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泛舟游山录》是周必大奉祠闲居期间的作品,书中所体现的身份、权力和风景之关系皆与其祠禄官身份相关。他利用个体的文化资本,透过文化取景框,用互文和对话的方法,将自然观察与文史考证相结合,笔势流走,虚实相生,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塑造了行走的、诉诸理性的人文化风景。风景起源于身份,既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体现。南宋日记体行记是作者们对现实世界的“文学制图”,是从空间维度塑造中国的关键文本。需要通过探索文本的外部联系和内部修辞,重绘文本的“认知绘图”。
关键词：周必大《泛舟游山录》; 身份; 权力; 风景; 行记;
一、 引 言
中国自西汉起已出现专门的行记著作,述行纪程,以散体文字记述山川道里、行程见闻,中唐开始又出现按日记程的体式,是为日记体行记,此体至宋代极为繁盛。1据统计,两宋行记的作品可考者多达350余种,涉及作者200多人,2是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近年来,宋代行记渐受关注,相关研究多从史料价值、交通方式、地理学史、旅行文化、风景地貌、文体自觉及文学特点诸方面着眼,3对其中的身份认同、权力关系以及风景的观看之道却注意不够。有鉴于此,我曾以楼钥的《北行日录》为例,从文体角度,依据影印宋刻原本,探讨其书的文体风格及其体现出的空间等级和文化记忆诸问题,从中透视宋代外交出使行记的普遍价值。4今再以周必大《泛舟游山录》为例,探讨南宋行记中的身份、权力及风景呈现的方式,以窥见宋代行记如何确立自身类型的历史文化意义。
二、 作者的身份和权力
周必大(1126～1204)撰有日记八种十一卷,是“宋代留存至今巨帙日记”者。5其中《归庐陵日记》《闲居录》《泛舟游山录》《乾道庚寅奏事录》和《乾道壬辰南归录》等五种属于日记体游记,是周著日记中文学性最强的作品。除《闲居录》为一般的记游之作外,其余四种均为行记。6《泛舟游山录》三卷,又称《丁亥游山录》,作于孝宗乾道三年丁亥(1167),时作者奉祠闲居家乡。全书记事,起是年二月丙申(廿八日),止于十二月癸亥(三十日),其中二月戊戌(三十日)至三月甲辰(初六日)这七天,今只存干支纪日,记事则已全佚。已有学者以周必大为例分析“祠官文学”的多重面相,但未涉及《泛舟游山录》。7也有论文在研究此书时指出“奉祠期间的生活经历让周必大可以远距离重新审视国家政事”,8但未分析祠官身份与此书写作之关系。故本文首先从身份与权力入手进行探讨。
此时的祠禄官身份是周必大的主动选择。周必大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登进士第,二十七年(1157)中博学宏词科,差充建康府学教授。三十年(1160)除太学录、秘书省正字,三十二年(1162),除监察御史。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暂权给事中,兼权中书舍人。仕途不可谓不平顺。隆兴元年(1163),孝宗欲任命建王时期的亲信曾觌和龙大渊为知閤门事,台谏交章论列不可,新拜参知政事张焘、谏议大夫刘度、殿中侍御史胡沂和中书舍人张震等皆因此而被罢黜。三月,周必大(以及金安节)拒不书黄,上奏《缴驳龙大渊曾觌差遣状》,遭孝宗御笔斥责,于是以归乡迁葬母坟为由,反复请求出奉外祠,终获准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便居住。六月底到达家乡江西庐陵永和镇,寓居本觉寺,自此开始闲居生活。9
奉祠的任期与普通官员一样,都是三年一任(实际为30个月)。乾道元年(1165)十一月,周必大再次奉祠台州崇道观。三年(1167)三月,他携家人泛舟往宜兴,探望岳父王葆,十二月回到家中。《泛舟游山录》即是此次探亲往返旅程的逐日记录,作者时年42岁,已奉祠闲居长达5年。
在这次反“近习”风波中,周必大有明确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在写给宰相史浩的信中,他袒露心迹,指出稳妥的调停办法是双方均出奉外祠,而自己之所以决意离去,是因为“若不决去,则此辈必谓士大夫可以爵禄诱,可以威命胁。一堕其计,人主信之愈坚,任之愈笃,祸发萧墙,毒流华戎”,后果严重,故必须让皇帝“知士大夫之不可轻,近习之不可亲”,“古今未有自宰相至百执事,人主一切轻视而能治天下者”。10这通札子表达了他对士大夫气节、使命及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坚定认识。然而,事态发展的结果却是孝宗再除二近习知閤门事,周必大出外奉祠,从仕宦士大夫变成退居士大夫。
