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关键词：礼 周礼 《诗》 以礼说《诗》 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就是用礼仪礼制解释《诗经》中相关的篇什，用产生《诗经》的那个时代的礼仪礼制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主要是用周礼解释《诗三百》中反映周礼的诗篇。以诗说《诗》，就是视《诗三百》为文学作品，如同后来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就是既要讲三百篇的思想性，又要说它们的艺术美。

一、《诗经》时代的礼制

《诗经》时代确有一整套礼制，那就是周礼。周礼是《诗经》时代的客观存在。

孔子不但承认周礼，还承认夏礼、殷礼，他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何晏集解引包咸注：“征，成也。……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邢昺疏：“此章言夏商之后不能行先王之礼也。”然则孔子时代夏礼殷礼是不是靡有孑遗了呢？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邢昺疏：“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礼，……言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礼”。根据礼制因革的规律，后世保存前代礼制的某些成分，本不足为怪。殷礼当中有夏礼成分，姑且不论。姬周统治者成为天下共主之后，既自创礼制，又继承改造了殷礼（间接继承了部分夏礼），推行域内，实为当时盛事，孔子称赞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他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记·中庸》）周礼可学，可从，于孔子再无文献不足征之恨，这不正说明周礼的实在吗？

孔子本殷人之后，但殷商之亡距孔子之生已有约六百年。殷人有册有典（见《书·多士》），有大量甲骨文、金文传世，可惜孔子没有看到多少，所以他说“文献不足”，说“宋不足征”。我们比孔子幸运，生后于孔子两千余年，居然由于殷商甲金文的出土和研究，能够确凿有据地勾勒殷礼的轮廓。至于周礼，由于传统文献、金文以及周原甲骨文的研究，我们能够将它描绘得更为具体真切。[1]

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其实是有根据的。《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季文子使大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尚书大传》谓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于成王。”《礼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大传》与《明堂位》所记“六年”“七年”相同。《史记·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2]史公之说与《大传》《明堂位》一致，恐怕不是巧合。《汉书·平当传》亦谓“周公既成文武之业而制作礼乐”。

周公制礼，不是凭空创作。除了前朝礼制可以借鉴，他还继承了本族先公先王之礼，《左传》哀公七年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大伯为周公伯祖。《周本纪》记祭公谋父谏周穆王曰：“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先王不窋 “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可见周公之前很久，周之先公先王已在兴修周礼，姬族立国早有礼制，“事神保民”而颇见成效了。《周本纪》记周公反政成王之后，“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是“兴正礼乐”之举措在成王执政时期，记时与《尚书大传》等典籍不合，而其所记周公制礼事实则一。

周礼的具体内容，散见于包括《诗经》在内的先秦典籍与两汉古书。譬如《左传》哀公七年云：“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杜注：“上物，天子之牢。”孔疏引《周礼·掌客》注，谓：“飨诸侯而用王礼之数者，以公侯伯子男尽在，是兼飨之”。又如《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3]据韦注，我们知道这段话说的是周王朝中央政府与封国以及边远部族的关系。又如西周昭王时铜器麦尊与穆王时铜器静铭文可为周天子射礼之证，周原甲骨文有记“告于天”者，可为周代祭祀之证。此类材料太多，不胜枚举。

周礼的显著特点，一是阶级性（等级性），二是系统性，三是普遍性，四是重神性。尊崇神灵（包括先祖之灵），祭祀典礼特别隆重。自天子而下至于庶民，等级森严。吉凶宾军嘉五礼各有整套仪式，施行于全社会。欧阳修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4]他说的“三代而下”，指“遭秦变古”之后，其所谓“礼乐达于天下”者实指夏商周三代。夏商姑置之，说周礼达于天下是可以无疑的。平王东迁而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周礼渐趋崩溃，然而直到春秋中期即《诗经》时代的下限，周礼仍在实行（当然已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有大量文献可以作证。欧阳修并未把春秋时期划归“三代而下”，至少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同意的。

