。黎元洪虽然对于政府具有十分现代的概念，但对于这件事他却继承者中国人的一种强烈的本能，就是企图使一些强有力的人之间互相对抗，而从中制胜。
在天津，据闻各督军往访徐世昌，争取支持，但徐世昌拒而不见，不愿现在沾惹黎段之间的是非。各督军渐渐分成三派，一派有倪嗣冲、张怀芝等三四人，准备前往徐州，往商张勋，请张勋领衔电请解散国会，留总理换阁员，否则一律辞职，以为要挟；第二派有孟恩远、赵倜、田中玉等，返回任所，遥为声援；第三派就此脱离。在徐州的张勋，此时也“有电报到津，拒绝督军等来徐，然彼等因计划既归失败，亦未便贸然回任，务欲力劝张少轩（张勋）引入彀中，共策后图，故赴徐州矣。”
5月23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李厚基、王占元、张怀芝、倪嗣冲自天津乘车南下，前往徐州。并邀请与张勋关系甚密、同样具有强烈复辟倾向的雷震春、张镇芳同行。雷张二人婉辞，以为张勋“自有宗旨，非听人指使者。”众督军答曰：“彼之宗旨固在复辟，余等助之复辟可也。”于是二人遂允偕行，于是众督军与张勋在复辟帝制上无须商量而达成了共识。这是“丁巳复辟”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节点。
既至徐，众督军欲张勋为之泄愤，然张却以淡漠待之。时，黎元洪免段祺瑞国务总理的命令已经发布，而众督军在旅途中，并不知道；张勋“出京电相示，众愈哗。张遂语之，曰诸君既欲泄愤，则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义而兴师乎？既无名义，则只得听之耳。遂其入内。是夜，又得免倪嗣冲职，以安武军归张节制，及免朱家宝职之令。张命人以京电出示于众。众怒汹汹，请张出共议。久之，未至。众排闼迳入，谓张曰：公意必在复辟，余等誓从公后。张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须坚定不渝。众曰诺。乃皆定约署名而散。大旨分三步进行：一解散国会，二迫黎退位，三复辟。”
众督军如此爽快，让张勋错以为帝制复辟大业确实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重回帝制
这一段描述极具画面感。张大帅绝对不像过去许多人所描述的那样迂腐不堪，脑后一个小辫子，摇头晃脑，而是一个足智多谋，很会设局，又会把握节奏，抑扬顿挫，调动各督军情绪似如来佛。
当然，这段描述也不可尽信，不同或相互冲突的描述所在多有。一个略有差别的说法是：“及到徐州，代表毕集，立开（第四次徐州）会议。张勋亲自出席，略说数语，意谓现在时局如此，势非复辟不可，大家如以为然，即请签名为证。倪嗣冲首起赞成，连曰是是，老大哥所见不错的。各代表亦同声应曰是。而张笑谓倪曰：老三，你只会吃饭，如何会办事。盖倪张系香火兄弟，倪第三也。彼时倪也微笑应之，曰是，于是依次签名，倪为首，而奉天代表为殿，其间绝无表示反对者，更无发表赞成意见者。人谓彼时张勋之气势足以慑人，余知各代表亦未尝无深明大义者，不过当场出诸仓卒，只得屈从一时，殆一离徐，多数反对，而张勋固在梦中也。”换言之，张勋是有备而来，欲借北京政治危机实现复辟目的，而众督军没有料到黎元洪此次出手如此迅猛，事出突然，事到临头，又碍于军界同行的面子，在张勋突然动议阶级复辟时，无法反对，也不变反对，但事后就很难说了。
5月24日午前，各督军纷纷启程离开徐州，返回各自任所。张勋致电大总统黎元洪，陈述徐州会议情形，重申各督军绝对反对罢免段祺瑞，声称“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经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兵役“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威胁黎元洪。无奈黎元洪也属于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既然已经发布罢免段祺瑞的命令，也只好一条道走到黑。段祺瑞在黎元洪罢免令之后迅速通电全国，拒绝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以为这份文件没有经过他这位国务总理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至于黎元洪先前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人中间任选一位接任国务总理，结果，最优先的徐世昌死活不愿出来帮忙。至于王士珍，段祺瑞在21日往访，希望其代理国务总理，王推辞不就；25日，黎元洪亲访王士珍私宅，劝王出任国务总理，王依然婉言谢绝。28日，黎元洪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动荡不安的政局似乎有可能平息。
然而仅仅过了一夜，29日，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发难，通电宣告安徽独立，宣布“自今日始于中央脱离关系”：“大总统莅任以来，群小怙权，扰乱政局，国会议员乘机搆煽，日事纷呶。派别竞争，权利攘夺，正人则多方阻抑，党人则尽力疏通，以致贼私之案层见叠出，几乎政府一空，所定宪法又系议院专制。现象如此，其何能国？为大局计，为小民计，非筹解决之法不足以拯危亡。世有救国之英杰乎？嗣冲不敏，愿执鞭以随其后矣。自今日始，与中央脱离关系，何特奉闻。”倪嗣冲旋即下达动员令，并截留津浦路车辆，运兵北上。
倪嗣冲“与中央断绝关系，其影响及于各方面甚大”。同一天（29），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致电黎元洪，宣告河南独立。
