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人，回族，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曾在上海文治大学、开封中州大学读书。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研治中国哲学史。后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从事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外交通史等课程的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三十多年，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研究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等，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办并主编《史学史研究》。
白寿彝著作繁复，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中国交通史》《中国回教小史》《咸同滇变见闻录》《秦始皇》《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回回民族的新生》《学步集》《史记新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等；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中国史学史》《回族人物志》《中国回回民族史》等在学术界影响深远的著作。白寿彝逝世后，其学术传人整理编辑了《白寿彝文集》。
他在历史学领域辛勤耕耘70年，成果丰硕；投身高等教育事业62年，桃李满天下。此外，他还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长期兼任全国人大的多个职务。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连续担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白寿彝先生出生于一个有穆斯林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白吉甫在开封和郑州开办电灯公司、饭庄、剧场等，母亲也广受敬重。这个家庭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教育，家中聘请了当地很有名的私塾先生，讲授四书五经。白寿彝幼年时期即阅读了大量的介绍科学文化的书籍。在一位开明私塾先生的建议下，他进入了由加拿大人在开封开办的圣安德烈学校。当校长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时，他回答说：我要了解世界。
从爱国者到共产党员
1925年，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纱厂工人顾正红，激起上海人民的愤慨。5月30日，英国军警镇压为伸张正义而游行的群众，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使白寿彝深受刺激，他与友人张铸千、赛成惕等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后，他便不愿继续留在外国人开办的学校读书，感觉那是一种耻辱。他来到上海，入文治大学学习。这时他才16岁，爱国心强烈，胸怀鸿志。他28岁时出版的《中国交通史》是我国第一部交通史专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寿彝先生在该著中写道：“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做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这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蕴含着他的爱国激情。
白寿彝十分关心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1937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参加了顾颉刚先生组织的西北考察团，深入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对西北地区的教育问题尤为关注。他对考察工作的执着深得顾颉刚先生的赞许。民国时期，寿彝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大学任教，走的是旧学路数，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尊重的。他与几位左翼人士如楚图南、臧克家等堪称好友。他很早就关注侯外庐的研究成果，二人“神交已久”。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自觉地把爱国情怀融入历史教学工作中。他发表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等多篇论文，强调指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可能更宽广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一方面是通过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而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他关心国家发展，认为历史工作者肩负崇高的社会责任，研究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他说：“了解过去，为的是更好地了解现在，很好地观察未来，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作为回族的优秀代表，白寿彝1949年9月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白寿彝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诚为国家学术文化事业建言献策。他追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195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认真对待政治学习，晚年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依然督促党支部定时开民主生活会，并积极参加。他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党支部，各方面工作都很突出，多次被评为校级和市级优秀党支部。
勇猛精进的学术气魄
白寿彝是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身。此前他受著名学者胡朴安、顾实、嵇文甫、郭绍虞教泽，在燕京大学则亲炙于陈垣、张星烺、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黄子通等前辈。黄子通是他的研究生导师，指导他研究两宋哲学。他与顾颉刚交往密切，得到顾颉刚的重用和提携。顾氏让他代写有关回族问题的约稿文章，聘请他主持文通书局。民国时期，他是顾颉刚学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初入学术研究之门，白寿彝即展现出开阔的学术眼界和非凡的学术抱负。他的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组成各种专史，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他计划用两三年工夫写一本《中国哲学史》。虽然这个计划看起来不切实际，但其研究学术的勇猛精进之气魄着实可嘉。
民国时期，白寿彝从事过多种职业，如创办学术期刊，做自由撰稿人，进入高校担任教授，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较多，但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回族史研究，他亦以回教史专家而最知名。他创办的《伊斯兰》半月刊，为《禹贡》半月刊主编的回教专号，所发表和出版的《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中国回教小史》《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等，都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不仅在民族宗教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赢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46年12月，顾颉刚接受蒋星煜采访，对中国当代史学与史家进行评论，在回答“你觉得中国现在有哪些优秀的青年史学家”时，顾颉刚提到诸多史学才俊，谈到了白寿彝的专门史研究：“治宗教史之云南大学教授白寿彝，为回教史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他既强调要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又强调要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1962年，他出版自己的论文集，选录了“解放以来所写的12篇文章”，名之曰《学步集》。之所以称“学步”，是因为这是自己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的初步成果。他在该书《题记》中写道：“在全国解放的时候，我已在大学里教了十几年历史……根本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解放后，我在党的教育、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初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处理历史问题，每前进一步都感到很大的困难，都必须付出不少的劳动和斗争。12年了，衷心有掩盖不了的喜悦，好像在历史科学领域里毕竟由一个完全不能举步的人而逐渐能学着试步了。”白寿彝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他在理论上高度自觉，明确表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1989年，在“史学史研究四十年”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现在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还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国四十年来，我们都在学。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肤浅，不那么深入。从过去接触到的情况看，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还是相当严重的。这个毛病很大。”“现在我们要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应该从头学起。经过40年间的这几个段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要比过去高了，学习的成果会比过去要好。”他非常欣赏侯外庐的治学路数，评论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领域的传播和发展中，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20年代的阶段性的标志，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30年代的标志，那么，在40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应有它独特的地位。”无论是社会史研究，还是学术史研究，白寿彝与侯外庐都有共同的学术旨趣，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追求“自得”之学。
改革开放以后，年届七旬的白寿彝继续活跃于中国史坛，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研究所、古籍研究所，领导学术团队从事大型的学术工程建设。他自称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认为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表示自己仍将走新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无论是学术影响还是学术贡献，白寿彝都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
