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过春节，就会去给几位老先生拜年，虽然我在北京过年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在的时候都会去拜年。拜年主要是听老先生们聊天，长见识。现在回想起来，记得最多的可能要数邓恭三（广铭）先生给我们讲的事了，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问什么讲什么，从学习方法、治学做人，到学人掌故，听得我们总是不忍离去，直到下一拨拜年的人把我们“赶走”。
现在又是拜年的时候了，回想起来，我听得最多的是邓先生讲他和陈寅恪先生交往中的一些事情。
我们78级入学的时候，邓先生是系主任，给我们请了很多有名的学者来上课，我记得的有杨伯峻、王利器、马雍、李学勤、陈高华、刘乃和等等，他也自己做讲座，讲他治学的“四把钥匙”。在他讲到目录学的时候，拿着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他自己编写《辛稼轩年谱》为例，来提示目录学的重要。
他很得意地说，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看到他的《〈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后，要从城外的清华园跑到城里来“亲造其门”，拜访拜访他。后来我读到陈寅恪先生的《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1943年1月作于桂林），更加钦佩邓先生的学问，也从中看出陈寅恪对年轻的邓恭三有如伯乐识马，一眼看中这是个人才，所以极力推崇。
寅恪先生称赞年轻的邓恭三道：“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邓先生这篇长文有陈寅恪的序，加上发表在当时最高水准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也就使邓恭三在中国史学界站稳了脚跟，甚至说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地位。
有一次说到做序，邓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一生给别人做的序不多，他曾听陈先生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写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的来看，寅恪先生写的序的确不多，但每写一序，都有创见。后人在谈论寅恪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总体看法时，时常引用一句话，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以说明他对于宋朝历史地位评价之高。此话即出自给邓恭三《宋史职官志考证》所写的序中。
其实在寅恪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后人对于宋朝历史贡献的阐释还不足以支撑他的说法，而真正把宋代历史全面加以阐述的，应当是恭三先生的贡献，他通过对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人物的论述，让世人了解到，不论在政治，还是在文学、思想方面，赵宋一朝的华夏民族文化都达到了怎样高的境界。
关于这篇序，邓先生还和我说起一件事：这篇序在《史语所集刊》发表时，文中都用“先生”来指称邓广铭。恭三先生看到后，就给寅恪先生写信：说按照辈分，您不能称我这个晚辈为“先生”。寅恪先生说：那好，以后如果结集出版，就改作“君”。可是这篇序在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时，仍然用的是“先生”。
于是邓先生写信给编辑此书的蒋天枢先生，说你的老师答应我把序中的“先生”都改成“君”，你怎么还用“先生”呢？蒋先生回信说：他受命编校先师的文集，其实每个字都是寅恪先生自己确定的，他只做编校工作，而不敢改动一字！
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出恭三先生对于长辈的尊敬和爱戴，一方面也表明寅恪先生对于邓恭三学术成就的再认定。而我们可以从这次通信中了解到，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的每个字，都是陈先生本人“钦定”的，虽然有些文字恐怕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时有所省略，如“晚岁为诗欠砍头”的“砍”字用了我们整理敦煌文书时处理残字的“□”，其实原本没有缺字，这是我后来在香港徐伯郊先生收藏的寅恪先生夫人抄送友朋的亲笔诗笺上看到的。今天的三联版虽然把这些文字补上了，但整个文集的文字已经不能说是寅恪先生自己钦定的了。
恭三先生的一番话，对于我们研究寅恪先生，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邓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在驾驭文字上是很受当年长辈学者看好的。他其实有两个时期对中国学术的贡献非常之大，一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和李庄，他帮助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后来是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先生写信；另一是抗战复原回到北平后，他作为北京大学胡适校长的秘书，代他起草或按其旨意给相关学者写信。1996年我第一次去台湾参观史语所的时候，图书馆员正在把邓先生的信扫描存档，如果我们有机会一一阅读这些信的话，一定会对那个时期中国的学术史有细致的了解。
在和邓先生聊天的时候，他曾说道，当时傅斯年在李庄，最想把两个姓陈的人弄来，一个是陈寅恪，这是大家都能想到的，另一个则是陈独秀，这是大家恐怕想象不到的。
大概1939－1940年的一段时间里，内迁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在昆明靛花巷3号院，寅恪先生是史语所研究员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恭三先生则是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他们两位和其他老师一起同吃同住。傅斯年特意把他安排在寅恪先生的楼下住，这样寅恪先生一旦有什么事情，就用脚跺跺地板，恭三先生就会上楼来。
邓先生说，每次到楼上，就看到寅恪先生既不看书，也不写字，多数时候是卧床呻吟，说我身体不行了，恐怕熬不了多久。但他总是说：“如果我不写完这两稿，就死不瞑目！”所谓“两稿”者，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可见，寅恪先生对于他这两部书的自我期许，而这两本篇幅不大的书，的确成为中国中古史划时代的“巨著”，影响极其深远。
谈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邓先生还和我说起一件事情。寅恪先生此书完稿后，交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正好恭三先生1942年春应聘到重庆主编《读书通讯》，后来又在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教，于是寅恪先生就把这本书的校对工作托付给他。
他数次抱着寅恪先生的手稿，在日寇飞机炮火的轰炸中，传送稿件。可是他辛辛苦苦忙到最后，商务的编辑说原稿没有了，硬说是邓先生给丢了，因为当事人只有两位，所以邓先生有口难辩，背了一个黑锅。此书在1943年5月在重庆出版，虽然是战争时期，但很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读这本书的人恐怕都不知道恭三先生在背后所做的贡献。
到了1985年，这部书的稿本居然重显于世。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曾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任职的民族资本家、上海市政协委员王兼士保存的稿本，影印出版。邓先生看到这个影印本后，笑着对我说：我应当找当年的那个编辑去打官司，这书不是没丢吗？他大概是还给了陈先生，却说是给我了，陈先生的书若是丢了，我怎么担待得起！
在陈寅恪先生与大家一起住的时候，傅斯年还给恭三先生另外一个“任务”，让他每天大家一起吃饭后，把寅恪先生在饭桌上聊天的话记录下来。我过去从照片上看陈先生，都是非常文弱的样子，想象不出来他在大家面前说话的神态。邓先生告诉我，寅恪先生说起话来，别人是插不上嘴的，往往一顿饭，都听他在讲，其中当然很多话是在谈学问，所以孟真先生希望记录下来。
邓先生说，他们当时朝夕相处，没有特别感到这事的紧迫，而自己又于公于私都有不少事情要做，所以就没有逐日去记，后来想想，有点后悔。顺便说一句，我和朱玉麒君一起整理仓石武四郎《述学斋日记》，读到他记录陈寅恪在饭桌上的谈吐，说“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和邓先生说的情形正好相符。
在我们今天的晚辈看来，陈寅恪与邓恭三是唐史研究和宋史研究的两座丰碑。从年辈上来讲，寅恪先生是长辈，但他对邓恭三关爱有加，并且敬称为“先生”；而恭三先生虽然在后来陈寅老的纪念会上，当着寅恪先生众弟子的面说自己不敢冒称寅恪先生弟子，但实际上他对陈先生是以“师”相待。
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两位学者在多个场合不期而遇，“学术”像一条无形的丝线，把他们两位联系在一起，在各自的学术生涯中，为对方做了一些让我们永远难忘的事情。陈寅恪的故事今天已经被许多人翻来覆去地讲述着，而邓恭三的故事，则还有很多鲜为人知……
（壬辰正月初五完稿于香江，载张世林主编《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4月，185-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