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标层面，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要求中国政治传播进行角色转变：从政治传播层面促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通过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制度和治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通过政治传播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在运行机制层面，伴随着自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从三个方面促进中国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现代化：一是从政党领导和职能方面促进政治传播的制度化；二是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换；三是政治传播的民主化，通过包容表达、鼓励对话，借助新的媒体技术，促进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在价值层面，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不断推进“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种现代价值的实现，同时平衡和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现代化；治理

作者简介：于淑婧，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①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其基本内容是国家制度体系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③，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理念。

在自媒体时代，伴随着新媒体的应用和普及，媒体与政治越来越相互依赖，二者的关系被学者们定义为“共生”④，这促使政治传播越来越嵌入到政治运作之中。在自媒体时代，普通民众的“技术赋权”，使政治传播的行动者不再仅仅限定于政治家和媒体机构，民众也成为重要的政治传播行动者。因而，原有限定于单一主体的政治传播，突破时空限制，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系统的“神经”和“毛细血管”，深入到政治社会系统的各个角落。

因而，在自媒体时代，治理与政治传播的关系更加密切。政治传播成为治理活动得以运行的基石，规范运行的政治传播有助于从整体上驱动治理体系的优化⑤。政治传播本身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现代化是后者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所以，本文将结合中国政治传播的经验，从目标、机制和价值三个层面，探究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问题。

一、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麦克奈尔曾将政治传播界定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⑥，这指出了政治传播达成政治目标的特性。政治传播既是政治目标实现的手段，也是过程；反之，达成某种政治目标既是政治传播活动的原因，也是结果。对于中国政治传播来说，伴随着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政治历程，其一直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以每个时期特定的政治战略作为目标。如今，中国政治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并逐渐走向治理，中国政治传播近些年来也出现了从“宣传导向”向“治理”的转向⑦。可见，中国政治传播具有了新的战略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战略从目标层面对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文已经指出，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⑧。

国家治理与国家制度的关系意味着，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政治传播，其需要促进国家治理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服务于更好地把我国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反过来更有效地服务于将国家治理效能用以印证制度优势。这一目标意味着，政治传播需要改变从革命年代遗传的“宣传者”或“控制者”角色的强大惯性，从新的逻辑出发塑造自身的角色，通过促进其自身角色的现代化，使其转变为一种国家治理手段⑨，并促进国家治理与国家制度的良性互动。这需要政治传播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该目标。

第一，通过政治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所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其“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化、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⑩。从学理上来说，我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的政治发展，逐渐建立起来，目前仍处于从尚未完全巩固到逐渐巩固的过渡阶段。制度巩固的国家与制度尚未巩固的国家之间，在国家建设和国家建设使命上存在差别。前者的使命是提升和优化国家的能力，后者的使命是不断巩固国家的根本，即根本的制度体系(11)。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国家制度建构和巩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服务对象和战略导向的政治传播，也需要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正如上文所说，政治传播已经镶嵌在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中，与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治理体系也深深地融合在一起。政治传播作为保障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机制，其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有利于政治的制度化和国家治理。从理念层面，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求政治传播转变过去过多依靠人际传播、运动式治理的传播、行政强制式的传播、无规则非常态的传播等导向“人治”的旧理念，转向更多依赖大众媒体和新媒体传播、依法传播、有秩序的传播等导向“法治”的政治传播理念。

第二，通过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12)。从制度理论来看，研究制度的学者也非常关注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强调置于制度之中行动者的重要性。对此，让·布隆代尔认为，“制度不会仅凭自身而发挥某项功能，其效力大小取决于行动者如何运用制度的内在特点”(13)。这意味着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产生良性互动，不仅需要其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以保障制度依法有序运行，以及治理的依法有序，还需要在制度和治理的适应性方面有所提高。这对政治传播来说，就是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正如上文所说，在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已经形成了多元的行动者，中国政治传播也处于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因而，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国政治传播需要转变原有由单一主体主导的政治传播理念，积极发挥社会领域政治传播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主动吸纳自媒体等新媒体带来的政治传播势能，特别是自下而上政治传播的正面功能，通过将政治参与深度融入治理的全过程，更有效地应对新环境下多方面的风险，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第三，通过政治传播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从词语的涵义来看，“治理”有种种用法和意思，中西方的学者和官方语境存在理解上的差异。对此，研究治理理论的权威人物格里·斯托克指出，尽管如此，就理论来说，治理有一基本的相同之处：治理所指的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治理的本质在于，其是多种统治过程和互相影响的行为体的互动带来的结果(14)。俞可平认为，治理的理想形态是“善治”，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15)。可见，不管是“治理”还是“善治”，从规范意义上，其都强调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和合作。因而，对于中国政治传播来说，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传播，需要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这一方面需要积极建立二者对话、沟通的制度机制，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创造一种包容性的沟通协商环境。在自媒体时代，这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需要注重发挥自媒体所创造的公共空间的作用，使其补充原有公共空间的不足，同时进一步促进开放、平等、包容的社会公共环境的形成，使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体能够自由对话、权衡博弈，不同性质的政治信息经由大众传媒以及各种新媒介，能够在政党团体之间、国家社会之间以及社会成员内部实现通畅流动、理性对话、平等协商、充分论证(16)，最终在沟通共识、对话合作中推进国家治理。

