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玄是新近崛起的小说家。他出生于60年代中期，当批评无能为力或捉襟见肘的时代，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归于60年代这个不知所云的群体里。对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批评界的反映是十分怪异的：一方面，他们因提供了新的小说经验，为批评家对文学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于是这代作家莫名其妙地迅速“窜红”，在一段时间里，60年代作家几乎成了当下小说家的另一种命名；一方面，60年代作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他们与“先锋”乃至传统文学的暧昧关系，仿佛他们又不大被信任：他们既没有作为资本的集体记忆，又没有对当下“狂欢”生活的切实体验。他们仿佛是被悬置起来的一代人。这样一个“尴尬”年龄段的作家群，就在这样一种语焉不详的批评语境中被谈论着。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在我看来，即便同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只要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其实他们是非常不同的。批评界愿意概括出“60年代”这样一个概念，本身就表达了批评家的某种理论惰性。概括/指认，是批评界多年惯用的方式，但在当下的批评实践中，这已经是一种失效的批评策略。当多元文化实践为概括带来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具体作家的具体分析。

吴玄是这个年龄段作家群体中一个，我与他只有一面之缘。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谦虚、腼腆，似乎不善言辞。但他目光中流露出的那种年轻人少有的质朴和诚恳，给人一种亲切和信任。当我部分地阅读了他的小说之后，“文如其人”的说法在吴玄这里得到了证实。当然这不是评价小说的尺度，但某种感觉确实会给批评以影响。我要说的是，吴玄小说表达的是本土叙事和全球化景观，但他的小说不风头、不张扬，那里有一种忧伤，有一种反省，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真实的体会和矛盾的心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在期待着这种阅读，期待着吴玄的小说中流淌的那种情感和思绪，那种难以名状欲说还休的、对转型极限时代的生活既深怀向往又忧心忡忡的那种心境。显然，吴玄深刻地感知了生活的变动，感知了正在建立和正在坍塌的生活秩序。于是，吴玄的小说很像“一个苍凉的手势”，那里既有无可奈何的咏叹，也有挽歌式的伤感。但就吴玄的文学观念而言，他的现代是“反现代”的，批判性构成了他的小说的总体倾向。

一、 来自“西地”的忧伤故事

“西地”是吴玄几篇小说的地名。这个不为人知的、来自本土的虚构之乡与我们说来仿佛十分遥远又陌生，它近乎原始的人际关系以及生活方式，似乎只存在于20世纪的现代小说中。但吴玄的“西地”与我们熟悉的充满了诗意的乡村又有极大的不同。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乡村与作家似乎存在着永远不能拆散的精神关联，乡村是作家永远的精神故园，是一个遥远而又亲近的梦。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乡村生活的描摹，意大利小说家维尔加对故乡西西里岛乡村底层生活的叙述，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契珂夫、托尔斯泰等对俄罗斯广阔的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以及拉美“爆炸文学”对古老的民族传统和神秘地域的醒目记载，都在表明，乡村像母体一样孕育了无数作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在我国，从现代小说的奠基者鲁迅一直到茅盾、沈从文、趙树理、孙犁、高小声甚至更年轻一代作家那里，中国乡村始终被持久关注。这些作家无一不逃离了乡村，成为城市的乡村移民或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但在城市——这个现代文明造就的怪物中，他们的灵与肉、现实和精神发生了分离，他们感到了某种不适或压抑。当他们陷入了心理困境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记忆中的乡村。乡村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符号便具有了无尽的价值。在20世纪的中国，只要拥有了“乡村情结”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粹主义倾向，作家即可战无不胜。但是对乡村“建构”式的想象，我们只能理解为是一种对“现代”的恐惧和精神流亡。

另一方面，对乡村的情感关系还隐含着一种未被言说的政治合法性。中国革命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遍布全国的农村根据地曾是中国革命的保障，农村与革命的亲缘关系犹如母子。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革命与农村又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这无论对政治家还是文学家的心态都会产生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也是资本主义成功的象征，大量的原始积累造就了城市的现代文明，光怪陆离的繁荣景象隐含着背后不能历数的残酷和血腥。因此，城市也是罪恶的象征，与纯朴明丽天然的乡村相比，它确实是龌龊肮脏的。面对这样的“现代生活”，中国现代诗人或作家，除了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中对大工业的滚滚黑烟一咏三叹之外，还极少有人对现代文明的负面效应予以由衷的赞颂，这一“现代”崇尚却使这位异军突起的狂飚诗人从现代的行列骤然退出。在更多的作品里，文学家对“现代”的批判几乎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传统。在刘呐鸥描述的赛马场、大旅馆、海滨浴场、夜总会、特别快车等都市生活场景中，我们目睹了“现代”资产阶级男女狂欢的日夜；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们深切感受了城市给他造成的心理和情感伤害，他的苦闷与伤感至今仍可视为城市心态的经典；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我们则读出了乡村移民身居“现代”中的诸多挫折和搏斗，又不得不在精神上重返故里；在茅盾的小说中我们则读到作家对城市无情的揭示和失意感受。城市的罪恶在中国并不发达的城市中仍有触有惊心的弥漫。现代化带来了物的丰盈也带来了无可回避的负面效应。

