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三年前的酷暑，当我读到杨念群先生《在神秘“叫魂’案的背后》—文时，觉得特别惊喜。心想，世间竟有这样的奇书！不可不读。嗣后，心心念念想找机会读一读孔飞力教授的原著。说来有点悲哀，一 直未能如愿。及至今年寒假，方才见到《叫魂》的中文译本。细细品读一番，掩卷思索，除了佩服，我感到 没话可说。时隔半年之后，值此盛夏季节，挥汗重读《叫魂》这本奇书，觉得应该写点什么，算是“雁过留声” 的意思。
读过(叫魂》，我得到的第一感觉是：
首先，作者居然能把一个案件解读得如此彻底通透，不仅把案件的表层意义梳理得清晰明&而且将案件的深层意义也挖掘得淋漓尽致；
其次，本书不仅原始资料和研究文献极称丰富，而且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涉及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诸多领域；
再次，本书不仅理论 阐释别开生面——运用区域分析、官僚制度分析及心理分析等理论范式，使阐释得以深化，理论层次得以提高，而且实证分析严谨扎实；
最后，作者叙述节奏有致，文笔高雅流畅。读来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这里，我想从两个层面谈谈《叫魂》的思路。
首先，整理一下“叫魂”案件的基本事实，看看孔飞力是怎 样显示这一事件之真相的;进而，又是如何阐释这一案件背后之意义结构的。
其次，考察一下“叫魂”案件 作为一种政治犯罪，它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看看孔教授又是如何透过这一案件解释皇权与司法运作之固 有关系的。
叫魂：事件/案件与意义
在(叫魂》的第一章里，孔飞力以“中国窃贼传奇”为题目预示一段离奇曲折的故事即将上演；而在第一章的开篇里面，他又用神秘兮兮的笔调这样写道：1768年，中国悲剧性的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被称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接着，孔教授“纸扇一 播’，不紧不慢地开始向我们讲述清代乾隆年间爆发的，被人们称之为‘叫魂”的故事。
我想，在历史的漫漫长河里，1768年，其实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然而，到了《叫魂》的叙事语境里，它 却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年份。说特殊，乃是因为它处于中国悲剧性的近代的前夜，意味着“辉煌”即将 不再;处在清朝“乾隆盛世’降临的当口意味着“荣耀”值得回味。而同时，又爆发了引起全国“恐慌”的“妖 术’事件，原因何在。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孔教授演绎的这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叫魂”故事。
那会儿，有一伙周游天下，四处游荡的术士，专以“偷窃”别人的灵魂为业；据说，这些术士有一种特殊 的本领，能在别人的或名字或辫子或衣物上作法施术使他发病，甚至死亡，从而窃取他的灵魂使之为己服务。譬如，用来制作五色纸人或纸马，可以腾云驾雾窃取别人的财物等等，闹得人心慌慌的所谓“叫魂” 事件，就是这样的行为。
这年3月26日正在德清县城修桥的石匠吴东明发现，储备的粮米已不够，打算回家乡采办。当他回 家时，恰好遇见农夫沈士良。沈农夫听说德清修桥的石匠需要一些写有活人姓名的纸片，把它贴在木粧顶端，这样打粧的锤子就会增添某种精神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那些被偷掉“灵魂”的人，非病即死。
沈士良平时受尽两个侄子的虐待，希望通过这种法子报复他的侄子，故尔，想请吴石匠帮忙实施“叫魂”妖术。 吴深知其中利害，找来保正，把沈农夫扭送德清县衙盘问。知县下令将沈杖责20大板，戴枷示众。同年早 春的傍晚，德清人计兆美，在邻居家里帮忙料理丧事后，喝酒晚归，被叔叔怀疑他赌博而逐出家门。计兆美流落杭州，打算乞讨为生。
4月3日的一天深夜，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一座寺庙前，他被一群当地人团团围住。他们认定:计是德清人，那里正是“叫魂”的发源之地。故尔，他三更半夜是来“叫魂”的。痛打一顿之 后，他们又把计拖到保正家里。保正拷问计，他“胡诌”自己身上原有50张纸符，其中48张被扔进了西湖，剩下的二张已咒死了两个孩子。经过一番周折，他被带到营里；最后，被扭送钱塘县衙。审理结果当然是 毫无证据，计兆美也被判处戴枷示众。