二、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现代化

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意味着政治传播不仅服务于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还需要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嵌入到国家治理之中的政治传播，需要从过程层面有利于国家治理。从“权力”维度来看，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将使政治传播从过去较为重视“权力的获得”，转变为不再仅仅从“授权”方面作出政治宣传式的论证和维护，而是更加注重“权力的应用”以及“应用的效果”(施权)。中国政治传播将更进一步成为保障国家治理有序运行并使之走向现代化的手段和机制。这意味着在机制层面，从过去以政治宣传为基础、轴心和边界的政治传播模式(17)中，发生“跳出类型的变革”，通过运行机制的现代化，推动中国政治传播走向新的秩序。近些年来，伴随着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国政治传播从三个方面体现出运行机制的现代化。

(一)政治传播的制度化

政治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政治传播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中，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是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基础和依据。亨廷顿曾发现，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因为政治转型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相反，在那些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里，脆弱的制度无法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致使人们在选举之外寻求政治表达，暴力与革命是常见的方式(18)。制度化的政治传播有利于在稳定和有序中推进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亨廷顿进一步将制度化宽泛地界定为“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与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并指出，制度具有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部协调性四种特征(19)。这意味着政治传播的制度化需要形成一套巩固的、完善的、自主的政治传播制度体系。在这套制度体系塑造的空间中，政治传播的多元行动者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展开策略性行动，从而形成国家治理的有序状态(20)。

具体来看，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主要包括两点：

一是政党领导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21)，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传播中是核心能动者和主导行动者，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具有强大“自主性”。从比较视野来看，杨光斌认为，与制度理论中主流社会科学所流行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不同，中国政治制度是“政党中心主义”(22)。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23)。因而，中国政治传播体现出鲜明的政党领导色彩。

从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布局来看，中国正在有意识地将执政党的领导进一步制度化。这也促使政党对中国政治传播的领导迈向制度化。201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从横向的“全面领导”和纵向的“集中领导”规范了党的领导制度(24)。政党领导制度化的本质意义在于，“使政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不是通过组织关系来实现，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与程序展开，成为一种有监督、有边界的政治运作过程”(25)。这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的主导行动者越来越强调其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和合规则性，也即将政治传播活动中的政党意志转化为制度和法律规范内的行为。这使中国政治传播不再仅仅是政治宣传中那种对主导行动者政治意志和政治理想的强制推展(26)，而是成为按照规则从事政治传播的治理行为。

二是政治传播职能的制度化。中国政治传播的职能主要分为“内容输出”和“信息管理”两部分(27)，中国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这两项职能的法制化。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尝试规范政治传播的内容输出和信息管理，这促进了中国政治传播职能的制度化。从内容输出来看，2019年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显示了中国政治传播中宣传工作的制度化趋势。该条例被认为是宣传领域的主干性、基础性党内法规，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和支撑，标志着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28)，这从宣传层面规范着中国政治传播的内容输出职责。对于信息管理，以互联网信息管理为例，近些年来，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如《网络安全法》)、行政法规(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部门规章(如《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如《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政策文件(如《关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相继颁发。这些举措正在力图使互联网信息的管理工作有更为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也是中国政治传播职能制度化的重要体现。

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构成了政治传播秩序运行的依据，规范着政治传播各个具体行动者的行为。好的制度是硬性的，对现实有规约作用，但制度又不是僵化的，还要给执行者在现实操作中留出调整的空间和弹性。同时，制度也不是凭空而造的，而是有着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并不是对原有制度推倒重来，而是在大的架构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增强修补和适应能力，增加其制度化的水平和程度(29)。此外，制度化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相关制度的确立，还在于制度需要内含“法治”精神。自中共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中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理论依据(30)，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如何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与这一理念相匹配，将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在制度化这个层面进一步深化和加强的维度。

