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甲午海战的实质是日本通过效仿西方海权国家，积极主动争夺东北亚海域的制海权，从而实现如同西方所谓“海洋国家”般向外扩张利益的重要一步。反观清朝在甲午海战中的败局，其根本原因是当事者不具备争夺制海权的战略意识与执行力。从鸦片战争以来到甲午战争前夕，尽管关于“海防紧要”问题有了从朝野关注者甚少到搬上朝政日程的转变，但朝臣在筹办船炮、海军时多是出于为形势所逼的被动防守，而非真正具备积极主动夺取制海权的海洋战略目标。在海防思想上，与筹办海军相始终、对甲午战争的成败有直接权责关系的李鸿章，他的海防指导思想是以固守京畿要地为目的，重视威慑而不求实战，与积极主动进攻以控制对方海岸的制海权战略相去甚远。在筹办过程中，因北洋海军并不以控制东亚海域为目标而缺乏持续的财政支持与决心，在北洋海军初成规模之后三年就完全停止购置发展了，致使日本在军备上迎头超越。在实战中，日本在争夺制海权上的明确作战目标与严密部署，有效地主动出击，而将不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的北洋海军击败于我方海岸。
关键词：甲午海战 李鸿章 海防思想 制海权
自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来，学界对其研究可谓不遗余力。[0]而中国学者中，以戚其章、王家俭等诸先生的研究尤为显著。对其成败的分析，以往研究中从世界局势和东亚局势，中日国情、国力、军力、文化的对比，当政集团的战略思想、对局势的情报掌握与判断力、外交手段，将领素质和实战部署等诸个方面的探究，多不胜数。同时，随着学界对海洋的重视，从海防的角度尤其涉及制海权的层面来分析中日甲午战争的，亦有论著。[1]但整体看，完全从制海权的角度来重思此役的，相对较少且尚有深思的余地。甲午一役，对中国而言痛深创巨，几乎完全打破了东亚原来的秩序，成为日本实现自明治以来鼓吹的“脱亚入欧”的起步。其实质可以说是日本通过效仿西方海权国家，在与中国的较量中，成功夺取东北亚海域的制海权，从而得以如同西方所谓的“海洋国家”般扩张其利益。本文试图从制海权的层面重思中日甲午战争，是与当时从帆船时代向蒸汽船时代转变，海上力量成为战略决胜中之关键，海权国家开始主导世界的趋势相一致的。由是察之，或有益于加深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认识，有资于来者。
一、晚清以来朝野的海防思想
大航海时代以来，对海洋控制能力的强弱开始直接影响到各国国势乃至世界格局。西方国家对海上力量的重视并有著书立说以谈海军战略者渐为时人所知所用，并对东方国家造成影响。在19世纪后期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所作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明确将这种“控制海洋的能力”与海军战略联系起来，并认为对海洋的控制——海权（sea power）,已经是当时各国战争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通晓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将成为获取胜利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马汉的“海权”理论，或称为“制海权”的这种思维，随即在不同国家传播或认可，亦为历史所应证。[2]而对中日两国而言，海权意识的程度，有无“制海权”的海军战略，以及在实战中制海权的现实较量，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成败的关键。就中国方面，晚清以来朝野海权意识的程度如何，有着怎样的海防思想与海防战略，值得深究。
按照戚其章先生之论，将整个晚清时期海防思想之发展被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1840—1861）、重倡（1861—1874）、趋实（1874—1879）、深化（1879—1884）和高潮（1884—1894）。[3]这种划分基本上是根据对晚清海防筹办影响重大的几个关键事件而来的，戚氏所言海防思想由理论走向实践，点明了晚清以来尤其是自中英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防之轨迹。但海防思想，事实上并非与海军筹办及其实际战略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时期有关海防的论调来看，实则经历了“廷臣知其要者犹寡”到“海防关系紧要”成为朝廷日常话语。
具体来说，“廷臣知其要者犹寡”，大概是自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874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侵台时期。这个时期，虽因东西方文明器物层面尤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深刻撞击，晚清朝野对海防问题有所萌动和筹划，但尚未至“海防关系紧要”成为普遍认识，真正忧心海防者只是小部分有识之士。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林则徐和魏源。关于林则徐，他是最早也是最直接面临晚清海防新形势的，对其海防思想，一般被归纳为“以守为战”，是一种以严防为主的陆战思维。事实上，他也确实提出许多严防港口、以守为战、诱敌深入、以陆战或火攻聚集兵力的优势而歼敌。但这并不代表林则徐的海防战略就是陆地的、只守不攻而不主海战的。笔者认为对林则徐海防思想的认识，首先，应该把他提出的实战经验与海防思想有所区分，从林则徐那个时期清朝水师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木制帆船的局限，与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人海战，论速度、火力、行动力等无疑处于下风。在没有新式战船的情况下，避英法之长技所提出的实战战略亦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并不能等于就是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其次，林则徐正是认识到倚仗“以守为战”的战术绝非长久之计，提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4]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就主张：
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5]