从此，这些扰乱人心的妖术、恐慌的幽灵阴魂，便在浙江地区渐次飘荡……4月8日傍晚，萧山的一家 茶馆，四个“游方”僧侣在此会面，他们决定分兵两路化缘。在一条乡村街道上，巨成和净心遇见两个正在 门前玩耍的男孩；巨成得知一个孩子识字，就对他说他将来会有一官半职，而且问了孩子的名字。巨成的动机是想取悦孩子，得知他们父母的施舍。
可是，孩子无动于衷，眼见没有希望得到施舍，两个和尚只得跚跚上路。刚走几步，就有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赶将上来，现问他们为啥打听孩子的名字，进而认定和尚是“叫魂”者。不容分说，他们就被保正及村民当作“叫魂”者带来附近的驿站，又被辗转扭送萧山县衙。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和尚正一和超凡，因为没有满足一个名叫蔡瑞的县衙捕役的敲诈勒索，就被捕役栽赃诬陷， 当作‘叫魂”疑犯，戴上锁链提交萧山衙门。这个案件经过萧山县衙严刑拷问之后，按照法律程序，需要逐级审转，经绍兴知府衙门到浙江巡抚衙门。按察使审理显示：和尚“叫魂”乃是出于捕役蔡瑞的作弊。结 果，案件被退回萧山县衙。蔡瑞受到杖刑和带枷示众的处罚，和尚则被释放。当然，故事并没结束。
不到两个星期，浙江的“叫魂”谣言流传到了江苏……5月3日早晨，乞丐丘永年盘腿坐在路边，两个苏 州衙役和两个常州衙役把他抓了起来，并且在他身上搜出一把刀子和一些纸符。这时，围观人群中的一个男孩顾正南说：当天早些时候，他感到自己的辫子被人抓了一下，却没有看清是谁。
据此，衙役不仅抓了丘 永年，而且还抓了他的两个乞丐同伴陈汉如和张玉成。在县衙，一顿板子夹棍，没有得到证据，知县只得放人。张玉成发着高烧，知县怕他死在狱中，下令延医给他治病，未见效果。当晚，张就死了。
迷雾重重的‘叫魂”事件，渐次蔓延到了安黴、山东、直隶、山西、福建等省……但是，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予征引。我想，通过《叫魂〉叙述的上述案件，读者可以发现下面四点特征：
其一，所有的“叫魂”事件都 有相同的故事结构，罪犯剪人辫子，偷人灵魂，制作五色纸人或纸马，以便盗窃财物；
其二，所有的罪犯都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捕的，而且都是建立在板子夹棍的基础上的；
其三，疑犯不是流浪乞丐，就是游方僧侣，亦即他们都是“乡土社会”熟人社区之外的无根游民；
其四，案件的滋生蔓延既是乡民无知猜 忌的结果，也是最高统治当局皇权政治、文化重重疑心“挑唆”的结果。
以上是(叫魂》第一章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也是孔飞力为我们梳理的“叫魂”案件的表层叙事。接 着，他将为我们解读“叫魂”案件蕴涵的深层意义。
那么，孔教授又是怎么解读的呢？
在第二章里，作者把我们带入“盛世”的语境，希望以此透视“叫魂” 事件可能蕴涵的政治社会意义。照理，在一个“盛世”社会里，人们应该看到一幅“国泰民安”和“祥和欢快” 的图画，可是，何以当时偏偏发生这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叫魂”事件？
孔飞力告诉我们：尽管“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商品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叫魂”发源地或爆发地的江南地区更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的重镇。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面却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出现翻 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猛增到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的结果：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土地短缺日趋严重，生存压力逐步严峻。这样一来，外出谋生——从事商业与流浪乞讨，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进而，随着商品经济的渐次展开，从乡村到城镇的各种交通路线不断形成；另外，人身依附关系 也慢慢松1懈寺院管理系统渐渐废弛，如此这般，也为僧侣和乞丐的行游流浪生涯提供某种可能的条件。读者完全可以想象：那些希望通过维持“平均齐一”的农业经济关系与乡土社会秩序的官府和民众面对周 游天下的外乡僧侣及乞丐，会有一种怎样的心理？
