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垂范精神体现了中国史学的高洁气质和崇高追求，是中国历代史家独立人格在学术上的反映，表现为史家以史明志的著述目的、以史立言的治学旨趣、以史立德的职业操守。孔子修《春秋》，司马迁撰《史记》，刘知幾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龚自珍写作《尊史》，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等，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垂范精神将史家外化的社会志向和内在的品德修养融为一体，决定了中国史学具有经邦济世、激扬正气、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功用和旨趣高远、气象宏大的特色。
关键词：垂范精神 明志 立言 立德
中国史学垂范精神是中国历代史家独立人格在史学中的反映，表现为史家以史明志的著述目的，以史立言的治学旨趣，以史立德的职业操守。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之三不朽。史家纂修史著，不仅记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之杰出人物，而且把自己对此三个方面的认识融入历史的记述之中，以垂范后世。
一、以史明志
（一）救乱世，明王道，复礼义
孔子修《春秋》，开史家以史明志之先河。关于孔子的史学家地位，梁启超说：“历史学者假如要开会馆找祖师，或者可用孔子。”孔子生活在社会大动荡的春秋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礼坏乐崩，邪说暴行并起，社会秩序混乱。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述史来彰显王者之道，辨明人事之纪，明是非，辨善恶，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春秋》寄托了孔子的治世理念和政治志向。
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尊礼义。他认为，治国理政、立身做人，都应遵从礼义伦常。齐景公向他请教治国问题，他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春秋》以礼义作为评判史事的标准，并有其特定书法。例如，吴国和楚国的国君自称“王”，《春秋》则称之为“子”。按照周礼规定，唯有周天子可称王，孔子称他们为“子”，是贬斥他们的违礼行为。《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说：“天王狩于河阳。”意思是周襄王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三十五里）打猎。然而实际情况则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成为一代霸主。他在河阳会盟诸侯，并召周天子前往。孔子认为晋文公“以臣召君”，不符合君臣名分，有违礼制，不可以作为榜样，所以隐史事真相而说“天王狩于河阳”。对于违背礼制，不合礼义的行为，《春秋》皆加以贬斥。《春秋》“隐公四年”载有“卫州吁弑其君完”事，“桓公二年”载有“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事。州吁、华督分别是卫国、宋国的大臣，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按《春秋》书法，臣杀君、子杀父，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故用“弑”字以示贬斥。《春秋》书法蕴含了孔子深刻的政治理念。
孔子修《春秋》，寓褒善贬恶于历史叙述之中，以表明尊王道复礼义治乱世的远大政治志向。孔子的以史明志之举，颇受后世学者的赞誉。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壶遂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二）辨天人，通古今，立史家之言
司马迁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辨天人、通古今，立史家之言，是司马迁的著史志向。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学真正成为“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可谓自司马迁始。
司马迁在辨天人、通古今方面，均表述了自己的认识。在“究天人之际”方面，他谈人事而不避天，然而认识天人关系的立足点则在人事上，天的神性意义已经淡化。司马迁分析夏殷周三代历史演变的原因，常谓之天命使然，但他所说的天命蕴含了对德治与民心关系的认识，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只有施行德治，得民心，才能得到天命，否则就会失去天命。秦汉之际，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项羽临死前悲叹地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对项羽败亡的看法则不同。他说，项羽亡秦之后，权倾天下，然而他背弃约定，放弃关中要地，思念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他以自己武力强大、战功显赫而妄自尊大，任凭自己的才智性情行事而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临死前还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于天意，这就很荒谬了。在通古今之变方面，司马迁或从王朝更替或从历史阶段变化方面，阐述了古今之间的联系，表述了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点。司马迁重视从古今之变中寻求天下成败兴坏之理，提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等深刻的见解。他还意识到人类求富之情与人类礼义之理互为联系，并且对统治者德治与百姓求富欲望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的论述。在历史编纂方面，司马迁也有重大的创获。他融会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于一书，撰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
司马迁著史明志，立史家之言，其所撰《史记》无论在历史编纂方面抑或在史学思想方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晚清时期，民族危机加剧，史学家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极为关切，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大力宣扬“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爱国精神，魏源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之一。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曾任江苏兴化县知事、高邮知州，政绩受到时人赞誉。由于晚清时期政治黑暗，魏源在仕途难有大的作为，所以他著书立说以明其远大志向。魏源的著作很多，其中《海国图志》一书最能反映他的志向和爱国精神。
