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真相时代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特征表现为:一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另一方面,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乎不定。公众只需要那些符合其推测的"真相";公众对于传播者的诚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究其原因,从时间维度来看,社交媒体以更为迅捷的速度终结了大众传媒在真相上的垄断性,但又无法因碎片化的信息而成为真相的代言人;从空间维度来看,社交媒体的社区传播方式培育了更加多元的立场与标准,使共识变得既不可能也不重要。专业新闻业在历史上曾由于专业知识壁垒太低和客观性的危机受到质疑,在后真相的时代,其存在的前提,即尽可能提供事实变得既困难又无意义,因而专业新闻业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 专业新闻业; 社交媒体
讨论后真相 (post-truth) 时代, 成为了今年社会科学界的热点, 这不仅是因为英国《牛津词典》的议程设置作用, 也不仅是因为令人瞠目结舌的美国大选, 而更多地还是来自于知识界对这些年人们观念世界中所发生的某些深层次变革的深度焦虑。
在人类思想史长河中, 人们并不是第一次触及“后真相”。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 尽管理性主义的知识传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但偶然讨论一下可能并不存在和无法达到的“真相”和“真理”这样的议题, 仍然司空见惯, 尤其是怀疑主义的声音, 其实从未退却。于是, 在有没有真相这个问题上, 哲学家们一退再退, 他们开始普遍承认, 真相不可能达到, 它也许仅仅就是一种较大范围的共识。在当代的知识界, 共识背后的社会立场似乎被洞穿, 其形而上的色彩不复存在。像福柯这样的斗士, 干脆酣畅淋漓地向我们呈现出, 真相不过是权力的代名词, 而知识只是一种社会控制术。知识、真相或真理一下子从云端回到了地面, 甚至是阴暗的地面。
即使福柯有如此惊人的断言, 也并没有让人们对真相失去信心, 学界更多地是在庆幸, 又多了一种认识真相问题的视角。然而, 面对“后真相”时代的某些特征, 人们似乎再也无法淡定。因为它并不是真相的对立面, 它并没有崇尚假相和撒谎, 也并没有怀疑真相的存在, 而是怀疑媒体或其他信息提供主体呈现的那种“真相” (甚至有大量数据和其他证据给予有力支撑) 并不是真相, 而判断的依据则是信息提供主体是否有足够的善和诚意。也就是说, 关于“真”的问题逃逸出“真”的范畴, 在“善”和“美”的范畴中游荡, 一切关于事实的问题需要被质疑是否美和是否善:如果不善和不美就不是真的;只有是善的和美的, 才被看作是真的。反智主义的色彩便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正是因为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现象, 本文想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它会给新闻业尤其是专业新闻业带来什么后果?
一、后真相时代的两大特征
大致说来, 后真相时代是对原有社会的信息体系和秩序的一种颠覆。它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而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关系变得飘乎不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 谁有权定义真相, 这是一个被批判学派不断质疑的问题。自曼海姆, 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来, 人们似乎对于启蒙运动以后真相界定者的立场表达了各种质疑, 认为以民主和科学的名义来确定所谓真相的世俗权力只是取代神学统治的另一种权力, 取代创世神话的另一种神话, 于是与蒙昧作战的科学和民主都走到了它们自身目的的对立面。这种想法在当代批判学者那里几乎成为共识。比如鲍曼就认为, 在现代性社会, 科学及其代言人把持着真相的解释权, 但他们不过是新的先知与神父:“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 ……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唯一的正统信仰, 而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原则上, 一切都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一切都是可知的———可靠并真实地可知。真善美, 是和应是, 都已成为系统和精确观察的合理目标。”[1] (P92) 福柯的那个著名论断, 知识就是权力, 把真相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了最为简约的概括, 然而这几乎彻底揭示了真相的相对主义立场。
