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复杂的环境中艰难恢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大流行，给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和巨大损失。世界经济停滞，矛盾挑战叠加，悲观情绪弥漫。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和充满矛盾，世界仍将是全球化的。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不可能退回，封闭和孤立方式无益于当今问题的解决。逆全球化可以嚣张一时，但人类终归要交往。我们要善于在生产力中挖掘潜质、寻找动能、发现优势，以激发社会新的活力。
马克思曾将科学技术、共同体作为生产力的因素作过论述，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时代将科技和共同体提高到更崇高的地位，同生产力的其他因素相统一，成为世界发展最强大的驱动和活力。这些力量正是唤起世界发展的信心和希望所在，可以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新科技是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器
新科技是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动机，它能为缓慢下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加油赋能，是解决当代难题的密钥，并在解决问题中走向未来。
新科技传播和覆盖的速率和广度，缩小和平衡了时间上的机会差别，有利于解决世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过去重大科技是自上而下，从富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渐次传递，非常缓慢。数字智能新科技则不同，在全球化条件下，具有快捷的传播性和广泛的覆盖性。现在非洲很多人都能用手机上网，参与互动。任何人都可创造数字、交换数字，根据数字信息作出决定。大部分人能从数字经济中获得利益。这就可能缩小机会差别，拉平起跑线。
新科技的产业化和广泛运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岗位，有利于解决危机状态下的劳动就业问题。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智能技术，伴随全球化而生，使世界很快卷进新科技洪流。如科技研发对生产领域的先导作用，数字和信息正在变成生产资料，新科技为能源革命和材料革命开辟广阔天地，生产手段进入自动智能状态，所有这些让新的更平等的经济模式不断涌现。
许多数字平台能打开广阔市场，让小微企业轻松连接全球市场中的消费者和供应商，催生出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岗位。如，在电商普遍推广的基础上，疫情初期涌现出“共享员工”模式，根据不同行业和企业供求，通过网络灵活地调节劳动就业。这些探索为解决劳动就业、市场营销等问题提供了科技支持。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已将世界连在一起，可跨越过去无法逾越的鸿沟，方便解决不同分工带来的合作和协调。互联网早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标识，一代代网络技术的提升，使各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得到互动，短时间就将产业结构升级到崭新高度，并积极推进全球共同发展和合作。比如新科技革命优势在欧美，新产业革命优势在中国，已经不是前几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那种合二为一的状态，这其实是社会分工合作的进步，是社会发展中自然形成的。
如果迫使许多优势聚集到一个国家，割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那将是历史的倒退。2020年3月25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发表电视讲话说：“没有一个国家能自给自足，不管它有多强大或者多先进。”数字智能技术的广泛和深度联系，正好解决不同分工的合作和协调。可见，新科技专为这个时代而打造，我们稍有懈怠都会造成对新科技的浪费，甚至亵渎。
新科技的虚拟和穿透性，可克服思想顾虑和手段局限，有利于足不出户的防疫生活保障和兼顾社交距离的复工复产。常态化疫情防控以来，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自觉保持社交距离。数字技术满足着抗疫要求，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线上订货购物和物流快递为居家防疫提供生活所需。
在疫情处于中高风险时，各地推出病毒症状在线追踪、电子健康卡，以及在线教学、在线会议、在线签约，线上线下结合兼顾了复工复产，开辟了云服务、云经济。人们通过无国界的互联网，准确把握国外商机，从进货到仓储、从营销到售后几乎都在网上运行。有互联网助力，世界贸易从未如此简单过。这次疫情也是对人类运用数字智能技术的检验和推进。
每次科技革命都在塑造一个时代，过去的科技革命推动了当时的产业革命，促进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成为后来发展的垫脚石。因此，人为的干扰阻挠难以解套遇到的羁绊和束缚，只有深刻理解和运用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方法，才能克服许多矛盾，解决许多问题。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数字技术将使国家安全、企业安全、个人隐私受到挑战。广泛地使用机器人就要防止带来人的思维和劳作功能的退化，特别要防止人工智能与基因技术结合对人类的威胁。这就需要强化科技伦理在科技工作中的引导作用，使科技给人类带来幸福而不是相反；还要发挥社会的监督和法治功能以硬约束的方式把航科技，真正将新科技的正作用发挥到极致，把负作用压缩到最小，保障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健康推动。
人类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
“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古老梦想，每个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其实，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共同体就一直存在。劳动力突破了个人存在的方式，由人们的合作形成了共同体，带来更大的生产效能，之后又从自然共同体过渡到社会共同体，从体现生产力到反映生产关系。在发展阶段上，先是家庭，再是部落，然后是国家，共同体不断扩大，这样既能共同抵御自然风险，又能展现集体力量，更好地维持和延续人类生存。
