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进及相关研究在过去的近百年来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繁复，从学科命名与合法性的重建到各种新思想、理论的立体观照等等，都使得这一学科显得生机勃勃、日益厚重。但同时也要看到，相关研究中也存在诸种弊端，如重复劳作，宏大叙事，学科合法性不充分等等。易言之，一个学科若想获得可持续性发展，除了在资料挖掘上不遗余力以外，同时更要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以及研究范式的更新。

长期以来，学科分工的日益细密和自我设障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繁盛之余疲态显现，单纯靠文献考据或舶来新理论生搬硬套中国语境等做法都易招人诟病，也难有新的大突破。我们必须找寻一种新的可能，或者从我们所压抑/遮蔽的过往实践中，或者是探索新的研究理路和范式。

在这样的语境中，华语比较文学概念的提出自然显得意义非同小可，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遽然浮现，而更应该是一种打破学科藩篱、既破又立的连接地带：它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丰富与更新提供了新思想/资源，而为1980年代以来区域华文文学（或曰世华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增添了联动的深刻性与丰盈的正当性。同时，它有利于我们在相关学科中超越许多既存的主/支流迷思和大中国中心主义的傲慢与虚妄。

毋庸讳言，这并非一个全新的术语，却备受忽视，在研究实践中偶尔有所涉及，却往往浅尝辄止；虽然有人提及，听来并不新鲜，但极富活力和创新性，本文力图以此为切入点，重新思考相关学科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鉴于其操作的复杂性和宽泛性，本文的主体打算从四个层面展开论述：一、概念厘定；二、必要性论证；三、实践及他度可能；四、进路与迷思。

华语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相对被忽略和压抑的文学研究实践，实际上却是有张力十足的潜在可能，一旦被激发，则会发挥出巨大威力。但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考察其概念的边界。

一 另类比较文学：边缘处审视自我

如果从二者的关系角度考察，华语比较文学更是一种另类的比较文学，它不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如果有的话），也不是考察中国内部的文学比较，为此我们有必要探讨比较文学的定义以及谱系。

（一）比较文学：游移的交涉。

对概念的追根究底式的考察往往带有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的可能虚妄，而比较文学概念的定义、起源等问题则相当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有学者在考察了其定义、发展后总结道，“严格说来，‘比较文学’这一术语作为学科名称与这门学科的内容并不完全相符，望文生义会造成许多误解。比较文学既不是一种文学，也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比较文学’这一术语表述这门学科虽然不十分准确，但约定俗成，由来已久，所以至今仍在袭用。”i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厘定复杂概念的尴尬。但为了更清晰地凸现华语比较文学的特殊性，我们仍然有必要梳理一下其定义的发展。

较早为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是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H. M. Posnett, 1855-1927)，其1886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作为该领域第一部理论专著，尤其值得注意。在该书第二部分氏族文学中，她专门比较了中国、印度、希腊、希伯莱、阿拉伯、印第安等不同文化中早期合唱的流变。尽管她所给出比较文学定义是文学进化的一般理论，即，文学要经过产生、衰亡这样的进化过程，ii但她毕竟将比较文学的概念进行了初步实践。

继起的是法国学派，其中以梵·第根（Paul Van Teighem,1891-1958）、卡雷（Jean Marie Carre, 1887-1958）、基亚（Marius Francois Guyard, 1921- ）等为代表。第根奠定了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他将文学的同源性作为可比性，同时强调“比较”的实证性。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那对于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他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iii

基亚相对窄化了第根的定义，他认为，“比较文学并非比较，而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iv而为基亚《比较文学》论著作序的卡雷则指出，比较文学应该再度精确化，它“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关系。”v显然，卡雷同样过度强调了比较文学中实证主义的事实关联。

对法国学派的窄化倾向与操作进行纠偏的则是美国学派，尽管他们内部也是和而不同。比如作为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样是比较文学大师的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则强调正视文学性问题，vi而雷马克（Henry H. H. Renmak）则主张，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vii该学派的其他代表者，如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 1915- ) 也坚持超国家与文化的“世界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

毋庸讳言，上述学派皆有它各执一端的弊端，所以，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则力图避免两派的偏执，而坚持走折衷之路，但悖论的是，在他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专著中，它并未给比较文学下一个清晰的定义。viii

除了上述学派以外，还有像俄苏学派、印度、阿拉伯、日本学派ix以及中国学派等等。整体而言，中国学界对比较文学的界定往往受西方影响较大。比如，卢康华、孙景尧就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相互关系。x类似的界定还有陈挺的《比较文学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而乐黛云在她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则在考察不同的定义后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她强调“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通过比较寻求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xi而陈惇和刘象愚则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提炼，在强调宏观视野和国际角度上，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 xii