除此以外, 自启蒙运动以来, 学者们一直不断对人类界定和捕捉真相的能力表达质疑, 大家渐渐明白真相只能是再现的而非本真的。正如蓝江所回顾的那样:“从本体论上来说, 真相并不能直接向我们敞开。……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来理解我们与真相的关系, 而并非真相直接出现。……我们所谓的真相, 永远是经过一定的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被再现的‘真相’, 真实的真相永远会和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2]科学的出现, 曾使客观性和数据成为真相的表征, 在抽象经验主义那里, 数字可以帮助人们穿越表象抵达真相。然而, 数字的正态分布也好, 价值中立的理想也好, 似乎也只是人与真相关系的一种阐释方式, 并没有做到无懈可击。这不仅是由于正态分布并不等于真相, 也不仅是由于价值中立和客观无法做到, 而且更可怕的是:“调查统计和预测的多元化, 数据的客观性变成了粉饰各派立场的一个装饰物, 它们不再是通往真理大门的唯一途径, 而是用来巩固不同政治立场的一种武器, 借此来攻击和挞伐对方的论点。”[2]不过蓝江的立场最后又回到了保守主义那里, 他指出:“所以, 在‘后真相’时代, 我们恰恰需要重新高举真相的大旗, 因为不是没有真相, 而是以往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都出现了漏洞, 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 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 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否则, 我们的社会必然会被彼此充满敌意的主观立场性的判断主导。”[2]与蓝江持有相似观点的是胡泳, 尽管他的学科视角完全不同, 但他仍然强调了人类不能逃避, 必须为真相承担责任:“正像我们会逃避自由一样, 我们有太多的动力放弃事实。……没有统一的背景标准, 无以衡量什么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或者可靠的调查方式, 因而我们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 更不用说价值观。我们不再为真相承担责任, 而且缺乏如何将具体事实纳入一个更大整体的能力。基本上, 我们放弃了理性, 连同我们的公民身分一起。因此, 我们迫切需要首先来确定一个事实:事实是好的。”[3]
蓝江和胡泳确定真相的重要性, 呼唤真相的新共识固然具有乐观主义的勇气, 然而, 就算是把现在最时髦的大数据和算法等方法全都运用自如, 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关于真相的新共识, 这还是颇值得思量的。这些自我标榜更接近真相的数字神话, 更多地仍然是自说自话。另外, 在任何一种新共识的背后一定有受到认可的主体和权力, 但这其实是更难达成的条件。所以, 蓝江和胡泳的观点多少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更现实的情况是, 近半个世纪以来, 关于真相的共识和界定、发布真相的能力一直被各方面的力量所解构, 这种解构非但没有终止的趋势, 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嫌。这些力量并不仅仅来源于人的观念, 也来自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发现“真相”背后的主观目的、意识形态与立场, 变成越来越常见的思考方式。
当然, 上述的学术观点以前多在哲学和思想史研究圈层流传, 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公众为数不多。对于公众而言, 真相远远没有上述讨论那样形而上学, 他们视野中的真相不过是些经验层面的事实而已。所以对于传播学而言, 后事实可能比后真相更为贴切。公众是在与大众传媒的社会契约关系中接触事实的, 这些事实并非他们的感官和日常生活圈层所能及。因此公众需要的真相来自于传媒这一技术平台, 而传媒从业者的专业宣誓如真实性和客观性更强化了公众对传媒信息的信任。然而, 公众对传媒传播的信息是否等同于事实或真相, 多年来其实一直是有保留的。由于不断出现的假新闻, 公众一直以来对大众传媒是否是真相的界定者, 是否有能力传播真相有所怀疑, 但苦于没有其他证据、观点以及得不到其他个体的支持而只能停留在怀疑和沉默的状态。事实上, 这就是“沉默的螺旋”所呈现的景象。
与传媒对真实性的笃定相比, 鲍德里亚对新闻传播的描述可能更贴近现实。鲍德里亚把信息的传播与气象预报做一个经典的类比, 他认为社会事实就像气流一样不稳定和不确定, 尤其是在当时的大众传播环境下, 信息的偶然性、事故性和无意义成分不断增加,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新闻报道与气象预报是一回事, 都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
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后, 由于观察到了来自其他个体的多元化观点和不断曝出的新线索, 公众对于专业新闻业是否能够核准事实和传递真相的怀疑开始急剧地显性化, 各种对权威怀疑的声音和细节不断涌现, 热门新闻常常在情节上不断反转。“反转新闻”已经成为否定大众传媒具有界定真相的权威和有能力揭示真相的最佳明证。