“左氏善于礼。”[5]其论礼精言简直美不胜收。读者可以从《春秋左传》找到春秋五礼的许多材料。隐公十一年《左传》：“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氏此语托“君子”之口说出，充分强调了礼制安定社会的重大作用。昭公廿六年《左传》记晏子对齐侯说的话：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如果按照明代学者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的理解，鲁昭公廿六年正是《诗经》时代的下限[6]，而其时著名政治家晏子竟重视礼制如此！

《晏子春秋》之为先秦古书，已由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和研究而证实。我们可以从此书看到春秋人物关于礼的大量言行。譬如此书卷二《内篇谏下》“景公为泰吕成将以燕飨晏子谏”条：“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道也。”视礼为民之纪，正是隐公十一年《左传》“序民人，利后嗣”的意思，亦即昭公廿六年《左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云云之意。上层社会无礼不足以呈威严，下层社会无礼不可以定秩序，礼之为用大矣哉！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晏子所谓“君令臣共，父慈子孝”之礼是完全吻合的。礼的内容固然十分丰富，而《诗经》时代礼制的要义无疑重在维护周朝的社会秩序，维护周王和各国诸侯的统治。北宋学者林希云：“余尝谓圣人之教尤备于礼。自尧舜以来，积于三代，周之所以为周者，守此也。”[7]此语与前引欧阳修所谓三代“礼乐达于天下”的意思相通。周之所以为周，就因为其时实行周礼，其时政治即所谓礼治（周礼之治），这是《诗经》时代不容忽视的社会特点。

二、《诗》言礼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我们上文已论《诗经》时代之礼，其时周礼盛行，达于天下。现在要说的是《诗经》不可能不反映周礼，而且确实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礼制（春秋时期产生的宋诗《商颂》五篇，则在宋人追述之中反映了殷礼的部分内容）。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唯其“无邪”，所以他要求学生们学《诗》。在他看来，《诗》学好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这正是他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目的，也就是他重视的礼制要求。孔子还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我们上文说过：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政治是所谓礼治（周礼之治）。孔子的意思：《诗》学好了，可以从政，可以当好外交官。倘若“授之以政”而“不达”，是不知其时礼治为何物；倘若担任外交官吏而不能胜任，是不懂其时聘礼：如此，即使读过《诗三百》，又有什么用！我们并不认为孔子的话句句是真理，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孔子认为《诗三百》与当时周礼密切相关，这是很有根据的。譬如一部《左传》，写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外交场合不知凡几，有合乎礼者（如僖公五年士赋《板》“怀德惟宁，宗子惟城”，二十二年富辰赋《正月》“协比其邻，昏姻孔云”，二十三年公子重耳赋《河水》，襄公二十六年国子、子展赋诗，二十七年子展、子产、印段、公孙段等人赋诗，以及昭十六年郑六卿饯宣子于郊所赋诗，等等），有不合礼者（如襄十六年“齐高厚之诗不类”，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贲贲》，“非使臣之所得闻也”，失礼了）。而如襄公二十七年叔孙与庆封食，“为赋《相鼠》”，二十八年叔孙穆子使乐工为庆封赋《茅鸱》，分明是讽刺不知礼的纨绔子弟。昭十二年宋华定聘鲁，听赋《蓼萧》而弗知，又不答赋，由是受到讥评。像庆封、华定之流，正是“使于四方不能专对”的无知甚至无耻之徒。在春秋时期，《诗》礼关系之巨有如此者！

《诗·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诗人（决不止《北山》作者一个）对其时社会制度有清醒的认识。《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与《诗》“莫非王土”“莫非王臣”显然有相通的意思，也就是欧阳修所谓“礼乐达于天下”之意。

