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中国的学术太匮乏，所以但凡出一个还是那么回事的学人，就会被受到热捧，并且还是在他尚未学术成熟的时候。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叫做拔苗助长，过分夸张。

刘仲敬就是这类的例子之一，近日有传言，他去了美国，而我记得他是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整个求学经历，可谓“坎坷”，并不像纯粹的学院派那样，读完本科，读硕士，再读博士，而是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以后（1996年），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当法医，长达10年。而后，进入四川大学攻读世界史的硕士学位，于2012年毕业。至今已经出版了《英国史》（翻译）（第1-4卷）、《国会政治的童年》等。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媒体、报端等，还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前辈对其进行夸赞和对话，比如秦晖、许记霖等。

但是事到如今，学界开始对其有所批评，主要是从这种“网红”的现象去窥视他本人的学术，比如说，“在某些正规学术体系内已出道或正经受训练的严谨学者看来，刘仲敬是一个典型的网络红人与江湖骗子：他的译著文笔花哨之余根本是错得惨不忍睹，而他的汉语“学术”写作则是二流的比喻、勉强的附会与不标出处的“借鉴”的集大成品。”（见澎湃新闻：《刘仲敬为什么这么红？》2016-01-18 ），再比如说那篇比较热的文章《警惕“刘仲敬”现象》，其中谈到，“现在大家包括史学大家已经认为他是奇才，甚至惊为天人。就好像所有秩序都已确立，无非是修修补补的时候，突然从一个边疆小城来的无名之辈，要用真理来颠覆所有我们已知的常识。而我们也正在被说服，只要我们愿意倾听。而现在的尴尬是，主流知识界根本没人能出来阻击，同样深邃的高华已去，博学的杨奎松在他面前显得有点寡学。所有才有人会说，他好像被遗弃在一个世外桃源中，跟着武功高手，学遍绝世神功。哪里会有对手，明智的人只能跟随，怎会自找麻烦。但这也是讽刺的，可怕的，甚至是危险的。”还有评价说，我们不能从学院派的一些做法来评价，因为他本身就不是纯学院派的。等等。

从这些评价来看，有的则是直接贬低（学院派向来看不惯非学院派，主要是没有受过严格地学术训练），有的则是委婉的、从批判走到赞美，仿佛是为了批判的赞美一般，有的则是维护。但是，本文并不想谈他的历史学功底问题，而是想从这一现象来反思“刘仲敬现象”。

所谓刘仲敬的现象，或许不必在冗长的去解释，但凡了解一些的都知道，一个学术新星的异军突起，打破旧有的秩序，并红遍学界。甚至成为了前文所说的“教主”式的人物。

在中国，类似这样的被奉为教主的现象，其实并不少见。这也就体现出了我们的自身所禀赋但是没有去及时反思的一个问题：骨子里怎么就有一种神化某个人的特性。在过去，杨绛所说的那种“洗澡”之后的人，假如这般，还可以去理解，毕竟思想被改造了。而现在，人们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因为崇尚“学术实力”，也可以说是崇尚学术中的“尚武精神”。谁厉害，谁有大绝招，那么就膜拜谁。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超乎你的想象，大器早成的时候，你就开始不认识自己了，主要是因为他超乎了你年龄段的能力，甚至他的观点具备解释力。当这两点满足，你自然被说服了，成为了他的粉丝。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的，故意把一个人神化。在神化他人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貌似懂很多似得。

在马克思·韦伯哪儿，这样的崇拜背后是一种叫做感召型权威在作怪，这样的人格魅力往往让人情不自禁的去膜拜他，并且把价值立场的预设都偏向和取好于他。可是，在学界，这类的人物出现，恰好折射出我们的反思性，独立性，批判性和质疑性不够。我们的教育未曾教会我们做出独立的思考能力。所以，神化的出处在于口口相传，在于没有实证的夸赞。

所以，在笔者看来，任何神化某个学者都是错误的，极端的，甚至是危险的。文革就是典型的例子。何况，历史学并非自然科学，所以没有绝对的答案。所以，多听多看几个学者，冷静下来，甚至去亲眼看看这个学者的作品，才是你不至于跟风和盲目崇拜的必要条件。

或许未来还会有这样的“网红”出现，人们都是喜新厌旧的，喜欢从草根中挖掘出一些东西出来，来满足学院派无法给的那种“甜味”，但是任何事件都会如自然规律一般，起起伏伏。所以，不必太过于热捧一个学者如何如何，还是应该把目光放的长远一些，让时间沉淀我们的言论，最后自然会水落石出。

2016年4月5日

作于澳门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