另一方面, 公众与传播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空前复杂。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 在现代性社会中, 公众的日常生活与传媒报道的新闻之间多没有直接关系, 是否真相并不见得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 因此是否掌握真相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重要。这一点早在李普曼《幻影公众》一书的开篇便被极为形象地呈现出来:“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 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 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 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然而, 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共事务关他什么事, 那几乎是他无法触及的。如果它们确实存在, 那么, 一定是在远离他生活的地方, 被无从知晓的幕后力量掌控着。”[4] (P3) 一百年来, 这种现象丝毫没有弱化的迹象, 而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严重起来, 连地方性社会新闻也已经成了公众无法驾驭的事务。新闻事件 (只有告知性与服务性新闻可能例外) 通常只是公众情感消费的对象, 公众通常并不依据真相行动, 因此真相通常反倒不如反转更能吸引眼球和产生轰动性效应, 以至于出现了“无反转不新闻”的说法。那些嚷嚷着要看到真相的个体, 并不是对真相本身有兴趣, 而是总认为存在着他需要而未被呈现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能够极大地满足他在消费新闻过程中的快感。
如此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后果:其一是公众只需要那些符合他们推测的“真相”;其二是公众对于传播者的诚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
李普曼将公众只愿意接受那些他们愿意接受的新闻称之为成见。也就是说, 新闻是不是真相, 首先要看它是否符合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先在知识和头脑中的先在秩序。否则公众便完全不接受这种看法。“我们在寻求比较公正的见解时往往会坚持我们的成见, ……任何对成见的袭扰看来都像是对世界基本原理的攻击。”公众头脑中的世界“是一个有序的、多少和谐的世界景象, 面对这一景象, 我们的习惯、偏爱、能力、安逸和希望都会进行自我调节。它们可能不是世界的全部景象, 但却是一个合乎我们需要的可能的世界景象”。[5] (P77) 只要新闻报道看上去并不符合公众习惯性的推测和逻辑, 这背后就有更大的阴谋, 哪怕报道里已经包含了新闻的全部事实。像“我爸是李刚”这类事件就是一个典范。所以, 真相总是在公众舆论中处于下风, 因为情感和立场往往先于理性和客观。
由于真相并不重要, 因此真相的重要性便被诚意所取代。关于诚意和真相的关系, 以往很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所讨论。人们通常只是在人际传播的领域讨论信任与表达时会涉及两者。诚意与真相通常并不相干。以撒谎者为例, 恶意撒谎的人, 他不够真诚, 但他是知道真相的, 只是他故意掩盖真相。而善意撒谎的人, 他态度真诚善良, 但他也会掩盖真相。有些个体在表达时不缺乏诚意, 但可能并不知道所有真相, 哈佛大学教授法兰克福把这种现象称作“扯淡” (bullshit) 。法兰克福指出, 任何撒谎的人, 都知道真相是什么, 只是他们刻意地歪曲它, 然而扯淡则完全不同:“扯淡不一定就是虚假的, 它和谎话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歪曲真相的意图。扯淡的人可能没有欺骗我们, 不管是关于事实、或他如何看待事实, 扯淡的人甚至没有骗人的意图。”[6] (P68) 扯淡者也许没有恶意, 甚至可能是真心的:“说谎的人和诚实的人都把目光摆在事实上, 而扯淡的人则根本不在意事实, 除非这么做能符合他的利益, 让他不受惩罚就逃过自己说过的话。他不在乎自己说的话是否正确地描述了事实, 他只挑选或编造那些符合他目的的话。”[6] (PP.70-71)
在社交化媒体的时代, 由于权威信息来源的崩塌, 公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盲人摸象”的境地, 许多并不了解事件真相的个体均在各种媒体上表达对事件的看法。这些个体也许是有诚意的或动机良好的, 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真相, 而且他们还自以为自己是了解真相的:“某些人相信,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道德角色, 自己有责任来评论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与情势。”[6] (P78) 他们相信只要符合某种规则, 如道德的惯习, 他们就可以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发表意见:“当一个人有责任或有机会, 针对某些话题去发表超过了他对该话题的了解时, 他就开始扯淡。这种矛盾在公共生活里非常普遍, 人们常常被迫高谈阔论一些他们自己并不熟悉的东西, 不管是由于自己的嗜好还是应别人的要求。