清朝自开国以来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懵然无知。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一再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谕旨：“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何职？”在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后，清朝统治者仍自我麻醉，继续做“天朝上国”的美梦。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们认为，清朝的腐败以及国人对外国的无知是造成鸦片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他们大声疾呼要了解外国的情况。在此背景下，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的。魏源与林则徐是好朋友，林则徐把《四洲志》等资料交给魏源，嘱咐他继续修撰。魏源不负所托，于1842年冬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7年扩充为六十卷，1857年又扩充为一百卷。
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针对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西方科学技术，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视为“淫巧之为，荡人心志”的观点，魏源坚定地予以驳斥。他说：“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使国家强大起来。国家富强了，中国才能与列强并驾齐驱，而不受欺侮。《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提出了对付外国侵略的一整套策略，包括议守、议战、议款。《海国图志》还重点介绍了外国地理和历史，目的在于使国人了解世界。《海国图志》增补到一百卷时，魏源对西方的重视，从洋船洋炮、工商业，又扩大到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他赞扬美国的民主政体，称赞联邦制的瑞士为“西土桃花源”。
如果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魏源则是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世界诸多国家的情况，把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的历史撰述，表明他胸怀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志向。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反映了这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史学家正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二、以史立言
（一）《春秋》开修史立言之先河
在中国史学史上，孔子修《春秋》，开史家以史立言之先河。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空言义理，不如对具体的人和事作出褒贬评论更为深刻鲜明。孔子意识到史家立言，对于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意义。他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在孔子看来，君子死后而名声不被人称述，是引以为恨的事。
孔子修《春秋》所立之言，首先就是“正名”。孔子认为，“名不正”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以他为“正名”而不遗余力。他的学生子路曾问他：“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对之不解，甚至嘲笑他迂腐。孔子郑重地回答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在孔子看来，只有“正名”，才能根治社会的混乱。
孔子“正名”的目的，是强调周代礼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正名”与“复礼义”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指出，君、臣、父、子，各有其名分，各有其职责和义务，名分不同，职责和义务也不同。“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在孔子看来，君臣父子都按自己的名分来做事，才符合礼义，社会才能井然有序。《春秋》就是要通过叙述历史，以具体的史事来讲明这个道理。司马迁深通《春秋》大义。他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春秋》所立之言，对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孔子修《春秋》褒善贬恶，彰显礼义，为社会治理立言，表现出一位伟大思想家和史学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二）刘知幾为史学立言
中国史学至唐代，已有很大的发展。唐置史馆修史，开史学之新局面。不过，史馆修史虽多有成就，但也产生很多问题。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就批评了史馆修史之弊端。刘知幾，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时举进士而入仕，任左史、著作郎等职，曾在史馆修史二十余年。他熟稔历代史著，对当朝官修与私修史著也深有体察。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于是退而私撰《史通》，欲对史学作出总结性的论述。
《史通》凡二十卷，分内外篇。内篇阐述史书体裁、体例、史料采集、文字表述和撰史原则。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对历史的见解。《史通》“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天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内容极其丰富。刘知幾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评价《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刘知幾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的对话，被誉为影响波及千年的名对，凝聚了刘知幾史学理论的精华。郑惟忠问刘知幾：“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幾回答说，史才必须具备三个专长，世间缺少这样的人，所以史才少。三个专长指的是才、学、识。如果有学而无才，就如家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箱，而让一愚蠢之人去经营，终究不能使家产增多。如果有才而无学，就像木匠石工，虽巧如鲁班，而家里没有木材斧斤，终究不能建成宫殿房屋。而且史才还要有“识”，即要有求真的精神，正直的品德，善恶必书的胆量，使骄横的君主、害人的臣子知道惧怕，这样，就如为虎添翼，好得无可复加，无人能比。倘若不是这样的人才，不可忝居撰史之位。不过，自远古以来，三个专长都具备的人是很少的。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反映出他把史家修养问题提到了自觉的理论认识的高度。
