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是一位经学底蕴极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生在研究文史风气甚浓的浙江绍兴，自幼习读经书。“追踪乾嘉老辈”，是家族对他的期望。父母的课督，叔父的鼓励，使他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经史功底。他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毕业后又在北京、沈阳、天津、河南等地高校任教，讲授经学、古典文学及文学史等。特别是他对《文心雕龙》的校勘和注释，为他赢得“范雕龙”的雅号①。范文澜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和撰述，是在1940年1月到延安以后。几年之内，他成为延安史学界的权威，在延安学术界享有盛名。中共领袖人物对范文澜非常尊重，称他为“范老”，尽管当时范文澜的年纪不过五十岁上下。范文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奉献了《中国通史简编》——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这是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努力摆脱旧学影响、艰辛探索的成果。虽然如此，旧学还是在范文澜的史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经学对范文澜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范文澜的经学成就及对其史学的影响，对于全面理解范文澜的学术，把握范文澜史学的特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范文澜的经学背景
1893年出生的范文澜，与毛泽东同岁，与顾颉刚同庚。这个时代的人，在他们求学阶段，中国学术正处在由旧向新转变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他们是身经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代。诵读儒家经书，是他们幼时的日常科目。到了上学的年龄，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于是他们进入新式学堂就读。除了经史科目，他们还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外文等。范文澜生长在一个读书世家，虽然传统学术日渐式微，但他受传统经学的熏陶却未曾减弱。参加革命后的范文澜，对自己的过去不愿回首，但1940年，也就是他到达延安不久，他应《中国青年》之邀，依然写了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从烦恼到快乐》。从他对自己接受传统学术教育的“烦恼”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幼时受到的经学训练是极其严格的：“书房里共三个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②这是范文澜从否定传统经学教育的角度所作的回忆。但不可否认，这种严格训练，为他以后成为一个国学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晚清以至民国初期，今、古文经学都出现了大师级的学者。范文澜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本科国学门，1917年毕业。在北京大学的四年，他受到经古文家大师的熏陶，并被视为最能继承古文经学衣钵的学人。这期间，他受三个学者的影响最大，他们是黄侃、陈汉章、刘师培。此三人均属古文经学的重要学者，当时在北大讲授经学、小学、文学史等。其中，黄侃是章太炎高足，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师从章太炎，学习小学、经学，颇得章氏之法，在音韵训诂、传统经学方面卓有成就。章太炎也很赏识和器重这位弟子。由于他们在音韵学、小学方面的精深造诣，故音韵学曾被时人称作“章黄之学”。黄侃治学勤勉严谨，博达宏通，精益求精，其研究所得不是定论不轻易示人，并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著书，尝言“年五十，当著书”。意思是五十岁以后才著书立说。陈汉章是清末举人，读书很多，学问以渊博见称，学生给他取绰号“两脚书橱”。顾颉刚是他的授业弟子，陈氏为其授中国哲学史课。顾颉刚说：“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③刘师培出身于朴学世家，曾祖、祖父、伯父三代治《春秋左氏传》，尤以曾祖刘文淇的《左传旧注疏证》最为有名。刘师培少年老成，很年轻时即获大名，他在经学及《左传》方面的造诣连章太炎都很称赞。章太炎与他在东京时结为金兰，后来关系破裂，刘氏投靠清廷两江总督端方。辛亥革命后被逮，但章氏惜其才，保他获释。刘师培1914年初进入北大，主要讲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
范文澜在回忆文章中说到北京大学时的生活及自己的治学旨趣。“那时北大的教员，我们前一班是桐城派的姚永概。我们这一班就是文选派了。教员有黄季刚(黄侃)、陈伯弢(汉章)、刘申叔等人。辜鸿铭讲西洋史，其实根本不讲课，上课就骂洋人，说只有中国才是礼义之邦。那时北大有点‘百家争鸣’。姚永概上课宣传桐城派，骂文选派。黄季刚上课就骂桐城派。”④“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范文澜是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的，民国初年，他很佩服鲁迅，经常登门拜访。但五四时期，看到鲁迅写白话小说，他深为不满，为鲁迅惋惜。他说：“‘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我甚至荒唐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了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谒见他。”⑥
