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考察温任平的屈原书写，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丰富面向，既有常见的孺慕与再现，策略独特，同时又有反讽式抒情；在追慕高蹈的同时，他也有本土性的纠结，对本土不无挞伐。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温任平的践行屈原精神，既枭鸣世俗，同时也有其缺憾，比如自恋感。简而言之，屈原之于温任平既是一个伟大传统、精神宝库，同时又是一个异化的阴影，需要自我的超克与强大。
某种意义上说，屈原及其文化传统是一个丰富深邃乃至波澜壮阔的立体存在。它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面：1文学传统。作为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其独创性和丰富性[1]令后人倾慕；2历史存在与精神凝聚。有关他的身份与生存考证[2]，其强烈的洁身自好与爱国主义情怀、奉献精神令人敬仰；3端午节。从此角度看，作为可资纪念的文化符号，屈原不仅仅属于全球华人，而且其文化影响也波及亚洲，甚至和亚洲的朝贡贸易体系[3]不无叠合。
即使缩小到文学层面，屈原不仅仅是专业人士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而且更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踵武和状摹的主题/传统之一。若再缩小范围，回到20世纪以来的华文文学书写中来，它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核心之一。比如，“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1881-1936）有一篇小说取名《端午节》（1922），虽然文中并未直接涉及屈原，但鲁迅选择这样的题目却别有深意：当时信奉“差不多”主义的知识分子方玄绰实际上更是一个懦弱而又自负的大学教师，既不参与同事们的公开讨薪游行（但接受可以支领一小笔薪水的方便），又不真正承担家庭责任（太太无钱买米却横加推阻乃至指责，且用看《尝试集》加以逃避），而显得自私自利（稍有一点钱，却让小厮前去买酒自己享受且继续赊账）、懦弱无能（缺乏真正的生活能力），古今对比，高下立见。除此以外，郭沫若（1892-1978）也创作过历史剧《屈原》等等。
而现代诗人中，涉及到屈原书写的可谓比比皆是，比如余光中（1928- ）就有数首关于屈原的诗作而且别具风采。[4]陈大为教授曾经对1970-1990年代中、港澳台、新马泰等国家/地区的有关华文诗作进行剖析，并把屈原主题书写从母题（motif）角度分成四种：流放、殉国、召魂及节庆母题。[5]毫无疑问，不同世代的马华作家对此主题亦有相当丰富的实践。[6]
本文力图聚焦于马华作家温任平（1944- ）的书写，他以诗歌为中心，从多个层面状摹、诠释和演绎屈原，同时辅之以散文和评论呈现出浓厚的“屈原情意结”。谢川成在其专著《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台北：秀威，2014）对此多有涉猎和专论，他把有关屈原的书写理解为“基本上，温任平不失为一位知性颇强的抒情诗人，他感情的流露往往适可而止，不致泛滥无度。表现‘屈原情意结’的几首诗，写的是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民族的丰富文化遗产的一份执著，关怀与热爱。这种情绪，相信每一位有文化良知的读者都会共鸣于心的。”[7]同时，他也考察过二十世纪以来温作品中的中国性的阶段性差异，“在70年代，温任平诗作中的中国性比较是刻意经营的。屈原、端午、中国文字、古典词语、典故等都是作者常用来表达中国性的手段。到了80年代，温任平诗作中的中国性不再明显，由主动变为被动。换言之，在地环境激发作者内在的中国性。”而以后的时间段（1990年代迄今）则大为减少，中国迷恋相对降低（页62）。
上述研究当然有启人思考、开人眼界之处，但同时亦有盲点，比如对温任平屈原书写的层次性书写相对含混，而对其书写的可能缺憾未置一词，同时亦未能以更开阔的眼光加以比较和深化，本文有意就此进一步开拓。
