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教书的人，“方法”是常被学生问及的问题。在我们史学领域，我知道不少学生都想获得某种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的“方法”，以为学会了即可治史。尽管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但我非常理解学生们的愿望，尤其他们身处这样一个急功近利之风劲吹的时代。
要说史学方法的教与学，其实也不简单。不过我想和年轻人分享蒙思明先生的一句话：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秘密的宝藏，而实际只是一些合乎逻辑、合乎常识，可以使人信赖的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积极主动去寻求了。
孟子说过：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
道不难知，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态度，二是要注重求的方法。而最简单的求法，就是先看好的老师如何做，然后跟着做，再徐图超越。
蒙文通先生明言：“大学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学方法。在听课时，应跟着先生的逻辑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体会先生是怎样思考问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如果我们听课时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能注意抓住老师讲述的逻辑思维，循其发展而跟进，就可以得到超过学“知识”的收获。
方法不仅可从听课领会，更要从读书中摸索。如蒙思明先生所说，中外历代“史家的成套著述和单篇论文内，到处都可发见一些史学方法”；甚至“自古以来有思想有聪明的人，不管他是否从事历史研究，也不管他对史学造诣的深浅如何，总或多或少的能利用一些史学方法，可以做我们的示范的”。青年学子贵在“从各种绣出的鸳鸯上，寻出一套刺绣的法度；有系统、有条理的归纳出一些原理原则、工作程序”，这就是“学习的捷径”。
所谓方法要靠学生自己去摸索，也是有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通人不肯写入门书，这已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尤其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主旨，都是把学习的主动性放在求学者一面。其结果，不仅治学方法很少提出来专门教，就是好的启蒙之书，也非常少见
陈澧曾说，“学问之事，莫难于入门。既入其门，则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因此，“精深浩博之书，反不如启蒙之书之为功较大”。但过去“多宏通之篇，寡易简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而好的“启蒙之书，又非老师宿儒不能为。盖必其途至正，其说至明，约而不漏，详而不支”，才能导引入门。他自己就想写一本“事繁文省，旨晦词明”的书，使人“视而可识，说而皆解”。然而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他最后也没写出来。
中国传统本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在这样的语境下，学问和技艺仍能传承，即因从练武、学写字到作文、作诗、作画等，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在学得像样的基础上再思有所突破，亦即桐城文派所说的“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从既往的经验看，这几乎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如何临摹，也是有讲究的。即使主张道不难知的孟子，也说过“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两千多年来，很多人都在琢磨孟子的意思。王夫之以为：
巧者，圣功也。博求之事物，以会通其得失；以有形象无形，而尽其条理；巧之道也。格物穷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
那意思，大匠不能使人巧，但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摸索努力，领会巧之道，从而能巧。与王夫之大约同时而年稍长的张自烈论作文说，从事古文者，“才虽过人，未有无所祖述而径造者。今人而欲为古人，初恐其不似古，久之又恐其似古”，那就成了依样画葫芦，所得不过古人糟粕。故“必酝酿古文之巧之法以归于己，使见者莫能名其为某家，莫能名其为某篇似韩苏、某篇似欧曾，庶几法变巧生，而文日进”。
这可能是对临摹法最好的总结，先要学得像，即“有所法而后能”；在将前人“巧之法”归于己后，又要不像，庶几“法变巧生”，于是“有所变而后大”。昔朱子注《论语》，曾提出“学之为言效也”。胡适发挥说，“学画的，学琴的，都要跟别人学起；学的纯熟了，个性才会出来，天才才会出来”。我们可能都听过“熟能生巧”一语，更要记住，“天才”也是在学习进程中展现的，必要自己的“个性出来了”，才算是“法变巧生”，也才能变而后大。
这样看来，学习治史方法，临摹或许是最简单易行的。过去不觉得需要写什么方法论、门径书，大概也是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求学之路。吕思勉先生进而提醒我们说：
研究学问有一点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独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练习使用。研究学问的手段则不然，他是无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体的授与。对学者虽亦可以略为指点，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总是学者一面学，一面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