孔教授指出：就是敌意和焦虑。而那种捕风捉影的所谓“叫魂”事件的根源，就是出于这种“敌意”和“焦虑”的心态。事实上，所有“叫魂”的嫌疑对象，就是这些游方僧侣和流浪乞丐。
在(叫魂》的第三章和第五章里，孔飞力继续深挖“叫魂”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而它们之间又有相互交叉重叠的关系。
第一，剃发留辫问题。众所周知，满族原有剃发留辫的习俗，这原本只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问题，而非严 重的政治问题;然而，随着满人征服战争的节节胜利，“剃发与否”也就成为一个表示汉人是否“归顺”满人 统治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据此，颁布极其强硬的法令，声称：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 置重罪。而同时，采取残酷血腥的手段予以推行，真是血流成河。及至后来，剃发留辫又与《大清律例》 有关谋反的法律勾连起来，成为一种政治犯罪。对汉人特别是官僚士人来说，长发得到精心的护理，乃是华夏文明的象征和儒家孝道的要求。
所以《礼记》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而《论语》则有“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等等的说法，都是礼仪精神的反映;相反，剃去头发乃是一种耻辱，秦汉法律中的髡刑，就是一个例证。故尔，剃发留辫既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对乾隆年间“叫魂”事件的蔓 延及政治上的不断升级来说，就与百年以前“剃发留辫”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剃发已经成了一个衡量政洽‘效忠”的隐语。
再者，头发也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表征。剃发留辫，是与满人身份认同的体现; 罪犯髡头，是与良民身份差异的符号；和尚落发，是僧俗界线的标志。和尚，乃是一个抛弃父母妻子的特定群体；四处流浪的化缘和尚，更是与乞丐为伍。这样，他们也就成了一群边缘人或外来者；因而，也就自然 成了‘叫魂”的首要嫌疑对象。
第二，宗教信仰问题。民众何以惧怕“叫魂”妖术？皇帝为啥掀起扑灭妖术的运动？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信仰问题。对中国古人来讲，一个活人有两个部分组成：灵魂与躯体，亦即魂和 魄。“魂”是高级的控制中枢，而“魄”则是有形的感觉肌体再者，“魂”与‘魄”是可以分离的。
比如，在睡 眠状态中，人的“魂，就会离开躯体；当然，它也会回到躯体。如果离开的时间太久，则会引起种种异常或反常，诸如生病、昏沉、发疯，甚至死亡。对小孩来说，这种情形尤其容易发生;一旦出现这类症候，父母就会 为他举行‘招魂”仪式，以使“魂’与“魄’重新团聚。
令人惊恐的是，“魂”会被某种人力或超自然力偷走，人们称那些摄取人的“魂”的鬼怪为“走马天罡”或“半天秀才”等。假如一个人失去知觉，人们就会请“师公”给人举行‘抢精神”的仪式，以便把“魂”找回来。有关“叫魂”种种谣言，就是在这样巫术信仰的氛围中迅速蔓延起来的。
从信仰与权力的角度看，《国语。楚语》关于颛顼“绝天地通”记载表明：那种“家为巫史”及“民神杂揉”的情形即将成为过去。从今往后，以君主为政治权力中心的各级政府，一直都在努力谋求垄断‘人神”交通的权力。这种格局，既是维护“天道’自然秩序的要求，也是维持“人道”社会秩序的需要。
但是，诸如“叫魂’ 一类的巫术信仰，就某种意义而言，乃是一种对国家垄断的正统的信仰体系的挑战和颠覆。另一方面，那些操持这种邪术的僧侣，则对民众的信仰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威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 中国传统社会里，民间的宗教信仰体系始终是存在的，也是官方无法彻底禁绝的；换一个角度看，只要民间信仰不与国家信仰直接发生冲突，还是可以相安无事的。
走笔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叫魂”妖术的爆发，乃是“盛世”底下潜伏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矛盾交 互作用的产物;然而，乾隆年间各省掀起的清剿“叫魂”妖术的运动，则是皇帝与民众合谋的结果。与此同时，其中还夹杂着乾隆与江南地区那种既羡慕认同又厌恶指斥，视为腐败堕落的渊薮的心理因素。