在这里，林则徐不仅看到光凭防守海口的“以守为战”的方式是防不胜防，外敌直接战于我海面有如先发制人，只有筹办炮船，与之战于洋面方是可胜之策！林则徐这种战略主张虽未明确提出制海权的概念，但已经看到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性。他这种海战的思维在以后的书牍中经常出现，譬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就提到“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以视此时之枝枝节节，防不胜防，远省征兵，徒累无益者，其所得失固已较然，即军储亦彼费而此省。”[6]林则徐的海防思想是不断深化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7]此时，林则徐已在远谪西北的赴戍途中，其后他虽远离沿海防务，但十分关注火炮利器的图书，筹办海军战于海面的战略思想实已洞然心中。
关于魏源的海防思想，集中体现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其中《筹海篇》有四卷，在原叙中他概括为“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8]，其中“以守为攻”的想法与林则徐海防实战中的经验之谈多类似，这应该是魏源借鉴了好友林则徐的一些看法。对于魏源的海权思想，争论颇大。学者们多引用《海国图志》中“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9]来说明魏源的思想并未超越明清以来陆基防御体系的传统构想。[10]但王家俭先生则认为《海国图志》中《筹海篇》所论，与马汉的海权理论十分接近。[11]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区别魏源思想中的权宜之策和长远打算。魏源认为“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的说法行不通，主要是考虑到“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12]而很明显他认为外夷的长处在外洋，以当时水师的实力只有诱敌深入才可能有胜算。但作为长远打算，仍是需要造船制炮，“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13]其次，魏源思想中有许多与马汉理论类似之处，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已经对如何夺取制海权有明确认识。不可否认，魏源已经认识到外海水师的重要性，“水师多而不敷，以无战舰也，无战舰出洋，则口岸处处出防，以水师当陆师之用，故兵以分而见寡。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是兵以聚而见多。英夷各处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国，首尾数万里，何以水师不过九万即能分守各国？又何以入寇之兵不过五十艘，而沿海被其骚动？······吾谓不如并岸上水师为船上之水师”，[14]并且，对海战的认识上也表明，“此后则非海战不可矣。鸦片趸船仍泊外洋，无兵舰何以攻之？又非海战不可矣。”[15]但总的来说，魏源是保持攻守结合，并偏向于守的态度的，“内守既固，乃御外攻”[16]，并且在有了洋舰洋炮后，认为“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17]仍是保持固守不先攻的态势，这与马汉海权论中的先发制人是大异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海国图志》中大部分所论的主要是针对“夷”即西方国家而言，对于日本则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一点很少被谈及，现征引如下：
或又谓倭寇专骚内地，故舍外洋御海岸、舍海岸御城外者，御倭寇之法，非御英夷之法，不知此又适得其反也。倭寇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由其入寇皆穷岛亡命，无力置大艘大炮，惟恃其胆力渡洋，恃其刀枪豕突，故登陆则不可敌。使以倭船遇闽、粤之船，则如石碾米也。使其倭船遇大炮火器，则如狼驱羊也。明代剿倭名将，亦惟唐顺之、俞大猷始惓惓于击贼海中，且谓击归船不若击来船，深得治倭要领，而戈船水犀之备，亦未及见施行。夫倭之所长在陆，击之外海，在攻其短。英夷所长在海，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乃明人御倭者不知御之于外，而今日御英者，又不设伏于内，故天下实效之事，必与庸众之议论相反。[18]
魏源将日本倭寇与英国人区别对待，强调日本人陆战之实力，若要取胜，应依靠海战。并且，他援引明代嘉靖御倭战争时期名将唐顺之、俞大猷的实战经验指出，与倭寇相争必须依仗大船在海面上主动追剿击败之。惜乎此论未为后人重视，虽在后来与日本的冲突交涉中，沈葆桢等人亦有看到日本陆军难胜之处，但并未就此形成专以先发制人、御倭海上的战略，而是仍择取海陆相重的办法。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溃败不支，海军亦未能发挥其最大效力。
此外，这时期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丁日昌等人都有重视海防，置办船炮的思路。但真正对海防危机感的产生，应该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之后。比较明显的标志是，清政府的谕旨中开始明确提到“海防关系紧要”、“海防紧要”、“海防亟宜切筹”，筹备海防提上朝政日程中。此后，日本吞并琉球，沙俄侵我边疆，尤其是中法战争期间法舰队在闽浙台一带的战事，“海防紧要”的话语就一直不断地出现于廷臣的奏折、书函中。
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借琉球一案侵略台湾，清政府谕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钦办台湾事务，沈葆桢直接置身于海防并深有感触。他的看法也反映了置办海防中最紧要的事宜和当时的海防思想与现状。沈葆桢一到澎湖，马上发现“守之极难，其口有砖砌炮台一座，薄仅树寸，炮门甚多而无炮。然坚其台，多其炮，孤峙亦不可守。若炮台林立，甚不知所费几何。徘徊久之，觉无从下手。”[19]虽然之前晚清朝野对海防亦提出不少主张，甚至已有购置舰炮与外敌战于海上的思维，但在实际操办中，并未力行。临敌之际，已非守外洋还是守港口，先发制人还是固守不动的考虑，因为最基本的装备如炮台、弹药、轮船等还有待筹办，海防思想与实际筹办中尚有很大一段距离。由是，沈葆桢到台后，多次要求修筑炮台、置办洋枪洋炮、尤其是深刻体会到炮台和铁甲船对海防的重要性。他对李鸿章说，“蒙赐铜炮、火龙、火药、贫儿暴富，陆路可恃无恐，惟水路仍极盼铁甲船。”[20]他认识到利用铁甲船截断海面控制海洋的重要性：“总之，有得力铁甲船两三号梭巡南北，则外兵船无从登岸，海口方易设防”，[21]“铁甲船亦不可无，无则过台弁兵军装必为所截掠”，[22]“所以必需铁甲船者，战事一起，彼不择地而噬，豕突狼奔，各口均防不胜防，非铁甲船不能跟踪而追，联络一气”。[23]概括来说，沈葆桢的海防战略是水陆结合，炮台加铁甲船的作战方式，“陆有淮勇，水有铁甲，协之必退，即不得已而用兵，我亦可以相机策应”。[24]同时，他认为“购守口铁甲，雇大炮守，皆确切不刊之论。至各口防不胜防，似非行驶云捷之铁甲船，不能联为一气也。”[25]即不是单纯的守港口，而是海防要延伸到线、面。此后，沈葆桢一直致力于筹饷购买炮弹和铁甲船，与李鸿章等人屡次商议，但李鸿章仍有诸多犹豫。此时期因日本侵略台湾和沈葆桢等大臣的极力推动，清政府已感受到“海防紧要”的危机，开始真正花大力气投入。此外，因日本吞并琉球、中法战争等的发生，再次加深了“海防紧要”的危机感。但同时面临实际战事时，海防思想与实际筹办中的差距再次凸显无疑。
