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乾隆皇帝与毛泽东，像两座山峰一样，分别耸立在其历史叙事的开端和结尾。而这本书集中处理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在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短暂而漫长的时光里，中国的国家在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上的连续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国家建设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孔飞力列出了三个方面的议程：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每个议程又包含着需要处理的内在矛盾。
孔飞力的核心观点看起来非常谨慎和节制，他只是试图证明中国自18世纪末以来的国家建设进程中存在一些具有连续性的议题。这个观点在中国基本上不会有人反对，因为它对于中国人来说差不多就是常识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本书对我们中国读者还有多少启发意义呢？本文将对此加以探讨。
连续性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自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就一直存在许多高度连续的议题。对这种连续性最好的证明人是毛泽东。毛泽东《读〈封建论〉赠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制。”毛又曾在1958年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就央地关系发表看法：“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后被以讹传讹传成“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在此代表着“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的特征，与所谓的专制暴政并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毛说的“秦政”让人觉得过于偏重孔飞力所说的“政治控制”一维，不足以证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上的连续性的话，那么我不妨多花点笔墨谈谈后二者。按照孔飞力对“政治参与”的极其宽泛的定义（连朝廷官员的进谏都被算入“政治参与”），那么可以说，儒家政治理论一直以来都是高度关注“政治参与”的，而且在宋明两朝，儒家士大夫的政治参与程度比清朝高得多。宋朝相权较强，许多士大夫有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抱负；明朝相权虽较弱，但文官集团却可在皇帝数十年不上朝的情况下正常运转，在“大礼议”等事件中更是与嘉靖皇帝分庭抗礼。明朝私人讲学又非常繁盛，冲击正统儒家教义，张居正力图扭转这一趋势，终告失败；读书人结社议政，晚明时有东林党、复社，声势尤为浩大。以复社为例，该社系张溥、张采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而成，其成员先后共计2000多人，多数为青年士子而非在朝官员，但其清议声势居然大到让在廷宰辅“竟席不敢言天下事”的地步，这是今天的微博大V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黄宗羲提出“学校议政”，融合政治监督与地方自治的功能，恐怕与这样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相比之下，乾隆之时士人的政治参与程度简直是低得可怜，但这从一个宋人或明人的眼光来看恰恰是一种变态。因此，完全可以说，清朝之前的中国历史能够提供政治参与度更高的范例。
士人政治参与所引发的党争也常常成为王朝大疾，宋有元丰党与元佑党之争，明朝晚期有东林党与齐楚浙党（后附阉党）之争，又有复社与阉党之争。相关斗争绝不仅仅限于皇帝与官僚集团内部。复社人士甚至与江南的工商业者结合发动抗税运动，而这就关系到了中央的政策在地方上执行的问题。事实上，像复社这样与江南工商业结合紧密、在地方上颇有影响力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系内的朋党，而具有了某种地方社会代表的色彩。然而，江南地方的抗税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明朝无法从富庶的江南汲取财政资源来应对迫在眉睫的辽东军事危机，而向广大北方地区加重赋税的结果却是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们不能截然否认政治派系与公共利益之间如何协调这一问题的存在。
但是，悖谬的是，明朝士人的高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并没有带来增强国家能力的后果，王朝在党争中轰然倒塌，持续的抵抗也在党争中归于失败。而明朝亡国的案例，也就成为清朝统治者用来教育（也可以说是恐吓）士大夫要保持谨小慎微的典型案例，并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认可。在《起源》中，孔飞力也确实提到了清朝士大夫对“结党”的“深恶痛绝”（第10页）。但问题就在于，《起源》为何要从乾隆后期开始？这究竟是出于理论逻辑的内在需要呢，还是只是碰巧因为他的研究集中在清朝中后期？
像孔飞力这样的大家显然不会只做“碰巧”的事情。故事从乾隆后期开始，恰恰与他对“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有关。但这种界定，由于种种原因，很难令人满意。
老路与邪路
何谓现代/现代性（modernity）？这是一个激发了无数意识形态争论的话题，像一个黑洞一样，吞噬着许多学者的精力甚至智商。在创造了这一概念的西方，这一概念与经验之间的对应关系比较清晰。但在非西方社会，“现代”界定过窄，与具体的制度与治理模式关联过于紧密，很容易被人称为“西方中心主义”；“现代”界定过宽或过于模糊，就很容易失去解释力，很容易出现在遥远的古代突然遭遇所谓“现代性特征”的“惊喜”。孔飞力真的避开了“现代性”这一概念中包含的陷阱吗？
早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孔飞力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可争议性。因此，他只作出了一个“暂时假定”——所谓“现代”，就是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落，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偏离其老路，“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第3页）。