不过，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
叫魂：皇权与司法运作
之所以说问题尚未完结，是因为清剿“叫魂”妖术运动的背后，还有一个皇帝与官僚之间权力运作的纠 葛有待挖掘，有待梳理，有待解释。孔飞力交代完毕神秘兮兮而又比较感性的“叫魂”传奇问题之后，摇身 一变，摆出一副正经严肃而又理性冷静的架势，开始为我们深入分析：乾隆皇帝为啥“夙夜不寐”地投身“叫 魂’案件的处理。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想以“皇权与司法运作”为题目考究一下孔教授的具体看法。
在‘叫魂”事件爆发初期，地方衙门的官员虽然觉得这种妖术事件不同一般案件，而且事关仕途前程——如果‘叫魂”妖术确有其事，那么一旦错放罪犯或引起民众的恐慌，危及地方公共秩序，自己难脱干系， 也罪责不轻;但是，他们对此又感到将信将疑——亦即“叫魂”行为果真能够产生那些无知小民谣传的结果 吗就在这样一种患得患失和将信将疑的心态之下，况且所有被指控的案件经过审问（严刑拷讯）之后证明都是证据不足，简直可以说是捕风捉影；故尔地方官员处理起来还算比较谨慎，一旦发现证据不足，随即放人了事。
可是，由于一个既偶然也必然的原因，乾隆皇帝得知江南地区最近发生一种人们称之为“叫魂” 的妖末而且还在不断扩散，事态随之急转直下，变得严峻起来。
一则乾隆责怪地方官员“隐瞒”事件真相， 而这恰恰是专制皇帝最为忌违的事情;
二则出于担心“叫魂”妖术可能引起的恐慌，这从乾隆对1752年马朝 柱事件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事实上，在皇帝看来，妖术不仅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而且它所煽动引发 的社会恐慌更有可能危及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在1768年7月29日乾隆皇帝向全 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发布一个紧急诏谕:命令各省严厉追捕‘叫魂”术士，保护百姓免受妖术之害及维持地 方之安靖。这一说法的背后，则有《大清律例》处罚“妖术”的各种条款。之后，事态变得越来越严峻，到了 9月初，乾隆已经确信，日益蔓延的“叫魂’事件，不仅威胁地方社会之安危，而且很有可能威胁朝廷本身之 安危。
在9月7日皇帝又发布了一道上谕，终于把剪辫妖术与充满政洽‘效忠”隐语的剃发留辫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所谓的“叫魂”不仅仅是妖末而是谋反。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古代法律里面最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列为著名的“十恶”之首。在乾隆层层加码的压力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纷纷行动起来。
州县衙门的捕役对‘叫魂”术士进行地毯式的搜索追捕，一个个“叫魂”疑犯被扭送衙门审问，用尽板子夹棍，弄得鬼器狼嚎，血肉横飞；上级知府和总督衙门层层审转，但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据以断罪量刑。巡抚、总督的案情奏章源源不断地飞速抵达承德的夏季行宫，放到皇帝的公案之上；而乾隆则事事过问，发布各种清剿指令，并且严厉申斥地方官吏办事拖拉，阳奉阴违，致使“叫魂”主谋迟迟不能归案。
经过地方各 级衙门审理的案犯也被一拨一拨地押解北京，再由皇帝任命的军机大臣、刑部长官和京畿步军统领组成特别法庭，进行重新审核。然而，结果同样令人遗憾，因为案犯纷纷翻供，声称原来的“ 口辞”乃是“不能忍痛而吐不实’的结果，实际上他们并没实施什么“叫魂”的妖术！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叫魂’事件/案件的泛滥蔓延，审理的逐级升温，一则与民众的报复、猜忌和诬告相关，二则与皇帝的清剿命令有关；另一方面，民众诬告得以肆意扩散，事实上也与乾隆的扑灭妖术的谕旨相关。
总的说来，推动审判“叫魂”案件的司法机器加速运作起来的，是皇帝自己。换句话说，只有乾隆才是指控整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叫魂”妖术案件的总检察官；同时，也只有皇帝是整个案件的首席原告。皇权成了大清帝国司法机器运作的燃料，故尔，孔飞力指出：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第 169页）事实也真是如此。至此，我们才能明白皇权对司法运作意味着什么；而皇帝之所以特别关注“叫魂’事件，除了“安良除害”这个既堂皇又确实的原因之外，更有通过“个案”审理来强化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这个深层目的。