范文澜受黄侃影响很大。他继承和发扬了黄侃的学术，在南开大学任教时，为学生列出要研读的文论名著有“《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并指出“《文心雕龙》为重要，尤宜先读”，所依据的课本就是他编的《文心雕龙讲疏》。⑦在该书《序》中，范文澜特别提到黄侃对他的教益：“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⑧梁启超当时也在南开大学讲课，他对《文心雕龙讲疏》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⑨《文心雕龙讲疏》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内中征引和发挥黄侃的议论甚多，且凡引用黄侃的话，均称“黄先生曰”。据统计，“仅《原道》、《征圣》二篇，注解中引‘黄先生曰’者多达十处……其余各篇的注和述评，引用黄侃的议论多类此。又有大段引黄氏《诗品讲疏》以作参考者。”⑩其后，范文澜又在《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详加考校，撰成《文心雕龙注》，《例言》有云：“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著其姓字，以识不忘。”此书三册，上册是本文的集校，中、下册是注释。上、中册出版于1929年，下册出版于1932年。1936年开明书店合并出版。《黄侃日记》1931年3月7号提到范文澜，说“焯又借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及范《文心雕龙注》上。”(11)这说明，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出版后，寄给过他的老师黄侃。
范文澜早期的经学观点，倾向古文经学。他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是他全面论述经学的著作，由十三章组成，依次为经名数及正义、周易、尚书、诗、周礼、乐、仪礼、礼记、春秋及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也就是说，该书“概论”的内容是《十三经注疏》中的“十三经”。旁征博引是《群经概论》的一大特征，反映了范文澜对经学史和各家观点的娴熟。范文澜对前人观点的征引，既注意全面性，又在不同观点的比较中表明自己的看法，可谓述而有作。特别是书中有不少节，直接用自己老师的成文，更反映出范文澜经学的家派特点。如内中有六节均直接采自刘师培的文章名，下署名刘申叔先生，这六节依次为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毛诗词例举要”、第九章的第十三节“左氏学行于西汉考”、第十四节“周官左氏相通考”、第十五节“左传荀子相通考”、第二十节“公羊荀子相通考”、第二十二节“穀梁荀子相通考”。第九章的第八节“左传时月日古例”，也基本用的是刘师培的观点，该节移录了“刘申叔《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诠微》”。有两节直接采自陈汉章的文章，即第一章的第五节“今古文家法”、第七章的第七节“仪礼行于春秋时证”，均在下面署名陈伯弢先生。书中多处出现的“陈先生曰”，此陈先生系指陈汉章。有时则写作“陈师伯弢”。有一节采自黄侃的文章，即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三传平议”，下署名黄季刚先生。书中的“黄先生曰”，此黄先生系指黄侃，有时直写为“黄师季刚”。有一节是专门介绍章太炎的著述，即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题目为“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这些节目的设置，一方面说明它们在范文澜看来是经学中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表明范文澜赞成师说，以继承发扬师说为己任，而不在乎研究的独断性。在没有署名老师的章节，范文澜都有自己的挖掘和发挥。
在今古文两家有争议的地方，范文澜大都表明自己支持古文家的观点。如对于《周礼》，今文家认为是伪书，该书设立专节“周礼不伪证”，引用汪中、陈澧、陈汉章、黄侃等人的观点和论证，否定今文家的看法。最后说：“读陈先生此文，可知春秋时诸侯虽不能共秉《周礼》，而典制之遵用者，自《左传》一书观之，已多至六十证，《周礼》之非伪书，的然无疑矣。”(12)对于今文家攻击的《左传》，他引《史记》、《汉书》有关《左传》的记述和评论，表达自己的看法：“案《史》《汉》之言，昭明若此，谓左氏不传《春秋》，特汉博士嫉妒道真之辞耳。”(13)范文澜征引了刘逢禄否定《左传》的观点，接着又引述章太炎对刘逢禄进行驳斥的文字，并发表白己的看法：“章氏所云，驳诘明快，足以张左氏学者之目。”“刘歆、桓谭、王充三说，皆足正当时俗儒妄谓左氏不传《春秋》之谬。”(14)他对章太炎驳斥刘逢禄的文章非常赞成，说“章氏驳刘说极是”，“案章说甚辩，足以塞刘氏之口。”(15)在《仪礼》篇数问题上，他批评今文家皮锡瑞武断：“皮锡瑞《三礼通论》力主十七篇并非残阙不完之说，可谓武断。”(16)对于晚清今文家力攻《逸礼》，他持反对态度。他说：“清儒邵懿辰力攻《逸礼》，以为伪作。丁晏辨之曰：‘位西谓逸礼不足信，过矣!当依草庐吴氏别存逸经为允。’至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臆断，且逸礼古经，汉初鲁共王得于孔壁，河间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为歆赝作也。”“皮锡瑞辈称逸礼即非伪造，亦必孔子删弃之余，殆未必然也。”(17)当然，他对今文家的观点并不一概排斥，他对皮锡瑞的经学成果就很重视和尊重，有时还专节介绍皮锡瑞的观点，如第九章的第十八节，标题是“皮锡瑞说存三统”，第十九节的标题为“皮锡瑞说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对皮锡瑞合理的观点，他也予以肯定，如他说“皮氏论《大戴》次序合于礼运说甚精当。”“皮氏力主王制为今文大宗，其说甚是。”(18)对皮锡瑞比较正确的论断，书中也予以引述，如在第七章的第六节“仪礼读法”，他赞成皮锡瑞的看法：“皮锡瑞《三礼通论》谓‘《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合以分节，三者备则不苦其难’。”(19)
范文澜倾向古文家是明显的，但他也具有不为家法所蔽的自觉意识。对今、古文家的不合理观点，他都进行批评。如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他认为，今文家、古文家的看法都有其偏执的一面：“今古文家之所以辩难纷纭，终古不决者，皆各有所蔽而不明因袭之理也。今文家以孔子为无前圣人，《春秋》制作，必欲归之孔子而后快。古文家以孔子全述周公旧典，若影之于形，了无意义。其实皆非也。”(20)不过，他这样对古文家进行批评在书中比较少见，在今古文的对立中，他基本上是支持古文经学。他是古文经学阵营中的一员。他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候深信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21)从他的《群经概论》看，范文澜的这个回忆实在是坦诚的自白。
二、范文澜对经学史的研究