周必大能写出《泛舟游山录》与他的祠禄官身份直接相关。祠禄官与贬谪官不同,不仅拥有固定俸禄,而且身闲无事、行动自由。此外,奉祠期间,不误磨勘,未来再次出仕高迁机会犹在。乾道元年(1165)六月,周必大初次奉祠,磨勘转左承议郎。二次奉祠中,乾道三年八月,就在撰写《泛舟游山录》期间,又磨勘转左朝奉郎。他在《恩许奉祠子中兄重寄臣字韵诗再次韵》里自道:“弟兄有禄供温饱,畎亩何阶答圣神?此去读书真事业,向来正字误根银。”11有俸禄以供温饱,有时日以耽读书,有磨勘以待前程,故他在乡居期间与交游诗酒唱和、游山玩水,这种生活真实记录在其《闲居录》一卷里。因此,乾道二年上《再任宫观谢宰执启》云:“三年去国,梦断朝参;再命奉祠,喜加堂帖。踪迹已沉于农亩,姓名尚录于朝廷。……仰繄恤隐之施,俯遂投闲之请。年丰冬暖,无叹于饥寒;日迈月征,有惭于夙夜。……司存雨露之边,难期朝迹;身在江湖之上,但祝帝龄。”12他已经喜欢上这种温饱不愁、闲散自由的乡居生活。同是身处江湖之远,他不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强调“忧其君”,而只是很平常地“祝帝龄”,表示为得“遂投闲之请”而欣喜,于是,第二次奉祠后,又有了从容出游的《泛舟游山录》。
诚然,与宋代绝大多数人一样,周必大是酷爱旅游的。此前,绍兴二十八年(1158),他任建康府学教授,每逢休假必出游,曾自述:“予顷官秣陵,每令休,必出白下,过半山,上钟阜,访定林,酌八功德水。”13首次奉祠乡居期间,也常呼朋引类,登山临水,见于择日而记的游记《闲居录》中。但性喜出游只是乾道三年旅行的内在驱动力,祠禄官的身份和经济能力才是他得以遂愿的现实保障。
《泛舟游山录》所记周必大携家出行往返途中之交通工具、行李辎重、侍从人员、交游馈赠等等,证实他拥有良好的身份待遇。卷二记八月自溧阳黄连步返庐陵,“癸亥,蓐食治装,凡九轿五车十担,巳初方能行,前日在溧阳以辎重寄魏聪之舟者犹不与焉”。14卷三记十一月丙戌,“厨船触大舟,几覆”。可见出行途中携带的行李辎重众多,还配备专门供应饮食的厨船。固然,在南宋人看来,旅游已同饮食一样是人的基本需求。叶适《沈氏萱竹堂记》转述沈体仁之言云:“人之所欲,寝处游观而已。”但叶适评论道:“夫随耳目之愿于无穷,人之常尔;至游观之力不能足,则无不憾也……若夫流连其耳目,役使其财力,以游观之术资其人而身不获焉,此师旷所谓晋平公不足以听之者尔。”15经济能力不足,则游观之力不足。据推算,南宋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为六贯16。出门在外,生活费用只会更高。从三月出行到十二月返家,共11个月(该年闰七月),要承担家人、侍从在往返途中的交通食宿及社交应酬,费用自然不菲。至于旅途中官方、官员提供的各种便利、保护,以及礼物的馈赠和流动,更非普通人和贬谪官员所能享受。因此,分析《泛舟游山录》不能抛开作者的祠禄官身份。
宋代祠禄官在任官资序、年龄、任期、迁转、待遇诸方面的规定,基本上完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北宋末徽宗朝和南宋初高宗朝有所变动,孝宗朝对高宗朝的规定又有改动,尤其是外祠添支法,悉依熙丰三等旧法,自此迄于宋末。17基本的料钱,南宋规定,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以上料钱各三十贯,春、冬绢各一十三匹,春罗一匹,绵三十两”;“承议郎。料钱二十贯,春、冬绢各一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18添支(又称增给)方面,对提举宫观的规定是:“曾任两府三十千,余二十千,提点十千。”19关于人从(随从),政和三年十月规定,承务郎(从九品)以上任宫观差遣者,其人从,“提举二十人,提点十五人,管勾一十人”。20周必大时任主管台州崇道观,相当于“提点”,首次奉祠期间磨勘转左承议郎(从七品),二次奉祠期间,于泛舟游山途中又转左朝奉郎(正七品),则首次奉祠期间每月得料钱20贯,春、冬绢各10匹,春罗1匹,冬棉30两;泛舟游山后期每月得料钱30贯,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棉30两;奉祠期间每月添支10千,有随从15人。另有禄粟、公用钱、职田、给券(途中补贴吃住)等等,具体数量不明。总之其生活待遇较为丰裕。这些都奠定了他泛舟游山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待遇。
书中也透露出信息权力在出行途中的重要性。九月甲午,觉安寺有主僧自全善课,周必大令其“占二兄纲运,约八日有信”(卷二),可见他对信息的期盼。从全书来看,虽然他僻处乡间、人在旅途,却无信息闭塞阻隔之叹;相反,他具有强大的信息权力,信息渠道广,信息收集多。
一是常见的普通书信往来。如七月乙丑,在宜兴,“得平江书”(卷二)。十二月戊午,已回到永和家居,“得武义兄十一月十六日书,闻未得代”(卷三)。
二是派专人负责书信传递。这是周必大旅途中的特别之举,安排了多个人手。负责在永和家宅和探亲旅途之间传信者为李全。如卷一之五月丁未、卷二之闰七月丁亥、卷三之十一月己卯均见李全频繁传书的记载。负责给周必大在旅途中和临安兄弟之间传递信息的则是赖昌,据卷一之三月丙寅、四月癸酉所载,此赖昌可谓马不停蹄,往往刚从临安持书归来,马上又被派出送信。周必大对信息的渴求是急迫的,四月乙酉,他晚上才到家,赖昌等候多时,急着报告“七兄(伯父周利见三子周必正)铨试中第二”。后来,此线路送信人又增加了傅胜:四月丁亥,“再遣赖昌、傅胜如临安”。周必大在旅途中如此重视与临安两兄的随时联络,派两个侍从专门负责传递信息,恐怕不只是关心家族,也是在通过临安的家人时刻了解朝廷中央的消息。回到永和家中后,更是“连日遣数处投书,人颇劳”(卷三,十二月辛丑)。此外,周必大每次抵达州县之前,地方官员都会提前迎候,主要也是由于有人提前报信。如三月乙巳,“申时过隆兴府,遣人致问帅、漕”(卷一)。派遣专人传递私人书简,投递成本高,由此可见周必大对信息传递的重视,也证明其人力财力之不菲。