而曹顺庆等人的观点是，在强调世界性眼光和胸怀的基础上进行跨越式文学比较，“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xiii

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理论的叠加，我们对比较文学的界定可能日益复杂和丰富。即使我们回到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层面上来，也肯定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尽管众多声音中不免交叉之处，但更多却是处于众声喧哗的状态。比如，约斯特（Francois Jost, 1918- ）就曾指出其所认为的四类比较文学课程和出版物：1它所阐明的是与其他作品有血缘关系的作品；2包含对文艺复兴、巴罗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一些标志着西方文明发展阶段的运动和潮流的研究；3考察文学作品的内部和外部形式，也即体裁（genre）出发的分析；4主题（themes）和母体（motifs）研究。xiv

如果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角度思考，也可五花八门。如乐黛云将之划分为接受与影响、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科际整合等；xv曹顺庆则分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xvi而孟昭毅则划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阐发研究、接受研究等等。xvii

上述举例在在证明，比较文学的中外定义多么繁复，内容和方法的处理上是多么丰富。换言之，比较文学其自身是不断发展的，游移的，即使是回到其可能的边界，彼此的交涉仍然是相对模糊的。

（二）华语比较文学：提出问题。

本文对比较文学概念的举例与剖析及其中国语境的绍介显然不是为了表演提炼和概括的艺术，而是为了推出华语比较文学，从而导出其独特的合法性、正当性。

尽管上述种种概念界定，内容与方法切割林林总总，环肥燕瘦，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认，他们更强调的是不同国别、语言、文化等之间的比较，而回到中国语境中来，则实践和盛行的是中西文学、文论与批评的比较式缕述。

不难看出，对同一语言内部发生的文学书写流变与万千姿态则缺乏更清醒的认知与更切实可行的比较。悖论的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乐黛云先生在存有一定华语比较文学意识的情况下，却仍然坚持了中西比较的操作。她指出，“我国又是一个侨民众多的国家。华侨在许多国家仍然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有自己的文学。如马来西亚的‘马华文学’，新加坡的‘新华文学’，美国的‘美华文学’。这类文学往往反映出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接触最前哨的种种动态，是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极好标本。”xviii

当然，这段话中仍然潜存了中国中心主义观点，而且对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归属指涉不清。实际上，尽管这些华文文学未必能被纳入所在国家文学的行列，但已和中国文学有所区隔，而且在政治认同上已经属于当地国家或区域了。更进一步，需要指出的是，如今这些文学书写似乎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认知和人为圈定，其“逆写”（write back）xix中心操作与文学水平已不容主流/支流，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思维的老套所能限定了。

但毫无疑问，在多元和混杂本土化意味贯穿或浸染的前提下，这些文学仍然有其共同特质之一——中国性（Chineseness，文化意义上的）。为此，以新的概念和涵盖来对这类文学进行比较则势在必行。华语比较文学概念的清晰提出则是源自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他集中界定的是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回看华语语系文学，我们却发现相当不同的面向。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外患频仍，但并未出现传统定义的殖民现象。香港、台湾、满洲国、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区里，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学创作即使受到压抑扭曲，也依然不绝如缕，甚至有 (像上海那样) 特殊的表现。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使然，百年来大量华人移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他们建立各种社群，形成自觉的语言文化氛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中文书写作为文化——而未必是政权——传承的标记。”xx更进一步，他也强调这一操作可以打通不同阵营的洞见与不见，知彼知己。

需要指出的是，王德威不仅仅是此概念的提出者，同时更首先是此理念的践行者和集大成者。他博士主修比较文学，后却能够以丰赡的理论涵养专治中国现代文学：先是台港文学、晚清文学，继而大陆文学，随后是美华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等等。正是由于其立足华语世界文学书写，高瞻远瞩、兼容并蓄，他可以谱系学方法与考古学策略游刃有余的处理大中华区域不同文学现象、流派思潮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复杂互动乃至抵牾、冲突与整合、表异与神似等问题，呈现出对华语文学系统内部极其精深的探研。xxi

而与此相反，在缺乏对此视点的深入理解和积极实践的情况下，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往往各自为政：治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无法感知不同时空下同一主题、思潮、作家等的嬗变，也因此无法作出有效、准确的诠释；而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则往往只是表面比附，如马来西亚的鲁迅等，并未能切实指出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谱系学上的不同位置；甚至有人坐井观天，只坚守有限的地盘。

在中国大陆，饶芃子教授也是眼光独到的学者。她屡屡强调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结合的可能性，要求从比较文艺学角度进行思考，突破既存的僵化模式。xxii但她并未整合出类似的概念，且更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可比较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华语比较文学下个定义：即是指在华语语系文学内部的比较。它同样也是立足世界性的背景，对所有华语书写的文学，包括离散书写进行不同层次和角度的比较。

