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中国的“情”，不仅涉及私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而且涵盖了国家的政治活动领域，从而成为整个文化的基础。这种“情本位”的文化类型，也与传统中国司法官员的思维模式相吻合，并对司法裁判的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以清代官员袁守定编撰的《图民录》一书为例，爱民情感构成了全书的核心环节，作者以古人的“嘉行”故事来作为州县牧令追慕的榜样，阐明了“为政”必须以“爱民”为基础的道理。书中关于行政举措与司法技艺的具体阐述，也都是围绕“爱民”这一中心展开的。对具有循吏特色的清代州县官员袁守定来说，如何真正践行“为民”或“爱民”的政治理想，也就成了他心目中焦虑的问题。司法官员的这种“爱民情感”，构成了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情”的内涵之一。
【关键词】情；爱民；《图民录》；司法理念
引言
传统中国的“情法”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纠结，不仅仅是一个法理学或法哲学的关键议题，更是一个司法哲学的核心话题。流播广泛并且影响深远的俗谚“法不容情”和“屈法申情”，无疑昭示了“情法”之间在司法实践中的极度紧张；然而，所谓“礼法出于人情”或“缘人情而制礼法”，则又揭示了“情法”之间在法律渊源上的涵融关系。总体来看，后者所要强调的，乃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参酌人情，视人情为礼法制度的基础，以便反映人情，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谓“法律仅仅是情理海洋之冰山一角”(1)的喻辞，即是很好的概括；否则，必将难以制定合符人情的礼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意欲真正落实礼法制度，以及维护乡土社会的礼俗秩序，也就变得难乎其难。但是，既没有普遍抽象的人情，也没有恒定不变的人情。因此，对前者来讲，普遍抽象的刚性礼法与具体变化的柔性人情，就会出现彼此背离的情形。如果坚持法条主义，司法官员往往强调“法不容情”；相反，倘若捍卫情理主义，他们每每主张“屈法申情”。而其结果，也就难免出现“情法”之间的紧张和困扰。而这，也是当下清代司法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课题(2)。
进一步说，在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史上，究竟是固守“法条主义”的司法理念，抑或是践履“情理主义”的司法精神，也就成为判别不同司法官员类型的一条基准。固守法条主义的官员，被称作俗吏或刀笔之吏；践履情理主义的官员，则被誉为循吏或儒吏。如果我们放眼帝制中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固有特点，那就可以发现，固守法条主义的官员更为看重皇权统治下的集权控制，强调刑罚的作用；与此不同，践履情理主义的官员特别关注社会礼俗秩序/人情秩序的维护，倡导德教的价值，其中也隐含了“爱民情感”的司法理念。毫无疑问，这两种不同司法官员类型的长期存在，显然与上述宏观政治文化的语境有关，他们都对建基在乡土社会上的帝国统治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学术史来看，鉴于既有的清代司法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司法程序与裁判依据，即便讨论作为裁判依据的“情法”问题，也很少涉及司法官员的情感问题(3)；故而，为了稍稍推进我们对于清代司法实践和司法理念的理解，本文尝试从司法官员的“爱民情感”切入，来解读清代中国的司法理念的一个面向，以期丰富我们对于“情法”问题的把握。这里，笔者拟将清代中国的具有循吏风格的官员袁守定所著《图民录》作为考察的文本，具体探究一下这种“爱民情感”究竟是如何与司法理念关联起来的，又是怎样予以表达的。
一、从《图民录》看爱民情感的基本原则
李泽厚认为：传统中国属于“乐感文化”的类型，而“乐感文化”的核心，则是“情本体”。所谓“情本体”，是将“情”视作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本。这种“情”，既是情感，也是情境；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人间关系和人生活动的具体状态，被儒家认为是人道甚至天道之所发生”的产物。从“情本体”社会的历史演变来看，在先秦儒家的原典中，这种“情本体”的文化意蕴特别深厚；但是，经由秦汉帝国的政治与思想的变迁，性善情恶问题，渐次成为专制帝国统治臣民的正统论断；宋明以降，由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律令，情欲遭到了贬抑；明代中叶以后，情欲逐步得到了肯定和揶扬，然而仍然缺乏哲学的论证(4)。正是这种“情本体”的文化类型，构成了我们据以讨论清代官员袁守定所著《图民录》表达出来的旨在彰显“爱民情感”的司法理念的必要语境。
