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派文化之中，有非常复杂的各种互相对立、互相冲突和互相渗透的元素。这些多歧性的元素，包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同，外来文化之中，还有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的区别，而西洋文化之中，又有清教徒文化与拉丁文化的紧张；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与波希米亚（流浪文人）两种基因的对峙，以致于最后融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被人讥讽为“崇洋迷外”，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了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风雅与世俗
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文化分析模式，对于上海来说，同样也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众文化各种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戏剧的发源地，民初的言情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海派的京剧比较起京派更多商业与市场的元素，然而，上海同时也是精英启蒙文化的摇篮。最早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作为报纸的主笔，以“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大江南北，《时务报》象征着近代中国批判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晚清的启蒙源于上海，同样，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将启蒙的火种接力到北京，启蒙遂蔚成大潮。
上海的启蒙与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精英文化凭籍的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学。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的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大学吸引的是知识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论、教科书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事实上，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启蒙思想，在沙龙和同人刊物之中传播，启蒙领袖们以精英自居，对待一般大众取居高临下态势，卑视大众的无知和愚味。而百科全书派走的是另一条大众启蒙的路线，面向一般读者，于是启蒙不仅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且也是一门世俗的生意，一门可以赢利赚钱的生意。
启蒙之所以成为生意，乃是与现代印刷业的出现有关。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张。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北京不同的是，便是以印刷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与书籍，皆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皆要考虑到阅读大众、戏剧大众和电影大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取向。于是，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便不是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
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以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学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计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向成功。
在上海文化之中，不仅启蒙与生意无法分离，而且革命精神与名士派头也纠缠在一起。革命不仅是悲壮的志业，也有可能充满诗情画意、酒色才气。最能代表这种海派革命风度的，莫过于清末民初的南社。南社成员大都来自江浙江南小镇，其成员中有职业革命家、有鸳鸯蝴蝶派、有汉学大儒，有艺术家诗人，也有党魁政客。他们继承了明末东林党人的遗风，聚会成社，以革命为共同的关怀，出没于茶馆青楼，诗酒高会，纵论天下。革命意气与名士做派，交相辉映，很能体现出海派文化的意蕴。后来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人，也继承了南社的这一精神传统，不过显得更洋派，聚会的空间不再是茶馆青楼，而变成咖啡馆和舞厅。
北京的五四启蒙阵营，到1925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启蒙的不同遗产，却相互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紧张，在北京表现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主流出版媒介，虽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却不置于前台，他们以一种广义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现。上海所谓的自由派，与北京胡适为领袖的自由主义不同，自由主义是一套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文化与政治立场。而上海的自由派不同，比如商务的老板张元济，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乃至其他各种主义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纳之列，体现出海纳百川的博大与宽容。对待西化与传统的态度，亦是如此。很难将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分为西方派与传统派，对于中西文化，他们无宁是调和的、会通的，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上海有启蒙传统，也有消费文化，启蒙与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世俗，也是相互通的。正如前面所说，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洋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既过着世俗的生活，又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虽然有界限，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相反地，所谓的海派文化多是以雅俗共赏著称，鸳鸯蝴蝶派有风雅的一面，精英的启蒙文化也走世俗路线。
海派文化的这种雅俗混杂，有两个文本上的典范。一个是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散发着强烈的市民气息。她把玩城市生活的世俗，写出日常生活的诗意；她洞察都市的人情世故，从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之中看出一丝淡淡的苍凉。随着上海的再度崛起，张爱玲的小说再度在都市读者中走红，这并非偶然。