他人如有重要信息,也遣专人送给周必大。如五月乙卯范成大派“走介”送来书简,及熏香、松黄、新茶等礼物(卷一)。七月乙卯,“武义专人来书,中云:‘江西一月之间,再有水患。'”(卷二)十二月壬戌,“昆山遣徐兴至,闻外舅以十月二十六日葬”(卷三)。范成大介绍旅行线路和景点,江西水灾,岳父下葬,都事关重大,故派专人送信。
今人观察朱熹与友朋门人往来书札,发现“宋人私书的传递主要还是通过民间之力,其途径大致有二,一是专人递送,二是托人转交”。21周必大此书中的书信传递又提供了丰富的实例。
三是官员、交游之间的口耳相传。每卷都记录了听闻的信息。卷一载,四月乙亥,“闻孙仲益尚书舣舟北郭,谒之”;五月丙寅,听闻“有旨经修而在外者减二年磨勘,而予预焉”;六月庚寅,“闻吴璘以四月十七日上遗表”,“有旨”云云。卷二载,七月丁未,听到关于皇太子病重的消息,“寻闻初九日夜薨”。卷三载,十月乙未朔,“晚闻赵守在九华楼,上梁就见之”;十二月辛酉,“闻大兄为婺守劾不督财赋,恐得祠”。这些传闻信息为周必大及时结交权贵精英、了解朝廷动向、维护自身及家族利益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四是政府的文书。卷二载,七月己亥,在宜兴,“早赴县厅”,阅观《省札》《小贴子》及圣旨;丁未,“大赦到邑,其词略曰”;八月丙申,“郡守钱立道监丞送磨勘文字来”;辛酉,“彭庆携磨勘朝奉郎告身来”。卷三载,十二月丙申,在庐陵,“邸报”云云。可见,无论是在庐陵家居,还是在泛舟旅途,周必大都能看到朝中上行公文、朝廷邸报、圣旨等政府文书;即使行踪移动,朝廷给他的磨勘文书也能随时送达。
周必大以祠禄官的身份,呈现出强烈的信息意识,其信息收集渠道具有丰富多样和及时有效的特点。今人研究宋朝的文书传递和信息沟通,主要围绕“中央考察地方政绩的信息渠道”这一议题。22周必大此书所体现的信息权力,则从宋代官员个人的信息收集方面提供了例证。乾道四年(1168)四月,已奉祠6年的周必大除权发遣南剑州,他却延至六年四月才动身还朝;六月,以左朝奉郎除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未及赴任,又于七月除秘书省少监,兼权直学士院。23从奉祠闲居多年、拖延任职地方到直接回朝任朝官,其中必有周必大与朝廷博弈的因素,他的信息权力应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 风景即权力
周必大于乾道三年丁亥(1167)三月壬寅(初四日),携家从江西庐陵永和镇出发,经鄱阳湖、长江,转江南运河,前往两浙西路宜兴探望岳父王葆,24三月乙丑(廿七日)抵宜兴;停留宜兴期间,游览了太湖、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地;料理完王葆后事,八月戊午(廿四日)动身,大致按原来路线返回,于十二月戊戌(初五日)抵家乡永和镇。往返途中,交通以水路为主,重点游览了庐山、太湖、苏州、茅山、齐山、石钟山、鄱阳湖、南昌西山等山水名胜。作为一部日记体行记,《泛舟游山录》对自然风景的描叙一直引人注目,但从权力与风景的关系作探讨的论著则似乎未见。
首先,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谁能发现风景?周必大注意到,旅行者和本地人看待世界是有区别的。四月甲申,在宜兴山洞中石田,“时有四足鮕鱼出游”,作者称赏,但“村夫或击而食之”(卷一);九月壬辰,“有璎珞泉,水跳石上如贯珠,尤为奇绝,而土人不贵也。”(卷二)他也将自身与一般游客区别开来:“然郡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况游客乎?”张汉卿在其生坟庵附近“营墓就隐”,斥巨资营造风景,在周必大看来却是“山石粗矿,殊乏秀润”(卷一,五月丙辰)。周葵功德院名声在外,周必大游览后却认为“殊不称所闻”(卷二,七月癸亥)。可见即使同为士大夫,每个人眼中的风景也各不相同。换言之,风景与身份直接相关,它是身份、品味和文化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体现。
美学上的“心理距离”说同样适用于风景美学。对于那些本地的居民、修行的僧道、劳役的随从来说,大地是他们生活的凭依和家园,而非风景。就与大地的关系而言,他们的身份是“当局者”(insider),游客的身份是“旁观者”(spectator),像周必大这样有强烈山水之好的闲游者更是一个“老练的旅行者”(a sophisticated traveler)。研究风景美学的学者指出:“当局者”在某个“地方”居住和工作,“地方”具有的是私人和社会意义,与它的视觉形式几乎没有关系。对于当局者来说,自我与场景、主体与客体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离,他们不享有离开场景的特权,而旁观者可以离开一幅画框中的图画,或以一个游客的身份走开。通过这种“旁观者”的视角,土地被重组成了风景。25对旅行者而言,土地几乎没有私人和社会意义,地方的使用价值和属地价值被他们用美学价值所代替。周必大以退居士大夫的文化权力和审美能力“制造”了他眼中的风景。