中法战争期间法兵入侵台湾，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奉命督办援台军务赴闽。电旨令他“即带湖南见招八营迅赴福建驻扎漳、泉一带，联络该处绅士、土勇设计渡台，暗结台民，速图逐法之策”，[26]但他遇到的第一难题是“援台之兵难在渡海”[27]，原因是法国的七艘兵船拥有制海权所具备的威慑力。“飘忽无常，或截援船、或犯闽港，均未可知”[28]，使得左宗棠不敢冒然渡台，而当时只有南洋五船可供调遣，而五船刚出动，法国兵舰即围困之，企图消灭南洋海上力量以控制海面。左宗棠等人在中法战争中目击时艰，看到“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29]因此，他在光绪十一年正月（1885）上书《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摺》，其中体现了他的海防思想：
窃惟海防以船炮为先，船炮以自制为便；······夫中国之地东南濒海，外有台、澎、金、厦、琼州、定海、崇明各岛屿之散步，内有长江、津、沪、闽、粤各港口之洪道；敌船一来，处处皆为危地。战固为难，守亦非易。敌人纵横海上不加重创，则彼逸我劳、彼省我费，难与持久。[30]
左宗棠认为中国海口、岛屿之多，处处设防严守是为难的，有效的做法是必须自己建造坚船利炮与之战于海上，并且予以重创，基本上就是要由自己来控制海上。同时期，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受命分巡浙东筹防，看到“法水师将孤拔乘中国海军未成，以铁木战舰十余，纵横南海，断我海疆”，[31]而当时的办法只有用钉椿沉船堵口、设置障碍来封锁海口然后凭借大炮在陆地上严守之。在没有铁甲战舰与敌争夺制海权的情况下，只有对洋面拱手相让，以至防不胜防。由是，薛福成认为应合练水师劲旅，与之争先，方为上策；并且认为以前魏源指出的定海宜弃不宜守的观点，亦不可取；但从实际出发，他认为“海防之要。首在建筑炮台，可以扼据形势，四面轰击，使敌人不敢近岸。然后辅之以兵轮，阻之以巨椿，护之以水陆劲旅，则虽大敌当前，而不为所憾。”[32]这种设炮台于紧要之处，在港口附近布兵船和障碍，水陆共同严守港口的做法，在当时来说，应该是比较现实通行的。并且，这种做法也或多或少影响到甲午战争时的海防战略和具体部署。
总的来说，从鸦片战争以来到甲午战争前夕，关于海防问题经历了“朝野关注者甚少”到“海防紧要渐为廷臣所知”并搬上朝政日程的转变，当事者开始筹办船炮、海军。在海防思想上，一小部分有识之士指出固守海岸的陆防战略不可取，应当大力筹办海军以与外敌决胜于洋面，但海军的战斗力与其设想尚有很大差距。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与筹办海军相始终、对甲午战争的成败有直接权责关系的李鸿章，其海防思想到底如何？是否已经认识到制海权的重要性？他的海防战略对北洋海军及其甲午作战又有何影响？
二 、李鸿章的海防战略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同治元年（1862）就有购买兵轮船。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后，“海防紧要”清政府谕旨筹议，李鸿章因此上奏《筹议海防摺》，体现了他的海防思想。在练兵一条：
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炼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但用旗兵绿营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并不足以灭土寇······但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凡绿营额兵疲弱勇营，酌加裁减，其饷及加新练之队。沿海防营，并换用后门进子枪，于紧要口岸附近之处，屯扎大枝劲旅。[33]
是时李鸿章的海防战想，首先，是以陆军为根本，驻重兵于紧要关口，利用炮台并洋枪队严守港口的陆防战略；其次，他指出要大练新军，并且专门设防区，不再一处有事，全省调兵。这种观念是基于看到西方国家海上力量远非当时中国所及的考虑，因而试图扬长避短，严守陆地来拒敌。但在实际上要靠裁汰绿营、勇营来另练新军，非大决心很难实现，就李鸿章而言，他自己也无意裁汰淮勇，尽管在沈葆桢、丁日昌等人的要求下裁掉一部分疲弱淮勇以节省开支来购铁甲船、练新式洋枪队，李鸿章一直都是犹豫不行的。因此，在甲午中日战争时，陆上之败，更甚海军，节节败退而根本无力抵御日本的陆军。
在《筹议海防摺》中原奏造船一条，李鸿章指出：
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凡兴滨海各国战事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 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区。但能守此最重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障碍。······今议防海则必鉴前辙，揣敌情其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34]
基本上，这段话体现了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核心。第一，当时晚清廷臣包括李鸿章，亦已经接触到《防海新论》等著作，对于“将本国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即掌握制海权的战略，亦视为上策。他已经接触并认可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从清朝的实际出发，根本是做不到的。由是，他直接放弃了上策的做法，后来筹办海军也没有促使北洋海军的实力朝这方面发展，在北洋具备一定规模还远不足控制整个东亚海域时，于1891年即完全停止购置发展了。以至后来真正与日本交战时，难有胜算而信心不足，不敢放手一战。日本则恰好相反，尽管前期海军实力并不及北洋成军之时，但一直集中全力针锋相对地筹置，直至甲午前夕其实力比较具备的情况下，放手发动战争。第二，李鸿章采取自守的态势，他的战略是以重兵守重要港口，尤其是京畿重地和长江门户。这一点，与原来的海防经验是相一致的。考虑到中国海岸线之长，各港口之多而散布，防不胜防，因而只好择要紧处设重防。并且“若论防务，则京畿之重，应踰江南十倍矣”，[35]李鸿章固守京畿门户的想法应该是贯穿于他的海防思想中的，固守大局也使得他在甲午战争时颇受日本佯攻渤海湾和直隶的干扰，延失战机。并且一旦失守，京畿门户危急，而不得不订城下之盟。第三，“守定不动之法”加“挪移泛应之法”，李鸿章基本上是采取这样的战术的，实则是水陆结合的方式，以炮台陆军于港口设重防，再加上海岸驰骋游击之铁甲水师，以此严守。他的战略中并没有主动出击，集中力量歼敌于外海的意思，并非进攻型的海军。并且，在甲午战争期间，基本上是如此布防的。