当今人们普遍相信, 作为民主社会之公民, 有责任要对所有的事或至少有关国家的任何事都发表意见, 这就导致大家纷纷扯淡。”[6] (PP.77-78) 经过多年的培养, 社会已经高度适应“扯淡”文化, 并对这种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经过这种文化的过滤, 真相问题就变成了“诚意”的问题。“证据、事实和真相不再能够左右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 而是被迫将这一大权让位于情绪、感觉, 和那些迎合大众的立场与观点。大家关心的不是准确无误, 而是关心陈述是否有诚意, 是否有温度, 是否符合人之常情。”[7]问题的关键在于, 表述者是否具有表述的身份和是否有足够的善意。被认为没有资格或缺乏足够善意的表述, 即使是真相, 也会受到怀疑和攻击。
因此, 在众声喧哗中, “真”的问题就变成了“善”的问题。所以对于公众的“真相”问题, 希望用新的“真相”体系取代旧有的“真相”体系并不仅仅是要创造一套最接近真相的方法和共识, 它还必须合情, 合乎“最大范围”的善。所以原有的“真相”时代便解构了, 而新的“真相”时代尚且没有来临, 或许永远不会来临。有学者指出:“在历史学的术语体系中, 作为前缀的‘后’并不陌生, 如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后冷战等。这些‘后’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指时间顺序, 表示‘之后’的意思, 它本身并无价值判断在内, 如后工业、后冷战;二是指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 表示批判的意味, 如后现代、后殖民。‘后真相’更大程度上指向第二层意义。”[8]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因为“后真相”谈不上对“真相”的批判, 而只是原有观念秩序崩盘后一种无确定性和无方向感的混沌。
二、后真相时代来临的技术动因
说到后真相时代的来临, 可以举出很多原因, 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全球化的原因等等, 甚至许多原因很早就已经露出端倪。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后真相问题”突然显性化和“可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与社交媒体有关。社交媒体的出现, 解蔽了一种新的时空关系, 从而不仅提供了公众重新审视真相制造者———传统媒体的新视角, 还将传统媒体原有运作方式中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
陈龙认为, 社交媒体是一个没有把关人的媒体, 因此导致“真相界定者”的消失:“社交媒体时代, ‘把关人’这一重要角色没有了, 一个‘把关人’缺席的媒体, 其功能已经转型为一种平台, 类似于转盘式的餐桌, 谁都可以往上放东西。走过早期互联网阶段, 社交媒体的政治潜能被挖掘出来, 既然网络可以实现对观点的自由表述, 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反馈将会非常便利和迅速, 那么从此他们就可以更少地依赖新闻机构、利益集团、专家、官员和精英, 所有的意见将产生于他们自身。”[9]然而这种来自于传播学的传统观点缺乏解释力。
在大众传播时代, “时效性”是新闻媒体自我标榜的重要专业素质, 因为这一点, 大众传播媒体用“对真相的叙述”代替了真相本身。斯蒂格勒认为, 事件和对事件的人为叙述 (他称之为“事件的输入”) 是完全不同的, 但如果事件与事件的叙述之间时距很短, 那么人们根本无法区分真相本身和制造的真相。当事件“被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制作时,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再可能区分‘事件’和‘事件的输入’, 或者区分事件的‘输入’和‘接收’或读取”。[10] (P133) 也就是说, 公众很难将事实与传媒构建的事实区分清楚, 甚至如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 传媒构建的真实比真实本身还要真实。这一点, 作为历史学家的德·塞托也有同感, 他指出, 大众传播建立了一种关于真实的体制:“到处只有新闻、信息、数字以及调查。历史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话, 展现过这么多的事物。……被讲述的真实永无休止地口授着该相信和该做的事。而我们能拿什么与事实作对呢?我们只能折腰, 并遵守它们所‘意指’之事, 就像德尔斐的神谕。对模拟物的制造就这样为我们提供了生产信徒和奉行者的方法。”[11] (PP.285-286) 因此, 大众传媒上传播的事件就与事件本身混为一谈, 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也就可能被当作是真相, 甚至也因此战胜了以往真相的主要书写者———历史书写。历史对真相的叙述, 完全基于它的延迟性, 然而大众传播消灭了这种真相叙述方式的基础, 并暴露出历史学家所书写的不过是一家之言。“在‘传统体系’中, 历史学家‘制造’事件, 但在事后。对于事件本身来说, 叙述它具有倒叙性, 只有在通过叙述而被输入之后, 它才成为历史, 构成事件。这种倒叙性构成于某种延迟之中。这种延迟的叙述一旦消失, 历史———无论从历史学的角度还是从时间性角度———即刻就会被短路。”[10] (P137)