《群经概论》侧重于论，主要论述十三经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各经的名称、作者、卷(篇)数、传授过程、各经的性质，并对历史上关于该经长期聚讼不休的焦点进行辨析，其中包含大量的经学学术史的知识，反映了范文澜深厚的经学造诣。《群经概论》既是经学入门书，是进一步研究经学的基础，同时它还是包含了经学认识最新成果的著作。就形式而言，它属于旧式的纯粹的学术史著作，不仅文字古雅，而且治学方法采用的也是汉学家的考据路数。范文澜到延安后，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对经学进行了重新认识。1940年，延安新哲学年会请他讲演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演讲稿发表在延安的学术刊物《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上，篇幅虽然不大，却高屋建瓴地勾勒出中国经学演变的脉络，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经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与《群经概论》相比，这篇演讲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的经学史著作。
范氏关于经学的讲演是在延安的中央党校作的，毛泽东莅临听讲，第三次演讲毛泽东因生病没有去听，为此，他给范文澜写了封信，高度评价范文澜的讲演。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22)毛泽东的这封信写于1940年9月5日，他所看到的提纲，可能只是以后发表出来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一个纲目，而非全文(尽管发表出来的文字对中国经学史来说，还不过是一个提纲)。而发表出的文字稿很可能受到毛泽东的这封信的影响，增加了对信中提到的近代经学家进行批判的内容。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字数近3万字，由五部分组成，即前有“绪言”，最后是“总结”，中间正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 汉学系——孔子到唐；第二部分 宋学系(道学、理学、心学)——唐到清；第三部分 新汉学系——清到“五四”。绪言谈了六个内容：经是什么？经是怎样产生的？经讲些什么？经与经学，经学史的分段，经学发展的规律。三部分正文基本是依历史时代梳理经学史，从孔子到唐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经学的范畴为汉学系。从唐到清是第二个阶段，此阶段经学的范畴为宋学系。从清到“五四”运动，是第三个阶段，其特征表现为新汉学。对每个阶段，范文澜按照经学的变化，又划分若干小段，单独标目，间或按照问题进行标目，目的是把该阶段经学的演变线索和特点讲清楚。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梳理经学的历史。这一点，毛泽东在给范文澜的信中即给予了肯定，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范文澜在绪论中，对经的本质、经的产生、经学发展的规律性，都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阐发。如他说：“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需)一套‘天经地义、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来证明自己地位的不可动摇”。“经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原始封建社会产生原始的经，封建社会发展，经也跟着发展，封建社会衰落，经也跟着衰落，封建社会灭亡，经也跟着灭亡。”(23)“发展就是各对立方面之间的斗争。有斗争才有发展”。“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24)这些看法，是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阶级斗争理论、唯物辩证法对经、经学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不仅与今文经学的观点毫无共同处，就是与古文经学的经学观也毫不沾边。此时的范文澜，已摆脱了沉溺于旧学的“烦恼”，而获得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快乐”，由撰写《群经概论》时的旧文人，转变为一个走在革命队伍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个范文澜，俨然判若两人。(25)
2.从批判的角度立论。范文澜这次演讲是在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作的。《新民主义论》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26)毛泽东发表这个文章，当然也是为了反驳国民党的一些论调。毛泽东给范文澜写信，也提到“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希望范文澜对近代的一些经学家(既有古文经学家，也有今文经学家)作出批判。这个背景，就决定了范文澜立论的出发点在于“破”，特别是在绪言、近代经学史及总结部分，批判的色彩比较明显。范文澜本人所写的识语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对这门学问，既所知有限，借以批判经学的马列主义，更未能窥见途径，谈不到正确运用。”(27)
3.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这个演讲，听众主要是延安的高级干部，而不是专业研究者。这就要求演讲者必须把深奥的经学通俗化，使非专业人士能够听得懂。范文澜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力求表述准确的基础上，善于运用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如他这样解释和评述《周易系辞》中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一定在上，地一定在下；在上的一定尊，在下的一定贱；因此尊卑贵贱是无可变动的‘真理’。天从来不会在下，地从来不会在上；所以庶民永远当贵族的奴仆。这正是十足的封建主义哲学。”(28)经学史一般来说，是比较枯燥的，但他的这个演讲，却是非常生动的。没有对经学的娴熟掌握和深入理解，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4.完整系统，线索清楚。这个演讲，先阐发理论，最后结合社会形势做出总结。正文对经学史的梳理，从经的产生，一直论述到五四运动，可谓是一部中国经学通史的纲要。所论述的内容，丝丝相扣，形成完整的经学发展链。以“宋学的发展”为例，范文澜讲了四个要点：一、经学要哲学化，必须夺取佛道两教的武器，来改造自己。二、周敦颐首先采用道教思想入经学。三、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把周学更发展。四、二程讲体认天理，流传为李侗的“默坐澄心”(佛教有“入定”)。朱熹是李侗的弟子，传二程之学。宋学(理学派)到朱熹发展到最高点，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的大成。理学供给统治阶级更精妙的压迫工具，比汉学讲礼讲阴阳五行精妙得多。朱熹被尊为道统继承人，决不是偶然的事。(29)这就把宋学与汉学的不同、宋学形成的几个点揭示出来了。其他部分都是如此。可见，范文澜的讲演虽然简略，但讲的都是经学发展的关键点，而且这些点还是点点相连的。