一、孺慕与再现
温任平曾这样描述其屈原情结，1972年“余光中学长阅后曾来信表示‘《风景》手法新颖不俗，不过我总觉得不够率真’，他比较欣赏后者的‘自然流露，语言的节奏控制适宜，最末数行写三闾大夫自沉之后，仍“有一块全白的头巾，如最初的莲台/冉冉升起”，暗示精神不死，已臻象征的层次。’我觉得我的‘屈原情意结’大概就是在那时开始酝酿，蓄劲待发的。相隔二千三百多年的孺慕之情，别人固然无法理解，我自己又何尝能够自析？七五年的《端午》与七六年的《再写端午》都是写给他老人家的。散文方面我也写成了《致屈原书》，那显然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就算在《流放室一种伤》里，细心的读者不难窥见他清癯消瘦的面容，听见他喑哑沉重的心声。”[8]由上可见，温任平对屈原有着相当浓厚的眷恋与热爱，尤其是当这种热爱上升到一种族群的文化寄托时，个/群、公/私、内外夹击之下，则具有更强烈的孺慕情绪。而作为诗人的温任平，也会自然而然选择以屈原为主题进行创作，并借此向这位祖师爷爷致敬。
（一）众星拱月：《水乡之外》（1972）。
全诗如下：“水乡之外仍有水乡之外的/水乡/那是遥远的古代//有人走来/下着雨, 他没有披蓑衣/踽踽在黄昏时节的昏蒙中/咳嗽起来//哗哗的浪花向他涌来/他没有意识到足踝的潮湿/没有意识到跌倒在车舆旁的沉哀，和/王的侍从的愤怒吆喝，和渔夫/的哲学，和一点都不哲学的/菖蒲啊菖蒲//哗哗的浪花向他冲来/他缓步向前/步入齐膝的浪花里/在全面的冷沁中，去遗忘/楚地的酷夏//淹过他的五绺长须之后/他微笑，带点不经意的揶揄/他抬头看天，最后的问句已经结束//就把头猛然插进海面去/理想的泡沫一个一个升上来/升上来，然后逐步碎成/一圈圈的涟漪，慢慢泛开去/水的底层蠢动，泛开去，蠢动蠢动/一块全白头巾, 如最初的莲台/冉冉升起”（《流放是一种伤》，页83-85）
此诗再现了屈原的投江历程，具有较强的画面感——无垠的水乡中，屈原步入江中。其中诗人与水又有一丝张力，一开始是喧哗的浪花向他扑来，有一丝内在的被动感和无力感，而最后屈原选择了主动自沉而又加以升华，如谢川成所言，“这首诗文字的节奏控驭得极佳，它的节奏迟缓沉重，正配合了诗中人物的缓步入海的外在运动，加强了整首诗的悲剧性。我愿意在这里提出一点作为补充的是，因为电影技巧的运用，这首诗极富戏剧性。这戏剧性却出人意料地加强了字义本身的力量和视觉与听觉上的真实感。”（《温任平作品研究》，页32）。
同时诗人还设置了屈原赴死前的繁复语境（context），比如雨、浪花、王的侍从、渔夫、菖蒲等等，其中既有自然界、植物，同时又有社会语境，包括官方与民间等，但这一切都更见证而且烘托了屈原的勇于赴死，有众星拱月的再现策略及其上佳效果。
（二）从个到个：《再写端午》（1976）。
全诗如下：“我把粽子交给你/你把它放进嘴里嚼起来/突然/你似想起什么似的/张口欲语/我看着你瞠目结舌，哽着/抽噎着，呼吸急促，像一串不连串的泡沫/期 期 艾 艾/说不出半句话来/我听见在河的下游/有人/单独地在吹竽”（《流放是一种伤》，页131-132）
温任平指出，“有一点是肯定的，同时它也是我们持有的信念：现代诗的创作是可以从旧诗中汲取养分甚至灵感的”。[9]这谈论的是古典的创作技艺与推陈出新，实际上推而广之，中华文化传统中自然亦不乏可借鉴的精神资源。
此诗中有一种相当有趣的文化传递及两种不同的效果。某种意义上说，粽子就是屈原及其文化传统的物质呈现，但是“你”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真正消受，更不能实现自我的畅快表述，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你”感同身受屈原临死前的挣扎，如温任平自言，“我写一个人吃着粽子，哽在喉间，呼吸急促，抽噎着，‘像一串不连串的泡沫’，我是在具体化屈原自溺江中，绝命前的那一刻挣扎。这种近乎窜改史实的企图，为的是活用史实，不泥古于史实。标新立异，受之无愧；故弄玄虚，非吾屑为”（《流放是一种伤》，页164）。最后三句可谓意味深长，指明了另外的一种文化效果，屈原及其文化传统以一种从个到个的方式成功传递。
（三）边缘的直击：《一个渔夫的追悔》（1981）。
全诗如下：