(二)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

白鲁恂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现代化”一般表现在传播技术的现代化上(31)，中国政治传播亦是如此。在自媒体时代，新技术的运用及专业技术人员和机构是中国政治传播吸纳的重要对象。这种技术吸纳重构了政治传播的运行过程，通过促进政治传播过程的技术化和专业化，推进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

首先，中国政治传播对现代技术的应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于政府治理的网络舆情监测，技术的应用使网络舆情工作体现出数据化和智能化。相关的实证研究指出，各种各样的舆情监测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对网络空间政治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研判。新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中国政治传播主导行动者对网络政治信息监测的全网、跨境、及时与自动，舆情监测成为包括舆情采集、分析、预警、统计、引导和管理在内的一个综合体(32)。二是政务服务。有研究指出，“2017年以来，我国政务服务线上化速度明显加快，政务服务向智能化、精细化发展并向县域下沉。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政务服务不断融合，服务持续走向智能化、精准化和科学化，重构着政务服务体验”(33)。

其次，中国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还体现在通过政治传播的专业化促进对技术的回应。不管是网络舆情工作还是政务服务，技术的应用需要依赖于专业人员和机构，这种需求推动了舆情监测、收集、分析等业务的产业化。互联网时代，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及政治信息表达模式的变化，促使政府或政党允许或运用第三方专业技术或机构介入到数据化、智能化的政治信息收集和综合过程中。另一方面，中国行政官僚系统的特殊性也需要政治传播的专业化作为补充。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在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方面，不同级别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源于下层官员是由行政层级中较高级别任命的，较低级别考虑到政绩和升职压力，因而具有较高的动力少报可能指向当地问题的统计数据。在这样一个信息稀缺的环境中，与其他环境相比，上级政府掌握网络信息和在线讨论的能力变得更为重要(34)。因而，通过积极推进政治传播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吸纳，进而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有利于缓解政治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失误，同时，也有利于通过舆论监督降低政策在执行层面发生变异的可能。可以说，网络信息收集分析的新技术和舆情工作的专业化是中国国家治理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35)。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对网络上政治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对专业技术系统、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的依赖，这主要体现在对舆情的关注上。有研究指出，目前在中国政治传播中，介入到舆情工作的机构主要包括四种类别：软件公司、党组织、政府部门和大学(36)。一方面，采用新技术的商业舆情监测机构，已经纷纷推出政府舆情监测方案，通过政府购买、提供智库服务的方式，被政府纳入制度化的舆情工作之中。另一方面，官方背景的舆情监测机构也积极开发新的技术系统、吸纳和培养专业人员。此外，社交媒体也通过与数据公司合作的方式，加入政务舆情监测之中(37)。

最后，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还需进一步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换。在线舆情监测、分析的技术化与专业化，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体现，这一举措一方面改变着政治传播运行的某些过程，但同时值得注意是，其并没有改变中国原有的以政治宣传为轴心的政治传播运行模式，原有政治传播中的行政逻辑、维稳逻辑、管制逻辑和动员逻辑依然十分强势。正如相关实证研究指出的，技术正在使中国的舆情工作、社会治理和宣传过程日益融合，其导致的是宣传的“升级”和“复兴”(38)。显然，这种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距离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后者要求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予以进一步转向：一是将舆情理念转变为舆论理念。在中国语境中，舆情在狭义上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39)。显然，舆情所重视的“态度”和公共舆论理论所关注的“意见”具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政治传播需要借助技术的现代化，在关注舆情“态度”的同时，进一步关注公共舆论的“意见”。二是在此基础上，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化。这意味着通过推动中国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助力各级政府将民意纳入政策和决策之中，帮助政府得到科学的信息和信号，作出科学决策，进而提高决策过程的开放性，促进国家治理的民主化。