翌日（30），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在张勋“以期一致”电催下宣布浙江独立；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也在这一天通电声明“与中央脱离关系”。
第三天（31），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毕桂芳、帮办军务许兰洲致电黎元洪，要求收回免段职令，否则“江省亦惟有取各省自保治安之法，一致进行”；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电宣布陕西将与安徽、山东、河南“采取同一行动，与中央脱离关系”，理由是“国会专制”；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重组内阁，否则山东将“对中央脱离关系，与奉皖豫浙秦等省为一致行动”；驻岳军总司令吴光新通电称独立各省“已相继自由行动，与中央脱离关系”，宣布岳阳“自本日起，一律戒严，所有地方行政、财政、司法、交通各机关，应移居于司令官监督保护之下”。
时局至此，北京政府陷入瘫痪状态。黎元洪总统丧失了他的优势之快，就像他获得优势时那样迅速。各条铁路对一切为督军们办理运输的命令都绝对服从。督军们的计划是要使北京陷于孤立和窒息状态。他们控制了通向北京的铁路，而且禁止装载粮食。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由于缺乏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权威迅即陷于瘫痪。不得已，黎元洪6月1日发布一道命令，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共商国是：“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
对于黎元洪的邀请，张勋期待已久，因而欣然从命。只是黎元洪所想与张勋所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6月6日，张勋致电独立各省，宣布7日将“挈队入京，共商国是”，切盼独立各省一致进行，“各省业经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驻处所，勿再进扎。”对于各界关于其将进京复辟帝制的传闻，张勋在答大陆报记者时给予否认；要求黎元洪三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他张勋决不负调停责任。
7日，张勋率定武军十二营，号称六千人，实则四千多人，或曰五千余人，自徐州乘车北上。8日抵达天津。抵津后，知日本人不予支持，不得不停止前进，待机入京。对于复辟，张勋也开始有点彷徨犹豫，不知如何进行。
抵达天津当天（8），张勋下车首先往访直隶省长朱家宝。之后前往李经羲私宅拜谒，稍事晤谈。接着拜访徐世昌，商量调停办法。这一天，张勋还与奉大总统黎元洪命专程前往天津迎接进京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会晤，张勋提出收拾时局，调解纷争的诸多条件：第一，解散国会实；第二，行责任内阁；第三，解散省议会；第四，修正约法；第五，惩办群小；第六，赦免帝制关系人物；第七，改造宪法会议。
同一天（8），张勋先遣卫队五百人进入北京，驻扎天坛；随后又遣一千五百人继至，驻扎于南城永定门外。“张勋的理论是，一个骑兵的本分就是使人畏惧。这些野蛮的骑兵，穿着宽大的黑色制服，辫子盘在脑后，以征服者的神气骑着马在北京城横冲直闯。这位‘调解者’带来了足够的兵力以支持他的意见。”
滞留天津的张勋似乎不再急于进京调停，他以最后通牒方式致书黎元洪，要求黎元洪必须在三天内解散国会，“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由此发生的任何问题，他张勋不负责任。张勋限黎元洪四十八小时就此给予明确答复。
张勋武力进京调停政治纷争，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引起了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支持者有之，日本驻华公使就认为“张勋将军的调解是和平的最后希望。最好取消国会，它是碍事的，它几乎使人不可能办事。”而美国政府对此明确反对，指示驻华公使芮恩施传达一个声明，恳切希望中国国内政界和谐一致，强调中国的参战问题与中国政界团结和把党派争端放在一边的问题相比，是一个次要问题。芮恩施口头上又连带提出了一个个人声明，说美国认为这是一场为了民主原则的战争，如对美国敦请中国参战有任何曲解，认为美国企图对中国的行动自由加以强制和限制，美国对此将感到遗憾。芮恩施明确表示，不论美国多么希望中国与他在战争中合作，它都不愿利用政治纷争或无视国会而跟任何派系合作来达到这一目的。因而美国对张勋进京调停政治纷争，甚至企图解散国会的行动，一直抱有相当警惕。
