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何以为家:儒教家庭伦理的传承与变革”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于2022年9月24-25日以线上方式举行。

今天探讨“家”这个问题，一个重要任务是在现代化、商业化、城市化、西方化的浪潮中，如何理解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应放在中国文明在现时代的未来方向或出路这个大的语境下来看。从这一语境出发，我总结目前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从正面来阐释传统文明中的家和人伦关系，探讨今天重新激活传统的可能性，认为传统中有一些东西有助于拯救现代人的心灵和家庭危机，如张祥龙、孙向晨等人就是这样做的。与张祥龙、孙向晨等人是从普遍主义路径阐释“家”的路径不同，我是从（文化）特殊主义的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的，尽管我对他们的路径非常赞赏。

我定位自己的研究路数，是基于文化比较的视野、从思想史角度来理解中国文明的根本问题，理解和解释中国文化与人类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路径差异的根源，进一步理解为何“家”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特殊重要，为何人伦关系成为了中国文明几千年发展的重心。由此出发，我希望说明，在现代中国，为何人伦关系（包括家的重建）仍然是中国文化克服自身危机、走向文明重建的必由之路。之所以说我的路径是特殊主义的，是因为这条路径并不主张家-人伦关系对于人类其他文化中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并不挖掘家-人伦关系对于当代世界的普遍意义，尽管我并不否认后者的价值。之所以说我从思想史角度探讨，是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从事理论解构，亦不试图提出针对当下的指导原理或方案。我的研究重心是理解和解释，希望通过解释过去来看清现在、展望未来。为此，我有意将自己置于旁观者角度，从较为中立的立场看问题。尽管实际上不可能完全价值中立（我也不是没有价值立场），但在学术研究中还是会有意要求自己这样做。

现在我就从中西文明中的超越性问题来谈谈家-人伦关系的问题。大家都熟悉，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的超越性问题有不少争议。比如韦伯、安乐哲、于连（François Jullien）等人可能认为，从transcendence（中文常称“超越”）角度不足以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色，他们的目的未必就是要贬低中国文化。至少就安乐哲的整个思想看，中国文化的特色不在于超越性，而在于与之相反的内在性（Immanence）。从“内在超越”（牟宗三）、“内向超越”（余英时）到最近梁涛的“双向超越”和赵法生的“中道超越”，都还是坚持超越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我非常赞同他们的一个观点，即超越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维度，是确立中国文化中神圣价值的基础；抽除这一点，中国人信仰的基石将被抽除。虽然这些观点我都同意，但我同时认为，在以西方的“超越”为参照时，我们可能忽略了：中国文化中谈论超越从来都是为了更好地返回生活，返回此岸世界，因此具有鲜明动词性格的超越在中国文化中没有最终目的或目标的性质，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性特点。这一点恰恰与西方文化及其他一些文化（如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超越作为动词在中国文化中主要具有手段、工具的意义，那么相比之下，它在西方文化中却有目的或目标的意义，即它指向某种超越于经验的独立存在。

Transcendence一词确实常被译为“超越”或“超越者”（或“超越存在”），但是严格说来，把transcendence翻译成“超越/超越者”是有问题的，非常不准确，漏掉了其中最核心的含义之一，即脱离经验、在经验世界之外独立存在且直接决定后者的这一重要含义，而这一含义在以动词义为基础的中文术语“超越”或“超越者”中体现不出来。英文Transcendence源于拉丁文transcendentia，本义可能来源于中世纪对上帝的理解，指向超越于感官经验世界的绝对者，我认为多数情况下译为“超验存在”更准确（本人早年读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著作时即有此感觉）。当我们在中文、特别是针对中国传统思想讲“超越”时，我们强调的是针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超越过程，但这不意味着要人们彻底脱离感官经验世界，以另外一个世界为归宿；而在西方，transcendence指向某种先验、绝对的存在者，彻底脱离感官经验或日常生活世界，其含义不是某种刻意、人为的超越行为或过程。也可以说，此词反映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明具有彻底摆脱经验世界的强烈冲动，我常称其为“彼岸取向”，与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相对。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才真正以超越为目标或目的，正因为它在讲超越问题时，以名词transcendence的绝对性取消了汉语动词“超越”的人为性和相对性。相反，中国文化中以动词含义为主的“超越”一词，不以彻底脱离经验世界为目标，而体现了主观、人为的行为过程，也可以说不是真正的超越。

所以，当我们以“超越”的中文词义来理解西方文化甚至其他一些文化的特征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其一，我们的超越无论如何都在程度上不如西方文化那么彻底，何况中国传统语境中通常称为超越者的“天”，绝不是什么脱离感官经验世界独立存在的绝对者；中国人讲“道”、讲“理”，也不主张它们有脱离感官经验世界的独立存在，故又称其为“天道”“天理”。难怪会有韦伯对中国文化那样的批评（见氏著《儒教与道教》），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其二，“内在超越”“内向超越”“双向超越”“中道超越”等一类说法，可能误导性地暗示中国文化也以超越为目标，只是超越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从而忽略了超越在中国文化只有手段、过程的重要性，而在西方文化中它才具有目标、目的的重要性。

我们固然可以坚持认为，“内在超越”“内向超越”“双向超越”“中道超越”等在中国文化中确实存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词汇对于理解中西文化异同有严重弊端——：

首先，如果汉语“超越”不能作为对transcendence的准确翻译，不能用来准确理解西方文化的特殊性，那么这些以“超越”构成的词汇用来比较中西文化就会失焦。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假如有人把英文单词car翻译成“四轮车”，你不能说他完全错了，因为car确实是一种四轮车。但“四轮车”作为car的中文译名，遗漏了该词的核心含义。以“超越”为中心来对译西文的transcendence等词汇就有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化中有超越性维度、且这一维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transcendence所反映的不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如果汉语“超越”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而transcendence则是西方文化的问题。

其次，从超越的类型来比较中西文化，还导致人们忽视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及等人类其他文化的真正特色不在于超越性，而在于内在性。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此岸取向性质的文化，以内在性而不是超越性为目标或目的，内在性才体现中国文化的真正特色。换言之，我们无法通过超越类型来比较人类其他几大文化（希腊文化、一神教文明、印度文化等），以说明中国文化的特色，而有必要从内在性出发思考中国文化的特色。

内在性是中国文明过去两千多年与其他几大文明走上不同路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它源于三代以来作为一种文化预设或文化无意识的此岸/此世取向，后者认为这个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一切生命生生死死皆在此世界（this-worldliness）之中。由此，中国文明的最高理想是与这个世界的整体融合，此即众所周知的“天人合一”。

由此中国文化中的对内在性的追求，而是相反，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它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解决此岸的问题，所以中国人把主要时间精力用来解决当下生活问题，其中人伦关系就是每个人最大的现实，而家又是一切人伦关系中最基本的，因此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我认为“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与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此岸取向的文化，以指向内在性为宗旨有关。由此我们理解，何以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在塑造人伦关系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典型表现就是与家有关的孝道的兴盛。鉴于今天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此岸取向的文化，“回家”就是我们今天依然不能摆脱的使命和宿命。因此我相信，家在未来仍然是中国文明能够自我重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