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提出的这个《筹议海防摺》，融进了不少丁日昌的思想，他自己也说，“谨将总理衙门原奏紧要事宜逐条切实办法，并将丁日昌续奏备条并入详细拟议恭呈”。[36]丁日昌在热心海防事务，在1868年即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但当时影响不大，直至李鸿章同治十三年将他的奏折内容带入海防议事中，方显重视。丁日昌在《海防条议》中，提出固守海岸的做法实则防不胜防，必须训练水师抵御于外洋：
查十余年来，泰西凡三大战：一曰英法照士攻俄之战，开衅之初，英法即以重兵守黑海口，使俄不能出入，其后俄卒求成于英法；一曰花旗南北之战，开衅后，北花旗即将所有兵船驶往南花旗各海口全行堵塞，俾不得乞援邻国，购办战械，南花旗卒致歼灭；一曰布法之战，布人自闻法国动兵即将道国劲旅先堵礼吴河口，而法亦卒为布所困。······至于各省沿海水师，但只安泊内港，不能拒御外洋，积习之深非一日矣······而且当令沿海全洋统筹兼顾，不可稍分畛域。[37]
丁日昌列举近十年来西方重要海战中主动封锁对方海道而获胜的三事例，可知他对制海权的重要性已有明确的认识。他的主张是海陆并重，要求练外海水师，在外海抗击敌人，同时也要精练陆军。李鸿章对之多有借鉴，但他们海防思想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丁日昌指出不可稍分畛域，也为李鸿章等诸多大臣认识到，但在实际中却很难做到。
李鸿章不仅在海防思想上受到丁日昌等人的影响，在实际筹办中亦如是。尤其在铁甲船的购置和创建海军方面，沈葆桢和丁日昌相比更为积极，李鸿章确实也受到了他们的推动和影响。尽管在同治十三年，李鸿章上书《筹议海防摺》力陈海防之紧要和铁甲船、炮台之重要，但他在购买铁甲船时又是很犹豫不决的。在光绪二年（1876）他回复沈葆桢的信中，说，“所论铁甲船必须购置，头头是道，精凿不磨，身为钦佩。若能添购两号，总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与日本角胜于海上。”[38]但后有犹豫，如在光绪三年（1877）回复同乡吴赞诚的信中，则说，“况中华洋面万里，南北兼防，无铁甲船尚可各谋守口，仅铁甲船一两只，届时既难兼顾又难收口，转恐立脚不住，贻诮纷争。雨帅一再上疏，必欲订办，此鄙意期期不敢画诺者也。”[39]并又在回复同样要求力购铁甲船的丁日昌，“中国水师人才造诣实浅，又不肯虚心求教，而执事与幼丹屡屡大声疾呼，催购铁甲。原为御侮而设，即暂顾英官事急例应求去有船仍与无船等。况海洋万里，一二只铁船何能兼顾，终恐为人所禽耳！”[40]但在光绪五年（1879）日本吞并琉球后，开始转变原来的态度，亦转向购买铁甲船，如给李凤苞的信中“请执事与徐仲虎在西洋访求合用铁甲新式”。[41]并且他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铁甲船在洋面战斗的重要，认为“中国海防非创办铁甲、快船数只不能成军。”[42]这时期他筹办海防的战略是，“北洋果有铁舰四只，辅以快船水雷艇十余只，以大连湾、旅顺口等要隘为驻扼之所，相机出入拦截，敌船必多狼狈不敢迳入辽海，此上策也。然海口之炮台，内地之陆军，仍不可偏废。若不能御之于海，尚可鏖战于内。”[43]由是，待北洋海军成时，基本上是依照此布局的，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使日本不敢迳入辽海，但一旦决战后，这种威慑作用就不存在了！
另外，李鸿章的海防战略中是以京津一带为重，固守北洋，实则就是分畛域。尽管晚清朝野的海防思想中，无一不强调不可再分畛域，但现实中很难做到。在中法战争时，南洋吃紧，多次请求北洋拔船支援，都被李鸿章委婉拒绝，“惟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敌法之铁舰大兵船。现在防务吃紧，法舰三船留屯烟台口外，每日生火作欲动之势。旅顺孤悬海外，必须严备，已饬丁汝昌统两碰船、两练船驻扼旅顺口外，与黄金山炮台及宋庆陆军相依护，有警可出入夹击牵缀敌势，若一抽调，旅顺必不能保。至六镇蚊船，只可守口，不能海战，叠奏有案。现调大沽、北塘各防护炮台，断难远去，去亦无益有损。敌情叵测，防务北重于难，似宜慎重，非敢畛域。倘必令旅顺兵船远去，设有疏虞，咎将谁执？”[44]李鸿章借口兵力不足海战和防务北重于难，而不予援助。并且，从未想过和北洋、南洋之力，主动歼法船于海上，这种分畛域的思维也妨碍了海上力量的集中，与制海权的战略是背道的，一定程度上也是致使南洋水师覆灭不兴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如此，在甲午战争中，面临日本之战时，南洋各域也基本置身事外，仅凭北洋独当一面。正如梁启超所云，“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站，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之，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45]水师分畛域的惯例已久，在重要战役中难以合力击敌，实则也是被动固守小片海域，缺乏主动夺取制海权的战略目标。
综言之，李鸿章虽然已经接触到国外争夺制海权的思想，但在实际筹办中他主动放弃了他自己所说的“径直前往敌国各港口、不容许敌舰出入”的上策。他的海防战略可以大致概括为：水陆结合，固守京畿要地，分畛域且陆军、水军并不统一，重视威慑而不求实战。基本上，其海防思想是不考虑先发制人，集中力量以实战来消灭打击敌人，主动进攻并控制对方海岸的。虽然他也有以铁甲战舰巡视海域、使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类似控制海域的战略，但与积极主动的制海权的战略仍是相去甚远。
三、甲午战争中制海权的争夺