但他与一般的游客犹有不同。南宋时,出游已蔚为风气。书中记述,三月丁未,在南康军,“诸峰横陈,瀑布中泻,寒食节游人布路”(卷一)。一些著名景点还会免费招待游客,如九月丙寅,在茅山,“山中宫观所入丰厚,游人至,例接待云”(卷二)。许多地方都游人如织,但不是每个游人都能发现风景。八月乙未朔,游览宜兴山洞,遇到深潭,同行邵生惧怕而快速归去。周必大当天却收获甚大,“岩洞在邑南鄙者十得五六”,他感慨“道士辈且不知所在,况游客乎?”八月庚子,他欲登宜兴使岭,岭甚峻峭,亲友跻攀困难,随从怕有老虎,独他本人毫无惧色,终爬上平顶,得观无限风光,“雨后下岭尤险,几不能容足”。九月戊辰,在茅山燕洞宫,听说茅山多劫匪,道人辈甚至有遭屠剥者,再加大雨,随从抱怨而返,只有他独登华姥山,谒孙仙姑庙(卷二)。十月丙辰,山间“大石散乱不可行”,他“跳跃其间,从者皆惊”,见到美景后他自己亦觉“毛发凛然”。十一月戊寅,在南昌西山洪崖井附近,他独享发现之乐趣:
俯视深潭,草木蒙蔽,踦崖峭绝,不容侧窥,而水声湍洪,疑其有异。乃并涧十余步,披草而入,始见硖中石数十丈,飞流激浪,数节倾射,而左崖悬瀑数道,相去三丈,妙绝不减栖贤之三峡。又其右多磐石可坐。前此僧道皆不知,但窥井而已。若非再至,几成徒行。(卷三)
本地人、一般游人皆不知深潭硖中别有洞天,惟有周必大游兴不减、冒险探究后才发现前所未见之景。
如前所述,风景是因人而异的。他人眼中的风景,未必是周必大所欣赏的;他所欣赏的风景,在其他游人眼中未必值得留意。正如柳宗元所言:“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26或者如黑格尔所论:“有生命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既不是为它本身,也不是由它本身为着要显现美而创造出现的。自然美只是为其它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27风景要靠欣赏者的审美意识才能被发现,依靠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被彰显。不仅如此,主体须具备强烈的游览志愿和勇敢的冒险精神方能看到非同寻常的景色。王安石在谈论奇景之发现时即指出:“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28周必大能发现其他游客发现不了的风景,就在于他有志、有勇、有力以及有物相助。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观看风景?周必大九月乙酉日记:“是日,舟中有三乐:遇顺风,望九华,读《笠泽丛书》。”(卷二)此三乐颇能代表他发现风景的三种方式,第一乐指向交通工具,第二乐指向观看之道,第三乐指向途中读书。试分论之。
周必大在旅途中使用了多种交通工具。水路用大船和小舟,有时亦借用官方漕舟。陆路、山地用大车、小车、小驴、人轿,游山工具有篮舆、肩舆、笋舆、山轿以及。全程以水路为主,航行依赖于风。风太大会翻船,需入港、汊、夹中避险;无风或逆风时则靠人力拉纤而行;风不大不小始能扬帆疾驶。因此“遇顺风”成为舟行首乐。
舟中望九华山之乐代表了周必大旅行中的观看之道。兹将全书明确写到的观看方式统计如下:
望(眺、远望、四望):59次。
平视(对,入)和近观(观):12次。
俯视(下视、下临):12次。
回望(回视、顾):9次。
流连观看(久之、终日、不能去、周览):8次。
仰视:3次。
作者观看的方式囊括了视觉的全部角度,其视点是流动不居的,在俯仰自得、高下起伏、远观近察、往复徘徊中领略万物的美感,感受自然的至乐,体会天地之大道。《周易》称伏羲观取卦象的方式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29已奠定流转变化的中华观看方式。又载:“《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30“往复”指时间而言,“天地”指空间而言,两句连用,“正是时间与空间的相互说明”,31观看之道由此形成时空合一的状态。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自道:“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32指明这种观看方式所带来的喜悦。用符合天地至理的方式去观看,从而享受到游观的乐趣,而这种流动周览的观看方式自身就包含了哲理。宗白华总结道:“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33类似地,这也构成了《泛舟游山录》行记中空间意识的特质。
书中提及最多的视角是远望。这是山水画中主要的观照方式。北宋画家郭熙标举画景有“三远”:高远、深远和平远,认为:“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深,近游之以取其浅;真山水之岩石,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34“势”是形势,“质”是本质,此处“远望”与“近看”并非平列的观照方法。据徐复观分析,“在山水画的取材观照中,取其势是有其决定的重要性;因之,远望是在照观中主要的方法。由远望以取势,这是由人物画进到山水画,在观照上的大演变。”“三远”在艺术中的意义,可追溯到庄子的“逍遥游”和魏晋玄学的“远”观念,是主体精神对生理与世俗的超越,从而形成的自由解脱的状态。35周必大看真山水时,以远望为主,首取自然对象之势,借以开阔自我胸襟,主体精神亦从有限飞向无限。宗白华引申郭熙“三远”之说云:“中国画的透视法是提神太虚,从世外鸟瞰的立场观照全整的律动的大自然,他的空间立场是在时间中徘徊移动,游目周览,集合数层与多方的视点谱成一幅超象虚灵的诗情画境。所以它的境界偏向远景。……一片明暗的节奏表象着全幅宇宙的絪缊的气韵,正符合中国心灵蓬松潇洒的意境。”36事实上,不独中国画如此,中国人欣赏自然亦如此,因此周必大特别记下舟中远望九华山景之乐。