【出发的时候有雾/你说：“你可看得清楚我，/一脸尘垢的我？”我诧然于/你声调的异乎寻常，好似/有什么更重要的话要告诉我/但又恐太冒昧躁进，只好用一个问句开始/那时，我正思虑着/江湖有没有鱼/午间会不会下雨，等等/不大不小的问题/没有仔细思量，你那句自询询人的/独语。这样就错失了/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你/只看见从上游漂过来的粽衣】[10]
温任平在此诗中别出心裁，终于设定让曾经的边缘——渔夫——切入中心，直面屈原临死前的状态。然而相当遗憾的是，相对粗糙和过于务实的渔夫无力承受和真正进入赴死前的屈原的内心而错失了对话的机会，也因此无力感受并理解屈原临死前的内心波动。
而更令人悲剧的是，屈原灵肉的随水而去最后留给渔夫的却是“粽衣”，如谢川成所言，“粽衣象征屈原精神内涵的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这里也暗示诗人对时下的端午活动的隐性批判” （《温任平作品研究》，页60）。温在此诗中更强调失去后的悔恨与时人的肤浅。
二、反讽式抒情
某种意义上说，节庆原本是为了纪念逝去的意义/美好或庆祝有意义的现在，乃至展望未来。作为仪式或日期本身，它必须和背后繁复的意义或文化传统紧密结合，这样才更能物尽其用，否则即变成了肤浅和花样。端午节原本为纪念屈原而设，背后是丰富深邃的屈原文化传统乃至精神，而相当令人尴尬的是，由于商家/百姓更强调背后的物质性乃至商业性而罔顾了精神凝聚，端午节往往被掏空为粽子节。
陈大为在研究中指出，“我们发现：离事件的震央越近，诗人就越逼近屈原的内心世界，焦点大多围绕在‘殉国母题’和‘招魂母题’上面……可是一旦下东南亚，诗人关注的却是‘节庆母题’，它的量也远比汉文化中心地区来得惊人。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屈原的文学价值，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学/文化/教育语境中，找不到落足点。”[11]虽然他未论及温任平，但有关观察却也相对精准。
从这个角度讲，温任平包含“端午”字眼的诗作就有三首，不难看出他对此节庆有着相当的感触、纠结或不满。再现屈原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孺慕敬仰，但也可能借之抒情，而联系现实，可能又难免反讽，因此就变成了“反讽式抒情”。
（一）拆解背叛：《端午》（1975）。
全诗很短，只有两节：“河面漂浮着的一只木屐/清楚地告诉你/另一只已经忘记//
你是那裹得紧紧的竹衣/里面是煮得如火如荼的懦弱的米”（《流放是一种伤》，页103）
此诗言简意赅，借此温任平批判了两种倾向：一是健忘，两只木屐的分裂不只是呈现了形灭后身的可以自控和完整，而且呈现出后来的人们对有关文化传统的断章取义或言不及义——两只配合完美的木屐如今只是被迫形单影只。
另一种倾向则是懦弱，粽子里的糯米被置换成“懦”米，当然不是温任平的恶搞或逗趣，如其所言，“《端午》把‘糯米’的‘糯’故意写成‘懦弱’的‘懦’那是刻意营造，使其意涵弘展，情形自不可相提并论。”（《流放是一种伤》后记，页163）。借此诗人指出刚性十足、爱国勇敢的屈原与紧缩内在的米（以及吃米的在地华人社会）的懦弱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他也指出节庆中形神合一的重要性。
（二）戳破表面：《端午》（1979）。
同样是一首短诗，“让我们谈笑，吃粽/让我们折几只绘了龙的纸船/推到河里去竞渡//把蒲艾挂在门上/把烂了的铜锣，敲响/燃一堆纸箔去超度”。[12]毋庸讳言，节庆日（尤其是祭祀日）必须拿捏好合适的尺度、仪式，尤其是情绪酝酿，同时也要以相对严谨和认真的态度对待（当然狂欢节例外）。端午祭祀中当然有其庄严肃穆的一面，亦可以有力争上游的另一面（比如赛龙舟）。
此诗中温任平正话反说，相当直接地点出了“我们”端午节庆的随意性以及物质性。同时，本该是将礼仪与祭祀内涵形神合一的实践也就变成了相对苟且的应付，比如“烂”的器具，比如把屈原当成了普通的“鬼”——需要用纸箔超度。不难看出，诗人对此有其潜在的不满乃至不屑。
