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文是2015年9月17日在德州学院的讲座的录音整理稿。该活动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德州市、董子书院合办。）
摘要：董仲舒的思想，过去之所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有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且有学术界本身的原因，就是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以宋明理学的眼光来打量董仲舒。实际上，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他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在思想学术上的完成者，确立了帝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他的公羊学在方法论上对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儒学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的威权政治理念对于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政治理念也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董仲舒；思想；历史地位；当代价值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但是，说老实话，我不是董学专家。在座的有很多董学专家，让我来讲，属于典型的班门弄斧，呵呵！当然，我对董子也有一些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写成文章。今天趁这个机会，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向大家、特别是在座的董学专家请教。
从昨天开始，我们在董子书院进行研讨，主题是董仲舒的思想，大家特别关注董仲舒思想的地位问题。很多专家谈了很好的见解，我大致归纳了一下，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讲，董仲舒的思想应该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原因何在？另外一个方面，从正面来讲，他应该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给董仲舒定位？我今天的报告也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时间有限，我只能很简单地谈谈我的一些想法而已。
一、董仲舒的思想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有学者谈到，其原因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有关，例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样的对子。用这样一种方法去研究董仲舒，就会把他归入唯心主义，而且是唯心主义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确实，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学者谈到，到了“文革”的时候，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更加向“左”的方向偏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董仲舒不仅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更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诸如此类的帽子很多。
我想，这些方面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还是比较晚近的、外在的。其实，更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年来，可以说从现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哲学史的研究，重点都放在宋明理学。很多学者都是研究宋明理学出身的。研究宋明理学的人，很容易以宋明理学为标准，用宋明理学的眼光去打量董仲舒，这样一来，就有问题，就容易发生历史的错位。
宋明理学家，尤其是程朱理学，对董仲舒是不大看得起的。昨天有学者谈到，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一流的伟大思想家，从孔子开始排起，其中有朱熹。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很低，甚至是个“反面角色”。但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观点，我在一些文章中谈过这个问题。宋明理学是帝国时代的后期的哲学，尽管精致，但两千年帝国儒学的基础并不是由他们奠定的，而是由董仲舒奠定的；宋代以来的帝国后期，是中华帝国走向衰落、中国的“内生现代性”发轫的时期，但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儒学中，程朱理学并不是“开新”的一派，而是“守成”的一派。[1] 所以，我对朱熹评价不高。
反之，我认为，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彰显出来。不能按照宋明理学的思想观念的框架去看董仲舒。他的思想怎么会和宋明理学一样呢？他的思想方法当然是不一样的。你站在你的立场上去看他，他也可以反过来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看你，这都是很主观的，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认为，董仲舒之所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仅有现当代政治上的原因，还有学术本身的原因，就是学界关于董仲舒的研究方法是很成问题的。
二、应当怎样给董仲舒思想的定位？
这里我想讲三点：第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二，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第三，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如何给董仲舒的思想做一个历史的定位？
其前提是：我们要对中国历史本身有一个历史哲学的框架。这相当于说：如果你要给一个点定位，首先就必须建立一个坐标系，否则你没法给它一个准确的描绘，说明这个点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历史人物同样如此，你必须有一个历史哲学的架构，一个坐标系。
在座的同学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历史哲学框架是这样的：据说我们从原始社会到了奴隶社会，又到了封建社会，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应该……等等。这个框架大家是很熟悉的，但是今天学术界基本上不用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了，因为这个框架说的是欧洲的事情，不是中国的事情。
中国的历史，有可靠史料的历史，从社会历史形态的角度来讲，曾经发生过第一次社会大转型。这次社会转型，简单说，就是从“王权时代”转向“皇权时代”。转型以前，夏、商、周三代是王权时代，其基本生活方式是宗族生活方式。天下的政治结构，学界通常把它叫做“家-国-天下同构”。比如说，周武王把天下打下来了，分封诸侯，封的是谁呢？绝大多数都是姬姓宗族子弟。这意味着：天下的结构就是姬姓宗族的家庭结构。那么，在众多的诸侯国当中，有一国是周国，这是最大的宗主国，是由天子直辖的，这个国就是姬姓宗族的核心。所以大家看到，当时是“家-国-天下同构”，这个“同构”就是父系血缘家庭。《礼记·大学》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但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中国社会转型了。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帝”呢？就是说，在这之前，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皇帝”，即没有帝国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到了这个时候，天下的结构不再是“家-国-天下同构”了。比如说，皇帝要派一个大臣出去任职，这个大臣并不是他家的，不是他一个家族的人。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宗族”时代，而是一个“家族”时代。中华帝国两千年，主要的社会斗争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你可以翻翻二十四史，这是很明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