二 检视威力：必要性论证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华语比较文学更是文学发展内驱力的必然。易言之，它的应运而生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而是源于各种文学自身规律、要求与变异的现实内爆（implosion）。

（一）文学内部规律发展的现实要求。检览20世纪中国文学史，现代性的追求无疑是一条不容忽略的主线，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各类现代文学流派的尝试与发展可谓百花齐放：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创造社、心理分析派等等各各发散出相互连缀又别具特色的现代性实践，这给起步较晚，步履蹒跚的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五彩斑斓的尝试图像，令人惊喜。

1949年后，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英雄文学和另类乡土文学成为大陆文学发展的主流，十七年文学显得相对单调，文革时期文学则公然凋敝，尽管十七年文学书写如果从现代性视角思考，也可能个性独具，xxiii但一般意义上说的现代主义文学似乎销声匿迹了。如果从教学角度看，这也是很多当代文学教师在讲授此时间段文学的尴尬之处：由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往往乏善可陈，意识形态的过于浓烈和时代隔膜往往令新一代读者/学生觉得它们面目可憎，常常敬而远之或惟恐避之不及。

但同时，如果拥有华语比较文学的视野以及问题意识，我们不难发现，台港文学在此时此刻却绽放出朵朵迷人的奇葩。简单说来，现代诗在台湾则如火如荼，它承继了1930年代戴望舒等人的余脉，吸取日文中的某些现代意味，同时从欧美现代诗歌进行横向移植，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1现代诗派，以纪弦、郑愁予、蓉子等为代表；2“蓝星”诗派，以余光中（新古典主义）、覃子豪、周梦蝶、罗门为代表；3“创世纪”，以瘂弦、张默、洛夫等为代表。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现代诗开始是由“现代诗”,“蓝星” 、“创世纪”等占尽风骚，而稍后则由“笠”、“创世纪”以及新生代诗人群共同主宰，可谓群星璀璨。xxiv

如果从小说文类考察，则此时期的香港文学时空无疑不容忽视，如“文坛常青树”刘以鬯、崑南等都引人注目。xxv崑南的《地的门》在1950、60年代的香港对殖民性的抵抗值得钦敬，而刘以鬯的《酒徒》则因了华语圈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的头衔（虽然不无简单化之嫌）更是有口皆碑，其实也可视为一部扛鼎之作，它对心理分析派的承继与发展可谓神似。

如果我们延续现代主义的实验，并将后现代主义纳入论述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当大陆在轰轰烈烈的探讨新写实、新历史、先锋小说时，香港的董启章、黄碧云则已经先行一步：董前卫的性别意识令人刮目，他在代表作《安卓珍妮》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黄碧云无论是书写“香港情结”，还是旅行经验，都屡屡证明自己的后现代性，从《其后》、《温柔与暴烈》到《媚行者》等等，黄似乎日益不可踵武，不断挑战自我以及批评家的承受底线。对她而言，“后现代是她对现代都市文明进行挑战和表现叛逆性格的适当容器。”xxvi台湾的林燿德同样彰显出强烈的反叛意识，他有意疏离意识形态，找寻与填充疑义，体现了在文化市场中后现代游戏色彩，他也被评论者视为“创造后现代的‘钢铁蝴蝶’”。xxvii

如果我们放开胸怀，新加坡戏剧之父郭宝崑对慢性症候的洞察；英培安的多管齐下，对华族知识分子命运的强烈关注；希尼尔微型小说对新加坡现代化的自反性再现（self-reflective representations）；柯思仁戏剧方面的后现代虚构；马来西亚黄锦树对中华情结的戏弄与反讽，黎紫书对阴暗和暴力的迷恋都可谓别具一格。他们在意义和叙事的开拓上都令人眼前一亮，而这些优秀的尝试不能因为出版的限制而导致我们视阈的狭隘，华语比较文学则是这种文学内在规律发展的呼唤的因应。

（二）丰富自我的可能性/可行性。

很多时候，区域华文文学不仅是对大陆文学的补偿和鉴照，而且同时也可能是对自我的另一种丰富，如果缺乏这种比较文学意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残缺的自我，也是对自我超越追求的一种固步自封。限于篇幅，我们聊举两个例子。

1五四运动：幽微差异。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文化史上走向现代化和自觉的一次重要运动，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无疑至关重要，而有关认识也是多层面的，或者是文化的，政治的，或者是学生运动；或者是偶然的发作，或者是必然产物等等都可谓众说纷纭。

而实际上，若我们回到运动的本体，更细一层，推动者的内部较力角度看的话，也是耐人寻味。毋庸讳言，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在此层面也是风格独具的。