尽管在李鸿章和北洋海军的海防战略中，没有夺取制海权的明确战略。但基于北洋海军具备一定的实力和中国传统上控制的海域范围等因素，在中日甲午战争尚未打响之初，中国在夺取制海权上仍是有一些优势的。首先，中日甲午战争是围绕朝鲜半岛问题产生的，中国在调动军队方面较日本方便。如日本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所估计的，“单从双方对朝鲜的距离来看，如从山海关或大沽以相当速度的轮船直驶仁川，只要有十二、三小时即可到达目的地，而我如从广岛县下宇港直航仁川，就几乎需要四十余小时。”[46]也就是说，中国若及早出兵，完全可以抢占先机，不仅保持在朝鲜兵力的绝对优势，而且可以派战舰直往仁川或釜山，乃至近日本洋面，封锁日本的派兵。其次，在传统控制的海域上，中国沿海包括奉天、直隶、山东、江、浙、闽、广等沿海海域以及东至朝鲜、日本，南往南洋、新加坡等地都是由中国帆船占主导地位，基本上也是北洋、南洋水师操练、巡哨的区域。北洋水师在朝鲜洋面甚至日本附近的岛屿有优先地位，从《北洋海军章程》所规定的操巡海域亦可知，“各船在北洋每年春夏秋三季沿海操巡，应赴奉天、直隶、山东、朝鲜各洋面以次巡历，或以时游历俄、日各岛，其每次应从某处至某处由提督核酌，先期请北洋大臣示遵，俟操巡回威海后，将所历地方各情形报明北洋大臣查考。”[47]也就是说，在未决胜之前，日本也是不敢贸然进入朝鲜洋面的。此外，北洋海军的威慑力确也存在，原本日军混成旅团第一次派遣队在仁川登陆完毕后，当时日本海军部就有多人认为，“在中国北洋舰队的势力尚未完全消灭以前，若分派我海军力量护送多数运输船暴露于马关以外的大海中直航仁川，非常危险，且亦为海军战术所不许，海军恐不能担任此项安全护送的责任”，[48]因而日军由其第五师团长野津陆军中将率领派往朝鲜的军队，由原定的仁川登陆改为釜山登陆。尽管在制海权上北洋海军本来拥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时这些优势也是倏尔即逝的。正如马汉所说，“对海洋的控制无论到什么程度，都并不意味着敌人的一些个别舰船或分舰队不能悄悄出港，不能穿行于船只出没的汪洋大海，对漫长海岸线中没有设防的区域进行骚扰侵袭，进入封锁的港口。相反，历史已经表明，无论海军力量差距有多悬殊，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弱势一方，这样的机动总是可能的。”[49]海洋是个开放的区域，尽管起初可能存在某些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就控制了海洋。何况北洋海军的对手是相当不弱的，北洋海军既没有依靠这些优势夺取制海权，日本方面则可很快部署，重占先机而夺取制海权。
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一直强调，“我国政府在外交上虽常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一旦有事，在军事上却完全要先发制人。”[50]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陆奥与当时的内阁总理伊藤博文，确也是遵循了这一方针，以外交服从军事，通过严密的部署和准备，占据先机，从而能够全力夺取制海权，确保了日本在战争中取胜。第一，在战争的准备阶段，从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朝鲜以挑起战争（1894年6月1日）到丰岛海战（1894年7月25日）阶段，通过以下的中日对照表，可以看出日本是如何占取先机，而中国方面又是如何丧失其出兵朝鲜的优势的？
表一：丰岛海战前中日反应对照表[51]
从上表可知，日本考虑到中、日与朝鲜的距离，为抢占先机，在接到中国政府公开通知出兵的前两日，就已经命返朝大使调遣兵力赴汉城。其后，陆续加紧增派兵力，在日本向清政府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时，已经保证了它在朝兵力的绝对优势，提出改革方案只为寻找开战的借口。而此时中国方面在派遣叶志超率1500名清兵驻扎牙山后，就未再加紧时机增援兵力，而是忙于请求英、俄各国公使企图与日协商议和撤兵中。在日本派军在仁川登陆时，也未予截击。一直到日本准备完全充分，战争在所难免了，清政府才慌忙以兵轮护送运兵船赴日，而此时已经来不及了。日本之所以能够抢占先机，一方面与清朝对朝鲜形势和日本意图的判断失误有关，一方面则得益于日本有意地误导，如在袁世凯打回的电报中，李鸿章亦将之寄给译署：“袁道支电：倾派译员往探大鸟词意，毫无生事端倪，并借风闻有日兵船数只将来韩询似有无，大鸟笑答确无，必系谣言等语。私无生衅事云。鸿。”[52]日本方面不仅故意对袁世凯、汪风藻传递绝无战意的假消息，以打消清政府的防范之心，而且对西方有利益关系的各国也传递绝不损害他们利益，以防止其干涉。这就是陆奥宗光一直强调的外交要为军事行动服务，“我国政府的政策，在外交上虽然居于被动的地位，但在军事上却要先发制人。”[53]而中国方面，则低估了日本的行动力，尚在为日本为促成战争而抛出的改革方案而争论，陆奥宗光的说法是，“这是中国政府，尤其是李鸿章，还未能摆脱平素倨傲的习套，并未察觉到日本政府此时已经下定最后决心，仍然沉迷于当初的妄想之中，似乎认为只凭虚张声势就能了此大事，可知其无知了。”[54]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国的想法，而抢先使得自己在朝鲜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样的结果是，一则为其夺取制海权准备了基础，根据日本后来的作战计划，就有规定：“一、第一期作战，将第5师派往朝鲜，以牵制清军。舰队则引诱清国舰队出来，将其击毁，夺取制海权。其他陆海军部队则在日本作出征准备。”[55]日本对其陆军的实力是十分有信心的，这一点沈葆桢在应对日本侵台时期即有耳闻，故极力主张新练陆军和购置铁甲船。在牙山海战前，日本在朝的兵力正是它第一期作战计划实现的一个重要保障；一则因为清政府在朝兵力的较薄弱，而从陆路支援则更费时机，驻扎在牙山的兵力孤立难援，不得不请求通过海道运兵支援。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一旦运兵于海上，则很可能被日截击，而北洋海军则不能集中全力与日本海军一战。丰岛、黄海海战，正是在这样的破绽下为日所败的。
第二，夺取制海权的阶段，从丰岛海战（1894年7月25日）到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日）。这两次海战，都是在日本海军主力没有任何创伤，北洋海军没有掌握制海权的情况下，即孤军运送兵船往朝鲜，这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为兵家之忌。李鸿章包括丁汝昌等海军将领应该也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但在丰岛海战前，叶志超率军孤悬牙山，多次请求支援，李鸿章亦只好抱着中日尚未宣战以为尚不至于被截掠的侥幸心理，于海道运兵，他在六月十七日（阳历7月19日）电丁汝昌，“现定叶军不北移，为筹添队，约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各开一船，内“爱仁”、“高升”、“飞鲸”均租用，挂英旗。“镇东”局旗，不过威海洋面，无须兵船护行，应由酌派兵船数只，届期往牙山海口外游巡，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总署现与英议两国撤兵之法，尚未决裂。鸿。”[56]此时，李鸿章尚认为，“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屈。”