在王权列国时代和皇权帝国时代之间，有一个转型期，大家很清楚，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转型的，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型，也就是雅斯贝尔斯（K. T.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期”（Axial Period）[2]。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儒家是其中的一家。儒家的学说最终取得了国家哲学的地位，这是在汉代才完成的，众所周知，董仲舒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我特别想指出：儒家，从孔子开始，接下来是孟子、荀子等，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社会转型阶段，有这么一个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向，那就是逐渐走向与历史趋势一致的方向，即从王权儒学转向皇权儒学。例如《周礼》所说的“王”，其实已经不是王权时代的王，而是皇权时代的“皇”了。[3] 到了荀子，他着重论证的就是要建构一个帝国、或皇权专制的制度。但这个思想转向的最终完成，其实是在董仲舒那里。
我们知道，荀子作为大儒，培养了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后来被归入所谓“法家”。其中一个是李斯，他是个政治家、实践家。荀子还培养了一个学生——韩非，是理论家。很多人说韩非是法家，和儒家没关系；其实，韩非就是荀子的学生，怎么会跟儒家毫无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所谓“法家”和儒家的关系。[4] 韩非这样的法家，其实就是从儒家中生长出来的。他顺应了社会转型的时代需要，即从列国时代转向帝国时代这么一个时代转型的需要。所以我经常讲，韩非是“中华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
不过，韩非这个“总设计师”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他的制度设计确实跟儒学的关系不大，而且仅仅是在学术上进行的纸上谈兵，严格来讲，秦始皇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尽管和韩非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吻合，但他未必是从韩非那里学到的；再者，秦朝的帝国制度是有很大缺陷的，所以很快就灭亡了。
儒家和政治权力的真正的双向互动，是在汉代。在这之前，不论是荀子也好，韩非也好，他们思想上的建构主要是理论上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落实到现实的制度安排上；或者说，当时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现实的很多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的具体的制度设计是有很多问题的，不太适用。
整个帝国时代，真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国家“基本法”、“宪法”的这么一个东西，是汉代的东西，那就是《白虎通义》。《白虎通义》认为：“（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欲专制正法。”[5]（《白虎通义·五经·孝经论语》）[6] 这里“专制”是关键词，这是皇权专制制度的自觉的理论表达。而《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则是两千年帝国制度的核心的制度安排。作为两千年帝国制度的“大宪章”的《白虎通义》，特别是它的核心建构“三纲”，即大家很熟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是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制度安排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7]
但《白虎通义》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相当于是一个御前会议的纪要；[8] 不仅如此，它的许多基本思想，特别是最核心的“三纲”思想，就是从董仲舒那里来的。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9]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思想理论建构，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最终真正完成这一工作的其实是董仲舒，可谓集大成者。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董仲舒的伦理政治哲学，那么，整个两千年的皇权帝国制度，特别是它与儒学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才是真正的“中华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
这就是我给董仲舒的一个历史定位。
当然，董仲舒的思想，包括他的论证方式，在后儒看起来可能显得比较粗疏，而且有过于浓厚的神学色彩，比如“天人感应”等。但不管怎样，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核心制度的总设计师就是董仲舒。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中华帝国是我们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到盛唐而达到颠峰状态。当年你到长安去逛街，就相当于现在到纽约的时代广场逛街那种感受，满街都是外国人，非常开放，叫做“盛唐气象”。
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董仲舒是中华帝国核心制度的总设计师，这一点是谁也没法替代的。
（二）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我刚才提到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诸位，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之中，这次转型还没有完成。第一次大转型是从“王权社会”转向“皇权社会”；我们现在是从“皇权社会”转向“民权社会”，即转向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发生转变。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现代化——走向现代性，其实并不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内生现代性”[10]。这个转换过程很早就发轫了，可以追溯到宋代。[11] 我刚讲了，唐宋之际是中华帝国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是帝国的上升时期；在那之后是帝国的下行时期，并开始出现“内生现代性”现象。这是因为：现代化有一个特点，就是伴随着城市化；而城市化就意味着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必定在观念形态上有所反映，在民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上有所表现，这就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观念转型，即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2]，需要儒家、中国的思想家做出新时代的理论建构，包括形上学的建构和形下学、如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建构。这个工作早已启动了，这里仅就近代以来的情况而论，经过洋务儒学、维新儒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一直到今天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包括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跟董仲舒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尽管董仲舒当时要建构的是帝国制度，而我们今天所要建构的并不是古代帝国制度，但两者在方法上却存在着某种不约而同的做法。