事实上，个人也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马克思超越了之前的共同体思想，从物质生产出发探讨共同体规律，提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揭示了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方向。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化加速、互联网发展，将各国连到一起，使人类联系更加方便和紧密，为真正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中国提出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共识，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
范围上的开放体系。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间联系更加紧密，需要打破保守，调整社会关系，使人类紧密而有序，这就需要以国家为基础，建设共同体的开放体系。现在我们常遇到超出国家范围的事情，比如气候变化、核武管控、人工智能、基因研发、病毒防控，这些涉及整个人类命运的事情，不可能以一个国家的方式去处理，应当根据涉事的内容、性质和范围，从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国际关系、世界范围来积极应对，也有利于全球治理贯彻平等和民主精神。
现在国际事务增多，发展速度加快，应当更多地发挥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的作用，发挥G20等多边组织、欧盟等区域组织的作用。大国强国要支持联合国等世界组织、区域组织、多边组织，并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提供公共产品，为不发达国家和弱小国家提供扶持和帮助，这样也利于国际和世界事务的公正、公开、透明、监督。
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成为重要的全球机制，也是共同体的一种方式。它按照市场规律动态配置资源，将各种优势和特点融为一体，自然形成发展机制，虽有不足，但不能凭空设计、随意拆解，需在共商中遵循规律，用诚信和智慧去扩大共同利益。
内容上的融合体系。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
一是利益攸关。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比如2008年G20结成共同体，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会延伸到政治利益。2001年“9·11”事件后，全球开展反对恐怖主义斗争，正是考虑了政治上的共同利益。
文化也是各种利益的反映，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挑战方面，也需要结成文化共同体，尊重各国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元化，建构兼收并蓄的全球文明观，通过各国思想文化交流，拉近各国间心理距离，消除障碍，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利益共同体，应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要关注长远利益，比如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被眼前利益的无序竞争一叶障目；要保证根本利益一致，不挑剔枝节问题。
二是命运相依。国际交往、合作、联系，促进了更多的共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自然方面，空气、植被、河流不分国界，一旦环境被污染，生态遭破坏，危及的是全人类生命，需要世界共同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流行，迫使人类结成公共卫生共同体，各国正在共同努力，合作抗疫。在社会方面，战争和核武器威胁、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研发上的风险，都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毁灭。人类要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宗教，结成命运共同体，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大局出发，制止一切不负责任的冒险和挑衅，防止国家间斗争破坏人类的共同命运。维护命运共同体，要明确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人类命运同体共源，不得侥幸，必须同舟共济，倍加呵护。
三是责任共担。强大力量的共同体必须有强大的责任保障。无论利益共同体还是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共同责任。在享用共同体好处的同时，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到权责统一。各国要携手应对挑战，合力化解威胁，就要共同承担责任。在共同体建设中要用合作共赢的新思路代替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你输我赢的旧思路。维护责任共同体，成员单位要主动承担责任，管控矛盾分歧，变革治理体制，构建开放世界，要贯彻共担责任、共同治理、合作共赢的理念，致力于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原则上的对立统一体系。共同体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既然是矛盾统一体，说明既有共性，也存在分歧和各自利益，需要基本原则来维护。
一是和平共处，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国家不管大小、贫富、强弱，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在商量中推进事业，在共赢中促进发展，在借鉴中共同成长。发挥共同体的作用，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保证国家间不发生军事冲突而共存。人们之间、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是人类发展的社会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人类发展的自然基础，尤其需要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
二是和而不同，这是整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不同个体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和”。全球化和数字智能时代，让共同体的成员更有条件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和分析，共同处理面临的各种问题，实现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际上承认了客观存在的超民族、超国家的共同利益。承认共同体内的差别、特点和独立性，就是和而不同。正是个体不同的特质，使共同体具有互补、契合、匹配和合理的结构，能使不同成员各展其长，取长补短，集大家之私，成社会之公。
