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得到江绪林自杀的消息，非常惊愕，同时感到极度的惋惜，久久不能平静。当天在微信里看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和评论，得到一些进一步的信息，但同时也发现还是有不少人对他不甚了解，包括曾经共过事的同事。所以，我必须说点什么，一方面让大家多个角度了解绪林这个人，另一方面也是怀念我们很多人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日子。
这要回到2002年下半年的中华书局。我从北大毕业，到中华来工作。最先对绪林有印象，是在中华的食堂里。有一天午餐时，我们碰巧坐到一起，他主动向我介绍自己，又向我说，旁边的谁谁叫什么，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都是当年或上一年新来的员工。2001、2002年比较特殊，中华进了大约二三十名新人。大家都带着新鲜感，彼此的共同话语也很多。现在想起来，绪林没把我当外人，主动和我搭讪，可能觉得我们都是北大毕业的，没有什么心理距离吧。
我们所在的部门不一样。他在译著部，在二层大厅的开放环境办公。我在古籍二部，在四层的小办公室工作。我们工作上没有交集，平常来往不算多。不过，他有午睡的习惯，而二层的开放环境，人声嘈杂，不利于中午休息。所以，他常常到我的办公室来午休。(和我同办公室的老编辑中午回家，我们把三个椅子凑到一起，又打开一个折叠钢丝床，就可以解决两个人的问题。)休息之前，我们偶尔也会谈一些事，具体内容，现在一件也不记得了。但是有两件事，到现在仍印象极深。一件是，他常常还要在休息前看会儿英文书，或者背单词，偶尔也把未处理完的编辑稿件带到我的办公室来。那一次他在背单词，出现了一个extradite，我在旁边听见了，说“引渡”。他大吃一惊，回头看我，问这个词你怎么知道。我得意地说，我是北大博士，当年为了准备博士英语考试，很多非常偏的变态的单词我都知道(那些年，北大博士入学考试的英语之难是出了名的)。另一件是，有一段时间我在编辑《容斋随笔》，桌子上摊着原稿和校样。他平常不大关心我在做什么稿子，那次不知为什么，偶然看了一眼，默念到：“容齐随笔”。他不认识“斋”的繁体字，甚至，他也不知道“容斋随笔”这本书。我说这件事，丝毫没有嘲笑他的意思。在现代专业教育模式下出来的人，有几个通才呢!隔行如隔山。对于他熟悉的西方哲学和政治文化传统，我还不是幼儿园的水平!
关于午休，还有一件趣事。有一天中午我不在，他进不了我的办公室，就没法午休。那段时间我借调到教材中心，具体任务是编中学历史教材，上面直接归路育松领导。绪林没有找到我，就问路育松，知不知道我去哪儿了。路育松对他说，你怎么跟我要人，他去哪儿又不是都向我请假。后来她把此事转述给我，作为一个小小的笑谈。绪林的憨直和单纯，于此尽显。
绪林工作上的事，我是外行，只知道个大概。他所在的译著部，那两年的一个大项目就是“世界思想家译丛”，他是主力，承担了其中的很多品种，什么弗洛伊德、克尔恺廓尔等。这正合他的专业和兴趣，所以他工作很卖力气。他后来了解到我爱人是学世界历史的，还向我爱人借过一本三联出版的刘小枫的书去看，书名不记得了。
绪林的英语好。大约2003年上半年，中华上了一批教辅项目，其中有一个“限时英语”，是一个系列。为了及时出版，局里抽调了一批英语好的编辑克期完成，绪林也在其中。
还有一点，就是那段时间，他已经信了基督教。我们曾在食堂一起用餐。打好饭坐下来，他没有动筷子，而是两手握在一起，默默祷告。我不懂，大概是感谢主的恩赐之类吧。我看了他一眼。他冲我一笑，那意思是这没什么，习惯了就好。开始吃饭!
回忆那段时间，就不得不提黄村的宿舍。它是利用了中华书局古籍印刷厂的办公楼，临时解决无房职工的居住问题。四层住男生，五层住女生。那个格局应该就是筒子楼的概念，厨房、淋浴间和卫生间是公共的，原来的每间办公室当宿舍，本科毕业的两人一间，硕士以上的一人一间。那时的生活场景，现在想起来居然是甜蜜的回忆。(这说明我已经老了，真可怕!)绪林和我都住在阳面，他的房间更靠西，和我的房间中间至少还隔两家。
2003年“非典”最厉害的时候，周围锻炼的人多起来了。不知他何时形成的习惯，晚上出去跑步。那时候黄村远没有现在繁华，到了晚上，街上没几个人。他过来叫上我，一起出去跑。我们沿着兴华大街的西侧人行道，一直向北，跑到“黄村公园”的公交站牌下，再跑回来。由于那时候我爱人还在北大没有毕业，我下班了还经常回北大去，所以住在黄村的时间并不算特别多。肯定有一些日子，他过来找我跑步，而我不在宿舍。算下来我们一起在夜晚出去跑步，一共也就十几二十多次，但依然清晰地记得，我们跑步路上要经过两个十字路口，到了晚上十点，红绿灯就变成了一明一暗的橙色，我们放慢脚步，看看没有汽车经过，再小心地跑过去。
绪林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或者说在这方面他还没有长大。有一次在公共厨房，他端着炒菜锅，想做个炒鸡蛋，踌躇了一下，忽然问我，炒鸡蛋，应该是先放油还是先放鸡蛋?我一下子怔住了。他居然会问这个问题!他肯定也不知道，炒鸡蛋时要先把鸡蛋磕到碗里，用筷子把鸡蛋打匀。还有，那时候大家买菜，都去黄村火车站前的早市，因为在那里买蔬菜又新鲜又便宜。而有一次我去他的房间，看见地上放着一些从超市里买来的菜，显然已经有几天了，大部分由于没有从塑料袋或包装里拿出来，已经蔫了，有的已发黄变烂。而他似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
有一次，他带着他的女朋友到我们宿舍楼来了，女朋友很漂亮，他说是北师大的。我都很吃惊，他哪里来的魅力，居然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我还记得他拿着厨具、做饭的原材料和调味品，从宿舍出来，沿走廊直奔公共厨房的样子。他显然是想好好表现一下!至于饭菜味道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都做好了，他还跑到我这里来，向我借筷子和汤匙。可以推想，他平常只准备了一副碗筷。女朋友来了，他手忙脚乱，显然没有做足准备。
