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飞速增长，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和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逐渐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方面，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外部世界的知识需求急剧增加，尤其需要针对各国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全球大国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为其外交战略提供智力支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当前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可谓迎来了黄金期。
为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教育部于 2011 年 11 月决定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已有 400 多个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它们分布在 180 多所高校，形成了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人文交流、资政服务为一体、特色鲜明的学术共同体。与此同时，诸多学者纷纷撰文，就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人才培养、研究方向、理论与方法、学科建设等话题建言献策，一个新的学科呼之欲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应当如何建设和发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就以下四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想法，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资政服务与学术研究
国别和区域研究在过去 10 年的“井喷式”发展与我国外交战略密切相关。无论是建设“一带一路”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都需要对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深入研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开篇指出：“高等学校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通知印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则明确指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要以资政服务为首要宗旨……造就大批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求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由此可见，政策咨询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其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最重要原因。
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转化为政策建议，而政策问题也可以是学术研究的话题。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者经常就自己国家的内政外交公开发表政策建议，有的学者甚至离开学界而在政府短期任职，这在美国尤其普遍，被称为学界的“旋转门”。不过，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之间也存在一些根本区别，或者说张力。首先，学术研究要求公开性，然而政策研究往往具有保密性，在国内尤其如此。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学者可能提交了很多重要的政策建议，但这些建议却不能公开，而不能公开则意味着没有学术影响力，从而在职称评审、奖项申报等方面受到一定影响。诚然，为了鼓励学者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可以对相关人事制度进行改革，但如果一个高校教师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不能公开的政策建议，那么这个教师可能很难得到同事和学界的认可。其次，政策咨询以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而学术研究以认识和解释世界为宗旨。换言之，前者的首要任务是改变现状，而后者的首要任务是生产知识。具体到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我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国家和地区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当然十分重要，但就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开展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同样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国别和区域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因此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也需要加强对各国和地区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概念、理论、方法上积极创新，力争打造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中国学派。换言之，区域国别学生来就具有资政服务和学术研究的“两翼”，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平衡两者的关系，既要为服务我国外交做出贡献，也要为繁荣中国学术、构建中国学派提供支撑。
二、案例研究与理论构建
任何一门学问都涉及方法和理论，国别和区域研究也不例外。仅仅顾名思义的话，国别和区域研究给人的感觉是以案例研究（case study）为主。事实上国内现有相关研究确实大多如此，即聚焦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方面，如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文化等。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案例研究并不一定只研究一个案例（single case study）；相反，理论性的案例研究往往涉及好几个案例，如最相似（most similar）和最不相似（least similar）案例的比较分析。此外，即使研究一个案例也可以进行理论构建，如最可能（most likely）和最不可能案例（least likely）。不过，国内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只有一个案例，并且基本上不追求理论构建或验证。
诚然，没有理论构建并不意味着研究不具备学术价值。学术的本质是创造知识，而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包括描述、诠释、解释——当然也属于创造知识的范畴。其次，详实的个案研究为开展跨国比较研究——尤其是小样本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二手材料。正因如此，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国别和区域的个案研究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美国学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Lampton）和中国学界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王辑思。
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各种理论的构建，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等等。理论帮助我们认识、解释、预测世界，指导我们改造世界。可以说，理论构建是学术的最高层次。理论的最根本特征是普遍性，而没有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其结果往往不具有普遍性。以媒体研究为例，一种常见的研究范式是在某个国家选择两个有代表性的媒体，然后对其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这样的案例研究无疑是有其自身价值的，因为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详细的描述和比较，但其结论极有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类似媒体。世界上有近两百个国家，就算每个国家只选两个媒体，这样的案例研究也可以进行几百次，但每一次研究对我们认识外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普遍性规律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换言之，没有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因此，国别和区域研究一定要处理好案例研究（特殊性）和理论构建（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要大批深耕案例研究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聚焦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领域，随时跟踪、分析、预判该领域的动态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可靠的政策咨询。另一方面，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需要大批学者在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构建，为“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提供理论以及方法支撑，以提高政策咨询的质量。
三、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设置
如果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就需要设立若干研究方向（二级学科），每个方向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比较系统的知识和理论。法学、文学、历史学三个学科门类的一些研究方向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向有着密切关系。
具体而言，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这三个一级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相关性最高。首先，政治学下设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向，而外国政治制度研究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三个专业方向往往聚焦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国别和区域研究服务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其次，外国语大学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和悠久历史，并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撰的 2013 年版《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明确指出，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最后，世界史下设世界地区与国别史研究方向，它与国别和区域研究可以说是完美重合。
显而易见，区域国别学与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当然，不排除区域国别学还可授予其他学位，但不管怎样，以上三个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最多，后者在设置二级学科时必须考虑到前者。
一种方法是按照地理单位设置二级学科。全世界有 190 多个主权国家，不可能每个国家都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地区看怎么划分，最少也有 10 几个，如亚洲就可以分为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考虑到各国和地区在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有所区别，可以把重点国家研究设为二级学科（如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而其他国家研究则按照区域设置二级学科，如中东欧研究和西亚北非研究。这实际上也是国内外通行的做法。
另一种方法则是按照研究内容来划分。无论哪个学科，理论和历史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它们就构成了最基本的两个二级学科。此外，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对某一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因此可以从这四个领域提炼二级学科方向，如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研究、经济制度研究、族群与移民研究、民族与宗教研究，等等。
无论选用哪种方法，任何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设置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时都应该遵守四个原则：一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二是遵循学科内在逻辑，三是体现本单位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四是借鉴国际国内先进做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四、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学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前提。不熟悉对象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就无法查阅一手资料，也很难开展实地调研或与当地学者和官员交流，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别通”“区域通”。事实上，无论国内还国外，绝大多数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官员、学者、智库人士都精通对象国语言，有的甚至用对象国语言著书立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外国语大学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事实上，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外语学习的自然延伸，因为后者不仅是掌握语言技能的过程，也是了解对象国政治、外交、历史、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的过程。因此外语专业一般都开设了对象国国情课，如英语专业的“英美国家概况”，并且一些外国语大学很早就设立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以开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人文交流等活动。例如，20世纪 50 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开设了外国国情政情课程，并在 1979 年和 1983 年分别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和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因此，教育部设立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心）集中在外国语大学。又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其现有 4 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和 37 个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占总数近十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一。此外，为整合校内外资源以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外国语大学纷纷成立了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2016 年成立）、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2018 年成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2020 年成立）。
虽然外国语大学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悠久历史，并且几十年来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就，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和学者往往在综合性大学或专门研究机构。造成这个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高校外语教师接受的是文学、语言学和翻译方面的学术训练，而不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学术训练，因此他们在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时候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发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并由此推动从单一学科的专业性大学转型升级为多语种、多学科、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大学的首要任务是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没有师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资政服务都是空谈。具体而言，外国语大学可以从四个途径建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师资队伍。一是自己培养。一些外国语大学已经具有多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如政治学、经济学、管理科学、法学等），可以重点培养本科为外语专业但博士为非外语学科的师资。二是从综合性大学招聘本科为外语专业但博士为非外语学科的师资。三是走国际化道路，招聘母语是外语但在中国或其他国家获得非外语学科博士的师资。四是鼓励和支持部分现有教师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总之，区域国别学对外国语大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全国高校有 12 万多外语教师，每年招收各类本科生 30 多万，他们是推动我国新时代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最重要潜力。如何把他们的潜力转化为高质量的资政服务、人才培养、学术成果，则是外国语大学面临的一项长期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