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色，戒》可以称为张爱玲创作历程中相当独到的一篇小说，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创作时间跨度漫长，而且同时也是争议不断的作品。本文着力重读此篇小说，并着力论述其中的身体书写：《色，戒》中的身体绝非只是肉欲的身体，而是一种更繁复的“身体意识形态”，也并非民族国家、道德律令可以涵盖；同时，《色，戒》也开拓了张爱玲的身份认同视野。当然，值得反省的是，张爱玲对身体／身份的再现——身影勾勒其实更多是虚构的，我们似乎不宜因为其历史的取材而加以坐实。

      毋庸讳言，《色，戒》[1]可以称为张爱玲创作历程中相当独到的一篇小说，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创作时间跨度漫长（从1950年代初期到1978年3月《皇冠》的刊发），而且同时也是争议不断的作品，甚至也破例让张爱玲亲自跳出来现身说法和辩护，比如对当时域外人的书评，她批评道，“貌作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错会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2]而到了2007年，国际著名导演李安将作品搬上银幕后更是热论如潮、众说纷纭，暂时跳出剧烈臧否的缠绕，或许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称此为一种“《色，戒》现象”。

当然，即使我们缩小焦点，考察张爱玲对此作品推出的慎重原因（和她早期主张的“出名要趁早”的急迫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张力），不同的学者也是侧重各异。张迷兼学者水晶指出，“《色，戒》刚在《皇冠》刊出时，曾经引起一阵争论，也是因为题材所带的挑战性而引起的……出卖的确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题目。”[3]而李欧梵则更将原因指向于“或是这个真实的故事本身太精彩了，所以一定要写得好”，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她最后的作品。”[4]而张爱玲显然对《色，戒》倾注了不少的心血和浓厚的情感，如其所言，这个故事“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5]种种说法，其实也反衬了《色，戒》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粗略考察有关《色，戒》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1此小说与相关史实的可能关系；2此小说创作与作者经历的比照；3批判此小说主题意识形态的堕落；4建议从人性视角解读；5讨论此小说的叙事特点与侧重；6从女性主义等视角加以挖掘等等。[6]毫无疑问，上述研究多数或高屋建瓴，或条分缕析，或细腻精致，她们大都对笔者的可能深入理解与推进不无裨益。

但同时，坦白说，笔者亦有一种不满足感，觉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依旧存在，而欲进行重读。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色，戒》中的身体绝非只是肉欲的身体，而是一种更繁复的“身体意识形态”，也并非民族国家、道德律令可以涵盖；同时，《色，戒》也开拓了张爱玲的身份认同视野；当然，值得反省的是，张爱玲对身体/身份的再现——身影勾勒其实更多是虚构的，我们似乎不宜因为其历史的取材而加以坐实。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和减少论述中不必要的枝蔓，本文主要讨论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而较少涉及改编得颇有个性、变动不小的电影版本《色·戒》。[7]

一 “身影”再现：虚构的坐实及悖论

在谈论小说的风格和手法时，张爱玲指出，“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又言，“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8]这段夫子自道的话自然可以呈现出张爱玲对小说技艺的洞察与实践原则，而在实际操作中，回到《色，戒》中来，其有关身影的再现策略同样值得作者深思，但亦会因为理解的错位而产生不少论争。

（一）性与爱的纠结与倒影。

一般而言，张爱玲在小说中对性的描写是相对有节制的，尽管无疑同时她对身体的许多细节（如服饰、行动、场景等）描述可称得上变态的巨细无遗。而在《色，戒》中，有关性的描写却是相当有个性的：不仅层次上在单篇内变得摇曳多姿，而且在气味上似乎也呈现出香艳与内敛并存的格局。

1力比多流的形与神：镜像观照。通读《色，戒》，其中的力比多流（libido currents）其实可以说形神俱备，既有外在的欲望表现方式，当然又有内在的心理的潜存与流动，当然亦有内外结合的状态。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这种对力比多流的再现往往和光照和镜子等密切相关。

小说开头与结尾皆以打麻将作为人物活动场景，而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其中的“光线”聚焦，“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页173）无疑，光线可以强化王佳芝作为性感尤物的性特征及其内心的欲望，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打麻将这种日常娱乐方式同时也可很好的反映出欲望在表里或者台上台下的复杂张力，而易先生和王佳芝的各自心怀鬼胎而又心照不宣就是借此掩护完成的。