书中俯视的视点出现了12次,位居观看角度的第二位。作者此时看到的都是开阔的气象:“下视川原华丽,太湖数百里在眼中”(卷一,五月乙卯),“俯视县郭,仅成聚落,隔湖及众渰一一可指,眼界廓然”(卷二,八月庚子),“俯视群山,左右对列,中有平田,气象极好”(卷二,九月甲午)。登高则能通览全观,俯视则知天地大势,居高临下,作者、读者的境界随之变得高远阔大,故儒家文化强调登高俯视,“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37“‘俯'不但联系上下远近,且有笼罩一切的气度。”38周必大反复俯视,既表现出他作为观看者所具有的宏阔时空意识,也让作为参与者的读者心中油然而生豪情壮志。观看者和参与者就在此种俯视中共同获得审美的崇高感。
回望和流连都是对客体持续反复的观看,二者共计17次,合起来居于观看角度的第二位。不同于身处其中的直接感性审美,回望和流连是欣赏者在理性规范下对具体审美活动的反思和深化。周必大自述:“登化城岭,岭峻窄,时时回望,诸峰层出,殊快心目。”(卷二,九月癸巳)“心目”并提,则回望时的欣赏同时诉诸外在观看和内心沉思。此时,欣赏者已经从与景物融为一体的物我合一状态中剥离出来,以外在于景物的旁观者姿态重新审视眼前之景。经过理性的沉淀和过滤,欣赏景物所带来的审美体验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短暂愉悦,而展现为持续终身的隽永韵味。这种反思型观看将空间时间化,使自然对象从单一的空间转变为时空合一体,将对外在的观看转变为内在的自我感受,最终诉诸自我的理解。
舟中读书代表了周必大观看风景的第三种方式:据文献以观自然。从全书看,他旅行的方式是边读边走、边走边读,带着对目的地的“前理解”上路。每到一处,他要看当地《图经》、《风土志》。朋友送来《庐山前后集》和《江行图》,供他游庐山、行长江时参考。他向往的地点,主要是前人记载、书写过的,以前人文献为旅行指南,类似后人旅游时必到某地的“打卡”。往返途中均经过庐山,他时刻不忘按照北宋陈舜俞《庐山记》的引导而游:“其余境物之胜,僧徒皆不能言,要当按陈令举之《记》,以浃旬搜访,或可得其四五耳。”(卷一,三月丁未)在苏州,范成大派专人送来书简,介绍天平山诸景点,嘱咐何处必去。周必大一心必至,虽然人已疲倦,还是奋力登上朋友推荐的地点,以免留下遗憾:“同致远登山,而脚力顿疲,颇难之。然思至能简中语,恐遗恨他年,遂奋衣右转而上。”(卷一,五月乙卯、丙辰)历史遗迹和名人故事是周必大最感兴趣之处,他追踪前贤足迹,欣赏人类留在大地上的杰作,抚今追昔,与前贤对话。39即使是观看自然万物,他也旁征博引,溯古今、论兴废,或证实前人记载,或纠正文献错误,或补充他书未备。宋人热衷于记述当代地理,重知识、重考据,历史地理考证蔚然成风。40周必大的观看方式是这种时代风气的产物,也促进了时代风气的形成。
表面上,对外部环境的即目所见是诉诸直觉,人文化观看是诉诸理性。但实际上,人们在观看时都具备一定程度的“前理解”,都是在寻找与自己心目中美感经验相匹配的对象,你所看见的都是你想看见的。这种前理解和美感经验构成了看不见的“取景框”,41可视作“文化取景框”。透过这种文化取景框,周必大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本,用互文和对话的方法,将自然观察与文史考证相结合,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对天地万物加以重新组织,发现了符合其文化品味的风景。42
再美好的风景都会消逝。周必大有通过书写让风景永存的自觉意识:“今日之游虽匆匆,而篮舆中徧观山面,所得为多,恨不能诗以识之。”(卷一,三月丁未)旅途中虽作诗不多,但基本每日均有记事。他曾自述旅行途中的习惯是“陈迹时将日记开”,自注云绍兴戊寅(1158)任建康府学教授时,“每登览忘归,自此日有记事,已四十六年”。43坚持用日记写行记,这是周必大的文体自觉。通过私人日记的再现,他将风景私人化、时间化,从而实现对风景的挽留和占有。
与移动的空间、流动的视点相适应,他在再现风景时往往使用笔势流走的写法。卷三记十月壬戌登落星寺,寺在鄱阳湖北部,北对庐山:
山色满眼,湖光千里,真世间之绝景。又尝有玉京轩,今皆废,但存清晖阁,西对庐阜,如青天翠屏。初至,白云英英起山腰,少焉散漫,俄复退敛,已而山披絮帽,变态不常。举酒赏之,不觉径醉。午后,移坐佛屋之前,东南观巨浸,右为扬澜,左为左里,其中两山如门,是为鄱阳湖。由寺门而望,则东北直宫亭湖,西南轩窗对流清山,其胁亦有湖汊,西北则军城也。再举酒,归。晚自舟中望山色,不胜眷眷,再以小艇入西草湖。过东古山下,观钓鱼台。鸿雁鸥鹭徧野,见人惊飞。转而之流清港,上流清庵,在凤凰山,古殿残毁,慨想承平之遗址。回棹已曛黑,过落星,闻钟声。往复殆二十里。
这是一篇优美完整的写景日记。先总写一笔,渐次铺展,用初至、少焉、俄复、已而等表示时间短暂的一系列词语表现山中白云的瞬息万变,继而写四面所见,在时间流逝中见出景色的迷人,再以夜游尽兴见流连忘返之情。整段文字用语极为省净雅洁,笔势流动不居,以人物行动映衬自然景色,以时间推移配合空间位移,以历史遗迹拓宽万里时空,最后再过落星寺,回应前文,终以寺院钟声作结,余音不尽,营造出意味深长的艺术效果。