反讽式抒情的对立面就是积极昂扬，而相当引人注目的则是余光中的《漂给屈原》，“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你恒在鼓声的前方引路/哀丽的水鬼啊你的漂魂/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魂荇藻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汀芷蒲兰流芳到现今//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诗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13]
余光中此诗中着眼于屈原的三项最典型特征：第一就是屈原的引领意义，不只是龙舟竞渡鼓声的引领人，更是千千万万奋勇向前的华人的精神领袖。第二就是神性和道德芬芳。余光中让其从水鬼升华成江神，同时又是德性之源流芳百世。第三就是经典诗神。他声名远播、文被四方。显而易见，作者温任平也在其中，他一方面讴歌屈原，另一方面却又借屈原呈现出一丝流放情愫，以及对在地事务的理性批判。
三、本土性纠结
某种意义上说，书写屈原既可能是为了升华自我，让自我从本土中跳出来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胸怀，同时反过来恰恰可能彰显出自己的本土关怀来，同样，温任平的屈原情意结中亦呈现出他的本土性纠结。
（一）炮轰本地文坛：《致屈原书》（1975）。在这篇书信体散文中，温任平首先向屈原汇报了他自己书写屈原的诗何解，而后开始一步步切入正题——屈原的大作相当优秀，“您的金玉佳构，虽然成篇多年，单我读它完全没有感到时空的隔阂，它们给我的感受是那么深沉，给我的撞击是那么巨大，最重要它们是那般‘鲜活’，使我愈发坚信真正的艺术是能够历久而弥新的”（《精致的鼎》，页246）但屈原的“未刊稿”在1970年代的大马文坛苦无出路，主要原因有：1区域性太强；2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情结；3文字不够大众化、缺乏无产阶级意识；4迷信色彩重。（《精致的鼎》，页247-250）。
毋庸讳言，《致屈原书》一文中充斥了温任平对当时马华文坛的不满，尤其是对本土老现们有意无意长期把持文坛、固守僵化教条主义党同伐异的不满，因为这样一来，其他风格的作品乃至实验（比如现代和后现代）难以出头，年轻一代苦无出路。其中，既有温对文坛集体平庸乃至作恶的批判，又有对自己备受忽略乃至误读的现实情绪宣泄。
（二）归化的异形：《辛巳端午》（2001）。
“向压顶而来的浪涛/抛出一连串的天问/雪和血/从口中一起吐出//鹤唳弋过长空/刀一般明快/划一道疤/在楚国皱褶的脸//这儿不卖雄黄酒/艾草在中药店或许找得到/倒是粽子/挂满整条唐人街/里头的白肉会喊痛” （《戴着帽子思想》，页105-106）
作为温任平第三首以“端午”为名的诗作，《辛巳端午》分成两个节奏的上下阕进行对比：前面两节主要书写屈原的去世及其后果（梦回震动，伤害不小），相较而言，显得中规中矩，除了刀划过脸的比喻略显奇特，而下阙却呈现出端午节大马化之后的异化/异形：雄黄酒缺失、艾草进了药店，最具典型性的粽子（作为屈原的象征和隐喻）呻吟不断，并未得到合理的对待——简单粗暴的吃粽子仿若剥皮吃肉，读来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大汗淋漓。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本土性纠结的另类对照——东马诗人吴岸（1937- ）亦有关于端午节粽子的诗歌——《粽子赋》“谁把它们吃了/这颗颗粽子/留下这圈圈透着油光的咸草绳/和片片依然散发芬芳的班兰叶子/零乱在厨房的饭桌上/象一幅无名画家的名画/ 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那女人曾以灵巧的手指/将它们一捏一绑/把糯米和五香虾米和/ 缕缕说不清楚的思念/紧紧扎住/扎成如菱如角如钻石/如金字塔的/千年不朽的工程// 那淡淡幽香始于指尖/由远而近渐渐浓郁/连沸滚的钢锅也盖不住了/终于叫你我迷失在/ 泥土、海洋、天空/传说和楚辞混合的醇香里/当解开结子的刹那//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在厨房的饭桌上/谁把它们品尝了呢/完成了这旷世的艺术杰作/悠悠江影里/离离芦苇/冉冉班兰/却不知那倒影儿/此刻是在双溪砂劳越里/还是在汨罗江上？”
