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代表性的观点则是大萧条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或有限，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说“在20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①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是，日本学者城山智子的新作《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②，却表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同样是巨大的，在1931-1935年，中国经济体制停止了正常运转，到1935年3月，上海已经有1000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更是达到50万。在城山智子看来，大萧条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分水岭。本书也被作者自认为是目前第一本研究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的学术著作。
一
本书分为导论、上、下两卷与结论，其中上、下两卷共计8章，主要是考查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机制与结果，同时关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从这场危机中复苏的结构转变过程。
上卷“通货膨胀与自由放任的年代：1931年之前的经济趋势”，叙述在1931年前，由通胀时期产生的经济制度导致的中国经济衰退。第一章解释银本位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键纽带。与金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同的是，中国采用的是银本位。由于中国不能控制作为商品的国际银价的变化，所以中国易受国际银价波动的影响，国际银价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第二章勾勒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棉纺业与缫丝业的发展。当时作为中国工业的核心部门纺织业面临原材料供应灵活性缺乏、国际竞争激烈，以及白银贬值导致的汇率下降等不利因素影响。第三章根据对最新可获资取的资料诸如公司文档、商务合同和银行纪录的详细分析，分析了城市纺织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信贷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别是中国纺织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经常借贷经营，以及银行债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等。作者强调1931年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在国际市场白银大量流入导致中国产生通胀预期，工业企业误以为可以通过信贷扩张获利，而金融机构扩大信贷则是因为相信通过可靠的抵押品将避免贷款风险。
下卷“萧条年代，1931—1937年：经济与政治的转变”，重点是考查大萧条的影响，尤其是银价的波动及其政治后果。第四章研究了农村经济的崩溃。由于受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农村资金也流向城市，导致农村地区现金短缺，农民生活贫困化与购买力下降。第五章论及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景气。一方面中国随着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提高了汇率，从而使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缫丝业陷入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萧条也导致国内需求下降，棉纺业同样陷入困境。自通胀年代至1931年底形成的纺织企业、金融机构、农村家族之间的关系，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已不可能持续下去。第六章说明在工农业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企业因生产困顿不能按照按时归还贷款，而提供给银行的抵押物也不断贬值，金融业同样陷入危机漩涡之中，尤其是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尽管政府通过为困难银行注入资金的方式减轻了银行的危机，但是更根本的还是货币体系的问题，只要中国仍然坚持银本位，就摆脱不了经济衰退。第七章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政治影响，通过考查国民政府与影响东亚的列强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经贸联系，厘清了中国政治经济复杂的国际国内网络。认为中国政府1935年11月的废弃银本位的币制改革，不仅稳定了汇率，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复苏，而且成功地避免了中国元（法币）与任何通货集团的挂钩，从而缓和了列强之间的政治对抗，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向世界经济的开放。第八章考查了政府的优势和弱势，以及政府政策在长三角地区工业复苏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政府改良农业的努力与币制改革的初见成效，以及企业界的努力，共同促进了纺织业的复苏与增长。
二
本书的两个研究理论视角非常独特。一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经济的历史中考查，特别是重视国内政策与国际经济的关联，其副标题即是“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作者认为从19世纪后期形成的中国现代经济是一种“对外开放”的格局，与世界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