张勋的最后通牒让黎元洪后悔不迭，所谓引狼入室，不过如此。黎元洪走投无路，只得按照他请来的调解人的要求，签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并派人送给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伍廷芳是民国共和体制最早的倡导者、构建者之一，因而他并没有顺从地接受黎元洪的指令。据无意中亲历其事的美国公使芮恩施目睹：“几天后我同伍廷芳博士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张内阁秘书的名片送了进来。我晓得他是想诱导伍博士签署一项解散国会的命令。总统依赖张勋的援助。他无可奈何，必须接受他召来的人的指挥。我同坐在外面汽车里等我的朋友重新聚谈。他刚才无意中听到内阁秘书的司机和外交部的传达的谈话。司机曾说：‘你们的老头子预备签字吗？你最好设法使他签署，否则或许会发生问题的。’这些部属们正在睁大眼睛注视着。……伍廷芳博士起来反对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对于唯灵论、素食主义和长寿术等事情，我也许并不能总是十分认真地了解他，但是我钦佩他即使在黎总统屈服以后，仍有沉着的勇气，毫不妥协。”
伍廷芳不愧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据说张勋曾气势汹汹威吓过伍廷芳：“兵临近畿，旦夕即可横决，设以一人之梗议，致大局之全隳，责有专归，悔将何及？”但伍廷芳不为所动，坚定地表示：“约法无解散国会明文”，非得全国一致赞同不能“遽然从事。”黎元洪，以及冯国璋等见伍廷芳不肯向张勋妥协，转而敦促李经羲“即日进京就职”，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而李也躲闪不前。
在任何时代，均不乏逆行、逐臭者，“6月13日黎明以前，伍（廷芳）博士被人从床上叫醒，请他副署总统指派兴致勃勃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将军代理国务总理并接受伍博士辞职的命令。拂晓前江朝宗将军就签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总统同意发出这个命令，有人告诉他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制止北京的动乱。”
国会既经解散，张勋、李经羲第二天（14）由津入京。15日，张勋赴总统府谒见黎元洪，商讨解决时局的办法。第二天（16日），张勋做出一个惊人举动，进宫叩见前清废帝溥仪，将帝制复辟的闲言碎语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这确实是一个作死的节奏。
仓皇结束
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描述，
“在这（张勋入宫）以前，我亲自召见请安的人还不多，而且只限于满族。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庆宫念书，在养心殿看报，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游戏。我看见神武门那边翎顶袍褂多起来了，觉得高兴，听说勤王军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军溃灭了，也感到泄气。但总的说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肃亲王逃亡旅顺，消息不明，未免替他担心，可是一看见骆驼打喷嚏很好玩，肃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们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诉我的时候，那准是一切都商议妥帖了。阴历四月二十七日（16）这天的情形就是如此。这天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宫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起走进了毓庆宫。不等落座，陈师傅先开了口：‘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请示的。’‘谁呀？’‘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张勋？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正是，正是。’梁鼎芬点头赞许，‘皇上记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勋。’梁师傅向来不错过颂扬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
溥仪接着回忆：
“按照清朝的规矩，皇帝召见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每次召见不常见的人之前，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诉我要说些什么话。这次陈师傅用特别认真的神气告诉我，要夸赞张勋的忠心，叫我记住他现在是长江巡阅使，有六十营的军队在徐州、兖州一带，可以问问他徐兖和军队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末了，陈师傅再三叮嘱道：‘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皇上切记，一定要谦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满招损，谦受益。’梁师傅连忙补充道，‘越谦逊，越是圣明’。”
16日上午七点半，张勋找出压在箱底的那些前清时期的官服，头戴红顶花翎，身穿沙袍褂，坐汽车至神武换乘特赏肩舆，赴宫请安，并带定武军统领四人，随同入谒。清废帝溥仪当即赏给张紫禁城骑马的资格，即时叫起，张勋随同四统领入内。行礼毕，四统领退出，张勋则由世续、绍英、耆龄三人并禁卫军索团长，护卫营唐统领，导入养心殿谒见宣统帝，面陈时局。四皇妃复亲临养心殿，垂询一切。