大陆的五四运动往往充满了戏剧性色彩，在相当复杂的推手背后也更多彰显和掺杂了新旧两派的轰轰烈烈的冲突，尽管一开始也有人为的双簧表演激发。革命派的相对决绝、夸张，旧派和新民粹派的坚守、顽固或者不卑不亢都引人深思。所以，从胡适的相对温和，到陈独秀的张扬，都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侧影。当然，从文本阅读历史，从细节处显精神，考察五四运动的文化层面则是另当别论。xxviii

台湾地区则略有不同，当时的领军人物张我军（1902-1955）无疑值得聚焦。1924年4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 》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把新文学运动引到台湾。他在文中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来大力改造台湾社会 。随后他在11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向旧文学界发起了猛烈进攻。和大陆的群体革命派相比，张我军更多则是个人乌托邦式的，而且态度相当坚决、狂热，尽管他也曾继承了新文学倡导前辈们（如甘文芳等）的新知识分子立场，但他从未减弱对旧派的火热战斗激情。xxix

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的五四运动发展则别有洞天。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恰恰是旧派文人有感于当时的本土华人文化水平低下，思想保守，需要打破旧传统，提升整体的文化素养，所以毅然扛起了革新运动的大旗：他们一方面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另一面却同时教化文化水平极低的民众接受新思想，使用白话文。杨松年教授曾经精辟地总结道，“新马华文新文学就在一面承受中国新文学的冲击，一面致力于本身个性的塑造上向前发展。”xxx

不难看出，单纯是五四运动的推手，他们推动五四运动的姿态各异，所经历的竞争和阻力也不同。如果能够掌握这种细微的差异，无疑也可以丰富我们对五四运动发展的认知。

2不尽的鲁迅和复杂的郁达夫。如果从作家角度来看，我们也可发现华语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及其威力。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炙手可热的鲁迅和郁达夫在南洋的形象却也是姿态万千，甚至发生了冲突，值得深入探究。

鲁迅先生生前从未到过南洋，但鲁迅在南洋的影响却始终存在。尤其是在1920、30年代，鲁迅同样也是南洋文化人的偶像。鲁迅特色的杂文、语言、敏锐和一针见血的批判力深深的影响了当时的文人，“鲁迅风”比比皆是；哪怕是随着冷战的发展，鲁迅也曾一度被别有用心的视为另类文化沙文主义和霸权的代表，但仍有民众偷偷摸摸的膜拜鲁迅；到了50、60年代，方修（1922-2010新马文学史家）则成为重视捍卫鲁迅的代表人物，甚至到了70年代韩山元（1942- 新闻文化人）还是“新马推崇与发扬鲁迅精神的代言人”。为此，王润华慨叹道，“从韩山元的这个例子，令人心服口服的说明殖民的霸权文化即使在殖民主义远去后，其文化霸权下所发挥的影响力，还是强大无比。韩山元本地出生，其家族早已落地生根，但中国的优势文化，还是抵制住本土文化之成长”。xxxi

鲁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在南洋，1939年初到新加坡的郁达夫在回答槟城青年的提问时，还和拥护鲁迅的青年们产生了思想上的冲突与辩论。当然，郁达夫在南洋的历程则更耐人寻味，不仅是他消失于苏门答腊的死因扑朔迷离，尽管铃木正夫努力考证出其死因xxxii，而且，关键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浪子、颓废者、游荡者、零余者等形象到了南洋则发生的嬗变——他是以笔为旗的战士，也同样放荡不羁；他是酒厂老板赵某，也是积极的抗日者和日本侵略者的合作者，他的复杂身份和转变在令人眼花缭乱之余，却也值得深究。xxxiii如果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少了这一笔，无疑令人遗憾。

但不论如何，由上可见，对自我丰富的可能性强调则使得华语比较文学操作成为一种必然。

（三）逆写中国：离散冲击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作家对中国的书写似乎预示了全部的合法性，往往引人注目，有些甚至塑造了文学史上不朽的地域符号。比如鲁迅笔下的S城、鲁镇，沈从文的湘西，张爱玲的细节上海，而到了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一再镌刻，王安忆对上海的再度想象与呈现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

需要注意的是，离散（diaspora）书写对固有的中心的冲击，它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中心的高傲与自足。比如我们以入籍台湾的马华作家张贵兴（1956- ）为例，其热带雨林书写已经幻化成雨林美学，蔚为大观，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莫言的招牌地域书写——红高粱地。而引人深思的是，在其小说《群象》、《我所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小说中对中国的逆写。

张逆写中国的复杂性令人惊叹，比如其中的后殖民意味——当白人殖民者由于难于管理离开殖民地后，接管采矿业务的竟然是华人，而对之前同样是被压迫者的土著民族工人，华人矿主的暴戾程度却有增无减。同样批判的还有中华文化符号/象征，比如马来亚共产党中的思想导师往往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文化的化身，而此人却又悖论式的对当地土著有所歧视，甚至是欺压、引诱少女，无论精神，还是肉体。xxxiv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香港作家西西对“我城”——香港的意味深长的书写，童话视角也功不可没。