这仍是延续前引孟子关于“规矩”和“巧”的辨析，特别强调做学问的人与一般匠人不同，更要靠自己的体会和领悟，而且要一面学，一面体会。常听学生说：老师，现在我知道您说的是对的了。但何以在老师说的时候，就不知或不能领会呢？一个因素当然是老师讲得不容易使人领会，大概也与学生没有实践经验相关。所以临摹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干中学，学中干”。
若言临摹的对象，则一言以蔽之，取法乎上而已。
不过，前人作品成千上万，究竟看什么，对初学者是个很困难的选择。学生初入一个领域，常常觉得那些已经出版发表的论著，似乎每一篇、每一本都好（也有认为全都不好的）；到了可以区分出论著的好坏优劣时，就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们要临摹，当然应选择优秀的对象。而初入道者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尚难判断好坏优劣。这时可以寻求老师的指引，或者就是观摩那些几十年后还有人看的名家之作。
梁启超曾说，“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因为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终是人家的”；学生若自己学到“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不过，在课堂上直接教方法，或有灌输意味，学生未必欣赏，也不易领会。而从前人研究“所得的结果”中，正可求到“做学问的方法”。
如吕思勉所说：“研究的方法，必须试行之后，方能真知。抽象的理论，言者虽属谆谆，听者终属隔膜。无已，则看前人所制成的作品，反而觉得亲切。”盖道不难知，就看你是否找到求的途径。按吕先生的提示，选择一些优秀的名家作品，编成一书，或不失为一个帮助学生的好方式，且比直接讲方法更使人感觉亲切。
所谓名家，最好是与读者所处时代接近的。常听人说现在的人“眼高手低”（如上面提到那些认为既存论著全都不好的人便是），这当然不够好；但我的看法，眼不高则手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且，有时学生的眼高手低，也是老师无意中培养出来的。吕思勉就曾指出：“近人教人读史时，每使之先读《史通》、《文史通义》。此两书诚为名著，然其内容，均系评论前人作史的得失；于旧史全未寓目，读之知其作何语？讲亦何从讲起？”这话是吕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说的，今日有些学校的“中外史学名著导读”一类课程，要求读的仍是《资治通鉴》以前的中国书和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略同于我们的乾嘉时代）写的英文书。学生经此培训，要学会怎样写史学论文，恐怕是极大的挑战，不眼高手低也难。
可叹的是，类此目的虽好而手段不佳的做法，已经延续相当长时间了。章太炎早就说过，“不法后王而盛道久远之事”，是不利于“致用”的。编这类读本，与“名著导读”课程相类，目的正在于“致用”。故“取法乎上”之外，还可注意“法后王”这一原则。简言之，让学生学习怎样做研究的典范，不必是所谓永恒的经典，而应是他们可以临摹的范文。如若一编在手，既能感受学问大家的气度格局，也能学到怎样提出问题、运用史料，以及如何论证其所欲言，是不是会更受学生欢迎呢？
这是促使我们编辑这本《名家治史》的主要动因。
专门针对初学者的名家典范文集，目前似不多见。我们在选编时，特别考虑到对读者的针对面应尽可能广泛。书里这些老先生，每一位在全国学界都有其位置。所选的作品，每一篇都有全国性的影响，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上已确立其地位。四川大学的学子，读到本书或许更觉亲近；任何史学中人，即使不是初学，也必会开卷有益。而且，这里绝大部分是老先生们年轻时的作品，这样一则可以知道我们有着多么杰出的前辈，二是这些多少带有少年锐气的典范，或许更容易让年轻读者感觉亲切。我本来的意思，书名也可以亲切些，初拟用“名家说史”。但出版社方面以为“说”字太轻，所以改为今名。那意思，大概受到上级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影响，希望显得庄重严肃些。不论是亲切还是庄重，都是希望本书能引起读者的兴味，适合读者的需要。
本书的立意，即副标题所标出的“方法与示范”。
其中有三篇是直接讨论史学方法的，分别是李思纯的《史学原论•译者弁言》、蒙思明的《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和蒙文通的《治学杂语》。朗格诺瓦（Ch．V．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原论》一书写于19世纪末，在全世界影响甚大（近年其法文原版和英译本都还再版）。李先生在“五四”之后翻译《史学原论》，不啻空谷足音；中国后来各种史学方法著作，皆多所借鉴（有些未曾言明）。其前言不长，概述了中西史学方法的异同，最可提示我们什么叫做言简意赅。思明先生《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一文是他讲“史学方法”课的绪言，原题为《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应钱穆之邀到齐鲁大学（时在成都）国学研究所讲演，乃改今题发表。
我们也可从原题思路去阅读，感觉又会不同。文通先生的《治学杂语》是蒙默老师编成的，可谓体大思精，不仅学生可读，老师亦然，我自己便每读皆有收获。