5.详略得当，简中有详。范文澜以三万字叙述中国经学史，当然是非常简略的。但是一味地简略，会令人不知所云。在一些知识点和经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上，范文澜在讲演中往往停下来，详细说明和论述。如第一部分的前四节“原始状态的经”、“原始经学——孔子及七十子后学”、“从原始经学看儒家思想”、“经学的初步发展——战国时代”讲得相对详细。因为这些内容讲清楚了，听众有了基本的经学知识，对于以后经学的发展变化就能够理解了。再如第二部分宋学系，专设立一节“经学怎样战胜佛老”，实际上说明的是宋学虽然与汉学不同，但却没有宗教化，它还属于儒学的范畴。该文的文字看似平常，实际上每句话都很有分量，都有许多的知识和材料作支撑，体现了作者厚积薄发的学术风格。
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经学演变过程的梳理是极其精到的，摆脱了今、古文家派的狭隘观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经学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个演讲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作的，在体现鲜明的时代特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由于是从批判的角度立论，对于经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正面意义，阐发不够。对近代经学家，有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评之嫌，夸大了他们的不足，这就不免使该文的学术含量有所降低。时代的局限，无可如何，似不必苛求作者。
1963年，范文澜为《红旗》等单位再次讲经学，形成文章《经学讲演录》。该文依然保持了深入浅出的行文风格。与延安时期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相比，此文对经学的论述，心态比较平和，在某些地方更加深化了。
《经学讲演录》谈了四个问题：一、经的开始；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三、宋学；四、明清的经学。这四个问题，基本上反映了范文澜对经学发展史的分期认识。“经的开始”指经学的初期发展阶段，从周朝到西汉末。“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在他看来是经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西汉后期开始就变成今、古文之争，这一斗争直到唐朝告一结束”。(30)“宋学”代表了经学的一个时代，但它并非专指宋代的经学。它在唐朝已开始酝酿了，直到明末，但最盛时则在宋朝。明清经学是经学的最后一个阶段。“清代的经学可以称之为汉学”。范文澜列的这四个题目，点出了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它们连起来，具有经学通史的性质。可见，此文仍然具有“通”的特点。
首先，该文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如，文章说，“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经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儒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起了反对宗教的作用。”(31)对宋学，近代批评很多，范文澜则说：“宋学讲气节，亡国殉国，不投降外国，这是值得肯定的。”(32)这些观点，都是作者摆脱批判性思维，力求以理性的态度论述经学的反映。
其次，该文注重从政治、经济、学术等综合的因素，论述一个时期经学的特点及产生之原因，显示出作者视野的开阔和知识面的广博。如关于东汉今文经的衰落，范文澜指出两点原因，一是东汉时不再通过今文经学的途径做官，做官是通过征辟之途了。士人学今文经不再那么热心。二是今文太繁琐。一部经书的章句，多至一百万字，少的也有几十万字。苦死了学习的人。西晋永嘉之乱，博士们保存的章句都丢掉了。但古文的注解很简单，所以儒生还记得住，而今文，由于太繁琐，都记不得了。这样，西汉博士所传的今文也就全部消灭了。再如，讲宋学的兴起，范文澜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内乱。内乱需要“宋学”这样的东西。因为宋学着重讲伦常。二是由于与宗教的斗争。唐、宋，佛教均极盛行，佛教与伦常有矛盾，因此统治阶级提倡儒学。文中用了大量的例证，从社会的多个方面说明经学现象，避免了就学术论学术的局限，所作论证富有说服力。
第三，该文大量运用了比较的方法。《经学讲演录》既是从纵的方面谈经学史，同时又很注意作横向比较、前后比较。其论述的立足点显然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更高。在比较方面，明显的有先秦儒学荀、孟学派的比较，经今文学、经古文学的比较，汉学、宋学的比较，浙西学派、浙东学派的比较，吴派、皖派的比较。如他说，宋儒讲经学与汉人不同。汉人是笃守师法，宋儒则认为，凡合于理的便是师法，否则便不是。因此，宋人讲经有个特点：敢于怀疑。经学中不同派别的特点，往往在比较中才能看得出来。而要做出比较，需要对不同学派有贯通的把握。
第四，娴熟运用辩证的方法解释经学的变化。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从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范文澜考察经学的变化，注意考察经学与社会的矛盾，经学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以及两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如孟荀两派在秦朝是相互对立的，一个主张法后王，一个主张法先王。孟子学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后，势力大起来。秦始皇时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但荀派的李斯在朝廷做大官，有权力。孟派喜欢是古非今，否认现状，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厌恶，结果被秦始皇坑杀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但孟派潜在势力仍很大。