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山西,印象不怎么好,但还是很关心的。日记中多有记载。
1921年5月10日载:敬斋又谈山西事,我觉得我前年不曾多考察山西的实在情形,实是我对不住山西人的地方。我们对于山西,不该下消极的谩骂,应该给他一些建设的意见。现在山西第一要事在于人才。山西大学便是第一步应改良之事。我当为阎百川一说。
这是因为,1919年10月,胡适曾陪他的老师杜威来过山西。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上说,他在太原的街上,看见路灯柱上都贴着白底黑字的格言,如“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天下具万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有许多都剥落模糊了。他认为,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还说,“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省人,不能招用客卿,也因此。客卿远来,很不能与本地人争生计上的优胜。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划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能够用……这个困难问题将来正不知如何能够解决”。
应当说,胡适对山西的看法还是对的,山西的第一要事在于人才,这个看法,现在也不过时。胡适这次来山西,跟山西的政要有交往,后来有了事,还给阎锡山写过信。
1922年9月16日载:夜归得牟震西君信,知他为《努力》写的文章,竟连累他的哥哥,——兴县知事,——被赵次陇把他的知事取消了!我无法,只能写一长信与阎锡山,责备他不应该如此狭陋。
赵次陇就是赵戴文,当时的职务大概是都督府秘书长。
时间长了,胡适对山西的看法更不好了。
1934年1月25日载:沈昆三从山西来,谈山西近况。他说,太原的商店多受鸦片勒销的困苦,故往往关门,引起恐慌。阎锡山近来不但贪财,并且荒淫。我回想民国八年游山西时所见“自省堂”“洗心社”的情形,不胜慨叹。
抗战期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对山西的战事还是关心的。
1939年3月26日载:冀朝鼎来谈,他新近从国内来。他是冀贡泉(育堂)的儿子。他父亲也和他同来美国,现住纽约。山西老阎的一部分人,至今还在苦战,但(冀君说)晋南现在差不多全成焦土了。
对某些山西人,他的印象还是很好的。
1933年5月28日的日记里,记了一个忠义的山西人。有个叫赵敬时的年轻人,刺伤了一个日本兵,一名日本宪兵带着翻译,来胡适家调查取证。说是赵敬时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话:“四月十五日到米粮库四号访问胡适之先生,当承接见,所谈约分下列各点……”胡说他毫不记得有此人过访。宪兵走后,他检查来客名片,有赵的,上面写着“《河南晨报》记者赵敬时,晋南猗氏”等字样。
说不记得,当然是假的。没有很深的关系,也是真的。从口气上看,对这位年轻人,还是尊重的。说起来,这个抗日义士,还是我的老乡。猗氏,就是现在的晋南的临猗县。
印象最好的是傅作义。1937年1月25日载:傅作义将军为他的先父子馀公建纪念堂,来函征文,说“所求不过十数人”。其附来的行状历叙他年少时种菜,挑担,赶马车,卖煤,颇能纪实。今夜为小诗:
拿得起鞭子,挑得起担子,
靠自己的气力起家,
这是个有担当的汉子。
老子不做自了汉,儿子能尽忠报国,
这儿来来往往的人,认得他爷儿两个。
胡适的日记和文章里,常有不要做自了汉的说法。所谓自了汉,就是只知道顾自己,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何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