其余的则是直接的研究论文，早的发表于1930年，晚的则到“改革开放”之后了。大体都是20世纪新史学背景下围绕具体问题（issues）的探讨。有些提出了新问题，有的提示了新思路，有的使用了新材料，但更多则看似“普通”，细读乃新见迭出，仿佛行走在山荫道上，“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它们不是指示性的空论，而是指引性的示范，可供读者直接揣摩。我想，初学者或可多注意这些老师是如何把握一个问题的全景，并将各式各样“碎片”式的材料嵌入其结构（往往是自然形成，未必是“构思”出来的）中，有些材料别人或以为“无关”，但融合在一起之后，就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记得列维•施特劳斯曾说，他每次写书之前，会先读几十页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经典写作中寻找表述的感觉。他是人类学大家，仍坚持从自己敬重、欣赏的作者那里寻找感觉。我们读此书时也不妨想想，如果是自己来写老先生当年所写的题目，我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会选择什么样的论证方式？甚至我会怎样开头、怎样铺陈、怎样结尾呢？通过这类有针对性的比拟，也许你会从中感觉到自己与史学大家的差距，那就找到了提高的方向；如果你和他们所见略同，那你可能就是适合这一行的人，这会鼓励你在史学道路上继续前行。
我的记忆中，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学风，是注重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基本功。在此基础上更注重学风的开放，老师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而是放开眼界为时代为社会为世界育人。川大历史系所教的，不仅是知识，更不仅是历史学的知识，而是学人当怎样治其所学，以及做什么都要做到尽可能好。这样的学风，就是在本书中这些老先生的影响下形成的。学生得到的鼓励是，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眼高而手不低，故常能迅速进入不熟悉的领域。
编这本书的立意，也是希望读书的学生能从“法而后能”到“变而后大”。而“法变巧生”的基础，还是要温故然后知新。现在上下提倡创新，有些人动辄喜欢引用冯友兰的话，不想“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冯先生在《新理学》中曾说，之所以自号为“新理学”，是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他在晚年将此提炼为“照着讲”和“接着讲”，强调哲学上的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问题的想法，而“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可知冯先生的意思，“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前提。
现在很多自诩“接着讲”的，其实未必能“照着讲”；但若“照着讲”尚且不能，又怎么“接着讲”？中国经学史上有所谓“传道”和“传经”之分。孔夫子指示我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则“传道”应在“传经”之上。但“弘道”非人人所能为，历史上很多时代，遍天下看不见足以“弘道”之人，不得不姑“传经”以守先待后，期日后能有“弘道”之人出。简言之，始终有人能“照着讲”，才是可以“接着讲”的基础。
今日作学生的，当存“人皆可以为尧舜”之念，树立“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的气概。若有前贤导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自然事半功倍。真入门之后，感觉会大不同。董仲舒论读《春秋》说，“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春秋繁露•精华》）。盖学问如流水，不曾预流者，不论欢喜赞叹还是怨恨咨嗟，多半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过望水兴叹而已。要走学问之路，必须进入学术之流。也只有得其法才能入门，入门才有预流的可能。未预流前，在学术世界里感觉一片茫然；预流之后，即左右逢源，好像处处都有熟人。我们的年轻同学，可曾有类似的感觉？
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古今的长流，正要前呼后拥（此用字面义），方可继往开来。不同的前言后语，可以“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智者之别择”（《文史通义•言公》）。这就是章学诚特别强调的“言公”，其中“读者”起着关键的作用。不论是言出于己，还是转述于他人，“是非失得”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或可以说，学术研究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具体撰述总会停笔，但它已在阅读中延伸。阅读不止，意味着参与的持续，研究也就永远处于发展之中。故言之“公”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存于天壤，也存于历史；有人参与即“公”，反之则“私”。从这个意义言，名家作品的阅读本身，就是学问的延续。
不过阅读只是参与的第一步，如梁启超所说，他人的研究所得，“未必都对”；学生得到“点石成金的指头”之后，就“可以自由探讨，并可以辩正师傅的是否”。陈寅恪先生有句名言：“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自由探讨”是学术独立的前提，而批评态度主要是针对学生而言。梁启超名之曰“思想解放”，亦即“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窃以为学生与师傅相辩正是特别重要的。在章太炎看来，后人与前贤商榷，并非轻慢，而是尊敬。盖“欲弘道，固不以言殉人；尊之至，故以争为匡救”。师傅引领学生入门，只是学问的第一步；只有学生能通过自由探讨以“辩正师傅的是否”，学问才能发展和进步。这是我们编这本书希望达到的长远目标。
最后我要说，这是一本面向学生的书，序言应当尽可能简明清晰。不过也正因为是面向学生的书，不能不分外慎重。由于个人才疏学浅，不得不多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如果因为这些引文使这篇小序读起来不那么顺畅，在此向读者诚恳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