据溥仪回忆，
“我进养心殿不久，他（张勋）就来了。我坐在宝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头。‘臣张勋跪请圣安……’我指指旁边一张椅子叫他坐下（这时宫里已不采用让大臣跪着说话的规矩了），他又磕了一个头谢恩，然后坐下来。我按照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有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到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身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他说皇上真是天生聪明。我说我差的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这次召见并不比一般的长，他做了五六分钟就走了。我觉得他说话粗鲁，大概不会比得上曾国藩，也就觉不到特别高兴。可是第二天，陈宝琛、梁鼎芬见了我，笑咪咪地说张勋夸我聪明谦逊，我又得意了。至于张勋为什么要来请安，师傅们为什么显得比陆荣廷来的那次更高兴，内务府准备的赏赐为什么比对陆更丰富，太妃们为什么还赏赐了酒宴等等这些问题，我连想也没有去想。”
也有资料说当天的宴请的主人就是宣统，前清摄政王载沣，以及载涛、毓朗贝勒均在坐。十一时半始撤宴。张勋献纳修理陵寝经费，为数甚巨。清室亦赏赐古瓷名画数件。张勋这一天一切礼节，悉依旧例，即持前两江总督职衔谒上，仍称奴才，仿佛重回大清帝国时代。
另据“熟悉内幕”的冷汰记录，清废帝宣统与张勋的这次会面极端重要，实为张勋决定复辟的关键：
“先是张入都，即持前两江总督职衔入宫谒上。上召见，慰劳甚至，继问沿途灾象毕，张遂奏曰，自改共和以来，政治芜秽，变乱数起，国势飘摇，民不聊生，求皇上悯生灵之愁苦，复亲大政，以救中国。上曰，朕年幼，难担此重任。张曰，昔圣祖仁皇帝冲年亲政，手夷大难，奠定寰宇。皇上天亶聪明，上符圣祖，必致中兴之业。上肃然起立，曰朕何敢比圣祖？张曰皇上知其难则不难矣。天下虽难，其要只在中枢之得人，有好军机则有好督抚，有好督抚则有好州县，今旧日老成尚有在者，可资辅佐。上问其人，张举张人骏、刘廷琛、袁大化等以对。上问刘廷琛何如，张曰此人极忠，但性情太急耳。上曰忠爱之士，固多耿直者。此后上问甚多，自言年幼难担重任者屡。临退，上问曾见王爷否，盖言醇邸也。张答尚未。上曰适所语，不必告王爷，王爷胆小。张出语人，惊叹不置，谓皇上甫十二龄，而出语非成人所及，可见帝王自有真。其决即复辟之意，源于此矣。”
这段对话较溥仪的回忆更多细节，更多实质性内容，但是也被一些研究者以为不可信，理由“时溥仪为十二岁的儿童”，如此理智、深刻的谈吐，“实难使人相信，但由此可以看出张勋等人的反动宣传伎俩。”
溥仪的英姿、胆略、睿智让张勋佩服不已，坚定了他复辟帝制彻底解决时局危机的勇气、信心。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张勋清楚，关涉国体变更如此大的事情，没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文武百官肯定是玩不转的。张勋遂通过各种关系约请在上海等地的主张复辟同志尽快进京，共襄盛举；并委托陈曾寿亲至上海邀请并迎接最著名的几位帝制复辟分子沈曾植、王乃征、郑孝胥、李季高、沈爱苍北上。6月25日（五月初七日），陈曾寿抵津，正准备搭乘津浦线列车南下时，忽然收到北京来电，告诉他沈王二公同康有为已经启行，请在津稍候。27日（初九日），沈王康到津，遂一同入都。张勋派员接待，设行馆于法华寺中，唯康有为居于张宅。“康有为自辛亥以后，当局屡招致不肯出，平居持论亦主复辟，诸君子以此多与往还。然虽主复辟，欲行虚君之志，宗旨固别有所在。张亦知之，故相待礼貌极优，而正事概不与商。虽居张宅，实同赘疣耳。”
这个说法只是一面之词，另一个说法可能更合乎实际。被誉为中国“现代圣人”的康有为抵达北京之后，参与了张勋的复辟密谋，并且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康有为是1898年反对专制体制的第一次改良运动的领导人，后来一直是坚决的君主立宪派信徒。他用哲学的理论鼓励张勋，并为他撰拟一切文稿。他们两人都相信，皇帝复辟一定会立刻使所有督军们都积极支持政府，因为督军们的真实情感是明显的拥护帝制的。他们的同意被认作当然之事，在拟就的文稿中也明白地假定已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这些当然都不是真实的，就像1898年那次政变一样，康有为的超级想象，成为下一步政治发展的起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不仅断送了戊戌年间政治变革的前程，而且实际上将一个原本可以继续在紫禁城里长久传承的“小清帝国”永远送进了历史。
28日（初十日），张勋请沈曾植、王乃征到张勋位于南河沿的私宅会议，雷震春、张镇芳已先在，雷张二人专任联络北方军队之务，其余则预于密谋诸人。这一天的会议大体决定了行动方案，然后由各人分头进行准备。
29日（十一日）无事。
30日（十二日），张勋已让他的一些亲密顾问，特别是康有为，拟妥了必须的皇帝上谕。上谕中说，政府的首要官员如冯国璋、陆荣廷，以及其他同样显赫的人物，都奏请皇帝恢复帝制。中央政府和各省最高级官员的任命名单也已准备妥当。还有一份准备好的上谕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本人曾奏请重建帝国，这道上谕封黎元洪为一等公。这是认为黎元洪的同意是当然之事的一个惊人事例。