周必大与陆游、范成大皆为好友,三人都曾经过九华山,都在日记体行记中有所记述。试比较三人对九华山的总体描写。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卷二在九月的数日里皆记及九华山:
乙酉。……是日舟中有三乐:遇顺风,望九华,读《笠泽丛书》。
丁亥。……东望碧峰剑立于远山之坳者,九华也。
戊子。……会散,出北门二里,登贵池亭,俗呼望江亭,以其见大江可望淮南也。亦见九华诸峰。……三者相望,皆下临清溪,遥见九华,大抵为大婆岭所障,不能尽见诸峰。
辛卯。……同至县学,登经史阁,望九华,紫翠千仞,造物融结奇巧,真尤物也。
甲午。……饭罢即行,过慕善镇,回望九华,横侧高低,无一同者。
陆游《入蜀记》作于乾道五年(1170),卷三有载:
二十三日,过阳山矶,始见九华山。九华本名九子,李太白为易名。太白与刘梦得皆有诗,而刘至以为可兼太华、女几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辞政柄,归隐此山,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由是九华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诗云:“盘根虽巨壮,其末乃修纤。”最极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纤耳,然无含蓄敦大气象,与庐山、天台异矣。岸傍荻花如雪,旧见天井长老彦威云:“庐山老僧用此絮纸衣,威少时在惠日亦为之,佛灯珣禅师见而大嗔云:‘汝少年辄求温暖,如此岂有心学道耶?'退而问兄弟,则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财三四,皆年七十余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鱼十数,色苍白,大如黄犊,出没水中,每出,水辄激起,沸白成浪,真壮观也!44
范成大《吴船录》作于淳熙四年(1177),卷下记云:
乙巳,泊池州。入城,登九华楼,作重九。风雨陡作,懒至齐山。望之数里间。一土山极庳小,上有翠微亭,特以杜牧之诗传耳。九华稍秀出,然不逮所闻。夜移舟出江,却入南湖口,泊非水亭。丙午。离池州,十数里风作,泊清溪口。丁未,泊清溪。九华所谓九峰者,至此始见之。45
三者比较,范成大的描写最为简单,只是记录在清溪口见到了九华九峰。陆游重在引述有关九华山的人文故事,虽然指出了山之奇在“修纤”,但笔法不是直接描写,而是通过用典、议论和比较。周必大则反复观看九华山,从江上、楼上、阁上多次远望,最后以回望作结,余意不尽,笔势流走,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此山碧绿、峻峭、连绵起伏的特点,全书的写景成就于此可见一斑。陆、范二书虽然是久负盛名的行记,但在九华山的整体描写方面不如周著。
周著在再现风景时还常常临时虚拟场景,取得虚实相生的审美效果:
(1)岩下流水可浮杯,今有小亭。(卷二,八月庚戌)
(2)又在寺后突然一山,上,常时可望大江,是日适为晴岚所蒙。(卷二,九月甲午)
(3)山椒地稍平处,前临江湖,面对庐阜,左映井邑,右带淘河洲,若创一亭,当为湖口绝景。(卷三,十月辛亥)
(4)其后又有种杏轩,春时不妨宴游也。(卷三,十月己未)
(5)狮子峰尤肖,今日但少云气饰之。(卷三,十月庚申)
这5处描写都是就现场实景临时设想增加一种场景。(1)以曲水流觞的雅集传统形容流水,突显文人趣味。(2)拟想天气晴明时远望大江的气势。(3)从园林布局着眼,设想创设一亭以满足点景及观景需要,对自然景观起点睛作用。(4)从轩名“种杏”生发开去,想象春天游览会更胜。(5)不喜山峰之一览无余,故而想象云气装饰,以飘柔的云与刚健的山相配合,营造高远悠闲的意境。这些虚拟场景都是在自然场景中增加人文化景象,烘托实景,为实景增色,在虚实相生中创造了新的风景。
笔势流走,虚实相生,这是《泛舟游山录》在风景书写方面最为突出的特点。明末清初陶珽重编《说郛》成一百二十卷,中录周必大作品,卷六四有《吴郡诸山录》一篇、《庐山录》一篇、《庐山后录》一篇、《九华山录》一篇、卷六五有《泛舟录》二篇,六篇均出《泛舟游山录》,46此书艺术成就及历史影响可见一斑。
四、 结 语
近年学界提出的宋代“退居型士大夫”和“祠官文学”的概念,47有助于深化对南宋行记的认识。《泛舟游山录》是周必大奉祠闲居期间的作品,祠禄官身份奠定了他泛舟游山的物质基础、政治待遇和日常心态,书中所体现的身份、权力和风景之关系皆与此相关。
周必大将自身与本地人和一般游客区别开来,其观看方式囊括视觉的全部角度,视点流动不居,其空间意识反映出中国文化的观照哲学。他用得最多的视角是远望,开阔自我胸襟,主体精神亦从有限飞向无限,创造出潇洒逍遥的意境。多次俯视的视角让观看者和参与者共同获得审美的崇高感。回望和流连都是对客体持续反复的观看,这种反思型观看将空间时间化,使自然对象从单一的空间转变为时空合一体,将对外在的观看转变为内在的自我感受,最终诉诸自我的理解。周必大利用个体的文化资本,透过文化取景框,用互文和对话的方法,将自然观察与文史考证相结合,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塑造了行走的风景、诉诸理性的人文化风景。全书笔势流走,虚实相生,创造性地塑造出纸上的风景。