我先说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康有为。对康有为的研究，最近两年在中国大陆非常热火。为什么呢？康有为当年搞维新变法，作为政治活动是失败了；但他建构的那一套理论，其基本的进路，直到今天也不可超越。细节问题，我们暂且不谈。他的基本理路，说起来也简单，就是：通过重新诠释儒学，而与现代性的精神接榫，由此来建构现代性的形上学和现代性的形下学——现代性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康有为的做法，在儒学内部，就是采用了一种方法论——公羊学的方法。这就跟董仲舒有关了。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学的第一号大师。他当年之所以能够在思想理论上完成第一次大转型的历史使命，靠的就是公羊学的方法。历史非常惊人的相似，不约而同，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的“内生现代性”的思想转型，也是从公羊学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常州学派，就是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公羊学；接下来是龚自珍、魏源等人；再接下来是我们四川的廖平的公羊学。康有为不过是从廖平那里学了一点皮毛，就非常厉害了，搞出了《孔子改制考》等一整套的现代性的制度设计。现在到了21世纪，大陆新儒家当中一部分人也非常重视公羊学，最典型的就是蒋庆的《公羊学引论》[13]。总之，中国思想观念的第二次大转型，与公羊学的方法论有密切的关系。而谈到公羊学的方法论，不能不追溯到董仲舒。所以，得好好研究董仲舒的公羊学，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研究。
我刚才讲了两点，第一点讲的是董仲舒对帝国制度建构的理论贡献，第二点讲的是他的超越时空、超越历史时代的普遍性方法论——公羊学的方法论的意义。
（三）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三，在前面两点分析的基础上，我来讲讲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
我还是先建立一个历史坐标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纵观世界各国、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国民财富原始积累、“经济腾飞”的阶段，各国采取的都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治哲学所讲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制度，不论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是如此。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先发国家，也就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列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政治制度是什么？君主制度。英国、法国、德国无一例外。例如英国的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汉诺威王朝，其间还有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法国除了血腥的雅各宾专政，就是波拿巴王朝的第一帝国（拿破伦帝国），随后的奥尔良王朝、波拿巴第二帝国；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担任首相的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以及萨克森王国、符腾堡王国等。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君主制度其实不是古代的、前现代的制度，而恰恰是现代化第一个阶段、走向现代性的制度。一些人经常觉得很困惑：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鼓吹君主专制，为什么大家一致认为他是“现代性的精神之父”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是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必然现象。
后发国家有所不同，但也是威权主义。具体说，到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包括社会主义运动。观察这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你会发现，他们所采取的尽管不完全是君主制度，还有党国制度、军事独裁等，但统统都是威权主义的制度。
这是我想解释的一点：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必定是威权制度。当然，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国民财富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民主化。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普遍规律。但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这里讨论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那么，这和董仲舒有什么关系呢？回到我刚讲的第一点，董仲舒的哲学所论证的，其实是“古代的威权制度”。威权制度虽然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但它和古代的君主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中央集权主义。董仲舒所强调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其实也是一种威权主义：“屈民而伸君”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而“屈君而伸天”则是这种制度设计的形上学的根据。于是你会发现：董仲舒的哲学，包括他的形上学和形下学，对于我们当下的中国政治，具有极强的可参照性。而这一点，所有研究中国哲学、包括研究董仲舒哲学的学者都还没有明确意识到。
这个问题，我尤其想对德州地区的学者说一说，因为这里是董仲舒的家乡。我觉得，在宣传董仲舒这件事情上，你们在“硬件”上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下一步要好好地做一做“软件”方面的工作。而我觉得，最大的“软件”就在这儿：董仲舒的哲学对威权主义的论证具有何种现代价值？这是因为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也是一种威权主义，但还没有找到意识形态的新的话语；虽然开始重视儒学，但其实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那么，董仲舒的学说或许可以给出一些启示。这是我想献给德州地区的同仁们的一条建议。
谢谢！
注释：
[1] 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2]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3] 参见黄玉顺：《“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学术界》2011年第6期。
[4] 黄玉顺：《仁爱以制礼，正义以变法：从〈商君书〉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渊源及其变异》，《哲学动态》2010年第5期。
[5] 原文作“欲专制正”，陈立《白虎通疏证》说：“卢云：‘“正”下当有“法”字。’”
[6] 班固等编：《白虎通义》，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94年版。
[7] 参见黄玉顺：《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
[8] 见《后汉书·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
[9] 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0] 参见黄玉顺《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进”——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学术月刊》2012年11月号）、《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关于“内生现代性”的论述。
[11] 参见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 李鸿章：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六章。
[13] 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原载《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