汉初荀派失势，孟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很受统治者欢迎。汉文帝时，孟子曾(被)立博士(不久又取消)。传授五经的儒生，一般出于荀子之门，学风比较朴素，不讲阴阳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终与孟子学派对立。孟派与阴阳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在汉代地位崇高，汉人把他看成是汉朝的孔子。再如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出现，他说，汉学到了戴震是登峰造极了，但是，物极必反，汉学发展到极致出现了反对派。戴震的学生孔广森就是反对清代汉学最有力的一个学者。他开始研究与古文经学作对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适应时代的需要，逐步发展起来。
第五，跳出今古文家法的圈子，力求公正地评价近代经学家。皮锡瑞是今文经学家，范文澜的早年经学评论，对皮锡瑞多持批评意见。但在这篇演讲中，皮锡瑞的经学成就得到范文澜的高度评价。他说：“今文学中，真正算得上是今文学的经师的是皮锡瑞。皮是个进步的举人。康梁变法失败后，他即闭门著书。他比康、梁好得多，是个真正的经生。他作的《经学历史》是一部比较好的书。他有点偏于今文学，但他对各家的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33)对他过去崇信的古文经学，他也有批评，如他说，古文经学是学而不思，很难引申出革命来。从师承关系来看，章太炎是他的师爷；从地缘上看，章是他的同乡。在《群经概论》中，他对章太炎非常推崇，此时则批评他说：“章太炎虽然是革命分子，但他的革命思想与古文经学没有关系，他主要是受黄宗羲浙东学派反满思想的影响。章主要是反满，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即跑到袁世凯那里去了”。(34)这个批评是否正确，尚可讨论，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已自觉摆脱古文家法的成见，力求平实地评述近代的今古文经学及其代表人物。《经学讲演录》最后列了一些清代学者的经学方面的著作。这对研究清代经学是很重要的，但也由此给人一种仓促结尾的感觉。《经学演讲录》似乎是一篇未完之作。
经学是范文澜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早在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学术规划中，就列有“中国经学史”，承担者为范文澜。(35)范文澜写完《中国通史简编》后，计划写一本中国经学史著作。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范文澜一直引为憾事(36)。范文澜在经学方面的深厚素养和功力，没有尽情地发挥，这对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也正因如此，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经学著述，其价值亦就弥足珍贵。
三、经学对范文澜史学的影响
蔡美彪先生说，范文澜的学术人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二十年代初从事学术著述到1939年去延安为第一阶段，1940年抵达延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为第二阶段，建国以后为第三阶段”。(37)范文澜以历史研究为自己的学术事业，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他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38)。他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与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联系密切，也可以看作他的中国通史撰述的一个组成部分。(39)
范文澜以中国通史撰述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即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40)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实际是重新撰写。晚年范文澜曾对子女说：“毕一生精力写出一部通史来，富贵于我如浮云。”(41)他把中国通史作为作品进行创作。他是一位具有“通史家风”的史学家。(42)
范文澜早年的国学训练，以及在经学领域的精深造诣，在他的史学活动和通史撰述中均有印迹，使得他的史学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
第一，经学素养使他在民族特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方面具有深厚的根基。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定是民族的，必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点。恩格斯说，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这里恩格斯借用“服装”来形容民族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做的工作，就是穿起中国民族服装，把一个本来陌生的科学思想认识体系民族化，来发展、创造我们民族新文化的工作。”(43)作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它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结果，一是它适合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二是它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根基有相通的思想因素。而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根基，则深植于经学之中。范文澜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的。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方面，中国历史学曾出现教条主义偏差。出现这种现象，既有理论原因，即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许多教条主义的因素，也有政治环境方面的原因，还有认识论、治学态度方面的原因。