等到各种上谕都准备就绪并可以提出时，30日晚，张勋在江西会馆举行宴会，邀请北京军警机关的首长参加。在喝了很多酒以后，张勋宣布了他拯救中国的计划，他说各种筹备工作都已办妥，并已确实获得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支持。于是他指着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王士珍说：“当然，你是支持这个行动的罗。”
王士珍闻言大为震惊，但他知道没有办法拒绝了，因为在他面前摆着的是一个既成事实。张勋也用同样的办法取得了步军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两位将军的同意。
另一个不同的版本说，30日晚，张勋赴同乡会之招，往会馆观剧，至十二时始归。归后，张勋以电话约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等四人立即前往其南河沿私宅。四人至，散坐院中。张勋突然发话：“余此次入都，实为复辟而来，今已定于明晨举行，诸公意如何？”王士珍、江朝宗犹豫未决，问各省及外交有接洽否，又以西南反对为虑。张勋以徐州会议之情形，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催办此事之电，及外交接洽之状告之。盖陆荣廷春间入都，曾以前广西提督职衔入宫请安，蒙宣统召见，极服皇上之英明。南返时经过徐州，曾与张勋谭宴甚欢，早有成约。两天前，陆荣廷曾同陈炳焜、谭浩明二督密电张勋催办。至于外交方面，据张勋经历，年余来，时有日本人至徐州，述其总理寺内切望中国复辟之意。张勋入都后，暗约梁敦彦担任外交，梁诺之。微探各使馆意向，均无异词，唯美使稍有怀疑之态。张勋介绍完这些情形后，以一语断之曰：“此事余志在必行，诸君赞同，则请立即传令开城，放余天坛兵队入内。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王、江等皆唯唯，遂下令打开城门，让驻扎在天坛等处的张勋定武军进城，遍布各处。
这件事就这样进行了。张勋指使王士珍和另外四个人立即到黎元洪总统寓所，去唤醒正在睡觉的黎元洪。这是黎元洪命中的不幸，人生中的两次重大事件都是在睡梦中被人惊醒。王士珍等人要黎元洪同意奏请恢复帝制的奏折。
与此同时，张勋带着其他人到皇城去。但是他的计划并没有得到皇室中王爷们的支持。张勋以重金贿赂了管理宫门的太监；太监替他和他的随从打开了宫门，并他带到小皇帝的寝宫。
据溥仪回忆，7月1日，一大早，还是在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起出现，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的口：“张勋一早来了……。”“他又请安来啦？”“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陈宝琛说到这里，看到溥仪正在发怔，赶紧说：“请皇上务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与人归……。”溥仪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他呆呆地望着陈宝琛，希望多说几句，让他明白应该怎样当这个“真皇帝”。“用不着和张勋多说话，答应他就是了。”陈宝琛胸有成竹地说，“不过不要立刻答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如此安排之后，溥仪回到养心殿，召见了张勋。
在养心殿，溥仪身着黄纱袍马褂，头戴困秋帽，上覆红绸，端坐皇帝的宝座上。身穿蓝纱袍黄马褂的张勋率领众人伏地行三跪拜礼，阶下定武军高呼万岁三声。张勋奏请复辟折说：
“经国以纲纪为先，救时以根本为重。我朝开基忠厚，圣圣相承。立教则首尚人伦，敷政则勤求民隐，是以皇灵赫濯，敬者懔若帝天，化泽涵濡，爱者戴如父母。虽经发捻寇氛之居，卒赖二三大臣效忠疆场，用能削平祸乱，弼我丕基。盖仁泽入人既深，而王纲又以维系之也。二十载以来，孝定景皇后不忍以一姓之尊荣，罹万民于涂炭，勉循所请，诏设临时政府。原冀惠安黎庶，止息干戈，岂意根本动摇，竟以安民之心，助彼厉民之虐。彼时臣勋、臣国璋等，孤军血战，莫克回天；臣嗣冲、臣怀芝等虽力遏妖氛，卒难荡决；贻忧君国，寝馈难安，忠愤填胸，积年成痗。然不敢不仰承庙略，幸冀升平。蒙难坚贞，于兹七载。乃共和实行以后，上下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贪济暴，道德沦丧，民怨沸腾。内外纷呶，迄无宁岁，苍黎凋瘵，逃死无门。此实非孝定景皇后逊政之初心，我皇上所当收回政权，实行安民，以仰承先志者也。”
民国不如大清，这是张勋建议宣统中止1912年与临时政府达成的逊位协议，收回政权。