而当几个爱国学生准备刺杀易先生依计而行时，王佳芝因身份需要（麦太太）而不得不找人发生性关系预演时，彼时嫖过的只有梁闰生，而实际上王佳芝是不大情愿牺牲给他的，“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页182）但在舞台上参加爱国戏剧演出后的王佳芝却又因为光的照耀而可以和梁性爱，“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辉里，连梁闰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一个个都溜了，就剩下梁闰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页182）

当然，小说中亦不乏性诱惑的成分，“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钉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而易先生也对她调笑乳房的高涨。（页178）此处已经非常强调性器官的杀伤力。而当易先生和王佳芝见面后，“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页185）这里的力比多流可算得上内外夹攻、呼之欲出了。

而颇富意味的是，负有引诱使命的王佳芝在面对易先生的凝视时，却有意施展勾魂术，“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婉若游龙游进玻璃门。”（页185）不难看出，藉由镜子、光线、眼光的观看以及王佳芝的自窥，“构成了多重幻觉的效果，王佳芝显然在其中心灵分裂了”。[9]作为一个诱饵，她过于沉醉，尤其是镜子的观照下，她又难以十足清醒，诱惑、被诱惑、自我迷惑，皆在镜像中显现，当然借此张爱玲也实现了她巧妙再现的策略。

2由性到爱：对恶的救赎或强化。小说中有一句相当经典且耐人寻味的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页190）这句话当然不是强调没有性爱就不能掌握女人的心思，在小说中，它毋宁更指出了从性到爱的流动过程和嬗变。

首先可以验证这条原理的就是王佳芝与梁闰生的关系。尽管是由于革命或者爱国需要而性交，梁其实很难进入王佳芝的心里。易言之，梁闰生不过是一个进入过王佳芝阴道的人，离她的心还很远。另外，将他们关系加以进一步疏离和隔阂的其实还是和光有关，“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页183）可见，阴道+革命并没有成为他们变成志同道合者的润滑剂。

其次，是她和易先生的性关系。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来自同一阵容的友人的拒斥让王佳芝产生疏离感，所以才让她和易先生的奉命性交与勾引反倒生出别样的情愫来，“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页183）但如果就此判断王佳芝对易的感受已经由性变爱也并非事实。而其中的催化剂恰恰和钻戒有关。“这是整个故事情节和两个主角关系的转折点：他的戒心第一次放下了，也因此破了戒，从玩弄女性身体的色魔心态转生一股情意, 而她更由色生情, 从故意以色诱他上钩的计谋变为真心的爱他, 甚至甘愿被他围住, ‘最终极的占有’, 这一大转变就发生在戴戒指的一刹那”。[10]

需要指出的是，跟钻戒有关的促发更像是两条模拟阴道，借此，王佳芝对易先生可以由性而爱。其中一条道路是他们购买钻戒的“珠宝商”店中的曲折展示：帮她配完红宝石耳坠子后，他想给她买个钻戒，店主则要从另外的保险箱取，直到最后他们见到了六克拉的粉红钻戒。有论者指出，“如果从象征主义出发，也许可以将珠宝店看作是王佳芝的‘心殿’（Psyche）”，[11]女人的心窍，曲折深奥。

而另一条道路，则是来自于钻戒对于女人幻化作用的话语形构。麻将桌上，王佳芝是“戒指展览会”上唯一没有钻戒的，同时她接受易先生的购买钻戒意图其实也更多是出于工作需要（遮蔽自己的既有革命身份）。而未曾想到，易先生却在曲折幽深的店铺里帮她购买了六克拉的钻戒。毋庸讳言，钻戒的光芒、魅惑使得王佳芝精神恍惚，而她把原本该属于工作交易的钻戒内化为心中的爱意，完成了她对易先生性的升华和美好定格。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把易先生的性转化为爱，王佳芝实现了对彼此交往中恶层面的救赎，因为在此过程中，她的玉体其实原本是为了牺牲而受到玷污；但同时，这又是对恶的可悲的强化，因为易先生并没有和她同步共振，恰恰是利用她的爱所造成的弱点突破口，他一举端掉了他们这个并不职业的团伙，既保存了自己，同时又将自己的恶继续强化。