《仪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四篇记载用乐行礼的场面，充分证明了《诗》与乐、《诗》与礼（亦即乐与礼）的密切关系。《周官·大司乐》、《乐师》、《钟师》、《射人》，《礼记·文王世子》、《明堂位》、《乐记》、《祭统》、《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射义》等篇，对用乐的礼典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述，其所用乐名即《诗三百》中篇名，至今犹在讽诵中。《周官》、《礼记》中还有好几篇记叙用乐之礼，因其乐名不在流传至今的《诗三百》之中，我们这里就不提了。其实那些乐歌（如《貍首》、《采荠》、《大武》等）或者是已佚之诗，或者是《诗三百》中某篇的异称[8]，或者见于《诗经》之外的文献[9]，它们同样可以证明《诗》与礼的联系。再者，《仪礼》本来是残缺的礼经，唯上引四篇有用乐行礼的记载，所记并不完备。其时昏、丧、士冠不用乐[10]，这是周礼的规定，然而祭礼、聘礼、公食大夫礼本是必须用乐的。《周官·钟师》：“凡祭祀、飨食，奏燕乐。”《春秋左传》记聘礼用乐的文字不少，如上文提到的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昭公十六年，赋《诗》明志是宴飨国宾这一典礼过程中的事，是礼典中的一个节目。赋诗即为行礼，以诗明礼，这层关系在《左传》记载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体现。

《礼记·仲尼燕居》：“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11]《孔子闲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这些话托孔子之口说出，实在是《诗》乐与周礼密切关系的精辟概括。

北宋熙宁期间，大改革家王安石曾经推行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的主张，然而就是这同一个王介甫，竟公然主张以礼释《诗》，他说：

乃如某之学，则惟《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12]

邱汉生先生评价王安石这一观点时，说：“《诗》和《礼》同样产生于西周春秋时期，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同的，书里的名物度数是相同的。故‘《诗》《礼》足以相解’的论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抓住了解《诗》的一个关键。”[13]

我们认为王安石以礼释《诗》的说法与邱汉生先生的解释都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不赞成礼与《诗》并列的提法。如果王安石所谓“礼”仅指礼书（即《礼记》），那是可以与《诗》并列的。我们所谓“礼”不仅仅指礼书，而是指整个周礼（周代礼制），周礼达于天下，《诗》之前周礼已在兴修中，甚至可以说《诗》之前周礼已经大体完备，而《诗》则反映了其时社会生活中的周礼。

我们说《诗》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的周礼，但不是说《诗三百》每一篇都如此。《国风》、《小雅》里某些诗篇，特别是《国风》里好些诗歌，的的确确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而与礼制毫无关系，不可附会礼文。“所谓变风何尝‘止乎礼义’？”“如《桑中》有甚礼义？”[14]但是，《诗三百》又的的确确有不少诗篇与周礼有关。一概否认《诗》中有礼，其误与《诗三百》篇篇有礼之说正相侔。

《诗经》中明言“礼”者不多，但也并非没有，如：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鄘风·相鼠》）

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小雅·楚茨》）

蒸衎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小雅·宾之初筵》）

为酒为醴，蒸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见《周颂·丰年》，前三句又见于《周颂·载芟》）

由《相鼠》、《楚茨》，可知诗人重礼，不肯违背礼制，对无礼之人则恨之欲其死。由《宾之初筵》、《丰年》、《载芟》，可知有周一代礼典之繁。

《诗经》中“仪”字出现较多。有些“仪”字不是说的礼仪，可置之不论。但如《齐风·猗嗟》“仪既成兮”，《曹风·鸤鸠》“其仪不忒”，《豳风·东山》“九十其仪”，《小雅·湛露》“岂弟君子，莫不令仪”，《菁菁者莪》“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小宛》“各敬尔仪”，《宾之初筵》“威仪”、“令仪”，《大雅·既醉》、《假乐》、《民劳》、《板》、《瞻卬》之“威仪”，《抑》“敬慎威仪”、“不愆于仪”，《蒸民》“令仪”、“威仪”，《周颂·执竞》“威仪”云云，仪即礼仪，“威仪”即《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说的“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亦即礼仪。