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主张“神似”，反对“貌似”。(44)他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也有比较生硬的地方，这与整个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还不够高有关，但他一旦进入对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的探讨和描述，他则能在史论融合方面天衣无缝，看不出任何理论痕迹。范文澜史学有明显的二重性特点，一方面大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历史的描述和论断中又看不出理论，显示的是他掌握史料的深厚功力和文字运用之纯熟。这后一方面，主要是其经学素养所使然。良好的经学素养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为他将民族特点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提供了宽厚的平台。
第二，儒家经书中的严华夷之辨，使他在历史著述中更加强调民族气节。
儒家经书，强调严华夷之辨。范文澜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极深，他的历史著述，非常强调民族气节。1936年出版的《大丈夫》，为25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物立传，倡民族大义。他在《凡例》中说明了自己的撰述旨趣：“本书选录古人的标准，道德与事业并重，而着重更在道德一方面。”“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凌的事迹。”“中国人在外族入主的朝代里，也有不少所谓忠义之士。他们只知道给异类效劳，却忘却了民族间的大义，按照孔子修春秋，严辨夷夏的教训。这些人概所不取。”“每当外敌侵入中国的时候，总有许多忠臣义士，用各种方式参加民族间悲壮的斗争。有的事迹流传下来，有的连姓名都湮没了，他们拼出血和生命，去保证民族的生存，是永远应该崇敬的。本书所举二十余人，只是取其声名最著，做个代表的意思，读者千万不要忘了其余无数的忠义人。”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在写民族间的纷争时虽然比较平和，但对南宋的秦桧，清朝的范文程、洪承畴等严厉斥责，说他们“丧尽羞耻心，与猪狗无异。”(45)《中国近代史》同样体现了强调民族气节之特点。他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也是从这个方面对曾国藩进行鞭笞的。针对这个特点，刘大年曾指出：“浙东学派的历史观点对范老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中国近代史》等作品上。《中国近代史》没有着重叙述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演变的过程、关键，一个主要原因，是把批判、揭露满族统治者摆到了首要的地位上。”(46)范文澜作为浙东人，受浙东学派的影响诚为事实；他有时将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外国，反映了他的民族观点也受清末革命派学人如章太炎等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之影响。但他对民族气节的强调，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儒家经书所强调的严华夷之辨。
第三，经学家派在其经学评述及史料观上有明显的反映。
范文澜师从古文经学家，深得古文经学大师治学之法，朱维铮认为他“显然倾向古文经学”。(47)接受唯物史观后，他努力摆脱经学家法，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揭示和论述经学的历史和本质。但他早年的经学家派，还是在他的通史著作中有所反映。如他对清代今文学的评价：清末今文学复兴，其中一派是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议政派，他们有感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援经议政，“借《公羊》学发挥改制变法的思想”(48)；另一派是以邵懿辰、戴望、王闿运、皮锡瑞、廖平等为代表的“讲究今文师法，斤斤与古文学派争孔子真传”的经师派，他们的今文经学研究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很少涉及政治，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也较少。范文澜认为这样的经学研究，“学问既不及古文学派的精切，识见又仅限在《公羊》、《王制》小范围内，在学术史上不能占什么地位”。(49)这个评论虽不能说出于门派偏见，但确实有门派的因素起了作用。
他奉行古文家的观点，认为六经都是历史资料。他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一学说“把经从神圣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史平列，这是有意义的。”(50)“经本是古代史料。《尚书》、《春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记载‘言’‘行’‘制’(制度)，显然是史；《易经》是卜筮书，《诗经》是歌诗集，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材料。”“六经就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教授学生的课本。但实际上是五经，诗与乐是合而为一的，诗是词，乐是谱，后来乐完全亡失了”。(51)所以，他认为对这流传至今的五经绝不应该顶礼膜拜，而应该把它们作为古代的文献资料。在训诂上，他相信汉儒，不采取后人的研究，曾声明：“《诗》多采毛亨、郑玄说，《三礼》多采郑玄说，《左传》多采杜预说。”(52)这些都明显带有古文家的治学特点。蔡美彪说，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篇幅最少，却是精华所在。这是争论最多的一段，范老的很多学术观点大家可以不同意，但这是他最熟练、最运用自如的一段，很多东西都是烂熟于心的”。(53)蔡氏长期担任范文澜的学术助手，又是续修范著的组织者，这个评论可谓非常精准。古文经学出身的范文澜，对先秦史料，更加娴熟。