（二）谁的“色戒”：在虚构与坐实之间。

周蕾曾经相当深刻的指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问题是其关切焦点，透过感官细节的着墨，她的小说产生出对于现代性与历史的另类探究途径，这些细节着墨的情感背景往往与困陷、毁灭与荒寂有关。感官细节与这样的情感背景相结合，让我们了解到透过强烈负面情感所定义而成的文化。这样的情感唯有在不完整的形式之中才可见其踪迹，像是叙事中所深藏的意识形态‘残余’（leftovers）。”[12]她对张爱玲通过细节所塑造的另类现代性显然有着高屋建瓴式的把握。耐人寻味的是，在《色，戒》中，读者们却往往读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文本/文化政治，甚至也要惊动张爱玲自己加以辩解。

1文本内外：为现实自我开脱？《色，戒》这个故事背后自然有其可能的原型，即郑苹如和丁默村。[13]毋庸讳言，探讨历史事件和小说虚构之间的互动或许有其独特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主体意志的介入以及叙事策略的变迁，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历史如何进入小说。

对《色，戒》的解读，往往也会结合了张爱玲自己的阅历与体验，比如，她和汉奸胡兰成的婚恋悲剧经历。但也有一种可能狭隘的倾向是，往往将这篇小说坐实为张爱玲感情态度的表述，借此张爱玲恰恰可以洗脱自己身上的恶名，乃至罪名。如郜元宝就指出，《色，戒》是张爱玲对胡、张爱情的一个辩解，张是借此直面自己的私情，做个了断，而不需别人主持公道。[14]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的再现策略并不能等同于历史真实，小说虚构的策略中固然亦可能追求真实，乃至接近事实，但归根结底，它更要符合艺术的真实，而未必和社会事实吻合。将《色，戒》简单归结为张爱玲个人恩怨或情愫的倾吐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简化行为，对于真正深入阅读和理解张爱玲是一种障碍。正如水晶指出的，“她的小说却是非个人（impersonal）的，自己从没有露过面，但同时小说里每一观察、每一景象，只有她能写得出来，真正表达了她自己感官的反应，自己对人对物累积的世故和智慧。”[15]

2探究事实：特工的堕落？当然，亦有另一种倾向，即是坐实小说中的某些细节，比如王佳芝作为女特工的业余性，乃至堕落，从而借此可以批判张爱玲为汉奸张目等等。当然，张爱玲也对这种批判罕见的跳出来加以反驳。实际上，细读该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发现，王佳芝们更多是自发地出于爱国热情而进行的锄奸行动其实更是“玩票”行为，虽然过程中与职业特工有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更多属于自力更生、“土法炼钢”，最后全军覆没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属正常结果。在此基础上，自然也不存在所谓职业特工的堕落问题。

另外一种常见的倾向则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高于一切，认为张爱玲《色，戒》中对王佳芝的处理属于汉奸行径，不可原谅，“与好色之徒的汉奸胡兰成先姘居、后结婚、终被弃的张爱玲,原应从自己的婚恋悲剧中吸取教训,揭露和批判汉奸们的反动与荒淫本质。但是,她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小说《色·戒》中美化色中饿鬼、大汉奸易先生,歪曲爱国者形象,企图为她与胡兰成结合的附逆行为辩解。张爱玲小处聪明、大处失足的弱点,在小说《色·戒》中凸现得十分明显。”[16]

殊不知，张爱玲借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更多呈现出对其尖锐冲突和矛盾起伏中人性裂缝的艰难拷问，王佳芝革命工作中表现出的不坚定其实更反映出其难能可贵的鲜活性，而特务头子易先生其实也在惯常书写的严丝合缝中凸显出其人性的脆弱和罅隙来。更进一步，政治正确与否原本不是张爱玲这篇小说的重心，上述观点更多反映出机械现实主义和坚持党性高于一切的政治正确的常规反应。有论者指出，“《色，戒》所重，显然更在人物的心理，若说野史中的刺丁案只能是一‘物理’事件的话，那它到张的手中，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心理事件，而此事件的核心部分则是男女间的爱欲情仇，谋刺事件只是外壳，为其提供了高度戏剧化的舞台。”[17]