(三)传播模式的双向沟通

民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政治传播的民主化是政治传播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维度。政治传播的民主化本质上就是形成基于民主的政治传播，通过包容表达、鼓励对话，促进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形成“有表达的”政治传播。政治学家萨托利曾指出，表达“不仅仅意味着信息的传输”，因为那种通过民意调查或者舆情收集来进行的政治传播，仅仅是让当局了解民情，而没有注意到表达所内在的权力流动(40)，民意测验或者舆情收集剥夺了公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正如贾斯汀·刘易斯批评的，“公众并没有表达自己，而是服从由测量、评估和精确的科学程序所决定的理性秩序”，通过将许多无法衡量的方面转化为数字表示形式，这些答案对象征性政治的贡献要大于理性决策(41)。因而，萨托利主张将具有“表达的”交流从不具有表达的交流中区分开来(42)。政治传播的民主化显然要求中国政治传播是“有表达的”。这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需要鼓励或保障，至少不扼制来自公民、媒体和政府/政党的表达和参与。从理想状态来看，对于公民来说，就是要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对于媒体来说，就是要赋予媒体以一定的自主权；对于政府/政党来说，就是要公开透明。

从中国的政治传播经验事实来看，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了技术赋权，得以更加便利地表达个人的政治观点，这使中国政治传播在技术层面体现出“表达”的交流。然而，从制度层面来说，中国制度化的利益和诉求表达方式仍属于“内输入”模式(43)。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改变这一模式。对于中国政治传播来说，就是要将其升级为制度上有保障的“表达的”交流，通过将“表达”制度化和合法化，促进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和规范化。这是关乎中国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方面(44)。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像上文所说的，保障来自公民、媒体和政府/政党的表达和参与；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相关机制，使运用先进的技术收集和分析离散型公共舆论常态化、规范化。

二是促进政治对话。近些年来，民主价值本身蕴含的对话协商理念越来越受到强调和重视。比如，哈贝马斯借用语用学的理论，强调了“平面上的沟通与交往”(45)的重要性，他区分了“以言施事”与“一言取效”的差别，否定了那种依靠威胁、强制力取得效果的“工具性、策略性”言语行为，强调“商谈(协商)过程免于胁迫、阻挠和不公正的规范”，进而主张和证成建立在独立、说服、理解基础之上的“交往行为”(46)。“对话”正是这种协商民主理念对政治传播在“表达”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规范和要求。因为“表达的”政治传播往往造成意见的多元，价值的难以“通约性”(47)也往往使民意四分五裂，使共识难以达成。对话就是要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意见、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具有相对公共性的决策。对话还可以创造一种动态的、平等的让步伦理(48)，使公民政治沟通的结果即使无法达成共识和某种政策，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实现某种相互理解和“共情”(49)。

从中国政治传播来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的传播，在自媒体时代无疑均得到了加强和拓展，来自不同政治传播行动者的政治信息呈现对流态势，在此过程中，互动与交流也更加频繁。在这个过程中，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得益于自媒体的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舆论动力和势能，可以输入进政治系统，并增大了参与到政治政策的制定、政治目标的确立、政治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政治传播也在不断升级，越来越具有参与性、贯穿力和影响力。一来自上而下的政治传播越来越需要注重来自社会领域的政治信息，其传播内容需要对其进行吸纳；二来还需要对其作出引导、回应，同时主动通过升级传播手段、吸纳现代技术，促进主流政治信息的输出。这样的信息流动与未进入自媒体时代相比，显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在加速，也更为频繁，而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行的(50)。

然而，信息的加速流动要求政治传播能够实现更为广泛的交流和对话，但目前，中国政治传播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困境，对此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一方面，中国政治传播双向互动背后的决定力量并不是相等的，政治传播单方面主导权的强势阻碍着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政治传播各行动者之间的对流和互动还缺乏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的交流机制，这也使得目前政治传播的互动并不能总是导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这些均导致自媒体时代中国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离沟通交流和对话协商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而，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从民主化维度予以推进。在自媒体时代，这要求其在吸收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民主潜能、推进制度层面民主化的双重逻辑下进行。一方面，汲取新媒体对表达和对话的促进功能；另一方面，通过政治传播与中国民主理念和实践的衔接和协同，促进政治传播沟通对话的制度化，实现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

三、现代价值的平衡：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

在现代化政治情境下，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传播不仅需要满足工具有效性，还需要满足价值合理性。对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来说，“稳中求进”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首要逻辑。因而，政治秩序是中国政治传播运行的应有之义。这要求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在关乎政治秩序的三种现代价值——“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之间，实现对三者的协调和平衡。