为了深入把握中国古代司法运作的这一特点，我觉得尚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分析：
一是皇权与官僚体 制的基本结构;
二是皇帝与司法体制的一般关系；
三是乾隆面临的问题及他的具体做法。
所有这些，也是孔教授或详或略或隐或显予以解释的问题。
中华帝国的皇权专制的渊源极为久远，我们在史前时期就能看到它的萌芽；也就是说，它与酋邦制度 下的酋长专权有关。随着酋邦战争的扩展，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君主的权力逐步得到强化。可以说，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专权是其社会基础，部族征服战争的军事专权则是其政治动力。
夏商周三朝不但方国 林立，而且实行分封体制，因而天子的权力毕竟有限。在我看来，对中华帝国皇权专制形成具有根本意义的时代，则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那时，各个诸候国家为了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为了“救亡图存”进而取得争霸战争之胜利，纷纷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法律方面的全面改革。
这些改革的一个最为显著的 特征，就是各项制度的渐次理性化或合理化；与此同时，君主的专制权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以“文吏”为 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得以初步形成。秦汉时代的意义，则是最终建成一个“六合同风”与“王者无外”的“ 一统”帝国，皇帝专权得到进一步强化，官僚体制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皇权专制结构也是后世历代皇朝的基本格局，晚清维新志士谭嗣同所谓“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即是指此，同时也指明它们都是专制政权。自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确立以后，贵族政治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后果乃是皇权更加强大，而官僚却逐步沦为皇帝“走卒’之地位。
当然，皇权与相权也曾构成一对矛盾，但是，乃至明朝洪武13 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皇权专制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相权则已不再是根本性的问题。史称“清承明制’恰好说明，清朝的皇帝专制丝毫不让明朝;而且随着禁革宦官干政与大臣结党之弊端，皇权更有加 强的趋势。
这祌‘官僚君主”制度的要义，就是法家竭力标榜的“明主治官不治民”的原则。正因如此，自从秦汉以降，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吏治”问题。对此，只要我们翻检以下历朝历代制定的繁复细密的有关官吏选拔、任命、考核、奖惩等等方面的法律典章制度，就会明白。
故尔，梁治平先生指出：君主通过官制的安排以 便控制臣属的苦心，恰恰是中国古代官制的核心。此乃当的之论。一般而言，皇帝是这个制度的中枢，而官僚机构则是皇帝的手足和耳目。官僚机器的运作，自然必须遵循法律典章之规定；又因为官僚只是皇 帝的雇员，所以他们最终不是对法律负责，而是对皇帝负责。相反，尽管皇帝是各种制度的源泉，但是，他自己却不受制度的约束;也就是说，皇帝是超越法律和制度之上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皇权真的没有一点制约。刚好相反，制约是有的。譬如，在皇权运作过程中，官僚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制约;再如，法律制度及 祖制遗训，甚至礼仪和道德准则，也是一种制约因素。不过，这些所谓的制约，只是一种“软”约束，而非 “硬”约束。极而言之，皇帝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超越地位。