在《起源》中，孔飞力同样避免对“现代”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他把重点放在推动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条件上，这些条件包括：人口的过度增长，自然资源的短缺、城市化的发展、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等等，但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全球化。（第2页）具体到中国历史中，乾隆时期“人口的过度增长”最为明显，中国人口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而经济全球化的因素体现在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巨大的顺差中，外来的白银带来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大了民众的生存压力。政治上的因素则是乾隆晚期皇帝与官僚体系的腐败。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清王朝深刻的危机，孔飞力认为不必等待列强入侵，“重大变化已呼之欲出”。（第2页）当然，孔飞力并没有说乾隆晚期的中国就已进入“现代”。但推动时势发展的，正是造成“现代”的那些力量。根据《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时势要进一步发展到1864年的地方高度军事化，才显明了不可逆转的态势：王朝与地方精英——士绅之间的旧有协调机制失去再生的可能，于是政治就偏离了原先的轨道，传统的老路走不通了，“现代”由此全面拉开帷幕。
从操作层面上说，只要是将中国从“老路”上拉出来的变化，孔飞力都愿意承认其具有现代的朝向。但是，从秦始皇到乾隆之间的“老路”究竟是什么，孔飞力又只给出了最为简略的表述：一套王朝与地方精英——士绅之间的协调机制，这根本无法让敏感的中国读者信服，也让人怀疑他的“内在视角”究竟达到了何种“内在”的程度。
清代的地方士绅，一方面当然具有地主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其身份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举制，但科举制显然不是从秦始皇那时候就有，而是首创于隋，唐时获得发展，在宋时才得到大规模运用。科举制与其他一些因素一起，促成了贵族的没落和平民官僚的兴起。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将宋代作为“东洋的近世”，看重的就是宋代平民文治社会的创新意义。所谓“近世”，就与更大的社会平等和社会流动联系在一起。
沟口雄三关注个人主义与公共领域等议题，在“老路”上又看到一个断裂：自明代中叶以后，尤其以阳明心学的出现为标志，社会流动性加大，里甲制所代表的以人口和土地的结合为基础的相对封闭的社区日趋瓦解，由地主主导的“乡村再编”运动兴起，其中包含了地主阶层向专制政府要求“分权”的诉求，从而也包含了“近代的胚芽”。
不管内藤与沟口两位东洋史学家的具体观点是否成立，也不管他们对“近世”的界定标准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经验的模仿，他们对何谓老路、何谓新路的界定却是清晰的。而且他们是在孔飞力所认为的一以贯之的“老路”上看到变迁和创新。以他们的成果作为参照，孔飞力的所谓“内在视角”就呈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在这里，“老路”概括既模糊又不准确，“新路”则模糊难辨。
孔飞力如何界定新路呢？《起源》有意识地避免设立一个过于具体的“现代国家”的门槛，而只给出界定“现代国家”的几个维度：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但这三个维度上的强弱表现的不同组合，完全可以产生不同的现代国家类型。从孔飞力所给出的暗示来看，现代中国国家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超强的政治控制能力，乾隆与他的官员们所提防的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掮客们，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消灭。而早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商会、各种职业公会和民间团体、工会与学生组织越来越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在毛泽东时期，“它们或者消失，或者成为国家管理的工具。”（第120页）换而言之，与政治控制相比，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变得微不足道。造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国家统一的需要，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要求”。（第121页）直到今天，“中国所有的政治阵营都会同意，中央政府必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发展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但是，“这种共识形成及维护的代价，是思想上逆来顺受和政治上令人摆布。”（第122页）
看到这里，许多敏感的读者应该可以会心一笑了，因为孔飞力所提供的判断，似乎不过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升级版。甚至持“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学者对“封建专制传统”的控诉，也可以在孔飞力的历史连续性叙事中找到支持。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中国走出“老路”，走上“邪路”，但从本质上说，“邪路”跟老路的基本特征差不太多。那么，读者有理由怀疑，所谓“现代”云云，不过是用作障眼法的学术黑话（academic jargon）而已。从乾隆到毛泽东，孔飞力所看到的连续性的内核仍不过是法国人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专制主义”的定论。
将“内在视角”进行到底
