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先生近年曾论及“社会的溃败”问题。社会的溃败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问题，孙教授从权贵资本主义等角度来分析发人深省。然而，社会的溃败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还是一个文化学问题。从后者出发，所谓“社会的溃败”也许称为“社会的瓦解”更加合适。“溃败”暗示功能与结构失调，而“瓦解”源于价值与信仰失落。当社会行为失去精神价值之后，一切为利益而来、为利益而去；秩序永难稳固，人心永难安宁。因此，在社会功能与结构失调的背后，还有一个精神价值缺失的问题，后者导致了秩序的瓦解。
马克斯·韦伯、涂尔干这两位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都深刻地分析了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价值问题。哈贝马斯也曾论述权力和金钱导致生活世界的意义缺失问题。然而今日中国社会的精神价值缺失，与他们所面临的欧洲问题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国并不仅仅是缺乏宗教信仰那么简单的事，还有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价值缺失——即行业价值缺失。
所谓行业价值，并非某种崇高、抽象、形而上的价值本体，而是指由每个行业所决定的行业行为的精神价值。就拿足球这个行业来说，其精神价值体现在足球运动所带给人的快乐和满足上。只要严格遵循足球行业自身的规则去做，人们即可自然而然地享受这种价值（无需哲学家来论证）。循此而往，人们还会形成职业的崇高和神圣感，树立起对足球事业的坚定信仰。有了这样的精神价值基础，足球作为一种人类事业才能形成自己的内部秩序。然而现实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足球运动或被权力所绑架或被金钱所收买，权力的逻辑要求人们为国争光，金钱的逻辑要求人们为己挣利。然而足球本不是为了给任何人争光或挣利而存在的。无论是争光还是挣利，都不符合足球这一行业内在的价值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足球运动的行业价值被权力或金钱抽空了，作为一种行业的足球事业将失去意义，其内部秩序也趋于混乱。
这里我想说的是，今天中国之所以存在一个“社会的瓦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行业价值被所掏空，其中权力和金钱扮演着重要角色。接下来我想论证，行业价值来源于双重逻辑：一是行业规则，二是人性需要。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体现行业的精神价值，并最终表现在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实现上。所以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一切行业精神价值的最后落脚点。
以科学为例，它的行业逻辑是求知，由于人性可以在求知欲的满足中获得快慰，在真理的追求中赢得尊严，行业逻辑和人性需要的结合让科学家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然而，当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被理解为为国争光，或其他功利性的社会需要时，科学也遭到了绑架，失去精神价值基础。科学本不是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荣耀而存在的，为国争光并不符合科学这一行业的内在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出不了世界级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的科学工作者的精神世界将走向堕落。于是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指导思想让科学事业失去了价值基础，导致科学失去自主性；科学既然失去了自主性，自然容易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更难自我约束和管理，日趋堕落和无成。越想争光，越是争不了光。
再以商业为例。其行业逻辑是赢利，而人性的逻辑告诉我们，人一旦成为金钱的奴隶将不可能活得有意义。因此商人要想获得崇高的生命境界和人生意义，正确的方式是通过经商这一特定的职业行为来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个人的价值。赢利并不是根本目的，只是必要途径，让生命在商业活动中辉煌地绽放——这才是商业行为的真正目标。经商是一种特定的职业行为，只有从事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到其内在的魅力，感受到生命因此而灿烂。只要商人真正追求这种目标，就不可能坑蒙拐骗、违法乱纪，因为后者会构成对其人格的侮辱。一个真正想活得有意义的商人，容易认识到这一目标的重要，从而形成强大的自律。然而有人告诉商人们，商业行为的根本意义在于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在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然而为社会作贡献毕竟不是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这种明显悖理的指导原理不可能在现实中被普遍应用，至少不能成为商业行为的首要原则，于是人们纷纷埋怨被欺骗和利用，产生对道德的强烈反感，乃至于不相信任何道德，更加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最终商人们自己也成了牺牲品——他们的精神世界走向低俗，职业行为失去意义。反过来，如果告诉商人们，经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你们人生的意义，让你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崇高和伟大，而赚钱只是实现此目的的手段，是不是很容易被普遍接受，从而更有利于商业秩序的确立？