据溥仪回忆，张勋这次当面说的不像奏折上写的那样斯文，大概意思差不多，就是“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一姓的尊容，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的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听了张勋的啰嗦、念叨，溥仪按照师傅的交代回答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夸了一顿，又把康熙帝六岁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听着张勋叨叨着，十二岁的宣统竟然想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个大总统怎么办？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张勋答道：“黎元洪奏请他自己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这显然是个假消息，但张勋的情报确实如此，这也是他后来不得不失败的原因，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瞿鸿禨这些前清旧臣对民国现状确有不满处，也确实发过民国不如大清的感慨，但这并不能与他们主张、同意帝制复辟划等号，更不能假借他们的名义伪造请求帝制复辟的奏折，否则只要一个人出来声明，整个事情肯定砸锅。张勋、康有为，都是以自己的想象代替了事实。张勋既然如此表达，宣统按照师傅的交代，一句话结束了此次“召见”：“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重当皇帝）吧。”丁巳复辟，宣统复辟，就这么简单。
召见结束后，陆续有人来给溥仪磕头、请安、谢恩，稍后奏事处太监拿来一堆提前准备好的上谕用印，一口气发布了九道谕旨。最关键的复辟谕说：
“朕不幸，以四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业，亿万生灵之命，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弥乱，民得安居。乃国体自改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抢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值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出十余万万，而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苦吾民，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而难安。而朕身居宫禁，日夜祷天，彷徨饮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体动摇，人心思旧，合辞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禨等为国势阽危，人心涣散，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人；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民各等语。览奏情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微眇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讆言，遂置亿兆生灵于不顾。权衡轻重，天下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
仅从这些文字看，仅从宣统方面看，既然民国不如大清，既然有那么多老臣一再吁请，那么勉为其难，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自然有其正当性。可惜的是，这里所说的许多前提条件，诸如冯国璋、陆荣廷、瞿鸿禨、黎元洪等呼吁，并不真实，甚至相反。
还应该指出，丁巳复辟并不是要恢复到君主专制的体制，而是要恢复经过改革的君主立宪体制，甚至是虚君体制。这个体制在清末改革十多年一直求而不得，现在却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案提出来备选。宣统复辟谕规定了新体制必须遵守的九个原则：
“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一、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一、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一、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俗等事，并着所司条议具奏。一、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洋各国正式签订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一、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损，并著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一、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型律为准。一、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一、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
这九条宣布，大致属于清末十年政治变革中一致呼吁强烈而始终无法落实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统治者在自己掌握着绝对权力时不愿意改革，一旦失去了权力，想改革而不得，因而对于先前的改革呼吁愿意给予最大限度的回应。