那时候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台式电脑，是从北大带过来的。有一次他跟我说，你的电脑不是经常用(因为我还常回北大)，能不能借我用几天。我犹豫了一下，由于考虑到电脑里有一些个人的文章和资料，就没有答应他。现在想起来，深为歉然。他的朋友不算多，和我算是能谈得来的，而我因为一点不必要的顾虑，可能是伤到了他。当然，我们的关系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和他有关的黄村集体宿舍的经历，主要就是这些。
那时候中华还有班车。有几次，我和绪林还都坐过北线班车，坐到四通桥西，然后换车到北大去。有一回我们碰巧坐到一起，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看从网上下载的有人在影院偷拍的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邀我一起看。很多人还记得，《英雄》在公映前，为了营销造势，曾邀媒体记者等观摩影片，但实行实名安检进场，严防偷拍(怕流出去影响票房)。虽然防范措施严密，但还是有人偷拍成功，还加了戏谑的文字，放到了网上。绪林显然欣赏这个偷拍的行为。他崇尚自由、民主、开放，强调人权，反对暴政。看偷拍的电影《英雄》(其实效果很差)，是否与他一贯的价值观有某种契合呢?我不知道。
到2003年下半年，中华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绪林所在的译著部，前景不看好，因为从中华的发展大方向来看，它是一个需要收缩乃至合并掉的部门。绪林筹划要考博，离开这里了。他对我从不避讳，说要去香港。我完全理解他所做的决定。他如能进一步深造，做自己喜欢的学问，实现个人价值，我当然应该衷心祝福他。
再后来，他顺利考上了。具体离开中华的时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由于诸事烦扰吧，他似乎没有向我道别。再后来，也不记得是哪一年，他忽然又回中华，还特别来找我。原来他是要到人事处，办理调动户口和档案关系。中午吃了一顿饭，好像是四个人。
再后来，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直到惊闻这个噩耗。
绪林比较瘦弱，皮肤白皙，戴近视眼镜，说话声音轻柔。穿着也不讲究，印象最深的就是夏天的一件T恤。概括一下，他就是一个文弱书生。但是，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虽然一屋尚不能扫，但常怀澄清天下之志。
人生识字忧患始。
他从没有和我谈过他的家人，但是可以推想，他家境一般，但肯定是从小就品学兼优，一路考试上来，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又可能由于父母或哥哥姐姐对他的生活照顾无微不至，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很成问题，也不谙人情世故。他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好学，勤于思考。他思考的很多是人性、政治伦理、价值观、世界本原、人类的救赎等宏观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个人生计，怎么升职加薪、讨好领导，或买房买车，享受生活。他生活简单而清贫，但思想深刻而富有。
他与人为善，但正义感极强。看到不平的事，他勇于发表意见，甚至大声疾呼。他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只求无愧于心。
他是一个君子。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至少做到了前面一点。为了后一点，他也做了巨大的努力。奋斗过，失败过。他不气馁，起而继续奋斗。从他的自杀，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他深深的绝望、悲哀和孤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们所处的环境，大到国家、社会，小到高校、学术界，甚至具体到生态问题、食品安全、道德危机、言论自由等，大部分人都有切身的感受。以他的敏锐和犀利，这些问题不知带给了他怎样的痛苦和烦恼!他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他要与这个世界决绝!哲人其萎，而碌碌大众，还在蝇蝇苟苟，追逐着最低层次的肉体和物质上的满足!还有猪们，在泥坑里晒着太阳，幸福地吭吭。
绪林离开中华后的经历和读书生活，我完全陌生。甚至在他和我共事的那两年里，我们也没有过较深的思想交流。但是今天他的选择自杀，我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理解。他就像自沉汨罗江的屈原。说举世皆醉独他醒，有些过了，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的死，实则是由于悲天悯人之心太重。这是他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最后的绝望一呼!
谨以此文，纪念在人生路上和我相伴了两年多的绪林。人生难得一知己。我还不能说是绪林的知己，只能说是比较投缘吧，因为我们都常怀善念。
绪林，走好!
张继海
写于2016年2月21日星期日，一个雾霾初起的下午
转评：
“为了后一点，他也做了巨大的努力。”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查一查资料。虽然那件事的政治和解目前看来仍是遥遥无期，但历史不会忘记绪林兄所做出的努力。
另一位书局同事的读后感：
“非常感动。张老师文笔平实克制又包含深情。我入职晚，不认识江绪林老师，但他的死亡方式，对我来说，不是不能理解。这是“一类人”的选择。周末也看了其他一些悼念文章，有的人对江(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说有着深深的了解之同情的江这一类人)完全隔膜，于是只能付诸宿命这样的无稽之谈，难免显得大惊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