不仅科学和商业，所有的行业都有自身的精神价值。艺术、宗教、教育、政治、实业、旅游……莫不如此。人们只要顺着每个行业自身的逻辑，思考一下人性是如何在这一行业特有的行为中获得尊严与价值的，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
因此，今天所谓“社会的瓦解”，主要是由于多年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严重违背行业自身的逻辑和人性的需要，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作为无庸置疑的价值原理强加于各行各业之上，掏空了行业的精神价值基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需要等外在目标固然是好的，但是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凌驾于各行各业的逻辑和人性的需要之上，否则必然导致行业行为无意义。当行业行为无意义之后，人们找不到生命的尊严，自然会被金钱和利益所主宰。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内部的秩序很容易瓦解。行业秩序的瓦解充分体现了行业自主性的丧失。只有行业自主性确立起来，才能在行业内部形成自我约束的强大力量，建立起普遍的行业自治，形成行业秩序。做到这一点的首要前提是使千千万万人在行业行为中找到意义，找到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今天我们喜欢谈论社会问题。“社会”这个东西，表面上由一个又一个独立的组织或机构组成，实际上所有这些组织或机构又从属于不同的行业。一方面，每个人都不仅仅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中落脚，还要在自己的行业中立足，对自己在本行业的名声和成就尤其重视。另一方面，行业本身对于个人具有内在的生命意义。人们从事一个行业，并不完全是为了赚钱或生存，还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的潜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赢得生命的尊严。由于不同行业的逻辑不同，它所赋予从业人员的生命意义也大有区别。各行各业实现自身意义的方式都是由其行业内在的逻辑决定的，不同行业对于从业者所具有的意义体验也各不相同。由于不同人的潜能和特长不同，他们各自适合于从事的行业也必然不同。当然，无论行业的精神价值有何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是人们实现自身生命的尊严与价值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的精神价值基础要通过行业特性来体现。
当我们把社会问题转化为行业问题后，马上发现古典儒家思想对于今日中国重建社会的意义，因为古时虽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但确有相当发达的“行业”，如士、农、工、商之分。首先，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为行业正名的思想。尽管孔子所言主要针对政治这个行业，但对于其他行业莫不具有警示效用。这一正名思想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中对于魏国“上下交征利”这一普遍现实的批评，以及《大学》中对于“国不以利以为利，以义为利”的倡导，都得到了体现。今天的中国是否同样存在一个为各行各业正名的需要呢？
其次，儒家经典明确地把人性的自我实现作为一切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最终目标。《易·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存性存存，道义之门。”每一个生命的健全成长、生生不息，而不是任何国家利益或功利需要，才是人世间最高的道义。“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让每一个生命自我成全、每个人性自我实现，才是社会总体繁荣的真正基础。这些思想合在一起，可称为是一种儒家的王道思想。王道的反面是霸道。霸道相信权力，一切从统治需要出发；王道相信道义，一切从人性需要出发。诚然，古典儒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今天迥然不同，但它对人性尊严与价值的重视并未丧失现代意义。它与自由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更关注作为社会秩序枢纽的精神价值问题。
综上所述，今天中国所发生的“社会的瓦解”（如果有的话），决不仅仅是制度和组织问题，行业价值被掏空是一个亟需引起充分重视的重大问题。儒家王霸之辨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只有充分尊重各行业自身的逻辑和人性的需要，才能确保人们通过行业来实现自身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确立起职业的神圣与自豪感。一味渲染国家需要，以某种国家的或意识形态的需要来主宰行业建设，导致人性的扭曲和意义的丧失。只有抛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一类过时的指导原则，让各行各业回归自身的逻辑，以人性的尊严与价值、而不是国家民族需要或外在功利需要为旨归，重建行业从而重建社会，才能构筑社会道德的蓄水池，抵挡当前严重的社会瓦解趋势。
（本文发表于《南方周末》2016年4月14日，发表时标题及文字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