刘知幾对史学惩恶劝善的功能，也做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史学的劝诫功能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他褒扬直书，反对曲笔，认为直笔产生实录，曲笔制造“诬书”，倡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刘知幾所谓直书与曲笔，是历史撰述中的两种对立原则。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决定了史学的价值和命运。刘知幾深知在现实社会中史家直书之难，“欲求实录，不亦难乎”，而“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刘知幾还注意到“直书”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刘知幾认为，“激扬名教”，彰显儒家的纲常伦理，是历史撰述之要务。不过，“激扬名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歪曲史事。刘知幾把古代史家对求真与致用关系的认识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直笔”与“名教”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
刘知幾对史馆修史的弊端作了尖锐的批评：一是集体编修效率低下，编修人员过多，人浮于事；二是史官很难接触档案材料，政府对史馆馆臣管制太多；三是史馆馆臣是朝廷人员，他们往往不敢如实直书；四是监修太多，标准不统一，撰述质量参差不齐；五是一些馆臣视其职务为闲职，整日消磨时光，徒延岁月。他把这些意见写给监修国史的宰相萧至忠，请求辞去史馆之职。萧至忠见信后，非常惭愧，难以答复，但惜其才，故不许解史任。
刘知幾《史通》总揽此前历代之史，对修史机制、史著编纂方法以及史学思想，做了具有批判性的总结。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立史家之言，刘知幾的《史通》则是立史学之言。《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龚自珍为社会变革立言
嘉道年间，清朝由盛转衰，社会痼疾频发，危机四起，民生不宁。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龚自珍，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精神,为社会变革立言。龚自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兼史学家。他青年时期就关心国事，撰成著名文章《明良论》，揭露封建帝王昏庸愚昧，不知天下形势；士大夫“未尝道政事”，“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君臣上下皆昏昏然。他强调 “尊史”，倡导治史必为致用，治史必通古今究利病，成为清朝复兴经世之学的先驱。他有一首诗云：“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最后一句可谓他的人生写照。
龚自珍对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史”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史”与国家兴亡、民族盛衰、文化荣枯、人格善恶，都有重大关系。史家之责，不仅在于记事和褒贬，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心志和识见。对历史，既要做到“善入”，即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如数家珍，又要做到“善出”，即把所掌握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尽善尽美地表述出来。
龚自珍强调治史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他指出，史家要“入乎道”，从史中究明世变之道，“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积极倡导社会变革。他说，自古以来，法没有不改的，社会弊病没有不是累积起来的，社会无时不在变化，社会风气无时不在变迁。“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社会的发展，都是在不断改革中演进的。他关注社会现实，在海防和建设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对于英国殖民者的鸦片走私和侵略野心，他极为忧虑。他的朋友林则徐奉命到广东禁烟，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主张以严厉措施禁烟，整修武备，守卫海口，希望林则徐坚定意志，毫不动摇，完成禁烟重任。他著有《西域置行省议》，谈西北边疆问题，建议于西域设置行省，实行移民、屯田，注意开发边疆。这个建议在四十年后终于为清政府采纳。
龚自珍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情怀，预感到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危机。他期待风雷将起，快降人才而创造新的历史。他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与他的史学评论交相辉映，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句。龚自珍为社会变革立言，开启一代学术新风。
三、以史立德
（一）“书法不隐”
先秦时期，“书法不隐”是史家高尚史德的表现。《左传》记载了春秋中期晋国太史董狐，以及齐国太史和南史氏的事迹。他们秉持“书法不隐”而记事的高尚史德，为历代史家所颂扬。
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当时晋国的统治者是著名的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大夫赵盾辅佐他。晋灵公治国无德，赵盾屡次进谏，晋灵公不仅不听，还试图杀害赵盾。赵盾被迫逃亡，还未越过国境，晋灵公就被赵盾族弟赵穿在桃园杀死了。听到这个消息，赵盾返回了国都。晋国太史董狐记载此事，说“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上宣布。赵盾对此颇感委屈。董狐说，你是正卿（执政大臣），逃亡而没有出国境，回来不惩罚凶手，杀死君主的人不是你还会是谁呢？董狐认为赵盾的行为有违礼制，所以要承担杀君的罪名。孔子对此事发表了一番评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董狐记事，秉持史家之书法，尊周礼“正名分”之大义，所以孔子称其为“古之良史”。古代史家真正做到“书法不隐”，是需要胆识和牺牲精神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齐国太史、南史氏的故事，就是明证。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庄公，把持朝政的则是权臣崔杼。他派人杀害了齐庄公并取而代之，把所有权力集于己身。齐国太史不畏权势，不惧刀俎，将“崔杼弑其君”写在了简册上。崔杼杀了这个太史，他的弟弟又写，又被杀，下一个弟弟继续写，还是被杀。第四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终于害怕了，不敢再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光了，冒死执简前往，中途听说这件事被记下来了，才返回去。先秦史家所秉持的“书法不隐”原则，既包括对史事的如实记载，也包括对史事是非的评价。董狐维护史家之书法没有受到伤害，齐国太史维护史家的书法则牺牲了生命。他们作为“良史”，都坚持了“书法不隐”的原则。“书法不隐”反映了史家崇高的精神境界。