当然，华语比较文学中离散书写的集大成者无疑是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1940- ）。他的游荡经历和深切感知使他能够跳脱所谓中心的限制，在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中，他将中国幻化成一种个人记忆的唤醒与涂抹，文化伤痕与历史再现，他从性（身体）、寻根等视角探勘狭隘本土/国族等意识的离散乃至幻灭，甚至他也由此生发开去，视过程与自我为超越其他本体的禅性解脱。xxxv

不难看出，无论是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现实需求，还是丰富自我的层面，或者是更强大的离散对中心的冲击，加上“海外华文文学应是汉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一个‘间性’学科，就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而言，也可以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一个‘间性’学科”xxxvi，这一切都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我，明了华语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三 实践及他度可能

华语比较文学的提出从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有其必然性。虽然这个概念形成较晚，但其实践却已经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展开，我们实在有必要考察一下其得失，从而持续论证华语比较文学的可能性与威力。

（一）文学史重写：在动人口号与尴尬实践之间。

在我看来，如果考察文学研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我们应当首先关注文学性，其次要关注文学生成的地理时空差异，再其次才是文化/政治等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关注文学及其生成场域（field）的发展。

1小说史：可贵的尝试。本文无意比较所有的小说史，而是以相对比较早期的夏志清著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以下简称夏著）和杨义的同名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三卷本）为中心。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夏著的优点在于能够以西方相关经典的书写和丰富的文论作为标尺，丈量中国现代小说的得失与高下，同时以西方文学的大背景烘托并展现了中国的语境。刨除书中意识形态的强烈介入，夏著算是一部比较经典的论著，xxxvii即使从比较视角阅读，也有其独创性。

杨著作为十年磨一剑的结晶，同样有其值得深思的地方，整体上看来，“杨义的力作不仅从历史的、审美的层面而且着力从文化的意义上审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其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广阔性，注重联系、鉴别与思辨的视野，综合史体的体例创意，无不显示了研究者强烈的创新精神和文化识见，构筑成一种开放的文学史观。”xxxviii甚至某些华语比较文学的操作有其先驱意义。比如，他在历时性梳理现代小说史过程中，也难能可贵的彰显出地域色彩及其影响：比如台湾的小说史就得以被单列，而且分上下两章处理，论述相对详细，比如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都是重点。而香港小说史部分，则放在华南作家群中一并论述，但香港的早期作家，比如黄谷柳和侣伦却也是分节处理的。不难看出，杨著能够不偏不倚的论述当时港台区域的小说，对中国的概念有清醒认知，算得上一家之言。

但整体而言，二著作为早期作品，也有其缺憾。夏著的华语比较文学操作还相当薄弱，台湾作家姜贵也只是个附录，缺乏同时期的比较实践。而杨著中，虽然将作家纳入小说史谱系中，但其独特性和群体特征未能够在充分比较后得以呈现。

2文学史重写：视阈的孤独变迁。

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于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xxxix和陈思和、王晓明1988年在《上海文学》开辟“重写文学史” 专栏，让人欣喜地看到了某种新的文学史视阈的拓宽以及研究新范式的可能成长。

加上各个高校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推波助澜，一时间和近20年来，有关文学史的书写此起彼伏，热火朝天。或者是《中华文学通史》，《百年中华文学史论》，或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或者仍然延续旧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现代文学三十年》等等，不一而足，数量着实可观。xl

但如果从华语比较文学的视角进行检视，则可发现许多问题其实悬而未决。

（1）多数文学史著作缺乏不同区域文学比较的意识。比如说，钱理群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主编《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著《当代文学史》等等都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文学史意识的重构和创新，但美中不足的是，整体看来，同样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港澳文学部分未能得到应有的顾及和重视。哪怕是借用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也是悖论重重，那往往是刨除了大陆文学的。如王德威所指出的，“时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以示尊重各别地区的创作自主性。但在罗列各地样板人物作品之际，收编的意图似乎大于其它。相对于‘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彼此高下之分立刻显露无遗。别的不说，大陆现当代文学界领衔人物行有余力，愿意对海外文学的成就作出细腻观察者，恐怕仍然寥寥可数。”xli

（2）少数顾及区域华文文学的文学史著往往缺乏对文学内在发展规律探求的勾勒，从而使得文学史缺乏内在逻辑的关联，甚至更多是板块的拼凑。在实质上，文学现象、流派和作者等都仍然是相对独立的。如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虽然难能可贵的涉猎了台港澳文学，但仍然是各自为政，未能发挥比较的威力。陈辽和曹惠民主编的《百年中华文学史论1898-199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虽然在框架上对区域华文文学的重视更进一步，但仍然缺乏清晰的主线贯穿和逻辑梳理。在历时性的操作中，更多是拼贴了区域事件；而在以主题为线索的结构中，未能描述谱系学中的独特性。