复辟第一天，张勋让溥仪一口气下了九道谕旨，以为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因而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赞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著照常供职；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七人为议政大臣；授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授梁敦彦、雷震春、朱家宝、张镇芳、王士珍等为外务、陆军、民政、度支、参谋等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稍后，又授瞿鸿禨、升允为大学士，并授沈曾植、萨镇冰、劳乃宣、李盛铎、詹天佑、贡桑诺尔布为学部、海军、司法、邮传、理藩部尚书。一个与民国毫无关联的帝制政府就这样搭建起来了。只是这个政府实际上只存在了一天，而且只是理论上存在，并没有投入实际的运转。
据亲历其事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记录，“正如人们可以想象到的，这时发生了一些可笑的事情。一个颇著声望的人被国务总理请去和总统讨论关于就任内阁某部总长的职务。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听到复辟的消息后，还在早晨十时左右在旅馆里遇见他。问他来北京有何任务，这位著名人物表示信任的说，他只等马车接他到总统府去。‘没有总统了’，人家告诉他说，‘现在是一个帝国了；皇帝已经在今晨四时登位了。’这位大人物听到这消息，其惊愕之状，令人发笑。”像军事首领头天晚上被欺骗一样，北京也被欺骗了一天。“当复辟的消息传开时，群情激动，一片欢腾。到处飘扬着黄龙旗子，全城很快地呈现着节日的景象。对过去的光辉的记忆的复活，似乎使北京居民全都成为帝制派。但是，这一运动到7月2日早晨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
顶点就是衰败的开始。7月1日，梁启超闻讯后，立即发一反对通电：
“倡帝政者，首借口于共和政治成绩之不良，夫近年政治之不良，何容为讳，然其造因多端，尸咎者实在人而不在法，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觉悟，洗心革面，则虽岁更其国体，而于政治之改良何与者。若曰建帝号，则政自肃，则清季政象何若，我国民应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过去罪将焉蔽？况前此承守成余荫，虽委裘犹可苟安，今则悍帅士狡，挟天子以令诸侯，谓此而可以善政，则莽卓之朝，应成郅治，似斯持论，毋乃欺天！帝政论者又动以现今之党派轧轹为口实，夫党争之剧，吾侪亦曷尝不疾首痛心，然须知既以宪政号国中，则党别实无可逃避，容之则渐纳于轨，蹙之则反扬其波，今之定策，拥立者岂能举全国青年才智之士而尽坑之，坑之不尽，党固在也，坑而尽，又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今之主动者，以浅薄之凭借，而谬师操、懿之故智，处文明之世运，而梦想雍乾之操术，叩以立宪之义，盖举朝莫之能解，使其政府幸而有一年数月之寿命，则其政象吾敢为预卜，曰桓玄、朱温时代之专制而已。夫专制结果，必产革命，桓玄、朱温宁有令终，所难堪者，则国家之元气与人民之微命也。然使果能得一年数月之苟安，则吾民或且姑为容忍，殊不知立国于今世，非闭关所能自存，苟不获自厕于国际团体之林，则国实不成为国。”
在梁启超看来，共和确实有许多问题，但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复辟，而在于完善，今次复辟，就外交论，就财政论，就军事论，均无正当性、合法性，也没有存在的理由。梁启超大胆预测，“虽举国之士，噤若寒蝉，南北群帅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恶自毙吾敢决其不逾两月。”
这就是政治远见，与乃师康有为相比，二人的差距实在太明显了。
不仅发布通电，号召志士起而反对，捍卫共和，而且与研究系同仁汤化龙，以及徐树铮，迅速拥戴段祺瑞复出，再造共和。
张勋、康有为，以及清室遗老对外部的真实情形太缺乏了解了，他们说黎元洪如何如何，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黎元洪不仅没有什么“奏请奉还国政”的声明，相反却借机逃到日本使馆避难，并迅即发布通电：“此次政变，动摇国体，不能行使职权，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大总统职务，并任段祺瑞仍国务总理，此后一切救国大计，由副总统、总理协力进行。”这也为段祺瑞重新出山提供了一个法律上的依据。7月2日晚，段祺瑞、梁启超、汤化龙等一行驰抵马厂，往见陆军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李长泰出身于北洋武备学堂，与段祺瑞为同班同学，因而对段祺瑞毫无保留给予支持。3日上午八时，李长泰召集军事会议，议决公推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同日夜，段祺瑞即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布檄文，痛斥张勋，指为逆贼，“颠覆国命，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同愤。”通电追述事件始末，宣布