据铅山蒋士铨《忠雅堂文集》收录的《礼部祠祭司主事易斋袁公墓志铭》记载：袁守定，字叔论，号易斋，江西丰城人，生于康熙乙酉年(1705)二月二十四日，卒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六月日，享年七十八岁。父母共有三子，袁守定是家里的老三。三岁那年，父亲谢世，全凭寡母节妇李氏抚养；八岁就塾读书，因刻苦而受到老师的赞许。雍正甲辰年(1724)入庠，丙午年(1726)乡试中举，庚戍年(1730)考取进士(5)。
关于袁守定的人品学术与行政风格，清代史料记载不多，除墓志铭外，李祖陶的记述颇可注意：
袁守定，字叔论，性孝，通经术，为文力追先民，矫矫出尘然。不急于用世，以母命应制科，登雍正庚戌进士，任会同知县，洁己爱民，举念从百姓起见，制变之才又足以达之。(6)
这段文字对袁守定的人品、学术、才能作了简明扼要的提示。其中，作为“性孝”的佐证，乃是“以母命应制科”与“中丞许公以其贤能入告，寻膺行取，以母老陈请归养，晨夕事亲”两句。关于袁氏的学术，传记以“通经术，为文力追先民，矫矫出尘然”和“晨夕事亲之暇，辄读史，手不释卷，盖志在名山之业矣。刻有《四书文稿》行世”来予以表彰。至于才能，则有“中丞许公以其贤能入告”及“中丞张公藩伯称楚中声名第一”(7)的考语。引文“洁己爱民，举念从百姓起见”一句，尤可措意。这说明了，在袁守定的为官行政生涯中，正是本着“洁己爱民”和“忧民之忧”乃至“为民请命”的道德情感，才实施了诸多“兴利除害”与“惠民通商”的举措(8)，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故而传记许以“仁声恰于人心”的美誉；如果将其与“墓志铭”记载的袁公“升礼部，县民号泣者数千人”相互参照，足见这个“美誉”并非虚言。这里的“洁己”两字，还隐含了袁守定的廉洁作风，史称“常俸外一钱不取”(9)。在作者看来，袁守定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政声，是因为通于经术；倘若“不通经术”，那就“不可以临民，以其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可见，通晓经术，对于培植帝国官员的“爱民”情感，实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这与袁氏“性孝”也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性孝”往往是“爱民”的前提。我们再看李祖陶对于袁守定的盖棺论定：
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袁子爱物情迫，心之所至而道自生明，与仁相辅而行，亦其生平经术之所见端也。且其出也，以母命；其归也，以母老。立爱惟亲，始邦家而终四海，此岂一才吏之所能为哉。(10)
不必多言，其所特别强调的，同样是袁守定的立身行道与孝亲爱民的道德风范。
以上属于他者的评判，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袁守定的自我表达究竟如何。在《图民录》中，袁守定直接提到“为民”或“爱民”的文字很多，构成了全书的核心环节，它是我们把握《图民录》“爱民”情感的基本线索；关于行政举措与司法技艺的具体阐述，同样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对出仕为官的袁守定来说，如何真正践履“为民”或“爱民”的政治理想，就成了他心目中念兹在兹的焦虑。譬如《图民录·自序》开篇即有：“余弱冠倖售，未尝学问，年未三十，即等仕版。尔时实无所挟持，以为长民之具。”事实上，书名之所以取“图民”两字，是因为“中心图民”所致，即“为民”或“爱民”情感的表达。在写作意图上，《图民录·自序》也有明确的概括：
菽水承欢之暇，静对古人，景彼嘉行，增我愧怍……由今观昔，何以异此。今予又将作吏一方，与一方之民相左右。思欲臻夫大醇，以弥既往，因以阅历所得，证之经史之中，知其决可施行、可遵守者，笔墨记之，编为四卷。常欲系之肘后，以自镜见。或者，亦裨益斯民之一助乎！古人有言：夫苟中心图民，智虽不及，必将至焉。余之才，诚不能及此，而所以树于中者，不敢不坚也。因取图民之义，以弁其编云。
这篇“自序”已将袁守定编撰《图民录》的意图和盘托出。首先，所谓“增我愧怍”和“以自镜见”，实际上隐含了修身问题；而“中心图民”与“裨益斯民”，则是“为民”或“爱民”的自我陈述；至于“臻夫大醇”，是指一个优秀的州县官员希望达到的治理效果，从而与儒家“修齐治平”(《礼记·大学》)的政治理想吻合。其次，所谓“静对古人，景彼嘉行”及“因以阅历所得，证之经史之中，知其决可施行、可遵守者”这两句话所要表达的是，袁氏(其他古人亦然)读书，并非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寻求值得追慕、可以师范的榜样，验证和补充自己的亲身阅历，从而寻求临民治事的知识和经验(11)。