第四，经学师承对其学风、文风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通史简编》原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为向中共干部、群众普及中国历史知识而撰写的通俗读本，开始是集体编写，计划写十几万字，因为观点和文字不能统一，最后范文澜独立著述，文字也写到六十多万字。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是反映范文澜“独断之学”的一部通史。(54)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这样评价他：“范老虽然待人接物态度谦和，但在治学态度上却受章太炎影响(他是章的再传弟子)，比较自信，不轻易接受不同意见。”(55)范文澜的谦虚是真诚的，但他的自信和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也是实实在在的。而这后一方面，确实带有章太炎、黄侃一门的学术个性。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有几个学术界公认的特色：一、资料极其丰富(56)；二、训诂依照故训，解说严谨；三、文字锻炼纯熟，有着中国古代卓越史家“文史兼通”的特点(57)。《中国通史简编》追求实事求是、考订详核、文字表述准确质朴，体现了古文经学家的治学风格，这与他师从黄侃等人是密不可分的。
要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著述，不论是延安版还是新中国之后的修订本，都体现了范文澜深厚的经史底蕴，是带有鲜明的范文澜学术个性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部分，更能显示出作者的国学大师之功力。其文笔之炼达，亦绝非等闲之辈所可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众多的通史著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通史撰述思想，是通史写作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总结。
[收稿日期]2014-10-18
注释：
①参见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金毓黻也高度评价范文澜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的造诣，说：“同门范君文澜曾撰《文心雕龙注》，余甚羡之”。(《静晤室日记》1947年12月22日日记)赵俪生与范文澜1948年在华北大学期间是同事，他这样描述范文澜的生活：“范老睡在西头，头边安一小桌，放一盏油灯，桌上放着他平生喜爱的《文心雕龙》校注稿，上面朱墨斑驳，批着若干增注，这稿子是他睡觉也不离开的。”(《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②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延安《中国青年》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
③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④转引自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见《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
⑥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
⑦王文俊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⑧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自序》，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
⑨梁启超：《交心雕龙讲疏序》，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
⑩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11)《黄侃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87页。
(12)《范文澜全集》第1卷，《群经概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13)《范文澜全集》第1卷，《群经概论》，第264页。
(14)《范文澜全集》第1卷，《群经概论》，第264、266页。
(15)《范文澜全集》第1卷，《群经概论》，第232、233页。
(16)《范文澜全集》第1卷，《群经概论》，第193页。
(17)《范文澜全集》第1卷，《群经概论》，第194页。
(18)《范文澜全集》第1卷，《群经概论》，第195、214页。
(19)《范文澜全集》第1卷，《群经概论》，第200页。
(20)《范文澜全集》第1卷，《群经概论》，第229页。
(21)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
(2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23)《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66页。
(24)《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68页。
(25)从范文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愿署名黄炎培“弟子”、不愿为旧著《文心雕龙注》写新版序言来看，他似乎是有意识地与“旧我”决裂。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27)《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65页。
(28)《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74页。
(29)《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88—289页。
(30)《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07页。
(31)《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00页。
(32)《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27页。
(33)《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35—336页。
(34)《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36页。
(35)《中国历史研究计划》，《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36)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182页。