如果说大众传媒相比于历史书写, 基本没有延迟性的话, 那么在社交化媒体面前, 大众传媒的延迟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且不谈报刊具有明显的出版周期, 即使是广播电视这种大众传播时代最快捷的媒体, 也无法实现实距为零的传播。即使是广播和电视的直播, 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 广播电视的直播都是预告性新闻的直播, 有着周密的事前策划, 同样是有时距的真相, 仍然可以被事先规划。“正是因为存在时距, 我们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叙事, 才可能选择值得报道的媒介事件, 才可能选择以何种方式来呈现这一媒介事件, 于是才有新闻价值一说, 也才有新闻真实性的问题。”[12]
而社交媒体则是真正实现了随机直播的媒体, 在它的速度面前, 大众传媒似乎一下失去了核实真相的能力。科瓦齐等人曾经指出, 在互联网条件下, 不断核实比客观性的平衡原则更重要:“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 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 (或者意义赋予者) 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 然后加以整理, 使它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13] (P16) 然而, 在一种空间消灭了时间的媒体环境中, 信息可能还没有得到核实便已经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 或者谣言已经成为了公众先入为主的印象, 这种所谓的核实其实于事无补。
而在另一方面, 由于有了社交媒体的海量信息碎片, 传统媒体有选择组织叙事、制作真相的本质便暴露出来, 其叙事的立场也就显现无余。大众传媒在社交媒体前的命运就如同历史书写在大众传媒前的命运一般, 真相规定者的角色就此终结。然而与大众传媒不同的是, 由于社交化媒体通常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和专业意识形态, 因此它只能不断呈现碎片化的事实———也就是以往所说的新闻线索, 而非新闻报道, 而且这些碎片化的事实还通常矛盾、自我否定。也就是说, 社交化媒体只提供碎片化的事实, 通常短时间内不能提供完整的真相。因此, 社交化媒体通常无法成功地扮演好新的真相规定者的角色, 它破坏了真相生产的秩序和机制却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秩序和新机制。真相就此成为了一种悬置, 而个体对事实的理解便趋于多样化和情感化。
在美国大选中, 社交化媒体如潮水般涌现的信息碎片作为一种参照, 清晰映射出主流新闻媒体的失实和漏洞, 并进而暴露出主流媒体的政治立场和专业立场, 于是多数专业媒体便被公众看作是撒谎的一方。而与此同时, 社交化媒体的各种信息包括特朗普自己发布的各种信息又真伪莫辨。至此, 事实与真相只能悬置起来, 公众只能根据自己的情感和立场, 根据周围社交圈层的好恶进行选择。这次选举可以被看作是社交化媒体无时距传播影响舆论的典型例证。
社交媒体所改变的, 当然不止是时间, 也有空间。它所呈现出来的是大众传播时代人们通常看不到的言论空间。这些言论空间甚至就是由社交媒体的技术偏向组织起来的虚拟社区。这些言论空间既是有边界的, 又不是完全封闭的, 它因为个体所处的网络化社会关系而随时开放自己的边界。一方面, 这些社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与立场, 从而构成了多元化观点的对立;而另一方面, 这些观点也可以通过个体在自己多个社交圈层中的共享和转发快速地扩散。社交媒体用一种比大众传播效率还要高的方式重组了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 使之具备了与现代信息工业相媲美的传播能力。
以往谈到公共舆论, 常常说到的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而由社交化媒体技术形成的这种传播格局, 使网络舆论变成了一个非常吊诡的概念:它是舆论, 但又不是共识, 它只是多个社区共识的集合体而不是融合体。这种空间上的社区传播格局, 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客观事实不再由公共舆论所主导, 而取决于分散化的小群和个人的好恶与取舍……公共舆论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14]
社交媒体其实培植的是个人和社交圈层的信息传播能力, 并使之可以与媒介工业的传播能力相抗衡。这样不但破除了媒介工业的一家独大, 解构了媒介工业建立起来的那一套真相发布体系和相关秩序, 还把日常生活空间, 那个充满着抵抗的空间释放到了互联网上。个体理解事实极大地依靠和迎合社区传播的立场和标准, 而不遵循以往传媒工业营造的真相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和共识, 甚至是抵抗这种共识。于是, “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 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 其结果是, 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 或者拒绝真相, 或者相信‘另类事实’”。[15]社区传播通常是一种充满相近情感和相似伦理的传播空间, 因此真相在这里根本不重要, 它必须是在情感与伦理之后才被考量的问题, 或者说它必须符合社区的立场才可能成为真相。