一方面，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在原则、价值和信念层面几乎获得了一致的同意和赞许(51)。另一方面，现代政治还建立在法治之上。不管是经验现实还是理论逻辑，民主与法治都是紧密相关的。“为维护卓有成效的政府，法治和负责制是必不可少的。”(52)此外，现代政治还要求权力的运用从“专断性权力”转变为“基础性权力”。所谓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能实际穿透市民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与之相对，专断性权力是指“国家精英所享有的、不必与市民社会团体进行日常的制度化磋商的行动范围”(53)。对于国家来说，“专断性权力”是一种“国家权力”“基础性权力”则是一种“国家能力”(54)。

从秩序的角度来看，在价值层面，现代政治秩序要求“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和协调。福山曾指出，现代政治秩序的关键在于将三大组件——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也就是民主)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55)。然而，现代化不会自动带来三者之间的平衡，也即不会自动带来秩序。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贫穷的传统社会和已经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恰是那些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因为现代化的不同组件未能以协调的方式向前推进”(56)。

对于中国政治秩序和政治现代化，针对“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之间的平衡，福山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只拥有强大的国家，而没有法治和负责制(也就是民主，即使存在责任，其责任只是道德上的)，因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集中和部署国家权力，而是如何以法律和民主负责制来予以限制”(57)。还有研究指出，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和强政权，国家能力并不会自然得到提高，强大的政权反过来可能导致国家本身能力的弱化。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强弱观是“强政权-弱国家”(58)，这种观念目前来看仍然具有惯性和实践指引性。政治现代化需要提高的是“国家能力”，而不是“国家权力”。

对于中国政治传播来说，政治秩序和政治现代化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在政治传播层面均有反映。这些问题使得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不仅面临着如何在政治传播中推进“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各个价值的实现，还面临着平衡和协调三者之间关系的困境。

首先，在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秩序正在从横向和纵向双向维度加强执政党对政治传播的领导和管理，也在使用新的技术和传播方式增强对自媒体时代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的应对能力，还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战略目标。这些举措无疑都导向增大和增强“国家”这一维度的能力或权力。但同时，如何在实际过程中使政治传播的调整最终导向提高“国家能力”和“基础性权力”，而不是增大国家的“专断性权力”，进而从政治传播方向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这是政治传播现代化需要警惕的陷阱。

其次，正如上文所说，自媒体时代，中国已经颁布了各种各样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制度，用于规范政治传播行动者的行为，这是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和法制化的体现，也是法治精神的一种体现。然而，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显然与“法治”这一现代价值有很大区别。因而，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在法治这一价值的实现上仍然有待继续。

最后，从“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之间的协调来看，如果将三者置于天平上，对于中国政治而言，国家一直处于势能高位，法治一端随着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发展正在慢慢升起，民主则处于相对低位，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在三者之间的高低关系，对中国政治传播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有着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三者相较而言，如何更好地促进民主价值的实现，仍然是政治传播的短板。

尽管在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一些转变，比如传播技术对政治表达的促进、对舆情的关注等，均体现了广义层面的民主价值，但按照西方关于自由民主的定义，学者们往往认为，包括自媒体在内的互联网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政治改革，本质是一种自由化，而不是民主化。比如，郑永年认为，互联网仅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政治自由化”，其“推动了政治开放性、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产生了政治责任制”(59)。在亨廷顿看来，自由化没有通过自由的竞争性选举来选择政府领导人，其只是一种局部开放，而自由化可导致也可不导致全面的民主化(60)。也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中国政治传播尽管有自由化的倾向，但中国似乎距离将自由化转变为民主化还有数十年的时间，这一过程的标志是公民社会的成熟、新闻界的蓬勃发展和稳定的政治制度(61)。

从中国情境来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力图创造自己独特制度与价值的国家(62)。一方面，尽管西方学者的研究无法十分客观地认知和解释中国，然而，民主无疑是中国力图创造自己独特制度与价值时不可忽视的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概念的复杂性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所基于的民主价值，不能够完全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特别是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政治传播及其内涵价值被置于全球比较之中，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的重要价值，显然相较于国家能力和法治，中国的民主问题在很多层面上更具争议、更难达成共识，处于更加需要解释和推进的阶段。因而，民主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不容忽视、未来需要有意识予以加强的方面。

综上所述，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其不仅仅是更新政治传播的技术、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在更深层面，其涉及到中国政治传播所基于的价值规范与现代价值体系相互契合的问题。如何通过更好地嵌入和助力中国国家治理，促进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技术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而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方位相匹配和相协同，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总体来说，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从政治传播方向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促进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跳板。本文主要从目标、机制和价值三个方面考察了该问题，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增加对这一问题的观照。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031/c1024-31431617.html，2019-10-31。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www.gov.cn/ducha/2015-06/09/content_2875841.htm，2015-06-09。

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学术界的简称。参见俞可平《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和普遍趋势》，《公共管理评论》2019年第1期。

④Gunn Enli,“New Media and Politics”,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Vol.41,2017,pp.220-227.