另一个雅俗一体的范本是清末民初的四马路文化。四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当年是上海各种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汇聚之地，被称为“娼优士合璧”，这里既是近代传媒的中心，也是妓女集中的风月场所，又是各种新式戏院的云集之地。当年的福州路旁边短短的一条望平街，集中了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新闻报》、《商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生活书局等最有影响的书局也汇聚与此。戊戌变法之际，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在这里搞强学会，办《时务报》，掀起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的狂潮。四马路同时又集中了近代都市娱乐与消费的一切要素，福州路上的知识分子们承继明清江南士大夫的精神传统，白天在报馆高谈阔论，鼓吹变革，晚上到戏院里看戏，欣赏海派京剧，或者去青楼吃花酒。他们将风花雪月带入启蒙事业，又使欲望场所充满了文人的雅兴和情趣。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和“言情小说”皆发源于四马路，又以四马路文化作为场景：前者虽为社会讽刺和政治批判，采取的却是通俗小说的形式，后者虽为休闲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在艺术上却力图追求文人的风雅。
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世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彼此镶嵌，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其文化内部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城市人气质，一种是布尔乔亚文化，一种是波希米亚文化。所谓的布尔乔亚（bourgeois）文化，乃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与第二节讨论的新教伦理有关，中产阶级有稳定的职业和客观的收入，他们在道德上保守、严谨，遵从现存的社会秩序与生活秩序，富于职业伦理精神，在文化上代表着主流价值和流行趣味，是一种“规矩人”的文化秩序。另一种是波希米亚（bohemia）文化，波希米亚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所谓的波希米亚人，指的是都市中的精神流浪者，他们通常生活在都市的边缘，性格另类，感觉敏锐，喜欢挑战现存的主流价值和社会秩序，是都市生活的反叛者和越轨者。在近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之中，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气质同时存在，一方面它们存在于不同的都市空间与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又相互渗透、彼此影响，融合为上海都市特有的“小资”文化。
近代上海是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从清末开始，传统的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相结合，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绅商阶级，这就是上海最早的资产阶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培育了资产阶级的勤奋、冒险和投机的精神，也孕育了他们中庸、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符合市场的商业伦理，在商业上大胆，在伦理上保守。从上海开埠到五四年代初资产阶级被赎买消解，即便从绅商算起，满打满算，不过短短一个世纪，资产阶级也不过两代人。成功者，多暴发户。暴发户类型的资产阶级，可以有万贯家产，不一定有文化，即使有的话，也是物欲主义的暴发户文化。木心先生在《上海赋》中分析说：“上海是暴起的，早熟的，英气勃勃的，其俊爽豪迈可与世界各大都会格争雄长，但上海所缺的是一无文化渊源，二无上流社会，故在诱胁之下，嗒然面颜尽失。”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化，但广大的中产阶级，却奠定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基本性格，有自己的精神脉络。这一脉络，被称为职员心态：忠于职守、精明能干，与时俱进，随机应变。这是市民社会的普世性意识形态，但在上海，又染有深刻的殖民文化心态。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上海不仅有暴发户型的大资产阶级，有城市主流的职员阶层，更有广大的小市民。上海是小市民的汪洋大海。大资产阶级也好，中产阶级也好，小市民阶层也好，这三个阶层不仅经常性的上下流动，一夜咸鱼翻身和瞬间堕为平民的例子每天都在上海滩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社会阶层在精神上高度同质，都分享着市民社会之中布尔乔亚文化的基本特征。大资产阶级刚刚从市民阶级之中上升不久，往往带有浓郁的市侩气，而小市民阶层在精神上比附上流社会，也会在文化上附庸风雅。上下调和，于是一种职员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文化便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主流。这一主流文化在世俗之中，又竭力表现出风雅，成为上海特有的雅俗共赏的都市文化的社会基础。
青帮领袖杜月笙，在解放之前曾被市民社会认为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他从社会最底层浮起，带有小市民的聪明、伶俐、察言观色与审时度势。发迹以后开始从良，在中外各路政治势力之间长袖善舞，寻觅生存和发展空间，并且靠近文化人，到处行善，以上流社会的标准行为处事，终于修成正果，与大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与报业大王们一起，成为上海地方社会的领袖精英。这一为无数上海小市民所羡慕不已的成功典范，证明在小市民与资产阶级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不过，上海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挤入上流，却无法让其所代表的文化，抹去原来的小市民的精神印记。
近代的上海，是大大小小的布尔乔亚的天下，然而在都市空间的边缘，乃至中心，却潜伏着另一类都市的叛逆者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人的精神气质从本质上是反主流、反资本主义的。在近代上海，有两种不同的波希米亚文化人，一种是激进的政治反叛者，另一种是温柔的文化叛逆者。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左翼文化人，潜伏在虹口公共租界弄堂深处，在城市的边缘处冷静地打量着上海这个现代性的怪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左翼文化人，敏感而激进，与都市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大多住在石库门民居的后厢房，俗称亭子间，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世态炎凉有直接的感受，对上流社会的奢华与虚骄充满着敌意。他们与这个城市在精神上是疏离的，但在身体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上海的媒体，各种报纸副刊、同人杂志和大小书局，既是他们谋生之地，又是从事文化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文化人，作为一种最激进、最疏离的城市边缘人，他们并非完全与上海这个都市完全隔离，相反地，他们所发生的声音，反而成为上海的另一种精神象征，在布尔乔亚文化之外另一种反叛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使得近代上海与北京区别开来，使得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在租界的掩护之下，成为知识分子反叛的大本营。