有意思的是, 就日常生活空间而言, 规训是无处不在的, 因此个体作为弱者, 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和战术才能与规训作斗争。然而, 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 竟然使这一网络化的日常生活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赋权, 因而一种新的规则正在被逐渐确立, 并对原有的主导性规则产生了直接的挑战, 威胁到了原有的秩序和生产真相的专业新闻业。而且这不是游击战, 而是阵地战。
三、专业新闻业的第三种危机
真相的逻辑是由专业新闻业倡导并建立的。长期以来, 专业新闻业 (就本文而言, 商业化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国有化的专业新闻宣传模式没有太大的区别) 一直面临着两大困境, 第一个困境来自专业新闻业的社会层面, 即作为一种专业, 新闻业一直不具备自己的知识壁垒;第二个困境则来自于专业新闻业的意识形态层面, 尤其是对于客观性问题的强调。
按照专业主义社会学的说法, 一个职业转变为专业, 需要经过五个阶段:一是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的职业;二是建立起培训学校;三是形成专业协会, 四是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握自己的工作;五是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16] (P6) 从表面上看, 任何一个国家的专业新闻业似乎都满足以上条件, 但实际上新闻专业一直面对一个摆脱不了的困境:培训学校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没有很明显的专业壁垒, 任何学习其他专业的个体经过简单的专业训练, 都有可能跨界成为出色的记者。比如说, 海明威高中毕业以后, 经过短暂的职业培训, 便成为了《堪萨斯明星报》的著名战地记者。然而这种跨界现象在医疗领域、法律领域、会计领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些领域,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从事艰难的专业学习, 才能获得执业资格。与医疗从业者、法律从业者、教师和金融审计等方面的从业者相比, 新闻是最缺乏知识与技能门槛的专业, 这便在极大程度上动摇了这一专业的基础。从目前的情况看, 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借助技术资本的汇集以及团队的分工合作, 用行业的专业化来掩盖个体专业化的不足。随着现代新闻业的不断发展, 媒体可以通过采纳最新和最昂贵的信息技术来保持对信息采集制作权的主导, 可以通过资本运作来支撑团队的规模作战, 这导致了专业媒体的作用不可取代。“专业的新闻或文化生产需要建立在一个极其复杂和术业专攻的机构之上, 而且其初始投入极其巨大。从新闻业的整体发展来看, 规模化采集, 组织化运作, 科层化管理是一个不可能逆转的趋势。从现代新闻运作的方式来看, 庞大的媒介组织———通常都是传统媒体和即将迈入传统媒体行列的门户网站———似乎显得分工越来越细密, 节目制作越来越复杂了。”[17]因此, 个体知识上的专业危机就这样被掩盖了。
专业意识形态层面, 基于现代性基础上的各类专业新闻业, 其核心理念均与真实性有关, 只是各有侧重。在商业化体制中, 客观性被看作是真实性的前提保障。在舒德森看来, 在整个20世纪, 美国新闻业已经形成了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这种理念以“新闻自由”的思想基础来调整政府和报刊关系;以客观性原则和社会责任论来调整经济利益集团与报刊的关系, “使报刊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而在国有化媒介体制中, 真实性被看作是专业新闻业的生命, 因为一旦这种体制中的新闻传播被证伪, 就会动摇该体制中媒体的公信力, 进而影响到体制本身的合法性。
然而无论是客观性还是真实性, 其实都是难以完全实现的。舒德森指出, 早在李普曼的时代, 新闻记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不客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 观点和事实的分离也被看作是不可能的, 新闻业的垄断并因此带来的信息的垄断使得大家开始普遍怀疑民主社会的可能性。所以, 客观性作为一种理念的提出, 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要直接做到真实性, 其难度并不比客观性小, 如果说客观性还可以变成一些操作性的原则, 比如平衡, 比如呈现不同立场的观点等, 那么真实性几乎没有可以操作的原则。主体的历史局限性和知识局限性决定了绝对的真实甚至连观点的真实和立场的正确都是很难实现的。