那么，皇帝手里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威呢一句话，皇权乃是一种全能的权力，它无所不包——立 法、行政（包括军事、外交、考试、监察等等）和司法，亦即现代宪政体制下的三权皆由皇帝垄断；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为皇帝是‘奉天承运”的，他代表上天对人类社会实施统治。就司法来说，皇权也是核心，也是枢纽。
从清朝来看，皇帝的司法权力主要有二:
—是死刑案件的最终裁决。在清朝，每个死刑案 件均需履行‘专案具题”的手续，即是向皇帝专门报告。根据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的规定，死刑罪名有436 项在当时，每年约有三千多个死刑案件③督部和刑部两次具题，就有六千多个专案题本；据此，皇帝平 均每天就要处理十多个死刑案件。
对“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讲，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心血处理死刑案件，我们从中领悟皇帝对司法机器严加控制的迫切愿望。尽管这种死刑“勾决”制度不乏“例行公事”的文牍主义的 弊病，可是，大清皇朝二百年间奉行不辕，我们同样可以由此看出皇帝对司法权力严密控制的深刻用心。自然，这仅仅是一种对官僚机构司法运作的常规性的、制度化的控制。
二是钦定案件的审判。自清朝开国 洎乾隆时期，清代的“钦定’大案要案之数量确实不少，诸如年羹尧案、隆科多案等等；再加文字狱案，更是数以百计这些案件的处理，具有超越常规的意味;然而，它却是体现皇权司法作用的更为重要的层面。当然，这些政治性的“钦定”大案要案，还有它们自身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而不仅仅是司法问题。
雍正皇帝曾经对“吏治”有过一番严厉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整饬，由此皇权得以进一步强化。在皇帝的寝殿养心殿里，雍正曾经亲笔手书“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对联，既是一种心态的表白，也是一种事实的写照。这些，作为一笔政治遗产被乾隆所继承。但是，乾隆继位以后，曾经意欲改变其父“严苛 少恩”的策略，而推行‘宽猛相济”的方针，然则，对强化皇权却没有丝毫放松懈怠的意思。
继位之初，这位皇帝就着手削弱宗室亲贵势力与打击臣下交结朋党，以此强化皇权。乾隆倡言“盖权者，皆不下移，实无大 臣敢于操窃”就是最好的反映。事实上，乾隆继位之后，对控制官僚机构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乾隆的这些做法，按照孔飞力的观点，与他的个性也有密切的关系。（第289页）就此而言，皇帝的专制权力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或感性特征;落实到“叫魂”事件上来看，乾隆的种种举措恰好成为有力的证据。
那么，就“叫魂’案件而言，它的司法意义又是什么呢？孔飞力告诉我们:这个“叫魂”妖术案件已经变 成推动整个官僚机器运作的燃料;也可以说，它成了推动整个司法机器运作的动力。因为，中国古代司法 乃是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意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它给了皇帝监督和控制官僚的一个重要机会。
孔教授认为，传统中国官僚君主体制的权力结构有二: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而且它们是并行不悖的。 我以为，它们之间了不乏矛盾和冲突。因为，所谓常规权力，实际上是制度化的权力；既然如此，官僚机构就会‘循例”运作，而不愿受到皇帝的时时刻刻的严密操纵。然而，作为“视国若家”的皇帝，则对官僚机器时时刻刻抱有一种戒惧的心理，一种控制的欲望。对乾隆皇帝来讲，为了达到严密控制官僚机构之目的。
一方面，他必须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把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这架机器的运作中去。（第251页)我觉得，孔飞力对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结构的这种划分，是很有用的。事实上，人们说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专制的社会，它的基本涵义是指这样一种‘超常”的专制权力，而不是指那种制度化的“常规” 权力。另外，所谓“法洽’，主要是指最高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相反，所谓“人治”，则是指“专制权力”不受 法律的制约。
