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是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许多重大的文化事件在这个时代发生，以西周为核心的城邦联盟开始解体，诸侯城邦纷纷自立，进入典范的城邦社会；一部伟大的艺术经典《诗经》在这一时期结集，而“诗亡然后《春秋》作”，《诗经》之后进入了以《春秋》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时期，各诸侯普遍建立了城邦“国史”，即所谓“百国春秋”；春秋哲学也于这一时期实现了“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albreak-though )，以史官为核心的哲学家集团开始形成，完成了从神的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转变；一种新的人格──君子人格在此时形成，士人们以特有的礼乐修养实现着君子人格的理想。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正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赋诗言志”构成了春秋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春秋士人在外交、宗教、教育、政治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地赋诗称志，有一套娴熟的赋诗本领。据清人魏源统计，《国语》引诗31条，《左传》引诗217条，列国宴享赠答70余条。闻一多先生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神话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这一点构成了与战国不同的文化风貌，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里讲“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绝不闻矣。”诗成为春秋贵族列国聘盟的一种特殊语言。《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称诗谕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以观家邦兴亡。意义如此重大，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自幼学诗，从摄职从政的男子，到闺阁中的妇女，从中原各国到被认为异族的荆蛮、姜戎都练就出触景赋诗脱口而出的本领。诗构成了春秋士大夫全面的社会生活。

有几次赋诗盛会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一次是昭公十六年的六卿赋诗，两者各具特色。垂陇之会是郑伯享赵孟，郑国的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印段、公孙段)七人相从，赵武令七子赋诗，“武亦观七子之志。”在这次赋诗盛会上，七子分别歌唱了《草虫》《鹑之奔奔》《黍苗》《隰桑》《野有蔓草》《蟋蟀》《桑扈》等诗篇。这些诗篇分别出自于《召南》《鄘风》《小雅》《唐风》，地域是很广泛的，诸大夫赋诗道志，所赋诗已不局限于一国，说明而是篇篇皆熟，没有什么窒碍了。而昭公十六年的郑国六卿赋诗盛会，韩宣子要“以知郑志”。故六卿“赋不出郑志”，六卿们分别赋的是《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和《萚兮》所歌咏的诗篇均出自《郑风》，大国使者到来，小国贵族曲意奉承，以求庇护。而他们能用郑国的诗篇把细微的感情如此准确地表达出来，充分证明他们的《诗》的修养，不仅在广度上极有功力，在深度上也分毫析厘。垂陇之会的赋诗犹如皇都陆海，错然杂陈；而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虽然也是五光十色，却也带有十足的地方风味，总之是纵横采撷，皆成文章。这是就赋诗者而言，赋诗者要“微言”，听诗者要“相感”，没有“相感”，“微言”也就无用武之地了。由此可见，听诗者对诗也是十分熟悉的。

《文心雕龙•明诗》谓：“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春秋士人可以在战场上披坚执锐，驰骋疆场，也可以在宴饮间赋诗唱和，唇齿留香。春秋时期高度发达的城邦文明造就了一群富有礼乐教养的士人君子，他们力图在举手投足间体现出高雅不凡的修养，谈吐间极力表现出以诗书为基础的文化品格，因此以诗酬酢借讽诵旧章而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显示自己的文采，的确是贵族阶级的雅事。“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谁娴熟这一套，就被认为是温恭知礼的君子，由此造就了一批像赵衰那样的“讽诵旧章”的人才。春秋时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贵族阶级温文尔雅的面纱还没有完全撕破，勾心斗角的矛盾常常被掩饰在赋诗中进行，而这种表面上的温情也常常被贵族阶级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昭公元年赵孟参加郑伯为他举行的宴会，席间杯觥交错，极尽欢娱。结束时，赵孟感叹到：“吾不复此矣”，意谓再也得不到这样的快乐了。这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一样反映出春秋时代《诗经》独特的艺术魅力。

“歌诗必类”是春秋赋诗的思想原则，《左传》襄公十六年记，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关于“类”，孔颖达说：“歌诗各取恩好之义类。”就是说歌吟古诗要从友善的愿望出发，达到友好的目的。证之于春秋历史，的确是一个基本准则。“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是春秋人赋诗的结构方法，这一原则也是春秋人自己无意间道出的。作诗者有作诗之意，赋诗者有赋诗之意，两者时有矛盾，赋诗者完全可以根据需要选取自己表情达意的部分，可以是一首诗，可以是其中的一章，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字，赋诗的方式是十分灵活的。

春秋赋诗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给我们许多的启示。首先是关于时代的，《诗经》结集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但《诗经》结集之后并没有带来诗歌创作的繁荣，恰恰相反，从《诗经》结集到《楚辞》兴起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是诗歌创作的冷寂时期。有人以“《诗》亡然后《春秋》作”来解释，以为历史散文的繁荣替代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其实，历史散文的繁荣与诗歌创作的繁荣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正像有了宋词的兴起并不能替代宋诗的繁荣，明清小说的繁荣也并不排除诗文的创作。通过赋诗现象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属于用诗的时代的，已有之诗的运用替代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其次是关于文学的，汉代经学家们常说《诗经》编辑的目的是“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如果要仅仅是了解下情，那完全可以收集更为详细的情况通报，这比《诗经》更为直接有效。通过赋诗的考察可以看出，《诗经》的编辑一方面是承担着政治教科书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也是出于贵族阶级文艺欣赏的目的。第三，春秋赋诗现象的发生，是在春秋发达的城邦文化的土壤上发生的。对春秋时代的认识存在着许多误解，我们经常随着经学家而把这一时期当作乱世来描绘，其实春秋是一个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新的哲学精神新的人格精神在这一时期成熟。以《诗》为代表的艺术精神成为春秋君子人格的基本品格，赋诗成为这一人格的表现形式，由此诗学精神形成了这一时期人们自觉的追求。所以孔子教授弟子使用《诗经》作为蓝本，他教育自己的儿子也是“不学诗，无以言。”

以诗为代表的春秋精神是令人怀想的，有一种文化是春秋文化，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比起春秋气象，魏晋风度显得有些造作，盛唐气象则显得有些艺术化了。而春秋精神则是最饱满最淋漓酣畅的文化精神。宋代理学家，要人学“圣人气象”，其实所谓“圣人气象”就是春秋气象的代表，离开了春秋时代，很难想象后世所访的“圣人气象”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