⑤荆学民、于淑婧：《多元社会的治理体系优化如何实现——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的价值与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3期。

⑥[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第2版)，殷琪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⑦于淑婧：《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与趋势——对2018年相关文献的考察》，《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4期。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031/c1024-31431617.html，2019-10-31。

⑨苏颖：《守土与调适：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⑩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7463_2.htm，2013-12-31。

(11)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12)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7463_2.htm，2013-12-31。

(13)[法]让·布隆代尔：《政治制度概念的社会科学诠释路径》，马雪松、王慧编译，《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

(14)[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3期。

(15)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16)赵立兵、申启武：《从“宣传”到“对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传播进路》，《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3期。

(17)荆学民、赵洁：《特质与效能：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析论》，《学术界》2019年第12期。

(18)[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9)[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0)汪仕凯：《政治发展中的秩序类型：一个比较分析》，《比较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2期。

(21)景跃进等：《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2)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3)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031/c1024-31431617.html，2019-10-31。

(25)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

(26)荆学民、段锐：《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现代传播》2016年第11期。

(27)苏颖：《守土与调适：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28)《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901/c1001-31329645.html，2019-09-01。

(29)亨廷顿认为，复杂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强弱则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30)林尚立：《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3页。

(31)Lucian W.Pye,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PD-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9-10.

(32)荆学民、于淑婧：《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输入的变革与挑战》，《现代传播》2019年第1期。

(33)郝丽阳：《六成网民使用线上政务办事，政务新媒体助力政务服务智能化》，http://www.cnnic.cn/hlwfzyj/fxszl/fxswz/201801/t20180131_70195.htm，2018-01-31。

(34)Stockmann Daniela and Luo Ting,“Authoritarianism 2.0: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China”,2015,pp.1-49.

(35)Jia Lianrui,“What Public and Whose Opinion? A Study of Chinese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alysis”,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Vol.4,2019,pp.21-34.

(36)Tao Wu and Bixiao He,“Intelligence for Sale:The ‘Party-Public Sentiment,Inc.’and Stability Maintenance in China”,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Jul.12,2019,pp.1-12.

(37)荆学民、于淑婧：《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输入的变革与挑战》，《现代传播》2019年第1期。

(38)Creemers Rogier,“Cyber China:Upgrading Propaganda,Public Opinion Work and Social Managemen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6,2017,pp.85-100.

(39)王来华、林竹、毕宏音：《对舆情、民意和舆论三概念异同的初步辨析》，《新视野》2004年第5期。

(40)[意]乔·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5-86页。

(41)转引自Jia Lianrui,“What Public and Whose Opinion? A Study of Chinese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alysis”,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Vol.4,2019,pp.21-34。

(42)[意]乔·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5-86页。

(43)[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刘伟、吴友全：《论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内输入模式》，《江汉论坛》2013年第6期；马胜强、吴群芳：《政策输入的政治逻辑——我国政策内输入机制分析》，《学术论坛》2014年第3期。

(44)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稳定性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表明，当政治参与的速度超过政治制度化的水平时，政治将面临秩序危机和不稳定。参见[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45)[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46)[英]芬利森：《哈贝马斯》，邵志军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9页。

(47)[英]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8)Bowman Shayne and Chris Willis,“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2003,p.9.

(49)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5期。

(50)Repnikova Maria and Kecheng Fang,“Authoritarian Participatory Persuasion 2.0:Netizens as Thought Work Collaborators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7,2018,pp.763-779.

(51)[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52)[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53)Mann Michael,“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Vol.2,1984,pp.185-213.

(54)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兼评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341.html，2011-11-29。

(55)[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56)转引自[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57)[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472、325页。

(58)曹正汉：《“强政权、弱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种国家强弱观》，《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59)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译者序，第11页。

(60)[美]萨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61)Lee Chin-Chuan,“Ambiguities and Contradiction:Issues in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Gazette,Vol.53,1994,pp.16-17.

(62)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