而研究区域华文文学的人，有些人也是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文学史的重写更多是一种视阈的孤独变迁，而在质的更新，尤其是比较意义上，仍然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二）把脉论文：本土贫弱。

如果我们从相关论文着手进行考察，便不难发现华语比较文学的论文书写可谓相对寥寥，但就目前的少量论文来看，却也是问题多多。

1本土贫弱与流弊凸显。对数量不多的论文进行望闻问切，便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不少。首先，重复劳作，互相过度参考，而因此造成疏讹且往往以讹传讹。

其次，宏大叙事，不着边际。如果是早期的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者，比如饶芃子、刘登翰、陈贤茂等，他们在资料不足和研究贫乏的情况下进行探索，可能出现宏大叙事的特征，如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xlii之间的关系勾勒等等。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却频频有意重蹈前人迫不得已的覆辙，如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台港澳文学比较，东南亚诗歌中的中国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等等。这样的议题并非没有价值，但论者往往搞错了对象，在有限的篇幅内解决歧义丛生、特例百出的文学共性，实在令人困惑。

再次，乱用概念。由于缺乏对前沿课题的把握以及资料的充分掌握，一些论者经常混淆专业术语，甚至将陈旧不堪的概念翻新，或者将新概念镶嵌到旧体制中，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新潮，而实际上，多数论文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上述种种流弊，在在凸现了论者对研究对象本土（性）了解的匮乏：对研究对象缺乏必要的复合认知，田野考察和资料掌握以及设身处地的“了解之同情”，所以只是凭借有限的资料进行丰富的想象、虚构和一再误读，尽管有些人将文学批评转换成了表扬修辞学。

2本土楔入：进路与限制。实际上，本土（性）仍然可以成为华语比较文学至关重要的新进路。

无论是从历时性来看，还是从空间的视角来看，本土（性）都是一个不断流动和发展的概念。毋庸讳言，作为不断发展的概念，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兼收、融合异质性的过程，比如，从中国性可以演变成本土中国性；同时，本土性本身也包含了中国以外的异族性/他者对其自身中华文化的耳濡目染与渗透。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本土性视角/进路绝非是对其他领域的忽略或者打压，相反，其他可能的存在反过来可以使它发挥更大威力、特色鲜明。而本土性绝非对外来的排斥，相反，只有巧妙利用外来特质，才会让自己更加本土化。xliii

如前所述，王德威可谓是华语比较文学操作的集大成者，我们不妨以其《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2004）进行说明。在该书的四章主体书写中，呈现出独到的问题意识与论证理路，尤其是每篇论文都是华语比较文学的绝佳范例。采用谱系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它们往往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出入古今，跳脱地域：从大陆到台港、新马，到更远的海外；从晚清到现代乃至当代，王成功的论证了华语比较文学的可行性，关键的是，他由此带来了文学研究的新理路与可能。 xliv当然，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优秀学者也功不可没。

四 进路与反思

华语比较文学似乎和西方文论话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需要警惕的是，在考察相关话语和思路带给我们不少新意与冲击时，同时也要深入反思其可能的陷阱和幽微之处。

（一）英联邦文学与后殖民话语。

英语世界中的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理论xlv往往会被挪用到华文文学研究中来，进行比附。毋庸讳言，它对于我们开拓思路、视野极有助益。尤其是，它可以用来连缀同一语种的不同区域文学。但需要警醒的是，从二者的本质差异来看，这一术语并不真正适合华语比较文学。

在英联邦文学圈子内，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往往含有一种殖民/被殖民关系，甚至这种关系今天还有一定的残存的仪式性和政治性关联。比如，之前的殖民地对英国女王的象征性致敬，而英国也设有英联邦奖学金，鼓励它曾经殖民过的当地子民申请攻读学位。甚至回到文学上来，也设有英联邦作家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xlvi

而华语比较文学的语境则不同，也即，中国从未殖民过其它华文区域/国家，或者借政治统治推广华文与文化，直到今天，不同华语文学区域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相对松散的。

当我们使用后殖民理论时，也要注意类似的陷阱，哪怕采用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界定，“凡是曾经遭受过殖民统治而现在又摆脱了此种统治的文学，均可视之为后殖民文学。它是以少数民族、移民、当地土著作家为代表，与欧美白人主流文学分庭抗礼的非主流文学。”xlvii同样，作为华文的母体和源头的中国从来没有从政治和文化上殖民过其他区域，所以，必须巧妙和认真化用相关理论。