就‘常规权力”运作而言，清朝已经形成极其丰富的制度内容，比如《大清会典》及“事例”和“则例”等 等，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的皇帝主要也是依靠这些制度化的安排来选拔、任命、考核、奖惩、监督和操 纵官僚的。就司法运作来说，死刑的上报和奏裁，譬如秋审、朝审，官僚贵族犯罪享有的“议”或“请”的特别 司法程序，都是皇帝控制官僚的常规做法。
但是，乾隆深深感到，对那些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贪图安逸、上 下欺瞒、遇事推诿、腐败堕落的官僚来说，这样一套常规性的制度已经不能有效地监督和控制他的官僚机器，因而他觉得必须采取“专制权力”予以“超常”监督和控制。本来，雍正皇帝推行“密折”制度，原先也是 希望“突破”常规制度，加强皇帝与高级官员之间的“私人”联络手段，从而起到强化控制官机构之目的。
然而，到了乾隆时期，皇帝已经深切感到，所谓“密折”制度也慢慢成了虚应故事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像“叫魂”一类的政治案件，恰恰成了君主控制官僚的绝好机会。所以，孔教授认为：乾隆向地方衙门层层加码，不断施加压力，是在‘利用”这个政治案件以便控制它的官僚或奴才。在我看来，这个妖术事件，似乎可以说是乾隆‘别有用心”地建构起来的。
一般地说，对单个“叫魂’案件，也许司法机构可以按照《大清律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定罪量刑。可是，对不断蔓延而且跨县越省的“叫魂”事件来讲，它所造成的社会恐慌和骚动，却是超越常规的。这样一来，官僚‘循例”的做法也就没法应付;反之，皇帝刚好可以利用这一案件提供的机会，把他自己关心的问题跟官僚摊牌。事实上，在乾隆给大臣的朱批奏折中，训斥官员与谈论案件的言辞几乎各占一半。一言以蔽 之，这些朱批的背景是针对妖术的清剿，而内容则是针对官僚的控制。（第290页，加粗字系原文所有）
乾隆试图严密控制官僚，当然，各级官僚也会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抵制。这是官僚君主体制固有的问 题。掀起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运动，包含着乾隆控制官僚机器之目的；即使结束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运动，皇帝还是不能忘怀对官僚之控制。你看，到了后来，整个案件的“虚构性”及“荒诞性”日趋明朗，据此， 大臣如刘统勋等，试图说服皇帝结束对妖术的清剿，而乾隆则为了挽回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把责任推给官僚。
无论如何，清剿运动还是需要结束的，于是，在11月3日,皇帝正式降旨停止对“叫魂”事件的清剿。 然而，即使如此，乾隆仍然不忘对官僚的惩戒;结果，一批乾隆认为属于“失职”的官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惩罚。这，又是一次控制官僚的努力，也是一种控制官僚的方式。
读完孔飞力的《叫魂》一书，写完这篇粗糙的读书札记，我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应该具有 更为丰富的样式和手段;而我们过去的研究，未免显得有点单调，有点乏味。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案件，其实也是一个事件。就事件来说，它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自足的；它所蕴涵的意义，也非仅仅依靠自己能够解 释清楚的。换句话说，一个案件或事件的意义，必须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予以考究，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只有这样，中国法律史的解释才能真正深入下去，才能确实丰富起来。
令人遗憾的是，对中国法律史上的 某些案件或事件，我还从未见到国内学者能像孔教授的《叫魂》那样，做得这么出色。我还觉得，这种对案件/个案的“凝视’，对案件/个案的“深描’的研究方法，乃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的这个观点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