以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决策过程为例。20世纪初，在以金本位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实际上是唯一的持银本位的国家，“在中国，白银是本位货币，不仅是交易媒介，还用于平衡预算，而在其他国家，白银只是商品，这构成国际白银贸易最重要的特点。”（第28页）中国易受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却无法控制白银的价格和进口量。当时的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其白银市场是世界首要的。中国境内的外商银行经常用伦敦白银期货来抵付中国的货币交易，其结果是将中国同伦敦市场紧密联结起来。当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1931年后多数国家因经济危机冲击而放弃金本位并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应对危机，仍坚持银本位的中国顿时陷入白银急剧贬值，随之白银大量外流、国际贸易逆差和国内通货紧缩，中国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也因而出现严重的危机。
只要中国仍然使用银本位，价格波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无法避免。所以只能建立一种与银本位脱钩，与外币挂钩的新的币制体系。由于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是搅乱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因素，中国希望美国能够购买中国的白银，用来换取美元或黄金，作为币制改革的准备金。这样做既可以确保币制改革所必需的资金迅速到位，又不会引起列强之间的政治冲突。但是一直到1935年上半年，在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政治的压力下，美国一直不愿意从中国大量收购白银。中国政府于是加紧外交活动，警告美国如果其货币和金融体系在高银价的压力下崩溃，日本将主导中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开始支持美国财政部的立场，通过从中国收购白银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从1935年11月开始，中国向美国出售了18700万盎司的白银，为中国政府的币制改革提供了约1亿美元的准备金，而改革刚刚启动时的准备金仅有3000万美元。正是在充裕的外汇储备支持下，汇率得以保持稳定，法币的可兑换性得以实现，增强了人们对新货币的信心，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国际贸易也开始增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掌控货币供应的情况，国民政府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大提升。
二是对现代中国的政府-市场关系进行批判的透视。作者重点厘清了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关系，包括城乡关系、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在论及城乡关系时，本书特别指出长江下游地区棉纺业和缫丝业，依赖附近内陆农村的原材料。当地原材料供应对纺织业至关重要，但企业却无法控制原料的种类与质量。1930年长江三角洲蚕茧歉收大大提高了缫丝业的生产成本。丝价在下降，而蚕茧成本却正在上升。每担生丝的蚕茧成本，加上劳务支出与税，竟然高出市场价格不少。与此同时，经济大萧条引起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日益贫困，信贷活动也相应减少，农村的资金向中心城市的流动，导致了农村地区现金短缺，严重破坏了农村的金融机构与农业生产。而农民购买力与生活水平的下降，则导致工业企业面临国内市场的萎缩，对城市工业来说也是一种直接损害。
银行与企业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于投资不足与融资困难，近代中国纺织行业严重依赖金融机构的贷款。为了获取银行贷款，财产抵押就成为他们与金融机构签署借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开始运营，企业首先抵押工厂设备和厂房，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然后，再用原材料和成品作抵押，获得短期贷款作为周转资金。由于只有极少的企业能通过发行股份或向亲友借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所以上述方式便于城市纺织业的发展。”（第79页）抵押工厂地产和机器设备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中国经济中心上海，这类抵押被称作“厂基押款”。在“厂基押款”中，最重要的抵押品是地产，因为其他抵押品比如机器和厂房屋通常会贬值。如1929年申新纱厂收购英国的东方纱厂（后改名为申新七厂），荣宗敬收购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工厂地理位置优越，刚好位于杨树浦河岸，这样便于用工厂作抵押获得银行贷款，不久申新七厂就抵押给了汇丰银行。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贷款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增长的关键因素。”（第238页）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由于丝价下降、市场不景气，经营者很难再从银行获得贷款，于是转向政府请求援助。1931年5月，国民政府批准了发行800万元缫丝业救济公债的申请，并颁布了一系列规章。江苏、浙江几乎所有的丝厂都获得了每架丝车80元的公债份额，并用这些资金赎回了依合同抵押在金融机构仓库里的蚕茧。但是政府扶助的力度是不够的，企业在低价经营的情况下依然亏损。1933年5月，国民政府第二次批准财政援助，并且成立委员会帮助丝厂处理陈丝和陈茧。10月，根据实业部和财政部的提议，江苏和浙江两省又发行220万两的短期公债援助本地区的缫丝业，中央政府为省政府发行公债提供财政援助，以固定税作为债券红利，并对出口生丝实行补贴。总的来说，政府干预的作用极为有限，财政支持对工厂的继续运转来说不足敷用。