易言之，从更高的视角来看，我们要真正理解张爱玲小说书写的特殊意义，她更是“小文学”书写的集大成者，“整体说来，以边缘性的小文化传统，渗入大文化传统和民族主义话语内部凸显自我，是张爱玲文本的独到之处。此闺阁话语中所蕴含的女性亚文化资源，正足以构成颠覆的力量。”[18]

二 身体意识形态：沉重的操控

李欧梵曾经对张爱玲的日常书写的“现时感”有过精彩描述，她“在‘日常生活’的现时观念和感受之中，既有短暂性和逼迫感，又有一种对于中国式的世俗的执着，并想以此为凭借，保持一点‘现实安稳’，这当然构成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战乱也加剧了这个矛盾。这毕竟是历史造成的，无论她如何讨厌历史和历史的‘大叙述’，她还是逃不了这场‘大破坏’的历史洪流。”[19]到了《色，戒》中，张爱玲当然依旧践行了对日常生活的现时关怀，但同时她也特别注意从“大叙述”、大背景中凸显出“小文学”的特色与魅力。

众所周知，身体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实体，同时又是诸多话语、政治、经济、欲望、消费等等争夺的场域，简而言之，不同时代的文学身体中其实密布了“身体意识形态”。[20]同样，《色，戒》中其实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身体纠葛，我们不妨从身体归属的粗略层次划分进行考察，毋庸讳言，这种归属分类并非截然分开的，而是一种粗略的操作。

（一）政治的身体：律令、道德与国族的纠葛。

毫无疑问，这种类型是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语境中最常见的身体类型，不管是现代化/现代性的话语灌输和不同空间内的具体实践，还是民族/国家主义的塑造，其中诸多细目无不和身体规训密切相关。[21]

在《色，戒》中，有关政治的身体代表人物主要是易先生、吴先生和王佳芝们。鉴于王佳芝的身体类型相当复杂，本文会另节处理，此处则集中讨论表面上针锋相对的易、吴的身体操控。

1易先生：利益与偷腥。作为亲日的汪伪政府的得力干将（刽子手），易先生的身体其实更多涉及了政治利益，为此，在除了作为特工的高度敏感、细腻等特点以外，其实，其所处环境的高度复杂（因多担负了汉奸名声）也令他往往谨小慎微。但同时，他的身体更多是利益的，包括他貌似主贵的“鼠相”，为此他同时也会在主要工作之余“偷腥”，赚取身体享受方面的利益，借此放松高度紧张的神经，这当然也给了力图锄奸的王佳芝们以色诱介入的可能性与空间。

2吴先生：律令与国族。相较而言，在小说中着墨不多的地下专业特工——吴先生的身体其实有着更严谨的职业性。一方面，是理性/纪律绝对的在严控着他的身体，其相关意志是他身体的绝对主宰。“吴大概还是不大信任他们，怕他们太嫩，会出乱子带累人。他不见得一个人单枪匹马在上海，但是始终就是他一个人跟邝裕民联络。”（页183-184）

另一方面，吴又坚持国家/民族的身体高于自我/个体的身体这样的原则，所以，当在上海的王佳芝们和吴搭上线后，他却“听他们有这样一条宝贵的一条路子，当然极力鼓励他们进行。”（页183）不得已，王佳芝还得继续成为美人计中的女主角。

表面上看，吴、易是对立的，但在被控制的身体角度看来，他们其实是接近同质的。若从道德和国族的视角来看，吴先生无疑有着更高的道德基点。但张爱玲的重心并非在此，因为吴坚定、严谨，近乎无懈可击，所以他在人性的活络度上反倒最弱（篇幅也最小），而有弱点和偷吃的易先生反倒可以展现出其复杂的人格构成。

（二）不坚定的身体：在欲望和使命之间。

周蕾非常锐利的指出，“现代主义寻求‘内在主体性’与‘新国族’之间的身份认同，但张爱玲的叙事模式却破坏了这样的身份认同。她的女性角色因为意识形态而显得不完整，这些女性角色嘲弄追寻如此身份认同的进步性修辞。她们似乎在说，新兴叙事机制尚未运转，而封建中国的桎梏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之中。”[22]《色，戒》中的王佳芝就呈现出类似的身体归属。