《诗经》中“礼”与“仪”连言之者，唯《楚茨》一篇，凡两见，曰“礼仪卒度”，曰“礼仪既备”。“卒度”者，皆合符规矩法度也。“既备”者，已尽而无阙也。

仅仅凭上文提到的《诗三百》之明言“礼”“仪”，已经足够说明《诗》与周礼决非无涉了。然而更重要的是《诗三百》的实际内容。不少篇什虽然没有明言“礼”或“仪”，但是它们实际上说的恰恰是礼仪。

上文提到《诗经》中明言“礼”者凡五篇，其实还有一篇未提到。《小雅·十月之交》第五章：“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郑笺：“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残败女田业。礼：下供上役，其道当然。’言文过也。”朱传：“言皇父不自以为不时，欲动我以徙而不与我谋，乃遽彻我墙屋，使我田不获治，卑者污而高者莱，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礼耳。’”今按：郑笺朱传皆能道出诗意，曲尽文情。周王朝一个叫皇父的卿士，擅自毁坏下属百姓的住宅，强迫他们服役而耽误农时，造成田地荒芜。这个官老爷为所欲为，竟公然宣称“礼就是这样”！

《诗三百》中颇有一些篇章如同《小雅·十月之交》，埋怨、控诉周王朝对臣民的奴役、压榨。如果这一类诗不算，据统计，《诗经》中与礼制明显有关的篇数至少占三分之一。如果把周王朝压榨奴役人民的制度统称之为“礼”，则《诗三百》中与礼有关的篇章决不止三分之一。譬如：《齐风·东方未明》、《魏风·伐檀》、《豳风·七月》、《小雅·出车》、《正月》、《雨无正》、《大东》、《北山》、《大雅·民劳》，当然还有《小雅·十月之交》，依皇父之言，皆可以说与“礼”有关了。《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曹刿的话说：“夫礼，所以整民也。”孔颖达《正义》解释为“整理天下之民”。应该说皇父、曹刿都点破了周礼的实质。但我们不打算将《十月之交》一类诗篇列入言礼之诗，我们认定实为压迫制度的“礼”与传统所谓吉凶宾军嘉五礼实不能完全等同（五礼是礼典礼仪实行过程的概括，为狭义之礼，而当时政治制度只能视为广义的礼制之中重要的一部分）。

自郑康成以来，礼家多注意于礼制与礼俗之分。《诗三百》中有些诗反映了某种礼俗，如《郑风·溱洧》、《召南·野有死麇》、《小雅·我行其野》等。还有些诗如《郑风·将仲子》、《齐风·载驱》、《陈风·东门之杨》等，如果说它们与当时礼制礼俗有间接关系，当无问题。这两类诗，还有上文提到的没有具体仪注而又分明与礼典有关的诗，在《诗三百》中也占有一定的份量。前些时候有学者把《魏风·硕鼠》与《礼记·郊特牲》所谓蜡祭联系起来[(15)]，我们认为亦可备一说。

仅仅就占《诗经》篇数三分之一的明显言礼的作品而言，要求“《诗经》学”给以礼说《诗》一席之地（当然要纳入以诗说《诗》的轨道），应该不算过分吧。

三、论以诗说《诗》

《诗经》中有言礼之诗，有非言礼之诗。对于非言礼之诗，自当以诗解之。对于言礼之诗，亦当以诗解之，而以礼说《诗》只是以诗解《诗》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因为言礼之诗所反映的情形，虽然是关于礼物和礼仪相结合的生动描绘，但它们为了适应于文学作品的特点，毕竟不是按仪式程序作详尽叙述，如同现代的录像一样。譬如《小雅·楚茨》描写祭祀祖先的场面，与《礼经·少牢馈食礼》（包括它的下篇《有司彻》）有相通相似之处，然而《楚茨》是诗，《少牢馈食礼》不是诗，讲解《楚茨》不能把诗讲成礼书。这应该是文艺学的常识。

