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大亨，赌场老板，拥有众多以自己名字冠名的品牌，亿万富翁。
脱口秀主持人，畅销书作者，有过三次婚姻，并入围《时代》周刊2015年年度人物，也算是美国人的半个“国民老公了”。
他长期游离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在2008年的时候还是民主党的一员，从2010年开始又加入了共和党。有媒体报道说，从1980年至今，他所属的党派至少变化过5次。就这样一个没有党派忠诚可言的人，却要竞选共和党2016年总统提名。
他就是特朗普。
从去年宣布参选到今天，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一路领先，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通过口无遮拦的粗俗言论，与主流共和党划清界限。他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却又处处桀骜不驯，以党内“愤青”自居。
特朗普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不正确”言论，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在美国国内盛行的标志。民粹主义可以是查韦斯所代表的 “打土豪，分田地”，也可以是桑德斯所倡导的社会分配改革。然而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却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它反映和迎合了当前某些白人群体的焦虑和不安。不管他骨子里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高调宣扬和煽动种族歧视，特朗普也算是一个“反动派”。
这样一个集商人、公众人物、愤青和“反动派”于一身的人，却极有可能获得共和党2016年总统提名，并且成为美国总统也不是没有可能。
美国政治怎么了?
当愤青成为流行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今年的美国大选，那就是愤青的胜利。
共和党内，特朗普迄今为止的胜利，就是愤青的胜利，是对以克鲁兹和卢比奥为代表的共和党建制派的当头一击。特朗普对共和党大佬不屑一顾，多次与他们隔空互掐。他敢在各种公开场合大放阙词，让“政治不正确”变成了时髦，让“政治正确”变成了虚伪的同义词。他的极端言论，让很多人美国人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与林肯的名字密不可分的政党。
民主党内，希拉里则是彻头彻尾的建制派。从1992年开始，希拉里就成了美国的“国民女性”——从第一夫人再到到联邦参议员，从2008年总统候选人再到美国国务卿，她占据了公众视线20多年。在2月份初选开始之前，希拉里在民主党内给人的感觉是“独孤求败，舍我其谁”。
然而，桑德斯这个百分百愤青的出现，给希拉里所代表的建制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桑德斯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信奉社会主义的参议员。他不属于任何政党，一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这样一个“无党派”人士，却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生存了下来，并且在众议院任职6届12年。 2006年他又当选参议员，并在2012年获得连任。他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无党派”人士在国会任职最长的记录。
从2月二份初选以来，桑德斯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吸引了大批对民主党建制派以及美国政治现状不满的选民。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出人意料地险胜希拉里，并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表现不凡，迄今已经赢得了8个州的初选。桑德斯的胜利，也是民主党内愤青的胜利。
然而，共和党的特朗普马上满70，而民主党的桑德斯已经70有余。两个古稀之年的人，却成了2016年大选中最有号召力的愤青。让两个老人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难道美国真的已经进入了迟暮之年?
美国特色的“反动派”
特朗普不仅是一个愤青;他的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言论，也让他成为一个“反动派”。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反动派”这个词很少出现，但是这不表明，美国就没有“反动派”。2009年兴起的茶党运动，其实就是一场 “反动派”的运动。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特朗普与茶党串通一气，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
茶党表面是高举保守主义的大旗，要求缩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但是有研究表明，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奥巴马所领导的政府。茶党的中坚分子，还有茶党的支持者，大多是人到中年、信仰虔诚的中下层白人群体。在他们看来，一个黑人当选美国总统，已经威胁到了WASP(信仰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的优越感和统治地位。不仅如此，奥巴马还通过了他们认为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医改法案，并且让同性恋在美国军中服役。总之，奥巴马所带来的这些变革，他们完全不能接受，于是揭竿而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茶党运动。
茶党运动并非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反动派”发起的社会运动。南北战争过后在美国南方兴起的三K党，可以说是第一场反动运动。到了1920年代，三K党达到其历史高峰期，其党员遍布全国，超过100万，而它迫害的对象，不仅仅包括黑人，还包括犹太人，女性和天主教徒。三K党成员认为，这些群体对WASP所秉持的价值观构成了威胁。第二场“反动派”运动则发生在冷战时期的1950年代，以臭名昭著的约翰·柏奇会为代表。这个组织的核心理念就是反共，其成员和支持者在高峰期也超过百万。约翰·柏奇会的成员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被共产主义分子渗透，整个美国面临红色威胁。只要是他们反对的价值观或者政策，他们都会归咎于共产主义这个“幽灵”。
从三K党到约翰·柏奇会，从茶党再到今天的特朗普现象，催生这些“反动派”运动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一些白人群体对社会变革的恐惧。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地位被取代，于是歇斯底里地通过各种手段试图阻止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他们的焦虑和恐慌，可以用已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最后一本书的书名来概括：《我们是谁?》。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备受争议，被认为是公开宣扬白人至上主义。
不管亨廷顿本人是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他的书却揭示了美国社会所面临的认同危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早期移民绝大多数是来至欧洲的WASP。然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移民改革，让拉美裔和亚裔人数急剧增长。再加白人生育率下降以及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 WASP占美国人口的比例正在逐年减小。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趋势，在不久的将来，WASP将成为少数群体，而有色人种(黑人、拉丁裔和亚裔)将成为多数。对那些惶恐不安的白人群体来说，他们将很快面临一个问题：这样的美国，还是美国吗?