现在，吴玄似乎是在接续回答前辈们提出的问题：文学怎样面对“现代”生活。《西地》是一部中篇小说，讲述的是叙事主人公家乡西地发生的故事。叙事人“呆瓜”在这里似乎只是一个“他者”，他只是间或地进入故事。但“呆瓜”的成长历程却无意间成了西地事变的见证者：西地本来没有故事，它千百年来就像停滞的钟表一样，物理时间的变化在西地没有得到任何反映。西地的变化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家庭的变故得到表达的。不幸的是，这个家庭就是“呆瓜”自己的家。当“呆瓜”已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一纸信函召回了远在城里的他，原因是他的父亲要离婚。这个“离婚”案件只对《西地》这篇小说十分重要，对西地这个酋长式统治的村落来说并不重要。“呆瓜”的莅临并不能改变父亲离婚的诉求或决心，但“呆瓜”的重返故里却牵动了情节的枝蔓并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如果按照通俗小说的方法解读，《西地》就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但吴玄要表达的并不止是“父亲”的风流史，他要揭示的是“父亲”的欲望与“现代”的关系。“父亲”本来就风流，西地的风俗历来如此，风流的不止“父亲”一个。但“父亲”的离婚以及他的变本加厉，却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他偷卖了家里被命名为“老虎”的那头牛，换回了一只标志现代生活或文明的手表，于是他在西地女性那里便身价百倍，女性艳羡也招致了男人的嫉妒或怨恨。但“父亲”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他在外面做生意带回来的李小芳是个比“呆瓜”还小几岁的女人。“带回来”这个说法非常有趣，也就是说，“父亲”见了世面，和“现代”生活有了接触之后，他才会把一个具有现代生活符玛意义的女人“带回”到西地。这个女人事实上和“父亲”相好过的女教师林红具有对象的相似性。林红是个“知青”，是城里来的女人，“父亲”喜欢她，她的到来使“父亲”“比先前恋家了许多”，虽然林红和“父亲”只开花未结果。但林红和李小芳这两件风流韵事，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父亲”对“现代”的深刻向往，“现代”和欲望的关系，在“父亲”这里是通过两个女性具体表达的。

林红因为怀孕离开了“父亲”，李小芳因为“父亲”丧失了性功能离开了“父亲”，“父亲”对现代的欲望化理解，或现代欲望对“父亲”的深刻诱惑，最终使“父亲”仍然与现代无缘而死在欲望无边的渴求中。这个悲剧性的故事在《发廊》中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演。故事仍然与本土“西地”有关。妹妹方圆从西地出发，到了哥哥生活的城市开发廊。“发廊”这个词在今天是个非常暧昧的场景，它不仅是个美容理发的场所，同时它和色情总有秘而不宣的关系。妹妹和妹夫一起开发廊用诚实劳动谋生本无可非议，但故事的发展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先是妹夫聚赌输了本钱，然后又被人打成高位截瘫；接着妹妹在一个温情的夜晚不经意地当了妓女，妹夫不能容忍妻子做妓女，轮椅推倒大街上辱骂妻子时被卡车撞死。这些日常生活事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重要的是西地的后代们对无可把握的生活变动的态度。发廊因为可以赚钱，他们就义无返顾地开发廊，当做了妓女可以更快地赚钱的时候，方圆居然认为没有什么不好。贫困已经不止是一种生存状态，同时它也成了一种生存哲学。妹夫李培林死了之后，方圆曾回过西地，但西地这个贫困的所在已经不能再让方圆热爱，她还是去了广州，还是开发廊。

方圆对“现代”的向往与《西地》中的父亲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是两代人，但现代欲望的引诱都使他们难以拒绝，时间在西地是停滞的。但“现代生活”给西地带来的是什么呢？《西地》和《发廊》给了我们复杂和难以言说的回答。

二、全球化时代的电子幻觉

吴玄的小说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体验和述说着现代和过去。我们发现，吴玄对停滞的过去似乎有一种情感的眷恋，但在理智上他又不得不挥起批判之剑，他对熟悉的乡亲深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面对本土的故事吴玄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但当他回到城市，回到现代生活场景的时候，吴玄的批判变得坚定而不再迟疑。当下的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过程”，不仅到处都是麦当劳、可口可乐、超级商场和金融机构，选美大赛和世界小姐，而且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来自美国大片和DVD的文化洗礼。更有甚者，“网络”这个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已经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幻觉添加剂”式的“电子鸦片”。它将世界虚幻地整合为地球村的同时，也使许多人特别是青年患了“网络病”，在他们那里，网络不止是工具，是一个获取资讯的手段，网络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了亲亲爱人，一个生活中不能分离的“爱侣”。因此网络在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病态式的文化奇观。