1接触地带：爱国的悖论。作为处于两个政治道德主义极端——吴先生、易先生中间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毫无疑问，王佳芝被赋予了更丰富的身体可能性。毋庸讳言，作为民族/国家话语形构中的女大学生，她有着一颗衷心爱国的美好心灵。但悖论之处在于，他们选择以美人计诱敌深入并杀之而后快。这就意味着，在爱国的名目下，王佳芝的美丽身体必须与色诱对象——易先生交媾：为除恶，却必须接近恶并可能为恶所同化，这其实也强化了恶，这当然有点类似于王德威所言的“纪恶的吊诡”。[23]

2主动与被动的对流：欲望的身体。毫无疑问，王佳芝的身体有其复杂性和流动性特质，尤其是在涉及到爱欲这一主题时更是如此，而更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政治的挟裹下，其爱欲却呈现出主动与被动的对流模式。

因了爱国需要，扮作麦太太的王佳芝不得不首先破坏自己的处子之身，而实际上这种政治（哪怕是正确和正义的）强健身体的意味不言而喻，而恰恰因为如此，其被动的爱欲在摇身一变为色诱的饵食时，她反倒可以从对手/仇敌哪里获得释放感。

另一面，色诱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除去对手，色诱不过是权宜的手段罢了，但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其爱欲意识却又在起作用，在和易的交往，尤其是购买钻戒的过程中，她却鬼使神差地将这种逼不得已的性交关系升格为爱，因为爱欲的缘故，她主动出击，警告易先生逃跑，却又同时因此一命呜呼，恰如飞蛾扑火。

（三）世俗的身体：漂泊中的安稳与惰性。

水晶指出，“这也是张女士不入左派‘眼’的地方，因为她‘主要关切’（major concern）的，不在此（推翻所谓‘封建恶势力’，摧毁旧阶级，建立新秩序等），而在彼（也就是‘下走’阐释的怨偶婚姻关系）。”[24]在《色，戒》中，还有另一类身体，那就是世俗的身体，和水晶的描绘有密切关系。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王佳芝身上亦有此类元素，但她和普通家庭妇女相比，毕竟同时又是一个有着丰富性格和人生追求的女子。

小说中的太太团们其实就属于此类身体，在兵荒马乱、乱世流离中，她们仍然乐观面对。一方面，她们仍旧或醉生梦死，沉湎于细节的美、奢侈品和世俗的物质，有着温习之前生活惯性的惰性；另一方面，这种琐碎而庸俗的追求却又呈现出她们渴望人世安稳并积极享受的乐天元素。正如张爱玲所言，“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略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25]

当然，小说中也有对其他人物身体的定位，如梁闰生那既嫖过又追求爱国的身体不乏张力，而其他多数人物的身体往往是模糊的，无论是政治化层面，还是世俗化层面。

不难看出，在《色，戒》中，张爱玲对身体的书写虽然涉及面较广，但重点却仍然是女体，恰恰是借助她擅长的套路和中心，她可以施展所长，继续以四两拨千斤，如王桂妹精确的指出，“从女性主义的观点看, 表达女性欲望的写作即是对于普遍超验的父系理性的一种叛逆, 这与张爱玲一贯以女性体验质疑父权社会的压抑相一致。《色·戒》正是站在女性本体上书写的女性经验, 这种‘小我’的丰富而尖锐正是对于宏大的革命乌托邦和英雄叙事的解构, 或许在这个层面上, ‘色戒’才显示出了更为完满深厚的多重意蕴。”[26]

三 身份认同：指认与纠偏

毋庸讳言，《色，戒》中还密布了形形色色的身份认同书写，这当然也是引起众多争议的要因之一。而且，可以想见，由于读者们也会从小说中各取所需，这就难免引起了不同认同群体的抵牾。但在实际上，它们其实更是对立冲突又并存的多面体汇聚。依据小说中认同表现的差异，我们大致可作如下区分：

（一）自我身份：从妇人性到人性超越。

无疑，张爱玲在其《自己的文章》中对妇人性有着相当精辟的认知，“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27]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正是凭借对妇人性的倚重，实现了她对中国近代转型期环境中人性的幽微绵密的洞察。