先秦史官类似的事迹还有很多。《韩诗外传》记载：“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可见，书法不隐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史官们自觉地遵守它，用生命捍卫它。好的政治家尊重它，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它。“书法不隐”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后来史家所褒扬的“直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二）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唐代史家刘知幾继承且发展了先秦史学“书法不隐”的传统，提出了“直书”概念。以“直书”彰显史德，反映了史家对史德认识的深化。
刘知幾《史通》有《直书》篇。在《直书》篇中，刘知幾盛赞魏晋以来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良史。他所举良史有韦昭、崔浩等等。韦昭为三国时期吴国的太史令，著有《吴书》三十卷。他坚持直书，不向权贵低头。当时吴国的掌权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此人专横，干预修史。孙皓的父亲孙和，是孙权的长子，原立为太子，后因事被废为长沙王。孙皓登上帝位后，追尊其父为文皇帝，要求将之写入本纪。韦昭认为孙和未登帝位，宜写入传，并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为此得罪孙皓，被孙皓所杀。崔浩是北魏时期的著作郎。他奉皇帝之命撰《国书》三十卷。著作令史闵湛、郗标为了讨好崔浩，请求将《国书》刻石立于路旁，以显示其直笔。崔浩赞成。这为崔浩带来杀身之祸。因《国书》对北魏祖先国破家亡之事的记载毫无隐晦，遭到北魏贵族大臣的嫉恨，他们群起对崔浩进行攻击和陷害，最后崔浩被杀。崔氏以及崔氏姻戚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尽被灭族，死者一百二十八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崔浩国史案。
刘知幾《史通》另有《曲笔》篇。他写此篇与《直书》相比较，为的是更加彰显史家直笔之高尚。刘知幾痛斥曲笔的史家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三国时期魏国的王沈，与阮籍等一起撰写了《魏书》，多为时讳而善叙事。此书现已亡佚，但在刘知幾的时代尚存。刘知幾批评此书“滥述贬甄之诏”。更主要的是，王沈作为魏国秘书监，受到曹髦的信任。曹髦谋攻司马昭，将秘密告诉他，他却立即向司马昭告密。曹髦被杀后，王沈得到赏赐，被封为安平侯。还有十六国时期后燕的董统，他撰写《燕史》三十卷，包括本纪和王公功臣列传，对后燕史事的记载极尽谄媚之能事。他上言慕容垂说：“臣闻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力劝慕容垂即皇帝位，其为学为人之卑劣，深为刘知幾所鄙视，斥责他“持谄媚以偷荣”。
刘知幾认为，直书是史家高尚品德的表现，是史家人生价值的体现，史家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精神。韦昭、崔浩无所顾忌，奋笔直书，为信史而舍身，其高尚史德一直为人们所称颂，比起王沈撰《魏书》靠歪曲历史而窃获高官显位，董统撰《燕史》以巴结权贵而盗取荣华富贵，拿九霄之上与九泉之下来比喻他们，都不足以判别高下。
从先秦时期的“书法不隐”到刘知幾的“直书”，反映了史家对史德认识的不断深化。刘知幾所谓“直书”，并不仅仅对个别史家的评价，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他提出的“直书”，是对千余年来传统史学实录思想的理论总结，是对史家人生价值的自觉反思。“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秉笔直书，方显史家的贞松之操；于国家丧乱之时，方能验证史家的忠臣气节。
（三）以史立德的理论深化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达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顶峰。对史德的论述，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生活在乾隆嘉庆时代。这一时期，学风崇尚朴学，考据学极为发达。章学诚在性情上落落寡合，中进士时已经三十八岁。他一生未做官，以为幕府修史、为地方政府修志、在书院教书为业，生活清苦。但他善于独立思考，不随风沉浮。他对中国史学的利病得失进行了总结，著有名世之作《文史通义》。
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德”概念，把以史立德的传统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他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三者兼具则更难，千古以来文士众多而良史少见，就是这个缘故。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论，是很有道理的。史书中最可贵的是史义，它呈现出来的是事实，它的载体是文辞。没有史识无法断定历史的是非曲直，表达正确的历史见解；没有史才便无法写出优美的文辞；没有史学便无法熟悉和提炼丰富的史事。不过，章学诚认为，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还没有把史学的道理说得完满。史识不是一般文士的见识，具备史识必须知道史德。何为史德？史德就是著书者的心术。
在章学诚看来，不辨心术无以论史德，不知史德就谈不上史识。章学诚的“史德即心术”论，内涵丰富，归纳起来有三个要点：第一，著史者要有宽广的视野、崇高的志向。章学诚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十分称道，认为是“千古之至文”。第二，他要求史家应意识到主观与客观的区别，谨慎地处理历史客观事实与史家主观情感的复杂关系，尽量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意图、个人情感带进历史撰述之中。第三，君子之心，贵平日有所养。撰史者要有“君子之心”。君子之心在于气平、情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平日加强自我修养。与“史德”相映，章学诚又论述了“文德”。“文德”既是“史德”的表现，又是“史德”的延伸。“文德”的要求是临文主敬、论古必恕。章学诚认为，道德修养是成为一个良史的必备条件。章学诚的“史德即心术”之论，把史家的品德修养与对历史之真的认识统一起来，达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峰。
以史明志、以史立言、以史立德是史学垂范精神在实践中的体现。垂范精神决定了中国史学具有经邦济世、激扬正气、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功用，决定了中国史学旨趣高远、气象宏大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