如果说左翼文化人蛰伏在租界边缘的亭子间的话，那么在殖民文化的中心法租界的洋房与公寓里面，还生活着一群温柔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疏离者。那就是第二节提到的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等现代主义派文人。这些新感觉主义的诗人、作家，敏感地感受到现代都市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莫测、难以把握，揭示了都市对人性的异化。在都市这个现代时间流之中，人骨子里是寂寞的，不仅与都市疏离，而且与他人隔绝，这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孤独。以个人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文化，正如丹尼尔·比尔所说，尽管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但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即布尔乔亚文化具有内在结构的紧张，是现代世俗社会祛魅以后不可避免的精神现象。近代上海虽然是一个年轻的东方资本主义都市，她同样表现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内在冲突的性格，而且具有更鲜明的东方色彩。上海的现代主义派不仅来自法国拉丁文化的熏陶，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与明清以来的江南士大夫文化有着血脉关联，他们在精神生活上是虚无的、颓废的，但在物欲生活上却是兴致勃勃、生气盎然的。换而言之，他们同样具有双重的性格：一方面在上流社会的高档咖啡馆、酒吧和电影院，与中产阶级一样享受着都市物质生活的世俗乐趣，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感叹都市的魔幻、人生的无常和精神的孤独。他们是精神上的温柔反叛者，在日常生活上又是这个都市的主流消费者。
在近代上海，主流的布尔乔亚文化与边缘的波希米亚文化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和一条不可跨越的精神鸿沟。固然在两种文化的两端暴发户文化与左翼文化具有精神的单一性和极端倾向，但大部分上海人的文化取向都以某种不同的比例游走于这两种文化之间：上海的中产阶级力图在精神上超凡脱俗，具有无伤大雅的温柔反叛；而边缘的文化人也不甘边缘，只要有可能，也会享受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精致和风雅。于是，一种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应运而生，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价值和主流风尚。这些沪上“小资”，白天是循规蹈矩的职业白领，西装革履，道貌岸然，行为规矩，道德保守，一到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纷纷涌入装潢精致、格调各异的酒吧、咖啡馆、餐厅和夜总会，表现出自己放荡不羁、离经叛道的一面，或者在网络上以匿名者的身份，表现出十足的“愤青”，成为主流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批判者。当代上海的“小资”文化，在精神脉络上便来源于近代上海两种文化之间的混血，在新的时代里面又进一步发扬光大。
近代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
上海近十年来一直流行“怀旧风”。这里所怀的旧，不是说过去所有的旧，所有的历史传统，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旧，特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指二十、三十年代为代表的海上旧梦。近代上海有两种历史传统：一种是从上海开埠，到二十、三十年代形成高潮，这是殖民时代的近代文化传统。另一种是1949年到1978年革命时代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殖民年代的上海与革命年代的上海所遗留的传统差别非常大。任何一种怀旧，都隐含着某种批判意识，海上旧梦的背后，隐含着对19 49年后计划经济传统的批判和反思。上海的怀旧与西方各种各样的怀旧不同，欧洲或美国的怀旧通常是对中世纪贵族和共同体传统的怀旧，是对前现代生活的怀恋。西方的怀旧蕴涵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关系的反叛。而当代上海的怀旧，却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怀旧，怀的是殖民年代资本主义的旧。
殖民年代、革命年代和改革年代，160多年上海的历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年代。今日的改革开放，似乎要重续旧缘，接上被革命年代所中断的殖民时代的现代性与近代上海文化传统。问题在于，毛泽东时代的上海，在社会主义的神圣目标和乌托邦建设蓝图的激励之下，整个城市从社会基础到生活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经过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形成了为整整一代上海人所接受的新的文化传统。革命年代所塑造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建国初期的50年代共产党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的动员、行政体制的强制和群众运动的自觉，将从殖民年代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改造为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新传统？这一新传统又如何沉淀到当代上海人的精神世界，如何与过去殖民年代的旧传统发生冲突，以及互相渗透？革命年代的上海城市文化传统，不是一行写过的废字，用一块情感的橡皮，想擦就能抹去的。作为一种更贴近现实的历史遗产，反而比殖民时代的记忆更紧密地纠缠于当代上海人的精神世界。当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实际上面对着三种不同的历史传统：明清时代江南文化的地域传统，殖民年代的近代文化传统和革命年代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三种传统，由远而近，由弱而强。在当代上海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越是遥远的历史传统，就越是陌生，越是孱弱，只是隔代的想象，反而越有强烈的复兴冲动；而越是年代相近的传统，就越是熟悉，形成了依赖路径，就更有重新反思的必要。
近代以来上海两种最重要的近代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区隔，反而互相纠缠，形成了今日上海城市精神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的冲突和紧张：一方面，清末民国年间留下的历史遗产，使得上海具有深厚的市民社会传统，市民意识、市民权利和市民的能动性在全国首屈一指，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的计划经济传统，又使得上海人比较依赖强势政府，习惯通过行政的方式建立城市秩序；一方面，殖民时代的世界城市传统，使得上海人具有向外开放的心态，有拿来主义的勇气，另一方面，革命年代所遗留的自力更生传统，又使得上海人夜郎自大，心灵封闭；一方面，1949年之前的上海崇尚资本，向往上流社会，相信优胜劣败，天经地义，留下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推行平等划一，抑制社会分化，保护社会底层，突出工人阶级的地位，又留下了平等主义的传统。凡此种种，皆构成了今日改革开放时代上海人文化传统和城市性格复杂的多歧趋向。