简单而言，如果考察《色，戒》和张爱玲之前小说（妇）人性谱系的演变，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整体而言，在之前的小说中，张爱玲更多呈现出她对人性黑暗的洞悉。如人所论，“可以说张爱玲的《烬余录》是她对人性观察的宣言，她不认为人性可以改变，越是直视它越觉得无可救药。就是这个起点，区别了张爱玲与其他五四作家的不同。”[28]

同时，论者往往也能看到其小说女性自我认同的独特与偏差，如林幸谦就指出，“她笔下的女性人物，表现的虽然未必是女性真实的自我，但却肯定是宗法内囿中惨遭压抑的女性自我……她鲜少模拟男性，也不书写男性眼中所理解的女性，而是以女性角度直接书写或重写女性。因此，她笔下的女性往往富于讽刺的意涵。”[29]

回到《色，戒》中来，张爱玲依旧长于书写人性之恶，比如易先生的逢场作戏与自私，他有意误读了王佳芝的爱又将他们一网打尽，但同时《色，戒》中却又呈现出些许对妇人性的妙用与升华。从自我认同角度看，王佳芝在购买钻戒事件中，按照爱国的逻辑，她应该诱敌深入然后一举围而歼之，但她在紧要关头，却不得不接受自我认同的暗示，以爱的名义成全了自我的主体性，虽然结果明知自己是赴死。如人所论，“《色·戒》所要表现的其实已不单是它的表面意义，它不是易先生的好色之戒，而该是王佳芝的情之戒，是所有女人的情之戒，当然更包括张爱玲自身……原因是色是基本人性，戒是政治伦理，冒着巨大的不伦指控去行事，正说明人性的内驱力。”[30]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也呈现出一贯的对妇女的妇人性的刻画：国难当头，官太太们却依旧醉生梦死，纠缠于生存和物质性和细枝末节的幸福。而耐人寻味的是，张爱玲在乱世中其实也寄托了类似的生活品味与生命关怀。在作家杨照看来，“《色，戒》写的是她自己面对老去、对作为老女人的一个最恐怖的表白。”[31]从此意义上说，王佳芝的主动赴死，为爱牺牲其实也反衬出张爱玲对真爱的成全，虽然它是那么短暂而且不政治正确。

表面上看，张爱玲只会书写“妇人性”，而实际上，这是张爱玲主动选择的结果，她也曾批评某种“男人病”，“现在的知识分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32]恰恰是借助这一可以闪跳腾挪的利器，张爱玲凸显出其背后人性超越的更大野心，习惯了借助“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支撑大气和霸气的我们不能为她书写的题材和策略而限制了对她的更清醒认知。如人所论，“在性别意识的引领下，她对现代女性悲剧意识的观照和反思，显示出她不仅仅是作为女性也做为人对人类自身的存在进行了深入的探询和言说。她以小女人的气质、大作家的气度，借助自我和历史的双重写作，从私人性通往了公共性。她的性别意识不仅发现了女性的悲剧，更发现了人类的悲剧。”[33]

（二）集体认同：国族话语。

在《色，戒》所呈现出的时代语境中，集体身份认同无疑占据着强大的市场和葆有巨大影响力，其核心词就是爱国、抗日，以及相关的操作，如锄奸等。这当然都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相当强势的国族话语支流——感时忧国传统。

《色，戒》中，王佳芝自然也无法抵挡这种话语的影响，实际上，作为青年大学生，她的心中也确实涌动着爱国抗日的激情与理性话语。但当他们决计用美人计锄奸而不得不让他牺牲色相时，这就会引起两种话语和身份认同的冲突，出于大局考虑，她还是接受了，但自我认同无疑有勉强和被压抑的因素。如人所论，“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书写其实可算是‘日常的现代性’”，“是知识分子大众化后对人的生活状态的开放性理解所形成的现代性，它否定封建主义对于人的扼杀，但也反抗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高蹈主义的设定。”[34]