《谁的身体》是一个不知身在何处的莫名其妙的命名和诘问。网虫“过客”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傅生，成功地实施了一次“网恋”行动，同时也成功地在现实中对一个女性诉诸了性行为。但当网上那个称为“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要从网上下来乘飞机见“过客”的时候，“过客”的朋友“一指”接替了“过客”的命名——“一指”就成了“过客”，然后“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就成了刚被命名的“过客”其实是“一指”的情人。这时，网虫“过客”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虽然和李小妮发生过一次性关系，但他们的分手没有给“过客”任何打击，但当“浮在空中的鱼”真的来到身边之后，接触“鱼”的身体的不是“过客”却是“一指”，但“鱼”坚信那就是“过客”。两个“过客”同“鱼”的关系就是在命名中实现并倒错的，于是，接触“鱼”的身体是谁的身体就构成了问题。当“过客”试图重新在生活中找回“过客”的身份时，他永远失去了可能，这时的“过客”因对象的差错不再是“过客”而只是一个“嫖客”了。这个困惑不仅是当事人“过客”、“鱼”和“一指”的，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电子幻觉就这样把符号、身份和命名带到了日常生活，电子幻觉的世界就是符号帝国，真实的人反而不重要了，科技霸权就是这样改变了人性和人的社会属性。

《虚构的时代》仿佛是《谁的身体》的另外一种注释：网虫章豪在网上是“失恋的柏拉图”，在网上他遇到的女性叫“冬天里最冷的雪”，他们兴致盎然地用网上语言在交流而对现实的男女之事失去了兴趣。当妻子需要温存的时候，章豪居然发现找不到身体的感觉了，而对一个符号式的人物“雪”产生了极大的情感甚至是身体需要。但他们真的见面之后，反而没有任何感觉，他们必须生活在网上，生活在虚构和想象中。这个故事的有趣还与另一个人物“诺言”相关。诺言是章豪的老婆，但在“虚构的时代”老婆与网上情人比较起来是非常边缘的，诺言几乎采取了一切手段试图将章豪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她好言相劝、带他到迪厅跳舞，但一切都不能改变章豪对新生活——网上生活的盎然兴趣，迫不得已诺言最后只能对电脑诉诸于暴力，她销毁了电脑才结束了过去的时代。

《谁的身体》和《虚构的时代》也许稍有夸张，但故事巧妙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以比现实生活更生动的方式，无情地揭示了电子幻觉时代的问题和病患。通过小说我们可以感知的是，网络为这个时代提供的不止是一个后现代的工具，同时它也带着工具理性的哲学一起进入现代生活的，他所改变的不止信息的分享、通讯的便捷，同时它也以神话或霸权的方式改变了人的思维、情感乃至心理感知生活的方式。

当然，吴玄首先是一个小说家，尽管他在小说中提出非常重大的问题，比如如何面对本土的“前现代壮况”，如何理解普通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跨越，如何看待人的欲望或来自本能的渴求，而进入现代乃至后现代的人们，又是如何并发了现代病，城市经典的生活场景是否存在始料不及的问题等等。但这一切吴玄首先是用小说的方式表达的。小说要有趣味、要好看、要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当然还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和给人以印象深刻的人物。这些看法可能很传统，但用吴玄在本期刊物同时刊出的创作谈的说法是，“我们和传统的关系为什么一定是战斗的关系，为什么不可以是继承的关系。讲故事，塑造人物，关注现实，对小说究竟有什么不好，小说丧失了故事，丧失了人物，只剩下一个文本实验，这样的小说才算是好小说吗？从叙事史上看，会讲故事，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吴玄的这一看法很长时间没有作家这样说了，但这些常识性的看法对于小说创作来说，确实重要无比。只要我们能够说出诚实的体会，就会发现，给留下印象的作品，大部分与人物和故事相关。

当然，这样理解现代小说并不全然合理。事实上，每一次文学形式的“暴动”都会给我们以巨大的财富或遗产，但我们得承认，我们喜欢的小说都是“关己”的，都是与我们的生活和困惑相关的，这与题材无关，有关的是作家在自己的范畴内表达的文学观念和对生活的认知。这也诚如吴玄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现在，先锋文学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们一样，也成了一个文学传统。先锋文学如果送进医院诊断，大概是有精神分裂的症状的，时而躁狂、时而躁郁，孤独、冷漠、焦虑，又极度自恋、狂妄、不可一世，自以为是上帝，并且有严重的俄狄浦斯情结，企图摧毁历史。这样的传统是不无危险的，就像家里有个神经病的父亲。但是，我对先锋文学还是充满了敬意，先锋文学至少使人明白，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文学史大约很需要一次疯狂。我从先锋文学那儿，不仅是继承了疯狂的精神，也学到了不少技术，我只是厌烦先锋那种战斗的姿态，那种病态的性格，那种吓唬人的表演。小说不能拒绝读者，读者不在场是可怕的。经历了先锋之后，就像是病了一场，我想回到故事，回到人物，回到现实。这样说也相当麻烦，好像是回到了19世纪，还是换种说法，回到想像力可以生长的地方吧。”

我非常欣赏吴玄的这样坦率的表达，那是因为吴玄在小说中实现了他期许，他的小说之所以是有力量的小说，与他对当下文学状况的反省和检讨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传统生活和文学观念的理解，以及他用小说的形式对当下生活真实体会的述说，许多年过去之后，仍然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