[57]由是，丁汝昌派方伯谦带“济远”、“广远”、“威远”赴牙山，俟四商船人马下清，留“威远”往来仁川、牙山，换“扬威”随队绕巡回威海卫。但这个消息已被日本掌握，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所说，“而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随为所截，我兵轮即逃回威海”。[58]同时姚锡光有记载，“是日，英兵船告我，倭舰将来要截，威远木质练船乃先出口”[59]，不知此条是否属实，但似乎未被重视。不过，丁汝昌也十分担心日本会拦截，就致电李鸿章，“廿午电倾敬悉。‘济远’、‘广乙’、‘威远’今早已开。帅令大队赴牙，昌拟率“定”、“镇”、“致”、“经”、“来”、“超”、“甲”、“丙”九船，雷艇二艘，并‘承平’同行。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威防无船可留，请帅饬“扬威”速回，与“平远”四炮船、二雷艇聊辅炮台御守。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希速训示。”[60]丁汝昌虽有请求支援，但李鸿章的回复是，“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固，暂用不著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扬威’即可调回。鸿。”[61]李鸿章此时仍寄希望于和议或可成，认为凭借威慑力日本未必敢开仗，而失去支援的机会。虽战后又电令，“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寻迎剿”[62]，已于事无补。姚锡光的说法是，“方济远、广乙之发自威海也，汝昌电请鸿章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二十二日，已升火起锚，戒严将发，鸿章电泥之，遂不行。”[63]丰岛海战虽未危机北洋主力，但不仅打击了其有生力量，增加了日本对海军获胜的信心，有利于其夺取制海权的黄海决战，而且自此日本将清政府往朝鲜的水陆截断了，“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64]朝鲜半岛成为其瓮中之物。丰岛之后，北洋海军一直巡弋洋面，急欲寻日本海军以迎头通击，李鸿章则到处联系购买兵船，企图壮大北洋以剿敌。但日军故意避之，只是观察威海动静或进行一些小干扰。根据日本的作战计划，这个阶段应该引诱清国舰队出动，将之击毁，以夺取制海权。但日本对能否成功夺取制海权仍有所怀疑，所以在它的第二期计划里，有三个作战方案：
甲，若夺取了制海权，则令陆军主力从山海关登陆，按预定作战计划在直隶平原进行决战。
乙，若未掌握制海权，但清国海军也不能控制日本近海时，则陆军开进朝鲜，以帮助朝鲜独立。
丙，若海战我方失利，制海权为敌方所控制时，则采取各种手段增援在朝鲜作战的第5师团，同时陆军主力在日本作好防备，等待敌人来袭，将其击退。[65]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所做的就是等待最有利于作战的时机，以最大力量来夺取制海权。此时，李鸿章终于对日本和中国的舰队特点有深刻的了解，开始主张集中力量，遇敌痛剿，主张海战。他在七月初三（阳历8月3日）时说，“若驰逐大洋，彼以快船炮速，我以炮大甲坚，明战可冀获胜，入内口则非稳著。我军精锐只‘定’、‘镇’、‘致’、‘靖’、‘来’、‘济’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大局所关。昌惟随时亲率七舰远巡大同冰洋，遇敌痛剿，近顾北洋门户，往来梭查，使彼诡计猝无所施等语，似系老成之见。该提督昨又带六船赴朝鲜洋面，查有日运兵船南来即行截击。”[66]虽然在李鸿章的海防战略中，本没有制海权的明确目标，但为形势所迫，亦不得不战。并且，颇注意到如同马汉海权理论中所提出的，为了便于随时集中兵力作战，舰队应该配置在“中央位置”，以保证能够迅速地向主要作战方向的机动。黄海海战，日军也正是利用到了这一点。李鸿章因为受到英国人的影响，已明白海战中集中力量取胜的道理，并电谕丁汝昌，“香港英人谓：北洋兵舰须聚泊海面，不宜入口，缘兵舰须处活地，相机攻敌。若日攻各口岸，兵舰从外口拦截，与炮台内外夹击，可断其归路。各兵舰须联络一气，声息相通，不可分散，散则势孤，聚则气壮。舰在外口，使敌船莫能测我趋向，声东击西，日防不胜防，乘其煤粮缺乏起而击之，无不胜云。”[67]此法至为在理，然清在朝受围吃紧，不愿弃之则不得不支援，惜乎虽有迎面痛击之意，而终未行。尽管尚有顾虑，但在八月十六日（阳历9月15日）电谕丁汝昌，“是大同江内外，尚无倭船，汝护送运船前去，勿太迟疑，俟铭军起岸，仍回威、旅，再护送运船一二次。平壤被围，安州吃紧，后路仍须再添兵，以顾大局，免深入东省为要。”[68]随后，颇似丰岛海战，待北洋海军至大东沟外比较狭窄的海域卸兵船将归旅顺时，日军即出动企图借助北洋海军面临的不利位置，使之无法发挥全力，而求决战。随即激战，虽清军浴血鏖战但依旧战败，日军夺取了黄海制海权。对此，多人从清军的战阵失误来分析其败因，但战阵的展开也与其活动海域的地理环境相关。在日人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中，他认为清军在黄海海战中战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清国当局不用舰队去获取制海权，它主要担任护送陆军运输船的任务，并把舰队的活动区域限制在鸭绿江至山东岬角以西。所以，提督丁汝昌不能充分进行索敌活动，在黄海海战时，也不得不在靠近沿岸的不利区域布置阵地。”[69]究其原因，仍是未能主动出击以占据洋面上的有利方位。
第三，从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日）到北洋舰队覆灭（1895年2月17日）的阶段。黄海海战后，制海权已为日所控，北洋海军余船只能驶回旅顺以待修整，在短期内已不具备与日主力迎击决战的能力。而此时的海军战略基本上回到原来的以港口炮舰严守的状况，李鸿章亦别无它法。如《海军实纪》中所说，“丁汝昌与龚照屿等诸营员议，谓旅顺险要，实为海军巢穴，必得生力军坚守后路以抵日军，而后炮台可保，炮台可保而后舰队近战退守之机，乃有所据，应请陆营住扎后路，预备拒敌。龚照屿等相顾骇愕，莫敢发言。丁汝昌告龚照屿，吾与若死守旅顺，不分畛域，亦可嗣。”[70]依靠陆上炮台和其余军舰，死守威海卫，或可一战。然此刻陆海尽失，军心动摇，折兵损将，大势不复。而守炮台之军与北洋余军，并不能统筹，也无精锐陆军可守后路。虽丁汝昌仍拼死力战，但到乙末一月底（1895年1月30至31日），威海卫南、北炮台尽失，于是日军水陆夹击，北洋守军分离抵抗而不胜守，刘步蟾、丁汝昌先后自杀殉国，余部乞降。17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北洋舰队覆灭。
