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用“写农民起义”来定义《水浒》？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收有他的《“水浒”五论》，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他三十年后的“自序”中，仍坚持“五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水浒》最可贵的是它反映了农民起义，即封建时代的阶级斗争，……是反贪官、反恶霸、反地主武装、反封建的”，然而，《水浒》中“还有相反的一面”，比如“轻蔑妇女”，就属于“封建而不是反封建”，此外还有其它一些“不可理解”的内容，究其原因，是《水浒》这部长篇小说“决不是什么思想家、革命家的创作”，起初是民间艺人的在大庭广众的讲述，比如评点《水浒》的李卓吾、金圣叹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里也不同程度地有着封建的成分，那些以《水浒》故事糊口的民间艺人的思想水平又能高到哪里去？所以，《水浒》里难免有封建糟粕的成分，这只能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过的话来解释，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
香港教授马幼垣曾经写道，不应“政治挂帅地强说前无计划、后无步骤、因应行事、以中上层社会分子为主干的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王学泰《“水浒”批判》认为，《水浒》所写只是“游民骚乱”，他“不同意‘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水浒传》写的不是农民的反抗，一百零八位头领的主体也不是农民，更重要的是此书中所表现的不是农民的诉求，……没有提出土地要求的群众斗争，哪能称之为农民的斗争？而《水浒传》恰恰没有这一点。”并且他认为，何竹淇于1962年编纂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所著录的四0三次武装反抗，许多是散兵游勇和社会游民制造的骚乱和动乱。即使我们把这些都看成是‘农民起义’，也不能说‘出版说明’所作论断的正确”。
何竹淇作于一九六二年的《编辑说明》第十三条说，“本书……采录史料的标准较宽，有些是否属于农民起义，性质不易判断，或者某些与农民起义关系不很直接的史料，都尽可能收录。有些史料具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亦加收录，这是因为它们的侧面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希望读者使用这些史料时，统加甄别。”同书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出版说明》中也说到，这部书“所搜集的资料有些并不一定属于农民起义的性质”。所以，王学泰所指出的“所著录的四0三次武装反抗，许多是散兵游勇和社会游民制造的骚乱和动乱”这个问题，原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在于那个一九七五年的《出版说明》中还有一段话：
“宋代社会阶级矛盾始终十分尖锐，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强大的农民革命力量面前，宋代封建统治者除了武装镇压之外，还采取所谓招抚的手法，引诱个别起义将领叛卖，以瓦解破坏农民革命。这种封建统治者的反革命招安策略以及宋江一类农民革命的叛徒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本书中有不少材料……”。
王学泰认为，“即使”把那四0三次武装反抗“都看成是‘农民起义’，也不能说《出版说明》所作论断的正确”。那么，我们就要把上述《出版说明》逐句加以考察，看看是如何地“不正确”：
1.那段话说“宋代社会阶级矛盾始终十分尖锐”，这大体该是认为正确的，因为任何封建王朝都是以地主阶级为统治基础的，是建立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对立之上的。
2.“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句话王先生该可以表示不反对，因为他自己很大度地说过可以把那“四0三次武装反抗”都看成“农民起义”。
3.接下来是：“宋代封建统治者除了武装镇压之外，还采取所谓招抚的手法，引诱个别起义将领叛卖，以瓦解破坏农民革命”，对这句话，王先生也不至于认为说得不正确，因为王先生知道，即所谓封建统治者对于“武装反抗”常常会使用“剿、抚”两手。
4.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这句话：“这种封建统治者的反革命招安策略以及宋江一类农民革命的叛徒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本书中有不少材料”，王先生所认为不“不正确”的，该特别就是“宋江一类农民革命的叛徒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句话，这句话体现了某一段“毛主席语录”的意思。
王先生说，“新中国建立后在阐释《水浒传》中定‘农民起义说’为一尊”，而“‘文革’中要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水浒传》这部书，“又成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工具”。而现在，“对《水浒传》的阐释有所突破，许多研究者要打破‘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于是，王先生对于《水浒传》的“本质”，提出了他的“游民说”，认为“《水浒传》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其内容是讲述游民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的，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于是他就以“游民说”加入了当今新“思潮”的将《水浒传》与“农民起义说”的切割。