在我看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或者“救亡压倒启蒙”，可以很好地表达一种价值观或愿望，但并不足以帮助我们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在写作本文的时候，“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尽管其操作方式与毛泽东时代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相比已大相径庭。在此，我们不妨提出一个问题：孔飞力会怎么看待中共的“群众路线”思想与实践？
李放春在《“地主窝”里的清算风波——兼谈北方土改中的“民主”与“坏干部”问题》一文中曾探讨过北方土改中的“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现象。1946年中共“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后，发现群众对滥用职权、作风差的基层干部反应激烈，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群众打干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此并不是进行压制，而是提出了在运动中改造干部、改造党的主张。这催生了开门整党（与审干）这一具有自我治理性质的权力实践。从土改时期到文革结束，“开门整党（与审干）”一直是中共常用的落实“群众路线”、实行自我改造的做法。而像农会、工会、妇联、共青团这样的群众组织，在群众运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认识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它们是自上而下政治控制的手段与工具，还是起到了不断重建中共与其社会基础之间政治联系的作用？在文革之后，许多受到运动伤害的人倾向于采取第一种定性。然而，只要把当时的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与21世纪开头十年的“维稳体制”作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来。“维稳体制”依靠的是专门的官僚与军警宪特队伍，通过政绩考核体系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几乎不存在“发动群众”的因素，很少诉诸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在“开门整党（与审干）”中，经常发生的是群众运动脱离上级控制的风险。
我倾向于认为，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具有双重性，它既具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的维度，但也具有自下而上的向中共传递政治代表性的功能，二者之间哪一个维度更为突出，取决于许多因素。成功的群众运动当然具有政治参与的意义，也具有政治竞争的意义，而在群众运动中获得更高政治代表性的党，当然也就具备了更强的政治控制能力——魏源将扩大政治参与和增强国家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思路，无意中在中共的“群众民主”里得到了体现。
晚近三十多年来，从毛泽东时代存留下来的群众组织，多数已经变成高度科层化的专门管理机构，其积极主动联系群众的政治功能已经衰退。在这个时候，其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控制的功能才集中体现出来。但我们不能把当下的“维稳”经验投射到过去，认为这些组织从一开始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自上而下进行控制的。
当孔飞力探讨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时候，主要参照的还是欧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政治经验，很难想象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因此，他的视角是高度形式主义的：既然“商会、各种职业公会和民间团体、工会与学生组织越来越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那么，他们的政治参与和竞争功能必然萎缩（第120页）。而这就没有看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就认识到群众参与对自身健康运作的意义。毛泽东又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派性始终存在于政治体系之中，关键仍在于如何“以斗争求团结”。
不仅如此，出版于1990年的《叫魂》中呈现出的图景是，在乾隆时期，那些冷静的、按部就班的官僚，是制约统治者专权与普通民众疯狂的唯一力量——或许，孔飞力希望读者在乾隆的位置上代入毛泽东。如果是这样的话，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大量政治经验，就被彻底地无视了。
然而，历史终结了么？正如裴宜理指出，对革命传统的不断动员是中共的独特能力。直到今天，这种动员仍然没有完全淡出。列宁主义政党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相结合的实践探索还在进行。研究者可以怀疑这种结合是否有光明的前景，但至少应该认识到，当下的实践中包含了孔飞力所讲的一切维度；否则，研究者难免会误判形势，把许多事实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于是自己所说的“内在视角”终究不过是隔靴搔痒。
余论
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认识到从乾隆到毛泽东的连续性或许有一定的困难，但这对于中国人从来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在于认识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新传统，它与乾隆时代的政治经验以及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政治经验之间都存在重大的差别。如果对这个传统本身认识不清晰，当我们在回溯它的起源时，当然也就无法获得一幅全面的图景。
孔飞力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在其所处的西方世界尽可能地对中国的历史经验作出同情理解。对国人而言，不应寄希望于西方学者帮我们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毕竟，总有一些经验，是他们无法把握的。历史还没有终结，改革仍在持续进行。未来的愿景牵引着对过去的书写。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一标题下，完全可以出现不同的叙事。让我们期待新故事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