文学作品的特点是什么呢？《诗》的特点是什么呢？其一，“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16]。《诗三百》，对诗人来说，第一要义是抒发感情，所谓“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第一要义不是为了记录礼仪而吟咏。言礼之诗无非通过礼仪的概括而又形象的描绘以寄托情志，非言礼之诗则是由礼典之外的社会生活、自然景物直接引发的感情流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7]唯诗人抒情方式不一（或直率的，或隐蔽的），其言情则一也。以诗说《诗》，特别要重视《诗》中情志。王应麟引某氏说的“以礼训诗，是案迹而议性情也”（《困学纪闻》卷三），当然不失为探索诗言性情的一种辅助方式，但过分拘泥则流于枯燥，而于无迹可求（所谓不落言诠）之诗则无从谈起了。

其二，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诗也是用典型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寄托思想感情的。《诗三百》中有叙事诗（其中有周民族的五篇史诗），有抒情诗，创造了不少典型形象（包括人物形象）。以诗说《诗》，就是要通过认识《诗》中形象化了的社会生活，理解诗人的本意，洞察其时社会性质。这当然是以礼说《诗》的办法难以奏效的（但是对于言礼之诗而言，以礼说《诗》可以起到认识形象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

其三，优美的诗应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们某种美的享受。刘勰有“商周丽而雅”[18]一说，“商”可能是对《诗经·商颂》的误解；而周诗之“丽而雅”，则是可以欣赏到的。《诗经》中优美的篇什很多，以其讽诵，三千年来脍炙人口。以诗说《诗》，才能理解《诗》的艺术美。可是周礼的等级制度往往给人一种压抑感，特别是《小雅·十月之交》“曰予不戕，礼则然矣”之礼让人反感。以礼说《诗》，为的是认识周礼的实质，但这种说《诗》难于得到美的享受（尽管代表人类文明的礼应该是美的，而周礼当然不是全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美的制度）。

其四，“商周篇什丽于夏年”[19]，商周诗文比夏代的好，这样说是不错的。“夫四言，文约意广”，这是就《诗经》而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20)]，这是就四言诗在《诗三百》之后的发展情形而言。研究诗歌形式的演变，自然只能以诗言诗。研究诗歌表达手法的发展演变，更不是以礼说诗（包括《诗三百》）的途径所能办到的了。

大概由于上述四点理由，可知以诗说《诗》的必要性。俞平伯先生早年写《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21)]，说道：“《诗三百篇》非必全是文艺，但能以文艺之眼光读诗，方有是处。且《国风》？本系诸国民遥，不但不得当作经典读，且亦不得当为高等的诗歌读，直当作好的歌谣读可耳。”我们基本同意他的说法：一，以诗说《诗》，就是所谓“以文艺之眼光读诗”；二，“《诗三百篇》非必全是文艺”，譬如《颂》诗大多板滞，没有太多的文艺性可言；三，《国风》可以“当作好的歌谣读”，“不得当作经典读”。我们不同意他的一点是《国风》自有好诗，那些好诗流传千古，给一代又一代读者以无比的美感，怎么好说“不得当为高等的诗歌读”呢？平伯先生称赞《邶风·柏舟》，说：“这诗在三百篇中确是一首情文悱恻，风度缠绵，怨而不怒的好诗。”他对《邶风·谷风》更加赞许，说：“观《邶·谷风》一篇，文章技术之美妙，措词之婉中带厉，……若固出于当时之女子，则真所谓百年千里犹不可期者，将叹吾生之不及见矣。”如此好诗，怎么“不得当为高等的诗歌读”呢？当然，能欣赏古诗人之真美，就该如平伯先生所说“以文艺之眼光读诗”，这里以礼说《诗》是很难行得通的。

纵观《诗经》学史，“以文艺之眼光读诗”，以诗说《诗》，读《诗》而真能欣赏古诗之美，说《诗》而真能感染人心者，得数人焉，而方友石（玉润）为古代《诗经》学家之最，曾星笠（运乾）先生在近代《诗经》学界独树一帜，钱默存（钟书）先生为现代《诗》学家中巨匠。限于篇幅，兹不详论。