整体说，中日甲午海战的关键就在于制海权的争夺。日本为夺取制海权，层层谋算，谋定而发，其当事者有明确夺取制海权的作战目标与执行能力。而清朝方面，虽然朝野小部分有识之士已经有接近海权论的海防思想，主事者李鸿章等人也了解到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性，但并未上升为国家军事战略。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海军的实际过程中只追求威慑力而不求实战能力，没有将夺取东亚海域的制海权作为建设海军的目标，也没有持续长久的财政支持，使得日本在军备建设上拥有足够的时间迎头赶上；而在实战中主事者则迟疑不决，临事而谋，对形势的判断多有差池，虽原本也有夺取制海权的可能，但因战略不明确等多种原因延误先机，致使日本终可先发制人，全歼北洋舰队于我方海岸。反思中日甲午海战，实则也可以是海战史上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案例，对我们现阶段的海洋强国也具备一定的借鉴作用。
[0] 可参考戚其章《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历史教学》1994年第7期；《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苏小东，陈美慧《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学术界》2005年第1期。
[1] 如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问题》，《东岳论丛》1990年第5期；《从制海权看甲午海战的结局》，1996年第4期；《晚晴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甲午中日海战角逐与制海权问题》，《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姜鸣《晚晴海防思想研究》，《史林》1988年第2期；施渡桥《论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苏小东《李鸿章对日海军威慑战略与甲午战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李强华《历史与现实：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5期。另外专著如王宏斌《晚晴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校订版），三联书店2008年版。
[2] 马汉的海权论三部曲，包括《海权对世界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分别于1890年、1892年、1905年出版。马汉“海权论”的问世，很快被译成各国文字流传。此外，马汉还著有《海军战略》一书，于1911年出版。
[3] 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
[4] 林则徐：《致奕山》，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5] 林则徐：《致戴絅孙》，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7页。
[6] 林则徐：《致苏廷玉》，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86页。
[7] 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8]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陈华等点校注释，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页。
[9]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第1页。
[10] 王宏斌：《晚晴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页。
[11] 王家俭：《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近代中国倡导海权的先驱》，刘泱泱等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33页。
[12]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第1页。
[13]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第27页。
[14]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第31—32页。
[15]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第34页。
[16]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第24页。
[17]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第34—35页。
[18]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第8—9页。
[19]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卷一《致李子和制军》，林海权整理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20]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卷一《致李少荃中堂》，第22页。
[21]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卷一《致日意格军门》，第30页。
[22]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卷一《致李少荃中堂》，第33页。
[23]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卷一《致左季高爵相》，第53页。
[24]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卷一《致李少荃中堂》，第43页。
[25]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卷一《致王补帆中丞》，第51页。
[26]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牍》，《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大通书局印行1987年版，第40页。
[27]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牍》，第49页。