（二）华文后殖民：警醒与反思。

如果回到华文语境内，我们在使用后殖民时，同样要注意扬长避短。

1中国性（Chineseness）。毋庸讳言，由于不同区域文化和时空的差异，中国性是一个复数概念（Chinesenesses），甚至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时空与语境中，中国性的重点和中心侧重也会不同。比如朱耀伟就曾经从后殖民视角指出1990年代以来大陆、香港、台湾中国性的主要特征分别为：阐释中国的焦虑、混杂的边缘和本土的迷思。xlviii当然，新马华文文学也有不同的本土中国性。

对中国性这一概念保留有清醒的认知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要注意在汲取不同中国性资源时，不要被母体资源遮蔽了自我，从而难以形成本土中国性；而另一面，也要避免因噎废食或过度敏感，xlix那样只会导致华文文学贫血，缺乏必要的合法性。

2经典借鉴：以鲁迅为中心。作为20世纪文学史上的源头人物和巨匠，鲁迅对于华语写作，乃至东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前述鲁迅从未到过南洋，但他对南洋华人的影响却非同小可。

但如果对鲁迅的新颖认知是建立在错误套用后殖民理论的基础上，这种新颖也是要不得的。王润华曾经借此从文化的角度认为，鲁迅的荫蔽和强势削弱了本土文学的发展，所以，由此得出鲁迅在新马角色的转换：从反殖民者到殖民者。l实际上，这些东西更多和接受者的角色转换有关，而和作为本体的鲁迅关系不大。更进一步，如果存在殖民现象，则毋宁更是一种“内部殖民”——新马本土华人在使用鲁迅对付内部敌手。

同理，文学台独对鲁迅的拒斥也因此显得荒谬不堪，如果鲁迅遂其所愿，真正成了外国作家鲁迅，那坚守本土的走火入魔者推开的不只是一个作家，而是对经典和自我的否定。而其中的悖论是，一方面，自己明明是用华语进行书写和辩驳，而另一面，却要求否认和剔除这个语言书写史上的集大成者和代表者。

为此，我们更进一步关注进入与跳出本土性的一些问题，如前述本土性可以作为华语文学研究的新进路和独特问题意识，但同时要注意跳脱这一概念内部陷阱的必要性。

同样，本土性并不意味着拒斥外来，从此更彰显自身的纯粹性，而实际上，在全球化语境下，纯粹的本土近乎虚妄；本土可成为一种警惕文化侵略和殖民的立场，而不是占据利益和瓜分资源的立足点；本土也是一个发展的、流动的概念，其边界也是可以游移的；本土性只有否定自我，才能真正变成本土的，同时，它也不是文学高低水平判断的唯一标准。

结论：杨乃乔敏锐地指出，“如果把大陆作为一种唯一性的孤立文化透视点，笼而统之地把大陆以外全部华裔汉语文学视为一种现象——海外华文文学，这样必然削平了海外汉语文学写作因受不同地域文化影响所形成的不同审美价值评判。”li问题看到了，则必须有相应的解决方案，而华语比较文学就是一种尝试，但此概念的提出与实践要求我们首先要立足文学本身，探寻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此，本土人的立场和认知体验至关重要；其次，展开此深入研究的前提与目标都应该是关注并反思文化的混杂与变异，在中华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它是一种有机的标尺和探测器，而且在此前提下，探寻华语比较文学的流变对不谙外文的中国研究者提供了更可靠的研究基础；再次，在挪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考察华语文学时，我们要扬长避短，警惕其中的偏颇与迷思。当然，目前更重要的任务在于，我们对此概念及其相关意识必须深刻认知、清醒内化与巧妙化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该文原刊《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i 孟昭毅编著《比较文学通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页17。

ii 具体可参周纯《波斯奈特及其〈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1期。或可参H. M.  Po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ondon: K. Paul, Trench, 1886;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1970).

iii 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17-18。

iv 马·法·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前言页1。

v 具体可参马·法·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951年初版序。

vi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页133。

vii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页1。

viii具体可参Ulrich Weisst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Bloomington,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一章定义。也可参中译本——威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页1-27。

ix 相关论述可参曹顺庆等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页193-252。

x 卢康华、孙景尧著《比较文学导论》（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4），页15。

xi 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页33。

xii 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27。

xiii 曹顺庆等著《比较文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页47。

xiv 弗朗西斯·约斯特著，廖鸿钧等译《比较文学导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前言页2-3。

xv 具体可参乐黛云著《比较文学原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xvi 具体可参曹顺庆等著《比较文学论》的结构。

xvii 具体可参孟昭毅编著《比较文学通论》的主体架构。

xviii具体可参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的名与实——〈比较文学丛书〉总序》，第8页。