在追问谁能发现风景、如何观看风景和如何再现风景之后,不难明白,对于人而言,不存在“纯天然”的自然,也没有“纯客观”的风景。米切尔在研究西方的风景文化史时指出,“风景不仅仅表示或者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力的工具,也许甚至是权力的手段,不受人的意愿所支配(或者通常这样表现自己)”,“风景(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人造的或者自然的)总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空间是一种环境,在其中‘我们'(被表现为风景中的‘人物')找到——或者迷失——我们自己”;48“风景不是一种艺术类型,而是一种媒介……风景是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色。……风景这一媒介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中”。49这些论述也适用于《泛舟游山录》。风景起源于身份,是一种旁观者视角,是一种观看的方式,它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体现。风景即权力。
南宋行记蔚为大观,成就卓著,在中国旅行文学史上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学界最为关注陆游《入蜀记》和范成大《吴船录》,在揭示宋代行记写作的人文转向时,也是以此二书为中心,50反而忽略了之前周必大的《泛舟游山录》。本文以上的分析表明,《泛舟游山录》所体现的人地关系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南宋士大夫共同体的地理想象和社会想象,在行记中的身份、权力、心理、社会、地理、美学诸方面都具有先导作用和转型意义。此书及后起的南宋日记体诸行记尤其值得关注。近人籍忠寅尝谓:“求古人之迹,高文典册不如友朋书札,友朋书札不如日夕记录。何者?彼为其表,此得其里也。彼观于横,而见其量;此观于纵,而见其涂也。”51日记体行记融合移动时间、移动空间和内心省思,其观看方式、风景书写和身份认同既存有当日的现实气息,又带有历史进程的印记,承载着自我发现和集体记忆,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文学制图”(literary cartography),是从空间维度塑造中国的关键文本。研究者需要通过探索文本的外部联系和内部修辞,重绘文本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52了解中国大地从“空间”变成“地方”的过程和特质,从而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演变。
注释
1 李德辉:《论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
2 李德辉:《论宋代行记的新特点》,《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3 参见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傅乐焕著:《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8页;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3～296页;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李德辉编著:《晋唐两宋行记辑校》,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潘晟著:《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16～360、404～453页;李德辉:《论宋代行记的新特点》,《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成玮:《百代之中:宋代行记的文体自觉与定型》,《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阮怡:《宋代行记中的官差旅行文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中外旅行书写研究的现状及反思可参见臧国仁、蔡琰:《旅行叙事与生命故事:传播研究取径之刍议》,《新闻学研究》(台湾)第109期,2011年10月。对宋代旅行文化的研究,参见王福鑫著:《宋代旅游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吴雅婷:《移动的风貌:宋代旅行活动的社会文化内涵》,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7年7月;Cong Ellen Zhang(张聪),Transformative Journeys: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0).