“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且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徳，久而弥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泐成宪，事事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利赖之。”
继张勋，冯国璋、陆荣廷、徐世昌等相继通电，反对复辟。4日，段祺瑞马厂誓师，并与冯国璋联电历数张勋八罪，即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段芝贵为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倪嗣冲为皖鲁豫联军司令，并以梁启超、汤化龙、李长泰、徐树铮为参赞，靳云鹏为总参议，傅良佐、曲同丰为军事参议，张志潭为秘书长，曾毓隽、刘崇杰、叶恭绰、丁士源分任军需、交涉、交通、军法处长。段祺瑞宣布就任国务总理，用实力讨伐张勋已经成为一个不必怀疑的政治选择。
5日，曹锟率讨逆军西路军攻占卢沟桥，东路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李长泰第八师攻占黄村。6日，冯国璋在南京就代理大总统职，段祺瑞设国务院办公处于天津。张勋面对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通电申述徐世昌、冯国璋先前均曾赞同复辟，徐州会议各省督军亦曾就此作出决定。尽管张勋将帝制复辟的责任分解给各位，但毕竟讲一个概念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还是张勋本人。
外部压力实在太大，尤其是各国外交官也并不是张勋、康有为原先所认识的那样，赞成帝制复辟。军事的压力，外交压力，终于使张勋帝制派内部发生急剧分化，清室中的一部分人将责任全部推给张勋，康有为逃到美国使馆避难，公使团劝告清室解除张勋所部武装，而张勋的部下也渐渐不再赞成复辟主张。7月11日，段祺瑞通告公使团，宣布将于明天进攻北京，炮击天坛及皇城附近张勋部。
7月12日黎明，进攻北京的战斗打响了。大约十一时，战斗进入高潮，皇城被飞机扔下的炸弹击中。中午之前不久，张勋由一个在中国警察方面工作的德国职员伴送到荷兰公使馆。张勋是被他的部下将领用近乎使用武力的方法劝服的。张勋还抱着可以调解的幻想，但荷兰公使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张勋又想回到他的部队去。当然这也是不能允许的，丁巳复辟至此以失败告终。
“张勋（帝制复辟）冒险计划的迅速失败并不是由于中国北方没有帝制的情绪这一固有的弱点。事实上，北方军界倾向帝制是众所周知的。人们认为帝制运动是会发动起来的，如果能够能够慎重地计划和筹备的话，或许可以容易获得成功，至少会在一个时期内获得成功。这次失败是由于张勋指望北方军人对帝制的倾向，却忽视了实现的磋商，因为这种磋商会使潜在的支持转化为实在的力量。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张勋的失败无疑地使中国的帝制事业受到一次极大的挫折。在两次复辟的企图失败后，野心家们在从事这种冒险以前将要再三考虑了。这就是说，复辟的种种努力实际上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共和政体。”
中国因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其最大的收获是将帝制彻底送进了历史。中国没有像法国大革命之后那样没完没了地复辟、反复辟；共和，反共和，在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直至1950年代晚期第五共和建立，方才彻底打消了帝制复辟的可能。中国如果从1912年初清帝退位算起，至1917年丁巳复辟，前后不过六年，经历不过两次，此后的中国，帝制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再跋扈的统治者，最想集权、专制的统治者，无论怎样变换名词花样，再也没有人胆敢尝试帝制，尽管内心深处有着浓厚的帝王情结。这就是历史进步，这就是世界潮流。
共和体制肯定不是人类最优体制，这个体制顾及了公平、权利、正义，但也确实有碍于效率。如何将这些需求汇为一炉，对于政治学家来说，还是一个未解难题，究竟是牺牲正义、公平、权利，追求效率，还是在尊重正义、权利、公平前提下提升效率，这都是值得政治学家继续探究的问题，但作为政治家，一定要切记历史潮流犹如长江、黄河，无论如何曲折，一定要流向大海。自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全球化就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与全球化相配套的制度设施，不论从亨廷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观点看，还是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观点看，民主化，让人民拥有更多的权利，拥有选择政府的权利，都是毋庸怀疑的事情。政治家能够改变历史的方向，但这种改变一定顺着历史大势，而不是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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