上海文化的多歧性
上海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既无法用江南文化，也不能用某种西方文化来概括。上海文化是八面来风，中西兼容，南北通吃。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开放的移民城市，上海人来自全中国、全亚洲和全世界，以其宽容和大度，包容了这些五湖四海新移民带来的本土文化。上海文化是一种洋径浜文化，不中不西，又亦中亦西。上海文化，一字而蔽之，那就是一个“海”字。海何其辽阔，何其博大，容纳得了百川。百川入海之后，就不成为川，而汇合成一个文化大海。白昼夜晚，千变万化，美仑美奂，魅力无穷。就像纽约一样，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所有的地域文化、宗教传统和高级文明，到了上海之后，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后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极具都市风格或东方神韵的“海派”，所谓海派西餐、海派西装、海派英文（洋径浜英文）、海派川菜、海派京戏等等，皆是外来文化被融合、被改造的典范。上海这个大都市，既有很强的吞吐能力，胃口奇好，可以吸纳各种互相矛盾、对立冲突的文化，拿来主义，来者不拒；同时又有同样强大的消化能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将各种不相关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做出一道蛮有风味的海派大餐。上海是一个展示的大码头，又是一个文化的搅拌机，她见多识广，眼光挑剔，又宽容并畜，点石成金。上海文化的优势一是开放，二是杂交。开放加上杂交，便有创新。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多元文化、区域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相处，互不相关，有彼此竞争。而上海文化的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代表着都市文化的上海文化所改造，所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而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
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城市年龄比较年轻，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诞生，在国际开放中发展。上海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时势。上海人是最懂得时势的，识时务者为英雄。时势不同于传统的天命、天理与天道，天道恒常，有其不易的客观性、稳定性和超越性。但时势不同，时势常新，外部的空间与时间变化了，时势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海处于国际化的前沿，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内形势也变化无常。上海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历史和文化根基的现代都市，其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便是顺应时势，不断求变、求新。上海人无论出国，还是到外地，适应环境的能力，永远是最强的，不会固执于某些理论的教条或传统的伦理，总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生存也好，发展也好，个中的秘诀就是不断求新，求变，与时俱进。上海人很少恋旧，拘泥于传统，对新的东西、新的观念总有跃跃欲试的兴趣，总是愿意走在时代的前面，喜欢把握潮流、领导时尚。上海永远是中国的时尚之都，在明清时代的江南文化之中，已有此端倪。到殖民时代，其摩登时尚，不仅独步神州，而且领先东亚，笑傲世界。即使在清教徒精神弥漫的革命年代，上海依然不脱时尚的本色，擅长在整齐划一中把握个性，上海产品当年在封闭的环境下畅销全国，靠的就是这一本领。改革开放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显露无遗，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观念、所有的建筑与所有的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海派文化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海派是世俗的，也是务实的。上海人像英国人一样，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好抽象的理念教条，他们从生活中来，更相信经验，相信日常生活升华出来的理性。上海人永远做的比说得多，信奉的是拿实实在在的“货色”出来，而不是在话语上抢得优势。上海人是实在的，靠得住的，他们不轻易许诺，一旦承诺，会认真地去兑现。上海具有国内难得的职业精神，将平凡的职业视为志业，在繁琐的俗务中做出美感，做出情调，做出诗意。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又象法国人，不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本身，总是在追求世俗背后的浪漫、实用背后的格调。上海人身上流淌的是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脉，日常生活不一定奢华，但一定是精致的；情感或许不真诚，但一定是浪漫的。上海人注重形象，注重包装，注重外在的那层气质、品味和格调。上海的务实，是布尔乔亚精神的体现，上海的浪漫，是波希米亚人的风格，但极端的资产阶级和流浪文人的精神，极端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传统，在上海又偏偏吃不开。上海不是一个走偏锋的城市，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又不偏激。上海城市精神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学，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小资文化是浪漫的，而这两种城市精神在上海又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最典型的上海人之中，务实与浪漫，兼而有之，相得益彰。上海男人的可敬与上海女人的可爱，皆渊源于此。但因为不偏激，不走极端，那些真正有大才气、大制作、大疯狂的传世之作，很少诞生在上海，上海文化被中庸了，被平面化了。
这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真实面相，她的优点就是她的缺点，她的现实便是她的过去。然而，当我们理解了上海城市的万般风情，她的所有的可爱与矫情之后，这一切还会是她的未来吗？上海包容，她会吐故纳新何种已有的传统？上海善变，她会像哪个方向去变？上海中庸，她会再度在文化上疯狂一把吗？
已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不是一个城市不可变易的宿命，未来的上海是什么样的都市，一切有待于上海自身的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选择，也是每一个新老上海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