xix 具体可参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 Helen Tiffin eds.,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9。此处主要是指以中文书写本土，并对中国中心进行某种消解的操作。

xx 王德威《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联合报》（台北）2006-07-08，全文2006年7月8-9日连载。更加详细的论述可参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xxi 有关王德威学术研究总结的论文有林分份《史学想象与诗学批评——王德威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季进《文学谱系·意识形态·文本解读——王德威的学术路向》，《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徐德明《“华文语境”中的当代小说批评视界——从王德威的“知识地理”探勘说起》，《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期等都增益我们对王德威学术路向的认知，但在我看来，也都存在认知的偏执和片面。

xxii 相关论文有饶芃子《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学研究》，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编《渴望超越——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暨南学报》2000年第1期等。

xxiii具体可参董之林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xxiv 详细论述可参杨宗翰著《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北：巨流出版社，2002）。

xxv 相关论述可参赵稀方著《小说香港》（北京：三联书店，2003）。有关刘以鬯的论述可参周伟民 唐玲玲著《论东方诗化意识流小说：香港作家刘以鬯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和拙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以及拙文《重读〈酒徒〉》，收入杨松年 简文志编《离心的辩证：世华小说评析》（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

xxvi 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474。

xxvii 黎湘萍著《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页266-282。同时指出的是，这部著作也是大陆少见的具有比较意识的论著。如比较上海和台北，1980-90年代大陆、台湾文学试验的异同等。

xxviii 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有周策纵著，周子平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和陈平原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xxix 关于张我军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位次，可参秦贤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传记文学》，第五十五卷第六期，1989年，第125-132页或者可参田建民著《张我军评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xxx 杨松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马文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79种，1989年，页22。在杨松年著述的《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教育出版社，2000）中，这一观点得到深化，他发现了文学传播与推行的独特性以及与区域性特质的关联，原因等（页33-55）。

xxxi具体可参王润华著《华文后殖民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页64。

xxxii 具体可参铃木正夫著，李振声译《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但铃木在实物证据上仍有不足，如没有找到郁的骨殖等。故此说仍有争议。

xxxiii 可参拙文《丈量旁观与融入的距离——郁达夫放逐南洋心态转变探因》，《香港文学》2002年第9期，总第215期，页34-38。

xxxiv 具体可参拙作《雨林美学与南洋虚构——从本土话语论张贵兴的雨林书写》，《亚洲文化》（新加坡）总第30期，2006年6月，页134-152。

xxxv 具体可参拙文《想象中国的吊诡：暴力再现与身份认同——以高行健、李碧华、张贵兴的小说书写为中心》，“历史与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2007年1月4-6日，香港中文大学。

xxxvi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点——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见刘中树等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的新世纪》（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页5。

xxxvii 整体评价可参王德威为夏著英文第三版的导言，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Der-wei Wang. 3r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xxxviii 陈颖《开放的文学史观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评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xxxix具体可参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著《 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xl 1990年代以前的书写可参黄修己著《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黄本人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主编。

xli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页2。

xlii 严格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值得置疑，除了在指涉整体区域的华文文学可用之外，在这个概念本身，根本就缺乏可以连接的一致本质特征。具体可参拙文《谁的东南亚华人/华文文学？——命名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学海》2006年第3期，第183-188页。

xliii 具体可参拙作《本土楔入：可能与限定——以新马华文文学为例论世华文学研究的新进路》，《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页7-9。

xliv 有关这本书的书评可参拙文，刊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5年10月号或张松建《历史暴力与文学记忆》，《读书》2006年第2期，总第323期。

xlv 2006年为止仍然发行的专门的英联邦文学季刊（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它不仅研究英联邦文学本身，也研究和它有关联的文学及其理论。有趣的是，2006年时，它的编辑委员会一位来自英国，一位来自印度。

xlvi 英联邦作家奖设立于1987年，由英联邦基金会管理，旨在鼓励和表扬英联邦地区内的文学人才以英语书写的杰出贡献。具体可参如下网站的说明：http://www.commonwealthwriters.com/。

xlvii 任一鸣 瞿世镜著《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页203。英语论著中有关后殖民的著作可参Bill Ashcroft, et al (eds),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Bill Ashcroft, et. al.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5).

xlviii 具体可参朱耀伟《谁的“中国性”？──九十年代两岸三地的后殖民研究》，见《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9期2001年春/夏季号，页135-158。

xlix 我曾经就新马文学中的“去中国性”现象进行了批判，具体可参拙文《“去中国性”：警醒、迷思及其它──以王润华和黄锦树的相关论述为中心》，《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17期，2003年8月30日。

l 王润华《从反殖民者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收入王润华著《华文后殖民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

li 杨乃乔著《比较诗学与跨界立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页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