王先生对于“游民”的研究大有梳理与发现，论著很多，这是成绩。依此，王先生认为，“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在“农民起义说”主导下读《水浒传》所产生的，大体只能是“负面作用”。现在他主张以他的“游民说”来读《水浒传》，来克服“负面作用”。
王先生做为“负面”的材料引用了已故毛泽东主席一九七五年指示印行各种版本的《水浒传》“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话，我们索兴就把那两段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水浒全传》书前的“毛主席语录”全引出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0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泽东这段话对《水浒》这部书的“好”有他的眼光与阐发，但并未涉及《水浒》是不是写“农民起义”。所以实际上无法就这段话来讨论《水浒》的性质是写“农民起义”还是写“游民骚乱”。其实，毛泽东那几句话倒反而对王先生的“游民说”有利些，因为“游民”的品德一般说要比“农民”差些，梁山这支队伍是宋江一类聪明能干的“游民”做着领袖、起着主导作用，是他们掌握了这支队伍的领导权与决定了这支队伍后来的方向，所以“屏”了之后，也就“改”啊“受招安、投降”啊“去打方腊”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王先生倒是应当从正面很赞同这几句“毛主席语录”才是。
王先生举出毛泽东的话：“《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与“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之后，他写道，“这些意见都把‘想做皇帝’看做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和高尚的政治品质，把‘想做皇帝’看成了不起的进步思想。”请问，毛泽东以上两段话里，有你说的这些意思吗？王先生这段话是写在“中国人的皇帝情结、国人的皇帝梦”这些标题下的，并且把鲁迅所说“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句话，也一并打入“这些意见”中。王先生既然把某段话做为分析与批判对象，起码应尊重或弄清对方原有有语意。在我们理解起来，鲁迅以及毛泽东所说“不反天子、不反皇帝”，批判的是一种奴隶性、奴才性、阿Q性，而《水浒传》里宋江之类虽然造了反，但仍局限在“皇帝是好的，只是贪官不好”这种糊涂意识里，那就谈不上去触动封建统治制度这一根本了。当然，要求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能够改变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是不可能的事，正因如此，农民起义的结果不是失败，就是被人利用为改朝换代的工具。然而也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宋江一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和行为。鲁迅与毛泽东只是就此“借题发挥”批判某种现实的奴才性或投降主义，并不是苛求宋江担当起推翻封建制度的任务，怎么王先生就把鲁迅毛泽东的话解释成“把‘想做皇帝’看成了不起的进步思想”呢？
那么，《水浒传》到底应不应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产生的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书？或者应当看作仅仅是一部反映着“游民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的书？
我觉得，《水浒传》虽然只是借着一场规模不算大、影响却较大的宋江造反一事，经过说书人长期口头创作，后又经“施”或“施、罗”之笔大体写成，它其中所写的激烈斗争，在内容、分量与深度上当然超过了史实上原有的宋江造反，其中必然或较直露或较曲晦地糅进了封建社会里人民共同具有的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不满与反抗，以及这种反抗的斗争策略与过程，这一切就不能说与封建社会最主要最普遍的矛盾和斗争（即“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统治的不满与反抗”）无关，而只是孤立地局限于“游民”这个阶层。如果在理论上不能否定“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句话，也就不能推翻《水浒传》的“农民起义说”，因为那里面所写的对立于官府的斗争或其中另类社会的存在，无不是由那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和影响的。
所以，即使要把《水浒传》与“农民起义”切割的王先生，在其行文中也不能完全拒绝“农民起义说”。比如，王先生自己写道：“无论在什么朝代，他们（指“智取生辰纲”的刘唐、晁盖、吴用、公孙胜等人以及鲁智深之类）都是游民骚动、农民抗争的中坚或领袖人物，没有这类人物，民众的造反活动闹不大，有了这些人的参加，情况就不一样了，……至于梁山的小喽罗，不用说，自然多是从宗法网络中被抛离出的零余分子。”这段话就正确地提到了刘唐“他们”与“农民抗争”的关系，还正确地提到了“梁山的小喽罗”，他们只能是当时的破产农民与社会底层的人们，“宗法网络”一词就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代名词，“被抛离出”的就是指农民等底层人们的破产，“零余分子”也属王先生的掩饰之词，试问，跟随着李自成洪秀全一类“中坚或领袖人物”的庞大队伍，只是“从宗法网络中被抛离出的零余分子”吗？
试问，王先生提到的刘唐那些人及其行为，是因何产生的？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农民抗争”的“中坚或领袖”，除了他们的勇气与武功之类，就不需要他们有着能体现以至代表“农民抗争”的思想意愿吗？所以，要把这些“游民”与“农民”切割开来，真是很难的一件事！那么又焉能把《水浒传》定义为只是写“游民骚动”而决不是写“农民起义”？
即使王先生所说的宋代重文官轻武官，因而底层武官很可能铤而走险，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也只能是植根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其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不得不想尽心思用种种“制度建设”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终于是心劳计拙的。