宽广的治史领域
白寿彝先生治学范围很广，他的教学和论著涉及中国民俗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交通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中国通史等。
他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有兴趣。1929年出版《开封歌谣集》，写有《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论文。
他对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的研究与其出身于回族有密切关系。回族人的信仰、习俗、生活习惯，他都熟知。在这个领域，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方面的成绩使得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之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的奠基者。他也因此在民国学界获得回族史专家的声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回族史研究进入一个新境界。晚年，他更是组织人力，主编了多卷本的《回族人物志》和卷帙庞大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是回族史研究的扩展。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开展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争鸣中，白寿彝就积极参加了讨论，强调中华民族的团结一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这方面的成果更多，尤以《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影响最大。他的中国交通史成就主要体现在他1937年出版的《中国交通史》。“中外交通史”是他在云南大学开设的课程，与他研究过中国交通史有关系。他说：“我对于中外交通史的兴趣，也是从写本书开始的。后来，由中外交通史而中国阿拉伯交通史，而中国伊斯兰教史，而回族史，而中国民族史，兴趣在不断地延伸。”
白寿彝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作了研究。他读研究生之前，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研究生期间，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对朱熹的研究还使他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从而打下深厚的文献目录学功底。20世纪70年代，中央正式批准标点二十四史，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由于顾先生年老多病，实际工作是白寿彝主持的。这一规模宏大、成就卓著、彪炳千秋的学术事业，使他积累了古籍整理的丰富经验。晚年，他提出历史文献学理论，主张“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括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对历史文献学建设多有贡献。
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他在楚图南的支持下在云南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1946年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1947年发表《评（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展现出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学养和见识。在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他被指定为中国史学史教材古代部分的主编。为了这部教材的编撰，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编写组和教研室，创办《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主持召开了数次规模较大的史学史讨论会。至“文革”爆发前数年内，他发表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文章近30篇，而最能反映他当时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思想的有3篇，即《谈史学遗产》《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另外，《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殷周传说和记录中的氏族神》《中国史学的童年》《司马迁与班固》《陈寿、袁宏和范晔》等文章也都是史学史研究的佳作，具有开拓性意义。这一时期，白寿彝先生系统的史学史研究成果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该稿本从先秦写到刘知幾，是由于“文革”而中断的未完之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不顾年事已高，连续发表一系列史学史论文，提出了更加成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他说：“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国史学史，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它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他提出了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认为研究史家或史学著述可以从历史理论、史料学、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层面进行。他总结了中国的历史文学成就，指出：“把我国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总结起来，我想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要而言之，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无论从宏观的史学史学科理论之论述、具体的史学史专题研究，还是从全国史学史专业的组织工作来看，白寿彝先生都是名副其实的“史学史研究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他主编了《史学概论》。他认为“史学概论”应论述中国史学上的基本问题及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并提出当代史学面临的任务。著名史学家陈光崇高度评价这部《史学概论》，说它“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不落前人的窠臼”。应该说，《史学概论》的最大优势在于从中国传统史学中提炼和概括史学的基本理论，是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
通史编纂最辉煌
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向白寿彝先生发来贺信：“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白寿彝总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12卷，22册，共1256.9万字，是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中国通史。白寿彝先生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学术事业来完成，为之花费了20多年。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1980年出版后也广受好评，并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在国外发行。
白寿彝一生学术涉及之宽广，已如上述。其实，他对治学领域并不平均用力，而是有自己的重点和核心。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主要围绕编纂多卷本《中国通史》《回族人物志》及中国史学史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工作。而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其中，编纂《中国通史》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完成一部翔实的《中国通史》是他一生的最高学术追求。
通史具有综合、全面、系统的特点，它代表对过往历史的整体认知，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年，范文澜撰述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的出版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就可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通史撰述也是最高层次的学术工作。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历程看，他很早就有这样的宏愿，而其两次出国访问，又使他深切感到这是一个史学家应该肩负的神圣使命。1971年，在第二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倡议，给白寿彝先生以巨大的激励和鼓舞。此后，他就自觉地把编纂中国通史纳入自己的学术规划。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裁体例以及诸如历史分期、疆域、民族等基本理论，都是白寿彝先生创立的，是他一生探索中国历史和通史理论的结晶。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裁是吸收了传统纪传体史书和近代章节体史书之长而创制的一种新体裁，被称作“新综合体”。除导论卷和远古时代卷以外，其余各卷均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组成，意在多层次、立体地展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性方面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白寿彝对中国历史的分期，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分期，是从综合的因素做出的，如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水平、统治集团的阶级结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依附程度、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革、阶级斗争的口号和形式、少数民族的封建化程度、中外关系的变化等，避免了根据单一标准导致的片面化，得到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关于中国多民族统一，他提出“四类范型、一个趋势”的理论，即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有四种类型：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的统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是统一为主流，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紧密。
《中国通史》各卷的修改和定稿，都融入了白寿彝先生的研究成果。他对史实的增删、文字的校改及润色等，就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一样殚精竭虑。这部巨制耗尽了他的心血。关于它的成就，已有许多研究，在此不赘。这里，谨借用戴逸先生1999年4月26日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上的评论表达对白寿彝先生的敬意——“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