[28]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牍》，第60页。
[29]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牍》，第64页。
[30]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牍》，第62页。
[31] 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32] 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一下《禀抚院刘》，第145页。
[33]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摺》，《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页。
[34]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摺》，第624—625页。
[35]李鸿章：《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卷十六《八月七日复张振轩中丞》，《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093页。
[36]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摺》，第623页。
[37] 丁日昌：《海防条议》，左锡九校刊《海防要览》，《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106页。
[38] 李鸿章：《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卷十八《正月二十六日复沈幼师》，第1190页。
[39] 李鸿章：《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卷十九《中秋夜复吴春帆京师》，第1292页。
[40] 李鸿章：《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卷十九《九月六日复丁雨生中丞》，第1301页。
[41] 李鸿章：《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卷二十《九月四日复李丹崖星使》，第1413页。
[42] 李鸿章：《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卷二十三《复丁稚璜宫保》，第1501页。
[43] 李鸿章：《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卷二十二《八月六日复张幼樵侍讲》，第1468—1469页。
[44]李鸿章：《寄译署》，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45] 梁启超：《李鸿章传》，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46] 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谷长青校，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页。
[47] 《海洋海军章程》第六册《简阅》，《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1043页。
[48]陆奥宗光：《蹇蹇录》，第80页。
[49]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50]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8页。
[51] 主要依据《蹇蹇录》、《李鸿章全集·电稿》和《甲午战争图志》（林声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884年版）所编。
[52]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电稿》，第665页。
[53]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1页。
[54]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5页。
[55]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方希和译，殷宪群、许运堂校，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56] 李鸿章：《寄丁军门》，《李鸿章全集·电稿》，第790—791页。
[57] 李鸿章：《复叶提督》，《李鸿章全集·电稿》，第794页。
[58]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援朝篇第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页。
[59]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四《海军篇第七》，第89页。
[60] 丁汝昌：《丁提督来电》，《李鸿章全集·电稿》，第804页。
[61] 李鸿章：《复丁提督》，《李鸿章全集·电稿》，第805页。
[62] 李鸿章：《寄丁提督》，《李鸿章全集·电稿》，第812页。
[63]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四《海军篇第七》，第89—90页。
[64]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援朝篇第二》，第23页。
[65]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45页。
[66] 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电稿》，第844页。
[67] 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李鸿章全集·电稿》，第909—910页。
[68]李鸿章：《寄大连湾交海军提督丁》，《李鸿章全集·电稿》，第993页。
[69]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70] 池仲祐编：《海军实纪·述战编下》，《北洋海军资料汇编》，第1204—1205页。
作者简介：刘璐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洋史。
原文刊于唐立鹏主编《明清海防研究》（第十四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