4李贵:《楼钥〈北行日录〉的文体、空间与记忆》，《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5(1)陈左高著:《中国日记史略》,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第23页。
6(2)顾静:《周必大日记文研究》,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第9页。
7(3)侯体健著:《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7～84页。
8(4)陈芳芳:《周必大游记类日记文探微——以〈泛舟游山录〉〈南归录〉为中心》,丁功谊、周志龙主编:《公生庐陵继六一:“周必大与南宋文化暨纪念周必大诞辰888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页。
9(5)详见王聪聪:《周必大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第60～136页。
10(6)周必大:《掖垣类稿》卷六《与史丞相札子》,《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以下简称《文忠集》)卷九九,《宋集珍本丛刊》(以下简称《宋集》)景傅增湘校清欧阳棨刻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52册,第77页。
11(7)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三,《文忠集》卷三,《宋集》第51册,第159页。
12(8)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二四,《文忠集》卷二四,《宋集》第51册,第308页。
13(9)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一六《跋宗室子嵸藏前辈帖》其四,《文忠集》卷一六,《宋集》第51册,第236页。
14(10)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卷二,《文忠集》卷一六八,《宋集》第52册,第639页。以下引本书只随文说明卷次及月日,不再出注。
15(11)叶适著,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册,第153～154页。
16(12)衣川强著,郑梁生译:《宋代文官俸给制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8页。
17(13)关于宋代的祠禄制度和祠禄官的物质待遇,相关研究成果各有创见,偶有疏漏,本文对一手材料和二手文献作了辨析综合。详见梁天锡著:《宋代祠禄制度考实》,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金圆:《宋代祠禄官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刘文刚:《论宋代的宫观官制》,《宋代文化研究》第7辑,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5月;汪圣铎:《宋代祠禄制度研究》《宋朝文官俸禄与差遣》《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汪圣铎著:《宋代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黄纯艳著:《宋代财政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42页。
18(14)脱脱等著:《宋史》卷一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册,第4135页。
19(15)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册,第4561页。
20(16)《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四之二九,第8册,第4483页。
21(17)顾宏义:《宋人书信传递方式与用时——以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札为例》,《河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22(18)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3(19)详见王聪聪:《周必大年谱长编》,第202～229页。
24(20)王聪聪:《周必大年谱长编》,第153页。
25(21)Cosgrove,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adison:Th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8)19.
26(22)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册,第1795页。
27(23)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0页。
28(24)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三,《四部丛刊》景明刊本,第3页A-B。
29(25)《周易·系辞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上册,第86页。
30(26)《周易·泰》九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8页。
31(27)唐君毅:《中国哲学中自然宇宙观之特质》,《唐君毅全集》第2卷《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88页。
32(28)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93页。
33(29)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页。
34(30)郭熙著,郭思编:《林泉高致集·山水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5页。
35(31)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第5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23～326页。
36(32)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美学散步》,第111页。
37(33)《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68页。
38(34)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美学散步》,第94页。
39(35)崔小敬称这是“周必大对前朝风流的追慕与文化缅怀”,见崔小敬著:《江南游记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
40(36)潘晟著:《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第170～175、404～427页。
41(37)取景框是指限定自然风景的框架,包括肉眼、窗户、观景辅助制品等,详见安德鲁斯著,张翔译:《风景与西方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7～156页。
42(38)关于文化资本、场域的概念,详见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载《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195页。按:布迪厄和布尔迪厄是Pierre Bourdieu的不同音译。
43(39)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三《正月三日……》其四《答胡叔贤》,《文忠集》卷四三,《宋集》第51册,第473页。
44(40)陆游著:《入蜀记》卷三,《知不足斋丛书》本,上海:古书流通处景印,1921年,第三集,第6A～7A页。
45(41)范成大著,孔凡礼点校:《吴船录》卷下,《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3页。
46(42)《说郛一百二十》六四、六五,陶宗仪原辑、陶珽等重编:《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山堂本,1988年,第2961～2971、2971～2973、2973～2981、2981～2985、3017～3019、3019～3021页。经比对,《吴郡诸山录》出自《泛舟游山录》卷一之五月乙巳至丁巳条,《庐山录》出自卷一之三月乙巳至己酉条,《庐山后录》出自卷三之十月壬子至甲子条,《泛舟录》第一篇来自卷一之三月乙丑至四月乙未条,第二篇来自卷二之闰七月甲午至八月辛亥条,均系删节抄录而成;《九华山录》抄自卷二之九月丙戌条至卷终,及卷三之十月乙未朔条,仅个别文字不同。
47(43)林岩:《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侯体健著:《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第一章第三节《“祠官文学”与退居士大夫:以周必大为例》,第57～84页。
48(44)米切尔:《导论》,米切尔编,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页。
49(45)米切尔:《帝国的风景》,《风景与权力》,第5页。
50(46)徐姜汇:《宋代长江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以〈入蜀记〉〈吴船录〉为中心》,《人文杂志》2019年第3期。
51(47)籍忠寅:《桐城吴先生日记序》,吴汝纶著:《桐城吴先生全书·桐城吴先生日记》,保定:莲池书院,戊辰(1868)刻本,第1页B。
52(48)泰利提出“文学制图”的术语,用来描述作家对空间的再现及叙事;又借用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知绘图”的术语,认为地理批评要探索文本中作者或角色的“认知绘图”。Robert
T.Tally,“‘Spaces that before were blank':Truth and Narrative Form in Melville's South Seas Cartography,”Pacific Coast Philology 42 (2007):181–98.参见Robert T.Tally,Melville,Mapping and Globalization:Literary Cartography in the American Baroque Writer (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9)14-17,2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