不难看出，此诗中大马本土华人已经相对淡定的产生了本土化归，端午节和粽子已经和谐的本土化，班兰（Pandan）叶取代芦苇变成大马版的粽子叶毫无问题，而且会产生悠悠的虚幻感。在笔者看来，“耐人寻味的是，《粽子赋》中，当本土人欣飨以班兰叶包裹的粽子后，竟然产生了双重文化认同的游离感。在中国与砂朥越本土、芦苇与班兰叶之间显然流淌着中华文化化归本土的内在嬗变，在对两种文化的凝视中，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倾向也在此并置过程中凸显。”[14]
和温任平始终相对本土的鞭挞和焦虑不同，吴岸呈现出高度的包容性和变通性，以班兰叶代替中国特色的粽子叶（芦苇或荷叶），既是一种入乡随俗的应变，同时又以相当严谨的态度尊重某种仪式感和背后的内涵。某种意义上说，吴岸和温任平呈现出的不只是个人内心涵养、包容度（敏感度）的差别，甚至也可以反衬出东马、西马华人生存精神状态的部分差异。
四、践行及缺憾
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能把温任平的屈原情结过分纠缠于直接文本上，同时我们更要看到他对屈原精神的实际继承和弘扬，比如说其中的“离骚”意识或者落实到温任平个体身上的民间知识分子气质——长期以来，他在大马报章杂志上撰文，或者是专栏作家或者是自由投稿，或者是应他人邀稿赐序，他往往都能呈现出对大马华人社会的高度关注，甚至有时还呈现出一些“真的恶声”，对凡俗说不，体现出一丝风骨。当然，他的身上也有自比屈原的缺憾。
（一）枭鸣凡俗。从宽泛的角度说，温任平的文化评论大都属于一种对本土事件的文化观照，少数文章可以纳入此类。但为本文论述的风格统一起见，此处仍然选择与屈原有直接关联的文本。如《溯源》（2001）“临流的石上老妇在捣衣//湿透而肿胀的形体/不知道它浸在河里有多久/不知道它有没有梦/不知道它的主人在哪里//远处漂来一只木屐”（《戴着帽子思想》，页124）。
此诗表面上看和屈原没有直接关联，表面上看，它只是一具浮尸，但文末“远处漂来一只木屐”却显示出这是温任平对屈原的指涉。我们知道，木屐意象的内涵在温任平的诗作中主要可分成两种：一类是文化传统的象征，比如《茨厂街》，另一类则是和屈原息息相关，当然有时候也合二为一。而结合诗题《溯源》则会更清楚的判断或者至少加多了确认的砝码。某种意义上说，温任平选择让屈原（或其同类）以这样的方式出现——显然突兀、惊惧，甚至有一丝恶心或许会让人不适，但这样貌似夸张或极端的方式中却暗含了某种警醒——我们不该忘却传统中的精华。而传统中的精华则可能隐含了某种现代性，如黄万华所言，“过多地基于现实功利取向而开掘传统资源，就无法进入生命本体的层面孕蓄传统的活力，也无法在与世界的对话中真正传承传统; 而借传统形象展开自我超越的思路，反而会在丰富生命本体中使传统真正成为一种现代性的资源。正是在将屈原形象视为一种包含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文化传统，新马作家笔下的屈原形象才不断呈现出新的丰富涵义。”[15]
（二）自我迷恋。需要指出的是，在屈原的生活/历史现场中，香草美人、唯美玉玦等经常出现，从某个角度说，屈原是一个潮人，在借此展示自我的高洁之外，同时亦难免有一丝自恋倾向。而现实中的温任平和历史中的屈原在此角度上亦有交叉，而这也是温的争议性所在之一。
或许是写专栏太多的缘故，温任平的散文中设计自我的层面不少，甚至因了公众的期待偶尔有主动暴露的嫌疑，如2015年2月7日的大马《中国报》C17版就有篇其大作《我被花痴纠缠，怎办？》，严格说来，此文相对夸张，他完全可以采用更包容的方式书写，毕竟对于真爱自己的女人也可以采用更绅士的角度处理。甚至有时他在写序时也会带出类似的风格，“我的左右腰藏匿着六粒十毫米的肾石，这使我先天比别人多了点优势：我比一般人有分量。”[16]这句话当然可视为幽默，但问题在于它出现在一本诗集的序言中，委实有点自恋过了头喧宾夺主的倾向，即使他是天狼星诗社的社长。
从创作角度看，温任平亦有自己版本的《天问》[17]，试看一段，“一把二胡哀哀把你唤，一幅山水等着你题款，你如何装聋作哑下去？熟悉而又陌生的语言，你不知谁知？掌心的一盏灯火，照亮了你，也照亮了我。十万乡音，千力云月，铺不成一条路。多少人的期待，多少人的关怀，几许牺牲，几许奉献，你如何能够老去？”（页230）某种角度看，温任平的文字中有一种夸张的空泛、文人的敏感、才华的泛滥，貌似顶天立地、铁骨铮铮，实则都是纸糊的，因为只有一口气在支撑、无力动人；同时，有些时候又过于具体化和琐屑化，纠结于容貌、习惯、贩卖一点读书心得，未能真成大气候和大气象。