(37)蔡美彪：《范文澜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8)范文澜在世时只出了四册，写到五代。
(39)关于《中国近代史》(上册)与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的关系，荣孟源认为二者关系密切，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续作。(见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185页)蔡美彪认为二者没有关系，《中国近代史》是范文澜响应毛泽东加强对近百年中国史研究的号召而作的政治史分册，此外还有他人拟承担的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分册，因这些分册没有完成，且范文澜所写的政治史也只写到义和团运动，于是范氏将之改题为《中国近代史》(上册)出版。(见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按：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计划》中列有“《中国通史简编》下册(近代史之部)”，承担者是范文澜。(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281页)1954年范文澜在为《中国近代史》上册所写的《九版说明》中说：“《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时写的，当时原想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一气写下来，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上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下编，本册则是上编的第一分册。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故将此书改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册。”可见，荣孟源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40)胡新民：《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史”缘》，《名人传记》2013年第9期。
(41)王晓青、张克兰：《范文澜与胡适》，《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42)参见瞿林东《范文澜史学风格的几个特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3)《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44)《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45)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0页。
(46)《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47)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48)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第834页。
(49)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第834页。
(50)《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01页。
(51)《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66、302页。
(52)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页。
(53)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54)范文澜在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以后，为了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由他主持，叶蠖生执笔，又完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中国史课本》，从古代起，一直写到抗日战争，分为上、下两册。只印了上册，下册刚印出来还未发行就遇到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被焚毁了。(见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75页；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186页)
(55)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71页。
(56)彭明《范文澜治史的我见我闻》：“我们从范老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材料丰富，文笔生动，寓论于史，引人入胜。”“我十分佩服这部书的写法：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全书没有空话、废话，都是凭事实说话。”(《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
(57)韩儒林在与范文澜长谈后，作了一幅对联“板凳要坐十年苦，文章不写一句空”，可谓是范氏学术精神的写照。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纲要•题记》中也高度评价范文澜的通史著述，说“有时，我们作不出更合适的表述，还袭用了一些作品的成文。”其中就提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范文澜在写作通史时，在文字上确实是很下功夫的。卞孝宣回忆说：“范老的著述态度极其严肃认真，每写一句，都要仔细斟酌，感到写得不好，就撕掉重写。他的夫人戴冠芳曾笑他说，抽了那么多烟，费了那么多劲，好不容易写出来，又一笔划掉，坐在一旁看的人，都觉得真可惜呀。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一字一句都熔铸了范老的心血，不是摇笔即来的。范老经过反复修改的稿子，由抄写员誊写在稿纸上，装订起来，交助手传阅、提意见。”(见白兴华、许旭虹整理《卞孝宣先生访谈录》，《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14年4期第54～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