易言之，张爱玲的对于王佳芝丰富性的开掘其实和集体身份认同的终极指向有着一致的一面，但往往因为太有个性或过于超前而为人所误读，甚至被目为汉奸行为。即使退一步，也会被视为一种退缩和堕落。解志熙教授相当敏锐的指出，“可张爱玲却只看中妇人们委曲求全、妥协以求生、苟且以求安的生存态度之坚韧，深为感动地把这样一种‘妇人性’的生存态度抬举为‘人的神性’，不胜欣喜地主张人应该发挥这种永恒的人性在不完全的乱世追求个人的现世安稳，并声称这才是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倾心表现的人情人性之常。一个现代女作家竟然如此肯定这样一种‘妇人性’的人性，岂非太匪夷所思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张爱玲居然还要拿这样一种‘人的发现’和表现它的‘人的文学’来对沦陷区的芸芸众生进行‘启发’，那不就是教人发挥这样一种‘妇人性’的人性去苟且偷生于乱世么？”[35]解教授的敏锐来自于他对国难当头时这种过分强调现世安稳走向的惰性，乃至堕落趋势忧心忡忡，但同样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也要看到，张爱玲却是对乱世中某一类人精神追求的精妙概括和自我选择的肯定。

毋庸讳言，《色，戒》中张爱玲对“妇人性”的书写的确有坚守的一面，甚至对妇人性中的苟且和庸俗有过度欣赏乃至沉迷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更要看到她难能可贵的对集体话语中暴力结构和霸权逻辑的反省与反拨努力，“女性的滥用身体也包含了另外的矛盾,不管是葛薇龙的‘卖淫养夫’,还是王佳芝的‘美色救国’,在鞭笞夫权的反叛意义的同时,也带出了女性备受情欲剥削的意义:她并非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落入男性欲望的境遇中被消费和使用。”[36]王佳芝的复杂性恰恰呈现出她个人生存于乱世间的状态的多元性，其中也恰恰隐藏了集体认同话语完成后可能的终极目标和规划。

同样，《色，戒》中，最需要戒色的恰恰是王佳芝。恰恰是因为日常物质性与男权话语对女人的渗透与控制才导致她的主动/被动赴死，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要留意其中张爱玲对“铁闺阁”话语的阐发，“张爱玲的文本（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女性文本）则试图揭示出中国传统女性沉默的历史及黑暗的内在现实……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整体的铁屋据此可望从民族国家/男性层面向内移入闺阁/女性层面”。[37]

（三）“场域文化身份”：沪港/宁汉的对峙。

《色，戒》中其实也有一些文化身份的书写，虽然不是张爱玲着力刻画的重点，但其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有意味的蛛丝马迹。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场域文化身份”是笔者的生造词。从严格意义上说，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都可纳入文化认同的大范畴中[38]，所以需要具化其他文化认同方式，由于下面的认同都和地理以及政治场域密切相关，姑且称之为“场域文化身份”。

1沪港双城记。由于张爱玲独特的沪港经历，沪港在其小说文本中往往会成为珠联璧合的“双城记”，而在《色，戒》中也不例外。

在李欧梵看来，“香港的意义尚不止此。在上海的现实中不能发生的事，特别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都可以在香港发生，因为香港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它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充满了异国情调。”[39]而在《色，戒》中我们却看到张爱玲书写的某种反转。

色诱并锄奸这件事情，在香港时空并没有顺利完成，而到了上海场域却又得以延续。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主角的王佳芝和邝裕民联络刺杀的语言却是可以掩人耳目的广东话，藉由王佳芝，张爱玲也完成了对香港的一次重视、怀念和凭吊，“她的手冰冷，对乡音感到一丝温暖与依恋。”（页178）因为同时上海其实更是不得不完成集体认同使命的场地。

2宁汉对峙。《色，戒》中同样也包含了政治文化的冲突。以易先生为代表的汪伪政府和以吴先生为代表的南京（后来的重庆）政府，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我们从情感和道德上更亲近吴先生及其象征意义，而对于当事人王佳芝来说，其立场却有着可能迥异的暧昧性：吴先生是需要不断考验自我才可抵达的一本正经与严谨，而易先生反倒是邪恶身份确认后呈现出一种难得的世俗亲近感。可惜读者往往让自己的道德感高高在上，而罔顾了王佳芝或张爱玲复杂的情感投射。

结语：《色，戒》中呈现出张爱玲对身份、身体的复杂编织，从此视角看，它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篇小说。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不乏可取之处，我们自然要超越意气用事的批评，所谓“一切站在所谓‘艺术’立场上为《色·戒》辩护的观点，首先就应当怀疑其是否具有起码的艺术鉴赏力。”[40]当然，恰恰是由于其丰富的信息量和暧昧的多元立场也引起不少争议和误读。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学会多元思考，超越单纯道德判断的褊狭，因为“道德本能有别于道德判断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前者不会因时代、民族、政治、文化的变化而轻易改变，它是人性中更为普遍和持恒的因素，也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更为根本的基础。”[41]从此意义上说，张爱玲显然有着经典书写的苦心追求。