四、余论与结语

既然周礼是西周、春秋社会的客观存在，既然《诗经》至少三分之一的篇什反映了周礼，以礼说《诗》就是不可避免的治《诗》之道。这是以意逆志之法，也是论世尚友之道。《诗》反映了礼，自可证礼。治《诗三百》必当治礼，说《诗三百》中言礼之诗必当以礼。南宋学者王应麟说：“《诗》礼相为表里。”[22]曹元弼先生谓通礼才能通《诗》[23]，前文提到北宋王安石说的“《诗》《礼》足以相解”，这些都是妙有会心、符合实际的经验之谈。

以礼说诗，当然不仅仅适用于《诗经》的解说。《诗三百》之后的历代诗歌，只要是反映了礼制的，都应该用相应的礼制去加以诠释。譬如历代郊祀诗，自当用各代郊祀制度加以印证。同理，如果历代文人之赋反映了礼制，就有必要以礼说赋了。譬如解释汉扬雄《甘泉赋》、《羽猎赋》，晋潘岳《籍田赋》[24]，唐李白《明堂赋》，杜甫三大礼赋[25]，宋王禹偁《籍田赋》，范仲淹《明堂赋》[26]，等等，难道能够置相应之礼典于不顾吗？

我国古代还有以禅论诗一说。既然皈依佛门的人以禅宗理论解释人间世，既然他们的诗作反映他们的世界观，那末，要读懂他们的诗，自有必要以禅论诗了[(27)]。此种论诗方法是适应客观情况的需要而产生的，无需否定。以礼说诗亦然。

但是诗毕竟是诗，不是纯然记录礼典的礼书。解诗，就要把诗当诗读，就要领会诗中情志。对言礼之诗，最重要的也是通过礼仪场面理解其中感情，获取美的享受；以礼说诗只是以诗说诗的一个重要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大有助于诗的理解和欣赏）。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1]请参看拙撰《先秦礼制研究》第三章《殷礼》、第四章《西周礼（周礼）》。

[2] 《史记·鲁周公世家》有与此相同的意思。

[3] 又见于《史记·周本纪》。

[4] 《新唐书·礼乐志一》。

[5] 见郑玄《六艺论》。

[6] 闻一多《风诗类钞》（收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闻一多全集》第四册）亦取此说。但是《诗经》学界比较多的学者认为《诗经》时代下限应为鲁宣公十年。

[7]见吕祖谦编的《宋文鉴》卷第一百三十一《书郑玄传》。

[8] 譬如《周颂》之《时迈》一名“肆夏”。参看朱子《诗集传》。

[9] 如《貍首》见于小戴辑《礼记·射义》、大戴辑《礼记·投壶》及注疏。

[10] 《郊特牲》：“昏礼不用乐。”《曲礼上》：“望柩不歌。”“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檀弓上》：“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

[11] 郑君注：“歌诗所以通礼意也，作乐所以同成礼文也。”孔疏：“‘不能诗于礼缪’者，以诗能通达情意，得则行礼审正；若不能习诗，则情意隔绝，于礼错缪，言行礼必须诗。”

[12]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四《答吴孝宗书》。

[13] 见邱汉生先生辑校的《诗义钩沉》（中华书局1982年版）一书之《序》。

[14]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第八十《诗一·纲领》。

[15] 见《晋阳学刊》1993年第6期。

[16] 《文心雕龙·情采》。

[17] 《文心雕龙·明诗》。

[18][19] 《文心雕龙·通变》。

[20] 钟嵘《诗品·总论》。

[21] 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下编。

[22] 《困学纪闻》卷五“仪礼”条。

[23] 看沈文倬先生写的《曹元弼〈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一文（发表于《文献》第3辑），《懿斋学述（一）》一文（收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的《古文献研究》第二辑，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4] 见《昭明文选》卷第七第八。

[25] 见《全唐文》卷三百四十七，卷三百五十九。

[26] 见《宋文鉴》卷一、卷二。

[27] 参看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二九条“竟陵诗派”，第八四条“以禅喻诗”，补遗第三条“钟谭以禅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