关于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本书认为棉纺业和缫丝业都面临海外同行的激烈竞争。在国内的粗纱市场上，主要是绵纺业与印度和日本的纱厂竞争。在欧洲和美国市场，缫丝业与日本丝厂竞争。当时中国生丝出口到欧洲和美国市场，而粗支纱则销往国内的农村市场。由于国际市场上生丝供过于求，日本的生丝开始降价，中国生丝也不得不跟着下调价格。1930年11-12月，生丝价格已经跌破成本价。而且随着欧美经济危机的加深，作为中国生丝主要进口国的美国和法国又开始缩减进口量。对纺织品的需求普遍下降，导致1933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额减少了约45%，相对1930年出口额减少88%。同样地，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棉纺业也面临萎缩的局面。对棉纺业来说，虽然能够从美国与印度进口价格较低的原棉，但是由于1933年夏天，美国政府对本国原棉价格进行保护，这给中国纱厂造成致命打击，原棉价格开始上涨。至1933年4月，棉纱出售价格已经低于生产成本，生产陷入困境。
三
本书虽然是研究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是在导论与结论中，作者也曾提到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思考。在笔者看来，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是多方面的，例如金融业过度放贷的风险是什么？房地产业投资热会不会导致经济泡沫化？国际流动资本对国内金融稳定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政府如何协调与市场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够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一是金融业过度放贷与经济风险。上文已经提及近代中国工业起步艰难，许多企业都是依赖银行借贷经营。在丝业的不景气开始冲击金融机构时，尽管有政府公债支持，很多丝厂还是无法不拖欠银行债务，任其抵押物留在仓库里。还有的欠款的丝厂老板，因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潜逃。虽然银行为保证贷款安全，一直要求丝厂以蚕茧或生丝作为抵押，存放在指定的仓库里。但是一旦这些抵押品贬值，现有的金融秩序还是陷入瘫痪。银行在低价拍卖抵押品后，并不能收回全部的贷款。即使是银行起诉丝厂，但是厂主和合同担保人不是破产就是失踪，银行亦无法收回欠款。
与丝厂一样，棉厂也是从银行贷款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以最终产品或原材料库存作为抵押。由于棉纱销售下降，许多纱厂延迟偿还利息和本金，或者定期停止偿还，最后干脆就是拖欠，即使是著名的大生纱厂也不例外。由于纱厂资产贬值，负债企业往往是资不抵债。如1933年上海隆茂纱厂倒闭，其动产和不动产的总价值约为27万元，却欠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35万元。而大生二厂负债110万元，1936年银行团在拍卖时，竟然找不到一个买主。由于抵押银行的抵押物贬值，企业又没钱赎回抵押物，不能按时归还贷款。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的情况最严重。当通货紧缩的压力增加时，通货膨胀时期形成的信贷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但是又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制止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为防止整个金融系统崩溃，最后还是政府开始为陷入困难的银行注入资金，但是因为财力问题，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二是房地产投资热与泡沫化。从1929年开始，上海房地产开始进入狂热发展的阶段。从数字来看，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1928-1929年。由于国外和农村地区的白银流入，上海银行业的白银储量在1929年达到创记录的新高，并且持续增长到1933年。充裕的资金促进了信贷扩张，其主要流向并不是实业，而是房地产。上海的企业家也把获得长期贷款的希望都寄托在房地产上，从1931-1933年，随着缫丝业获利越来越少，丝厂租金逐月下降，很多时候丝厂根本租不出去，此时业主们发现拆除工厂而建筑公寓、经营地产更为划算，结果有22家丝厂被拆毁。
对农民约占总人口80%的中国来说，农村人口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萎缩，工业品价格也开始下降，产业的进一步扩展变得不可能。此时的投资者，或是将闲置资金购买政府债券，或是投向上海的房地产，而不是工业企业。地产投资很少是基于真正的需求与对赚取租金的期望，而是基于对利率和白银价值的追求。利用上海金融市场宽松的货币状况，许多房地产公司又开始发行债券。银行也把积累的资金投向房地产，仅1930年上海40家中外银行持有房地产的总价值就达到1.2亿多两，占银行贷款抵押品的一半，“由于这种扩张是建立在极度膨胀的地价上，所以金融机构使自身变得非常脆弱。”（第150页）
因此，1930年前后的地产繁荣大部分是泡沫。1934年9月之后，鉴于白银的迅速外流，人们撤回了银行存款和储备的贵金属，面对白银储备减少，外商银行开始限制，随后是拒绝签订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这种做法迫使中国银行业针对未偿付的贷款，也开始限制借贷数额，要求更多抵押，并拒绝延长贷款期限。在这样的金融气候下，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当银行预期作为抵押的地产价格将要下降，一方面停止向企业放贷，并且要求企业返还本金，另一方面当债务人不能返还时，试图通过出售这些抵押的地产尽量挽回更多的资金。因此地产贬值引起清偿贷款，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地产价值的损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就认为中国政府和商业银行已被房地产套牢。1934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缩，房地产市场崩溃，大量卷入抵押业务的金融机构严重受损。