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代表性诗作《流放是一种伤》“我只是一个无名的歌者/ 唱着重复过千万遍的歌/ 那些歌词，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那些歌，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脉管里/总要经过我底心脏，循环往复/ 跳动，跳动，微弱而亲切/ 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 我自己沙哑的喉咙里流出来的/ 一声声悸动/ 在廉价的客栈里也唱/ 在热闹的街角也唱/ 你听了，也许会觉得不耐烦/ 然而我是一个流放于江湖的歌者/ 我真抱歉不能唱一些些，令你展颜的歌/我真抱歉，我没有去懂得，去学习/ 那些快乐的，热烈的，流行的歌/ 我的歌词是那么古老/ 像一阕阕失传了的/ 唐代的乐府/ 我的愁伤，一声声阳关/ 我的爱，执著而肯定/ 从来就不曾改变过/纵使你不愿去听，去关怀/ 那一下下胡笳，十八拍/ 可曾偶尔拍醒了你躺在柔垫上的梦？/ 它们拍起掮在我胳膊上的/ 那个陈旧的包袱的灰尘/ 胡笳十八拍，有一拍没一拍地/ 荒腔走调地，响在/ 我暗哑的声音里，我周围哄笑的人群里/ 然而我还记得走我的路，还在唱我底歌/我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歌者/ 歌着，流放着，衰老着……/……疲倦，而且受伤着”（《流放是一种伤》，页141-143）我们当然可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这是其屈原情结文本，就是低徊的流放情结。这首诗恰恰包含了上述两种特征：一是强调枭鸣凡俗，唤醒人们撷取传统精华，勿忘本失根，但另一方面该文中亦有过重的自怜、自恋情结——尤其是它夸大了一己的哀伤，既上升到民族的高度，又不断重复，同时未能够提供真正新颖而深邃的精神质素，的确有让人厌烦之感。
结论：考察温任平的屈原书写，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丰富面向，既有常见的濡慕与再现，策略独特，同时又有反讽式抒情；在追慕高蹈的同时，他也有本土性的纠结，对本土不无挞伐，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温任平的践行屈原精神，既枭鸣世俗，同时也有其缺憾，比如自恋感。简而言之，屈原之于温任平既是一个伟大传统、精神宝库，同时又是一个阴影，需要自我的超克与强大。
1] 有关论述可参常森著《屈原及其诗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金开诚著《屈原辞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等。
[2] 有关论述可参赵逵夫著《屈原和他的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林庚著《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等。
[3] 具体可参[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 有关研究可参黄维樑《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云梦学刊》2003年
[8] 温任平著《流放是一种伤》（马来西亚：天狼星出版社，1978）后记，页162-163。下引只注页码。
[9] 温任平著《精致的鼎》（台湾：长河出版社，1978），页25。
[10] 温任平著《戴着帽子思想》（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7），页52。
[11] 陈大为《誊写屈原——管窥亚洲中文现代诗的屈原主题》，陈大为著《亚细亚的象形诗维》（台北：万卷楼，2001），页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