因此，离开或绕开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来探讨和定义《水浒传》的性质，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但从“游民”角度深入分析水浒人物，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只不过王先生想以此模糊以至消解《水浒传》性质的“农民起义说”，却委实是很难真正办到。
王先生之所以“不同意”《水浒传》“农民起义说”，除了认为那写的不是农民的反抗，一百零八位头领的主体也不是农民，“更重要的是此书中所表现的不是农民的诉求，农民起义诉求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土地的要求，没有提出土地要求的群众斗争，哪能称之为农民的斗争呢？”这些，真是堂堂一番大言！
陈胜虽是农民，但他吐恨而出的一句话是“苟富贵，毋相忘”，以及他的一句“天下苦秦久矣”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土地问题丰富，于是“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刘邦、项羽这些不是农民、以至是官吏和贵族的人，也乱世而起，如果仅以“出身论”或明确提出土地诉求，来定义“农民起义”，就连秦末农民大起义也要大打折扣，而不能统称“农民大起义”，更何况其它？秦末的乱政之下有陈胜以至刘邦项羽的起义，西汉末年的王莽乱政之下有绿林赤眉的起义，凡此种种，“土地问题”是基本问题，农民困境是基本问题，但起义者是否能以“提出土地要求”为旗号，则远不一定，就连陈胜也是以“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的，一旦起义之后，面临的是官兵的围剿，首要的任务是取得反围剿胜利、夺取天下，终极的任务是求得较好的政治，这基本的就包含着对于地主官僚阶级兼并土地的遏制，使得广大农民能获得起码的维持生存的土地，在那种时代条件下，所谓“求得较好的政治”只能表现为拥立一个“好皇帝”，也就是改朝换代。若是机械地以是否明确“提出土地要求”来衡量，则历史记载的农民起义多半都不能符合“农民起义”这一要求，虽然实际上农民的基本要求在此。北宋的起义者提出过“均贫富”，明末的起义者提出过“均田”，太平天国提出过“有田同耕”的《天朝田亩制度》。正因为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此在漫长历史上是逐步明确为起义口号或纲领的，我们就不能机械地以是否“显著”来加以衡量。即使是不“显著”的，也不能排斥在“农民起义”这一总概念之外，借王先生的话说，而应看到封建社会里所有这些大小起义队伍的基本人员，就是那“从宗法网络中被抛离出的”农民，这些在封建所有制关系里破产而无法生存的农民，他们的基本诉求，当然就是土地问题。那么，像《水浒传》所描写的“宋徽宗、高俅”的腐败年代这样轰轰烈烈的“逼上梁山”故事，能与“土地问题”无关，而可以排斥在“农民起义”这一主题之外吗？那些英雄的“嫉恶如仇”，所仇者就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这一基础之上产生的一切坏人坏事，英雄们代表了梁山和整个社会基本群众也就是农民的正义心情和要求，所谓“土地问题”当然是隐含其中的根本问题。所以，王先生用“负面作用”来概括水浒英雄的总体，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长期以来读者的阅读情况的。王先生指出《水浒传》“负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它与社会上的‘游民气’相互作用，鼓动成为一股热潮，散播着与法治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点还是许多喜爱和研究《水浒传》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的。”我们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中国确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上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王先生引用鲁迅这句话，将“水浒气”等同于“游民气”，这种理解是片面的，鲁迅所谓“水浒气”，主要或首先指的应当是民国的中国社会与封建时代还很接近，某些基本矛盾或重要矛盾主要矛盾（比如“土地问题”吧）及其表现形态也仍未解决，没有这一切，哪有什么“水浒气”呢？“水浒气”不就是在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基础上产生的吗？王先生似在好心地为“法治社会”担心和出谋划策，读来不免令人有点匪夷所思。
前面我说过，王先生所引那几句“《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的“毛主席语录”，其实却是与王先生分析“游民”有帮助而不是相反的，因为“投降派”的宋江不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一个很典型的“游民”吗？毛泽东确实早就研究过“游民”的，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道，“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王先生自己也找出了一段“毛泽东早年写的”某文中的一段话，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属一类，来说明“游民”在中国社会里的存在。所以，无论从毛泽东的有关历史文章中看，还是从毛泽东谈“《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的话看，都不见毛泽东与王先生有矛盾之处。只不过毛泽东评宋江的那几句话被王先生理解成“把‘想做皇帝’看做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和高尚的政治品质，把‘想做皇帝’看成了不起的进步思想”，这实在有点令人费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