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觉得“ 位育”是理解潘光旦学术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原因有二： 其一是潘先生把adaptation或adjustment不译作“ 适应” 、“ 顺应” ， 而改译成古色古香的“ 位育” 。好长时间我没有弄懂潘先生使用“ 位育”一词的确切含义( 不仅我等后辈不解其意， 一九三二年潘先生主编的《华年》周刊创刊号上标出“ 助少壮求位育， 促民族达成年” 的宗旨后， 许多读者即以“ 位育”作何解释相询)。既然不惜跟通行的东西唱对台戏， 必然是他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其二是潘先生使用这一概念次数非常之多， 范围非常之广， 令人不得不琢磨“ 位育” 究竟是什么意思。
读到李全生先生的《位育之道超越了什么？( 《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 很受启发。李先生从社会学中国化的角度立论， 揭示位育之道这一思路的新颖之处。我想结合潘先生的学术特色， 略述位育对理解潘先生学术思想全貌的意义， 作为李文的一些补充。
“ 位育” 之所以有趣， 是因为它恰好展现了潘先生平生治学的特色： 一头扎根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 一头吸取现代生物学的精华， 二者之间相互阐释， 相互发明。把这一新一旧联系起来的时候， 指出中国以前的错误在“ 过于重视了静的位， 忽视了动的育” 。真正的“ 位育”乃是指作为生物的个体或群体如何与历史或环境取得和谐的关系。不是人无所不能， 也不是听任历史或环境摆布， 而自甘于一个卑微的身份。毕竟人与环境之间还有个孰主孰宾的问题， 当然是人要有分寸的居于主的位置。说到这里， 便须深究潘先生独具特色的人文思想了。从“ 位育” 可以看出人类追求“ 安所遂生” 的生命自由，潘先生以为自由即是中庸的理想， 同时又凸现出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的色调。潘先生把生物学和中国旧文献结合起来， 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在当时以至今天的社会学界， 这种路数依然是独此一家。从一个小小的“ 位育” 不为人熟知就可看出端的， 尽可让我们叹惋一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