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论，讲出了很多白人想说、但是又碍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说的心里话，由此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现象与美国历史上的两次“反动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当“反动派”在选举政治中大行其道，美国还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吗?
内忧外患的美国
一个人可以是愤青，但不一定反动。但是如果一个人同时两者兼备，那他肯定是极右派。特朗普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总统，而共和党一直以主流保守主义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根基。主流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而是反对激进的变革。从林肯到艾森豪威尔，从尼克松到里根，共和党曾经给美国人带来了很多伟大的总统和伟大的理念。然而到如今，打着共和党旗号的特朗普，却成了极右主义的代名词。到底发生什么了?
除了反移民的极端言论，特朗普崛起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内忧主要是经济上的，具体表现在贫富悬殊加剧和中产阶级每况愈下。2014年畅销全球的《21世纪资本论》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就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美国所面临的这两个严重问题。美国的贫富悬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严重的，同时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在过去30多年几乎停滞不前。事实上，桑德斯之所以在初选中大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主张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来缩小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和改善中产阶级的境遇。
桑德斯和特朗普的区别在于，前者所代表的，更多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发起者所宣称的99%的美国人，而后者所代表的，更多的是白人中下层阶级。前者认为，社会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破产”，因此改革必须从国内开始;而后者认为，中产阶级人人自危，非法移民和自由贸易是罪魁祸首，因此改革必须从国门开始。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外患并非美国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当今国际形势，既不是一战和二战爆发前的空前紧张，也不是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危险对峙。类似9.11的威胁，也并不存在。然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在日渐式微;而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又处处显得优柔寡断。他们认为，从叙利亚战争到朝鲜核危机，从东海到南海，从IMF改革到亚投行的成立，美国主宰国际事务的领导地位似乎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崛起的中国。
美国独霸全球的时代或许即将终结，但是很多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在他们眼中，一个“例外的”美国，就是领导世界的美国。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于是把很多国内问题归咎于大洋彼岸的中国。因此就有了《百年马拉松》这样鼓吹中国阴谋论的书籍畅销美国，也就有了特朗普在竞选中关于中国的种种不友好言论。
美国政治的“新常态”
认同危机、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再加上美国霸权的衰落，为极右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已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他认为，美国政治中的极右主义具有偏执狂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臆想出“一个庞大和邪恶的、试图削弱和破坏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阴谋”。极右团体的出现，就是要把美国从这个阴谋中拯救出来。难怪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论，让一些西方观察家忧心忡忡，他们撰文指出，要警惕美国政治中的“新偏执狂”现象。
美国的政治传统，不仅仅包括偏执，还包括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这个概念，是霍夫斯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智就是智力和知识，但反智主义本身并不是反对知识或者迫害知识分子。在霍夫斯塔特笔下，智力(intellect)的核心是理性和批判性，是敢于怀疑一切的探索精神，是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精神。然而，由于美国建国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很多人美国人往往是通过自己的信仰——宗教的或者世俗的——来看待现实世界。当信仰与现实不一致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坚持信仰而忽略现实，这就是反智主义。由于达尔文进化论而引发的轰动美国和世界的1925年“猴子审判案”，就是反智主义的表现。今天，很多共和党人坚决否认气候变暖，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外国政府的阴谋，这也是反智主义的表现之一。总之，反智主义就是盲目轻信，缺乏理性的怀疑和批判，或者对与自己的信仰相悖的事实视而不见。
偏执再加上反智，认同危机再加上内忧外患，这就是当今美国政治生活的“新常态”。在这样的新常态下，特朗铺的崛起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认同危机继续，如果国内社会不公平没有明显改善，如果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子继续恶化，如果美国的霸权持续衰落，极右主义可能在美国大行其道。特朗普或许不会成为下一位美国总统，但是他的崛起表明，一个极右主义者成为美国总统，并非不可能。
美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因为如此，美国总统大选，受到世人的紧密关注。然而，2016年大选中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民主似乎正经历一场空前的“道路”危机。如果选举的结果是极右分子上台，如果两党执政的结果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如果民主解决不了枪支泛滥和种族歧视，那么美国或许将成为民主终结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