三是国际流动资本与金融稳定。大萧条的头两年（1929年10月-1931年8月），银价下降，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罕见的繁荣场面。在金本位国家，白银是商品而非货币，白银会随其他商品的价格一道下降。相比之下，在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银价下降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中国在1929-1931年的情形就是如此。当时中国物价上涨了21.2%，而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的物价却在下降。在缺乏政府管理的情况下，银条与外国银币在中国自由进出，并作为货币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流通，特别是在上海。因为同等数量的白银，比在其他地方能够换得更多的美元，对卖家来说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从1931年开始，随着各国货币贬值，银价回升，白银开始流出中国。白银汇率上涨和全球经济衰退阻止了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大，但中国没有将进口限制在同等程度上，无形收入的总额也在减少。为了弥补国际贸易平衡中的逆差，中国被迫出口白银。随着进出口价格下滑与白银汇率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之后，商品批发价格也经历了严重下降。1933年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贸易逆差达到7337.39万元，这导致净出口18940万美元的黄金和1420万美元的白银。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经济危机的初步应对及其成效，主要是体现出当时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关系。在恢复工农业经济方面，1935年夏，随着汇率开始下降，生丝价格恢复上涨，缫丝业出现好转。由于大萧条期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争夺，提高蚕茧质量成为中国重中之重。虽然美国对丝织品的需求逐渐降低，但是对于制造高级丝袜的生丝的需求仍在增长，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农民不得不采取新的养蚕方法。但是由于受到丝价下跌的重创，丝厂一开始无力实行这一大型计划，相反，他们还试图降低蚕茧的收购价格，此时政府出面干预了。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下成立了缫丝改良委员会。江苏省政府也成立了缫丝改进管理委员会，开始实施蚕种改良计划。委员会在桑蚕养殖区设立指导中心，向农民提供改良蚕种、发放种植补贴、改进销售渠道。1935年9月，国民政府通过《合作社法》，在银行资助下开始建立养蚕合作社，广泛介入到缫丝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为提高生丝质量，政府还要求丝厂将陈旧的缫丝机更换为更现代的日本进口设备。企业界也积极响应，如无锡兴业缫丝公司的薛寿萱，就领导了无锡丝厂的合并，并完成了设备更新换代。值得一提的是，城市企业家虽然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财政支持，但是却反对政府对养蚕业的控制。
对棉纺业来说，一方面，纱厂主们主要是通过重组来改善生产方法和管理，引入纵向合并，增加细纱产量，提高效率。如上海纱厂考虑到国内粗纱市场需求萎缩，从1931年开始就已经生产细纱。而在技术革新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加动力织布机生产布匹，满足市场需求。1936年农业丰收与农业出口的增加，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农民的购买力也因之提高，国内需求开始增加，棉纺业开始复苏。另一方面，政府对提高原棉产量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的棉业编制委员会成立中央棉产改进所，并与一些棉产区省政府合作设立分支机构，进行大面积的种子培育与种子分发，增加产量。同时，为供应细纱生产，还扩大美国长绒棉的种植面积。到1936年，棉花种植总面积的一多半种植的都是美国品种，原棉产量也比1935年增加约77%。此外还以合作社的方式，扩大农村信贷，支持原棉的生产和销售。而江苏省农民银行一个制度创新是经营仓库。农民银行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换取他们的农产品，并把这些农产品存放在银行的仓库里。仓库项目迅速扩展，通过这种方式放出的贷款很快就超过了借给合作社的贷款。农民银行发现仓库系统比通过合作社的贷款更为有利，通过直接将抵押物保存在仓库里，银行就能更安全地放贷。
综上所述，虽然本书不失为一部开山之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如在评价币制改革的成效时，作者也承认币制改革“也使得中国财政失去了弹性。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的可兑换，中国政府不得克制发行过多的货币或限制预算扩张。”（第205页）但是却缺乏进一步的具体分析，特别是结合个案剖析币制改革的不足之处，更是未能触及。其实外汇储备的不足、财政体制的缺陷、财经专业人才的匮乏，以及对财政金融的管制不力，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后来更大的混乱埋下伏笔，所以对币制改革成效评价还是应该审慎客观一些。而在外来因素影响方面，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非同一般，虽然书中也在几处提到日本进口纺织产品的竞争、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后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但是其重要性仍然凸显不足。历史事实表明，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的态势下，内忧外患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成形，任何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在国家决策层面都是次要的，最终的成效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全面抗战爆发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影响，军国主义日本当然应要承担最主要的历史责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书中对大萧条时代中国经历的生动描述，特别是币制改革与汇率稳定、过度放贷与金融风险、国际流动资本与金融稳定、房地产热与泡沫化、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世界金融危机之下的中国应对之策，包括货币政策、政府角色、结构调整、内需提振、房产调控、汇率改革、国际热钱监管等，都是富有借鉴作用与启发意义的。
（《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