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的确，十八大以来，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在体制层面，中国政治外交引入了诸多变化，改变了以往的运作方式。在中国经济进入一种新常态的同时，政治也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常态。正因为是政治新常态，西方一些人对现行政治充满了猜疑。各种猜疑的背后就是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政治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种种误解和误读已经开始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
概括地说，西方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五个大方面。
第一，十八大以来政治的集权趋向。十八大之后，集权的趋向很是明显，例如成立了包括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在内的领导小组，迅速改变了十八大之前顶层权力比较分散的局面。近来高层又进一步回归中共十六大之前的“政治核心”概念。这些变化迅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人们担忧中国政治是否因为集权而再次走向个人专制，政治体制是否会回到从前的高度神秘状态，决策不透明，难以预测。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中国高层新的集权方式本身，而是人们对集权的判断。在观察中国政治过程中，人们往往对分权赋予积极的意义，把分权和民主化联系起来，而把集权赋予负面的意义，把集权和专制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个人集权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集权谈虎色变。这种心态不仅流行于西方，也流行于很多中国人中间。不过，实际上，从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来看，集权并不包含这样的道德判断涵义，集权需要做更多的理性分析。
改革需要权力的集中
十八大之后，集权为什么变得需要？简单地说，从前的顶层权力分散的运作方式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损害到执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这种情况。十八大之前，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并且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党内寡头政治。党内“团团伙伙”的形成使得顶层权力不再正常运作，而是过度的制衡。这正是胡锦涛那一届领导层所发生的情况，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最终因为无穷的阻力而没能成功实施。更严重的是，党内“团团伙伙”的形成直接威胁到了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威胁远远超出了今天的经济腐败行径所能带来的威胁。此外，改革的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推行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等等，都要求有权力的集中。没有有效的权力集中，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都会恶化，直到最后危机的爆发。
近来提出新的“核心”概念，问题的核心不是是否要回到十六大之前的体制，而是政治责任问题。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但十六大之后改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八大延续了这个提法，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中共高层需要一个核心。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把核心的必要性说得非常清楚。不过，人们总是把核心和“个人专制”联系起来。实际上，邓小平这里所强调的并不仅仅是核心的权力，更是核心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任何政治体制下，都必须有人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都是如此。承担政治责任是任何一个体制有效运作的要求。在十八大之前，中国形成了人们所说的“集体总统制”。但在这个制度下，经常出现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十八大之后，政治责任落实到位。例如除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其他几个小组的组长都是习近平，副组长则是李克强，其他的几位常委则根据工作的需要分配到不同的小组。权力与责任是一个职位的两个方面，因此，在人们看到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必须理解政治责任承当的重要性。
再者，权力的集中化并没有增加西方一些人所认为的中国政治的“神秘性”。公开透明度是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尽管这方面仍然有巨大的空间，但总体趋势呈现出更多的公开和透明。十八大之后成立的这些领导小组和以往的领导小组不同，以往的都是非正式的、不公开和透明的，人们不知道小组是否存在、成员是谁，如何运作的。但十八大之后设立的小组都是正式、公开、透明的，小组的活动都公诸于众。
西方所担忧的第二个顶层政治变化是政治的制度化问题。一些人认为斯大林当时的集权也是有依据的，即之前的相对分权的状态不可持续性，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威胁到苏共的生存和发展。不过，斯大林的体制最后因为权力缺少制约而走向了个人专制，给苏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些人认为，十八大之后的变化刚好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化低水平，低水平表明这个制度很容易遭到改变，从而回归到个人专制。
很显然，这种看法也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误解和误读。首先，十八大以来，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领导层已经脱离了邓小平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规则，包括领导人任期制度、年龄限制、集体领导等。其次，十八大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对现行制度的调整和改进。明明知道体制出现了毛病，如果还继续下去，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具有责任感的领导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承担政治责任，改变制度的运作方式。实际上，随时对体制进行调整是中国制度的一大优势，而非劣势。如果不能对体制进行调适，既得利益就会主导体制的运作，就会产生体制内外的巨大冲突。把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变化和非制度性的个人专制联系起来，并没有经验根据，而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预设。
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
第三，反腐败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世界对十八大以来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从一开始就加以关注。一些西方企业尽管在它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守规矩，但到了中国，它们也开始腐败起来。反腐败运动对这些企业产生负面的影响不难理解。当然，对更多的西方企业来说，它们希望中国清廉起来，具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反腐败运动总体上在西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增强了西方企业的对中国体制的信心。不过，一些人担忧反腐败停留在运动的水平，而不能转化成为制度建设。这方面，西方也有误解。随着反腐败运动的推进，制度建设也一直是中国所追求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的主题词就是“法治”，是一个全方位的制度建设方案。反腐败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两个大的方面。就国家制度来说，主要是要减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义，这方面包括建立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强化司法专业主义和通过主要领导人司法责任终身制，来管控他们对司法的政治干预。在政党制度方面，执政党大大强化了党纪制度的建设。党纪一直存在着，但十八大以来，党纪的“细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倒退与进步。西方的一些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层所执行的路线不是在促成中国的进步，而是相反。他们引用的经验证据是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媒体（包括互联网）、人权律师等方面的控制。毫无疑问，在这些领域，政府和这些社会群体存在着紧张的关系，甚至是冲突。不过，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原因在于中国必须探索管理所有这些领域活动的制度。任何一个国家，对这些领域都存在着规制制度。对中国来说，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是相当近来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确立一套有效的规制制度。不过，总体上看，西方所说的“倒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并不符合西方所预期的方向。这方面，西方学者们倒是很明言，表示尽管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是他们所预期的或者所希望的。简单地说，这些变化反映的是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而非西方的逻辑。
第五，国际上的扩张政策。一些西方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完全放弃了邓小平时代所秉持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条国际扩张路线。他们所引用的证据包括东海、南中国海问题，和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外交政策。不过，西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显然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立场问题。说其是意识形态问题是因为美国和西方往往从自身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总以为中国崛起之后会像西方早期那样，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路线。西方一方面一直在抱怨中国“搭西方的便车”，没有能够承担足够的国际责任，但当中国创始“一带一路”等议程来承担区域和国际责任的时候，他们又担心中国会走他们的老路。至于东海、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并没有主动挑起事端，而直到其它国家挑起事端，中国才做出了反应。中国如果没有有效的反应，政权的合法性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但中国的反应被西方认为是具有挑衅性甚至侵略性。这主要是美国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国选择了站在“盟友”这一边。同时，中国本身缺少国际话语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这样说并不表明中国的内部体制建设和外部外交政策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了。相反，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存在着很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需要中国做持续的努力。西方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反应表明，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内部建设和外部崛起都不容易。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