三是求同存异，这是既追求相同又包含差异的客观理性原则。求同就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中，运用新的条件和手段，寻找利益交汇点。共同体正是提取人类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倡导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存异就是要有宽广的胸怀，正视个体、矛盾、独立，要充分地包容。只有在共同体范围内，允许个性、独立，才能使共同体持久地充满活力和生机，才能使成员单位从共同体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和庇护。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除上述科技和共同体具有生产力的意义外，生产力还有广阔的外延和深刻的内涵，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最物质的利器。世界发展的实质就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的独特能力。石器标志的生产力延续数以万年，铁器标志的生产力绵亘2000多年，机器标志的生产力缩短至200多年，高科技标志的生产力刚半个世纪。
现行生产力是三个层次并存：一是数字智能等高科技标志的生产力，二是传统机器标志的生产力，三是手工工具标志的原始生产力。它们分布不均衡，发生了根本变化，总体上超越了任何阶段，提升了发展水平。
在生产力内容上，突出科技生产力，注重在科技的组织、投入、政策及环境上深挖潜能。科技生产力是通过科技工作者的发明创造体现出来，同时还有一股撬动科技生产力的力量未被人们所关注，这就是科技型企业家。这个群体并不庞大，但他们是杠杆的支点。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是典型的科技型企业家。年轻时他作为科技骨干初露头角被媒体报道，创业后一路经营科技企业。任正非在领导和经营过程中，吸引、重视、培养科学家，注重汇聚精英，投资科技。华为全球18万员工中，研究人员占45%，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15%，仅2018年就投入研发经费150亿美元。华为至少有700多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6000多名专门做基础研究的专家、6万多名工程师，构成了华为的研发系统。正是万千科学家、专家、工程师用汗水筑就了华为的5G成就。
可见，华为不仅是个庞大的企业，更是个科技王国。近两年，华为在遭受打压中举世瞩目，从一个强国与一个企业的不对称较量中，反衬出华为的强大。像任正非这样的科技企业家，在中国和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他们大多都有一定的科技背景，虽然现在未必有特别强的专业能力，但他们的经历锻造了超强的项目判断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组织研发领导力，他们都在实施和组织各自的现代科技计划。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注重吸引科技人才，大胆放手使用专家，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待遇，为科技专家排除后顾之忧，使他们充满精力地去研发，并为他们鼓劲加油，让他们感受到自身价值所在，这是对科技生产力最强的赋能。
这些行为习惯强烈地影响到企业，变成企业的制度、文化和环境。欧美发达的科技，不仅在于本土有多少科学家，重要的是优良的科技环境、投资科技的保障，包括宏观上的移民政策、留学政策、科学家政策发挥的作用，正是这样的政策环境和投资，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技精英和企业家汇聚到这些地方。如果过于精明地算计眼前利益，好环境和政策就会流失，精英也将远走高飞。
可见注重和培养科技型企业家，是编织对科技工作者吸引、培养、组织、使用和奖赏的摇篮，是科技创新源源不断的动能，是推动科技生产力的关键。
在生产力作用上，突出产业链供应链，确保链条开放稳定安全，才能优势互补共享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体现的是生产社会化的更高水准。世界各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中命运与共，形成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价值链系统，促进国际间商品流、资本流、技术流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种混合分工体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各国生产力要素配置的合理化、经济化、最优化。
虽然在稳定发展和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脱钩、断链、垒墙就能解决的，那样只会徒增矛盾。对受到疫情影响而产生的问题，应当是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快速打通难点堵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对长期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要根据市场规律，优化或重构链条结构。
在生产力条件上，突出和平稳定的发展，共同营造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才能保障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无论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动乱，还是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都会破坏发展环境，影响生产力发展。即便是虚张声势都会触及敏感的发展神经。我们需要持久的和平与发展。不管有多大的分歧和困难，作为地球村村民都可坐下来和谈，有竞争有让步，携手合作，争取双赢多赢；不搞零和博弈，不要非白即黑，更不能你死我活。
要真诚体现这个时代的人类文明，为世界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世界各国应当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为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用和平、稳定和创新，捍卫和促进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高新科技不仅标志着先进的生产工具，通过无数的传感装置让许多无机的生产对象都显示出能动性和活力，而且全要素地武装和推动了生产力；共同体不仅释放出社会劳动者个体和组织的活力，还让内部结构呈现有序的链状分布，展示出人们在社会关系、自然关系中的高度关联。
社会生产力生机和活力涌现之时，和平与稳定作为维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条件，仿佛具有了某种决定性因素。可见，活跃的因素、稳定的结构、和平的环境，才是世界发展的最佳标配。
邵春保，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前线》202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