长期以来，大家往往把张爱玲和鲁迅视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书写传统，其实鲁张之间不乏精神相通之处，比如他们对人性的洞察与锐利批判，不过，鲁迅的视野更指向了隐喻背后的国族性，而张爱玲则更侧重性别罢了。在水晶采访张爱玲时，她曾经这样评价鲁迅，“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42]两个“可惜”，实在是肺腑之言，也可呈现出张爱玲对鲁迅的器重和惺惺相惜，这当然是有趣的另一个话题，限于篇幅，笔者或另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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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爱玲《色，戒》，张爱玲著《剧作暨小说增补：情场如战场等三种》（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页173-196。如下引用，只注页码。

[2] 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见张爱玲著《散文卷四：1952年以后作品》张爱玲典藏全集6（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页15。

[3] 水晶著《替张爱玲补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页262-263。

[4] 李欧梵著《苍凉与世故》（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125。

[5] 张爱玲《惘然记》，见张爱玲著《散文卷四：1952年以后作品》，页44。

[6] 相关论文研究实在是相当之多，此处不便列出所有论文目录，但在下文的叙述中会渐次列出代表性论文。

[7] 相关研究已经非常浩翰，比如李欧梵在《苍凉与世故》一书中也已经做出精彩分析，《电影评介》杂志论文也颇多。关键的是，电影的情节想象和小说的差异性可能会干扰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8]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著《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页14-15。

[9] 周芬伶著《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页239。

[10] 李欧梵《<色，戒>：从小说到电影》，《书城》2007年12月，页58。

[11] 水晶著《替张爱玲补妆》，页251。

[12] 周蕾著，蔡青松译《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132。

[13] 有关精彩分析可参戴锦华《时尚?焦点?身份——《色·戒》的文本内外》，《艺术评论》2007年第12期，页5-12。而著作方面可参蔡登山著《张爱玲<色·戒>》（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4] 郜元宝《都是辩解——<色·戒>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页134-140。

[15] 水晶著《替张爱玲补妆》，页6。

[16] 陈辽《<色·戒>狂：传媒导向的偏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页22。

[17] 余斌《<色·戒>考》，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2008），页391。

[18] 林幸谦著《女性主体的祭奠Ⅱ：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59-60。

[19] 李欧梵著《苍凉与世故》，页26。

[20] 对此概念的说明，具体可参拙著《身体意识形态——论汉语长篇（1990- ）中的力比多实践及再现》（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页19-20。

[21] 相关论述如黄金麟著《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可以作为代表。

[22] 周蕾著，蔡青松译《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页183。

[23] 具体可参王德威著《历史与怪兽》（台北：麦田出版，2004）。

[24] 水晶著《替张爱玲补妆》，页236-237。

[25]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著《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页13。

[26] 王桂妹《中国文化、文学中的“色戒意识”与张爱玲的逆向书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页145。

[27]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著《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页13-14。

[28] 周芬伶著《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页55。

[29] 林幸谦著《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16。

[30] 马藜《<色·戒>的女性叙事意蕴》，《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页129。

[31] 《永不消逝的华丽——告别张爱玲座谈会》，子通 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页236。

[32] 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著《散文卷二：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页44。

[33] 王新梅《<色·戒>的性别意识解读》，《电影评介》2008年第6期，页67。

[34] 刘锋杰著《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434。

[35] 解志熙著《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386。

[36] 庄园《论张爱玲<色·戒>的情欲书写》，《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4期，页42。

[37] 林幸谦著《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页134-135。

[38] 如郑晓云著述的《文化认同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初版，2008重印）第二章就有详细论述。

[39] 李欧梵著《苍凉与世故》，页99。

[40] 祝东力《<色·戒>与国家认同》，《艺术评论》2007年第12期，页13。

[41] 倪梁康《《色·戒》VS《断背山》》，《读书》2008年第3期，页56。

[42] 水晶《蝉——夜访张爱玲》，水晶著《替张爱玲补妆》，页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