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建党伟业”中有一段1917年张勋复辟的场景。“辨帅”张勋闯入民国立法机构，称这是一个“只会叽叽喳喳的破屋子”，根本不是什么“民国圣地”，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影片中注明立法机构是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是林森，立法机构开会的地方则是一所普通的大会议室。看完这个镜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显然编导对民国议会史的知识了解得非常可怜。
在1917年6月府院之争中，当时民国的立法机构不是民国临时参议院，而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此时召开的是第二期常会。而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于1912年1月28日，历经南京与北京临时参议院两个时期，至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开幕，全部会期历时近一年多。第一届正式国会是在北京成立的，采用两院制，分为参议院与众议院。两院议员法定名额870人，实际选出857人。当时由于国会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内容激发北洋派与拥袁力量的强烈不满，为阻止宪法草案的成立，袁世凯在11月4日下令取缔国民党议员资格，国会两院议员共438人被取消议员资格，剩余议员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国会于是从11月14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第一期常会至此闭会。后来在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又下令取消国会残存议员职务，国会被非法解散。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颁布国会召集令，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在同年8月1日开会。第二期常会原本应该在12月初休会，但由于国会制宪与立法事务繁重，于是12月5日国会通过“延长会期至第三期常会开会之前一日为止”的决议。1917年5月段祺瑞内阁与国会发生“参战案”争议时，总统黎元洪在北洋派的压力下，于6月12日非法宣布解散国会，第二期常会被迫中断。
非法解散国会悲剧的发生，站在前台的是黎元洪，而不是张勋。黎元洪在邀请张勋入京调停府院之争后不久，在张勋的武力胁迫下，因无所依靠，不惜自毁长城，同意解散国会，希冀以此换取张勋的支持，赢得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6月12日黎元洪先是免去国务总理伍廷芳的职务，后又任命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暂代总理，再由江朝宗副署解散国会令，称：“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黎元洪的命令是非法的，因为当时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未赋予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正是黎元洪的错误决策，才导致张勋复辟得以从容实现，而民国国会遭遇第二次被非法解散的命运。
至于林森担任议长是在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而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时的众议院议长是吴景濂，参议院议长是王家襄，此时的林森只是一位普通的参议员。
民国立法机构开会的地方也不是一般的会议室。众议院旧址在北京宣武门内象坊桥，现在为新华社大院内的礼堂，是1913年在前清立法机构资政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参议院离众议院不远，设在清末法律学堂内，今为新华社印刷厂。因是国会所在地，从民国初年开始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一段的马路称为国会街，如新华社所在地在改为宣武门西大街57号之前，其地址即是国会街26号。上世纪50年代初，新华社的车证上都曾印有“国会街”三个字。
国会两院建筑中，以众议院规模最大，最具特色。众议院包括工字楼、仁义楼、礼智楼、信字斋、圆楼及国会议场。有资料描述，国会议场为方形建筑，高2层，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一边设议长席，另三边围以门厅、侧厅。一层坐席呈扇面排列，二层三面围楼为旁听席。后部设椭圆形大休息厅和2个小休息厅，走廊与会议厅联结。国会议场由德籍设计师罗克格主持设计，罗克格也是资政院大楼的设计师。罗克格的设计基本沿用了资政院大楼的平面，处理上简化了很多，去除原来气势恢宏的大穹顶，外表由普通的青砖砌筑，只有简单的线脚，基本没有装饰，室内墙面为灰粉刷，有壁柱装饰。主入口位于南侧，其他三侧有狭长的门厅，穿过门厅就进入了大会议厅。会议厅北面设主席台，场内的座位按照扇形排列，当召开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时，议场要容纳800多名议员开会，再加上旁听的人，所以上下两层共设有988个座位。桌椅为木质，十分普通。建筑装饰总体风格虽然较为简朴，但它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建议影片的编导有空还是到现在的新华社大院去看看众议院议场旧址，目前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至于民国议会的表现，虽然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决不是一个清谈的地方。在1913年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时期，不少议员问政积极，宋教仁案、大借款案、俄蒙协约案、预算案等争执激烈，弹劾、质询案层出不穷，仅众议院就提出9件弹劾案，19件建议案与查办案，173件质问书，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先后迫使国务总理赵秉均、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此外，还制定出“天坛宪法草案”，通过各类议案42件，展现出一定的立法活力。国会初开的两个月，曾被后人称为“国会神圣时代”。
（收录于《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