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成就证明“中国模式”生命力强大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通常被学者们称为“中国模式”。简单概括起来,“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强势政府,它维持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稳定;二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它激发了社会成员的经济竞争积极性。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后发展国家的体制,只要坚持这两个方面,就自然而然展示为一种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路径。所谓新权威主义,就是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的威权政治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它区别于多元民主体制,也区别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过去30多年来的经济成就显示了“中国模式”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全世界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当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如何继续保持这种生命力?关键在于,中国模式能否在应对新的挑战过程中显示出高度适应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应对新挑战需满足四个条件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这种发展模式能否满足四个条件:一,强势国家执行能力;二,常识理性;三,尊重多元;四,开放性的制度创新能力。
强势国家能力,表现在能有效排除国内保守势力与激进极端势力对现代化既定方针与目标的干扰,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与极端思维,保持社会与政治秩序稳定。这样的体制就能充分发挥以下五种功能:一是维持秩序,保持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二是现代化动员功能,它能制定与实施发展战略,能有效地整合、动员一个国家的人才物力财力资源,致力于现代化重大战略的实施。三是转型杠杆功能,它作为一支“看得见的手”,通过政府权威杠杆,来培育市场经济这支“看不见的手”,使转型软着陆。四是应对自然灾害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功能。五是再分配功能。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利益分化的过程,因此,完全靠市场分配资源,会使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城市和农村、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贫富差距现象。一个良好的新权威主义强政府,在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是常识理性。一个政府单靠强势并不足以引导国家成功走向现代化,它还必须具有常识理性。很多后发展国家的执政者在整合社会人心时,往往借助于动员型意识形态的理念或宗教的符号,而这些非理性因素有时会干扰人们对决策的冷静判断。而常识理性就是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健全的常识判断能力。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做明白人。常识理性就是摆脱教条观念、乌托邦理念、民族主义狂热、政治幻觉、宗教执迷等非理性因素对人们行动选择的干扰,运用日常生活中正常人的理性来判断问题。
第三,是尊重多元。客观上看,社会多元化与新权威主义集权之间存在一些张力,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潮有可能利用文化多元、社会多元这样的自主平台,形成对现存秩序的挑战与冲击,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用强制方式来抑制多元性这种文明常态的发育成长。在社会正常发育的过程中,需要左翼所强调的公平,也需要右翼所强调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在多元社会里,左派、右派与中间派的良性互动,形成社会思潮与价值的多元化,恰恰是民主文明生长发育的必要条件。尊重多元性的意义,在于这能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与选择方案。这种方案与机会越多,一个社会适应环境的能力也越强。多元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出现时,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思维,形成社会整体的适应力,激发社会的竞争活力
第四,是开放性的制度创新。新权威主义的体制可以通过自我更新来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这种体制承认问题倒逼的作用,通过问题倒逼,来进行制度创新,吸纳社会诉求,从而增强体制的弹性,在解决矛盾过程中,实现结构与价值的更新与演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对环境的反应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开放性的,同时也更有容受力。一般而言,威权体制与开放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这是因为威权体制要以传统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作为强化自身刚性威势的工具;对于来自极端势力与激进势力的挑战,它会通过强化这种文化符号与意识形态来稳定现存秩序。当威权主义这样做时,也会不自觉地形成路径依赖。而能否在开放性与守成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新权威主义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开放性确保“中国模式”与时俱进
从改革30多年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中国的体制的成功就在于它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破除了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为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发放了意识形态的通行证,“三个代表论”提供了去教条化的合法性基础,“和谐社会论”则提供了用非阶级斗争方式解决社会阶层矛盾的新思维。
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这种“倒逼改革论”思想意味着只要有环境挑战与问题倒逼,就必须改革,这就是制度的开放性。只要保持开放性,尊重社会的首创精神,善于从社会上汲取好的东西来丰富体制的生命力,就能与时俱进。
从新权威主义转向更高层次民主新文明的过程,是开放性体制在不断自我更新中演进的过程。换言之,新权威主义推动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多元化,势必形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与整合,需要契约性的协商机制,而民主是实现这种契约性协商机制的制度载体。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迈向新的政治文明。
强势政府、常识理性、尊重多元、开放性制度创新这四个条件相结合,一个体制就能灵活地适应新的挑战,能在困难面前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的症结,并从群策群力的多元思维中,形成高质量应对方案与策略选择,因势利导地通过制度创新而不是刻舟求剑的教条思维来应对挑战。一种良性的发展模式,将推动一个民族走上现代化康庄大道,步入未来新文明时代。(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