为了解决上述危机, 舒德森采用了上文蓝江的那种思维模式为客观性的必然性进行了辩护。他指出, 正是因为不可能做到客观, 才更应当将客观性而非主观性作为新闻业的追求。“客观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而有效的标准, 它建立在事实和价值完全分割的基础上。它的崛起, 与其说是因为天真经验主义和对事实的盲从, 还不如说是对怀疑主义的回击。……它最终表达的不是对事实的信任, 而是声明为一个连事实都不能相信的世界设计了一个方法。”[18] (P110) 所以, 每次面对指责自己的暴风骤雨, 客观性都无法给予有力的回击, 但当强调新闻的主观性时———如同新新闻主义所呈现的那样———大家还是觉得客观性更加靠谱, 于是又转而继续坚持客观性。据此, 舒德森形象地将客观性比喻为“风中的芦苇”。而在现实中, 由于真实性的操作面临相似问题, 因此的表述对真实性也是适用的, 即因为无法完全做到真实性, 因此才应当将努力追求真实性当作是新闻业的使命。这样的说辞勉强维持着新闻业专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在新媒体出现后, 新闻专业主义受到了来自公民新闻的持续挑战。一开始, 公民新闻的强劲生产势头使人们对其充满期待:“人们期待它能够打破原先封闭的、专业的、层级式的、单向的新闻生产过程, 而代之以公开的、分享的、平等的、多向的新闻对话。”[19]然而, 公民新闻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强劲, 相反, 还令人失望:“用户参与没有带来普遍民主, 弱势群体的发声渠道依然有限;公共领域中理性的讨论少, 而骂战、谣言、情感宣泄和心灵鸡汤无处不在;……不同的群体通过互联网聚合成团, 并与敌对群体互相攻讦。”[19]专业新闻机构对公民新闻是嗤之以鼻的, 认为这种低水平的信息根本无法对专业新闻报道形成实质性挑战。确实, 谁都承认, 对像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新闻事件, 如果要进行系统性、专业化的报道, 非依赖专业媒体不可。所以有学者总结道:“UGC不可能在主流媒体主导的权力体系获得主流媒体的赋权。用户只能依赖技术提供的反抗可能性, 但技术亦非中立。故而, 所谓公民新闻之中的参与和赋权, 不过是狂欢的幻象。”[19]
然而, 事实并没有因此而盖棺定论。因为随着社交媒体文化的不断发展, 公众得以跳出主流媒体主导的框架,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公民新闻是否对新闻机构的产品的专业性构成挑战, 而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客观与真实已经变得次要甚至是不必要, 新闻仅仅是一种被消费的大众文化, 也就是说, 没有情节, 没有悬疑, 没有趣味和没有温度的新闻就没有被关注和消费的价值。专业新闻的一切价值都基于对真相的宣称与公众对真相的需求之上, 如果这种供需关系终结了, 便必然意味着专业新闻的边缘化。公民新闻那种独有的文化正在互联网上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主导性文化, 公民新闻已经跳出了专业新闻规定的那套传受因果关系, 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规则。于是, 新闻专业主义开始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 它存在的一切前提条件———也就是新闻业的合法性基石正在发生动摇, 这比起前两次危机而言要致命得多。公民新闻确实是一种狂欢的酒神精神, 它永远不会是那种庄严的日神精神,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还会像以前那样, 以弱者的姿态生活在精神的权力体系中。相反, 专业新闻倒是会被纳入公民新闻文化的框架中被消费、反讽和调侃。从现在的情形来看, 在日常生活中, 由我们的社会圈层通过社交媒体形成的信息圈层将成为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图底, 而专业新闻将只是我们日常信息来源的一种补充。
在《真相》一书中, 科瓦奇等学者希望一个公民能通过以下六步去识别真相:
第一步, 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第二步, 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 缺少了什么?
第三步, 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第四步, 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第五步, 其他可能性的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第六步,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20] (P34)
然而, 执着的新闻专业主义者们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很多素质出众的公众并不是不能识别和批判新闻, 但他们压根没打算这么做, 因为对于新闻的消费者而言, 这么做实在是太无趣了:就算发现是假新闻, 那又怎么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今天的专业新闻业与社交媒体的公众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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