虽然袁守定编撰《图民录》的最初设想，乃是为了“以自镜见”——鞭策自己以及指导自己的行政工作与司法实践，但是，它还是引起了清代官场的瞩目，从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成为一部对于那些“虽有爱民之实心，不足以自效”(12)的州县官员的工作指南，不仅被单独刊行，而且被收入相关的“官箴书”当中(13)。据此，解读《图民录》体现出来的“爱民情感”的政治理想，也就有了一定的典范意义。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这一基本内容，笔者以为，似有必要稍稍梳理一下其中的若干要点。这样的写作策略，也可以为下面进一步分析作为司法理念的“爱民情感”作一个铺垫。现在，笔者抄录几条材料，以见一斑：
(1)学道爱人，四字最括。学道则有爱人之心，有爱人之才，有爱人之政。
(2)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夫能爱人，则人爱之而身安矣；不能爱人，则人怨而伤之者至矣。然则爱人者，非特人蒙其泽，亦所以自爱也；不爱人者，非特人受其病，多见其不自爱也。
(3)伊尹曰：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人臣之道，二者而已。为外吏，无能补于君德，祗有为民一途，无他道也。《周礼》设官三百六十属，言诸职守之事甚备，识者知其无非为民。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治天下者以此，治一邑者亦以此。
(4)居官临民，以敬为本。《传》曰：敬，民之主也。《记》曰：莅官不敬，非孝也。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福，不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祸。(14)
材料(1)和(2)足以说明，在袁守定的心目中，“学道”的过程以及儒家经典的要旨均表明了，惟有“爱人”最为吃紧，特别值得州县牧令身体力行。也就是说，只有秉承了“爱民情感”，才能获取“爱民之才”，它无疑是基于这样的预设：惟有这样的官员，才有探究临民治事技艺的热情，才有体问风俗、了解民情的热情(15)，从而作出切合实际的措施(16)；也只有践履了“爱民情感”，方能达到“爱人之政”，因为只有这样的官员，方能做到廉洁奉公和勤于政事，最终取得“实心实政”(17)的效果。材料(3)意在表明，地方官员本着“爱民情感”举办的措施，实际上是彰显“君德”的一种方式，这是“忠君”伦理的内在要求；而其终极目标，则是为了实现“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因此，袁守定认为：“为民即是忠君”，“媚庶人即所以媚天子”(18)。可以说，所谓“忠君爱民”，乃是传统中国政治伦理之一体两面。材料(4)旨在说明，“爱民”必须以“敬”为根本，从而隐含了把百姓当作“人”来看待的“人道”思想与“仁道”情感，也可以说是一种“爱民”的方式。
那么，这种“爱民情感”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袁守定的如下阐述：
(1)《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记》曰：有父之尊，有母之亲，而后可以为民父母。州县非他，父母也；所莅非他，吾子也。官之与民，何等亲切。但以官自居，而以民视民，失父母斯民之意矣。
(2)刘宽为南阳守，视民如子；召信臣为上蔡长，视民如赤子；钟离意为堂邑令，抚循百姓，如视赤子。人情之爱子也，无所不至。三公视民如子，则爱之无所不用其极，宜乎民之爱之若父母矣。阳城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杜慧度为交州刺史，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王宏为汲郡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人情之为家谋也，无所不至。三公治民如家，则谋之无不曲尽，宜乎之从之若家长矣。
(3)李桐客为通州刺史，民呼为慈父；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民呼为慈母；召信臣、杜诗先后为南阳太守，有遗爱，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古之为政者，有明无不烛，人颂神明者，可谓精能矣，而君子不重；所最重者，若父若母，有长育顾复之意焉。但曰治之，犹是第二义。
(4)存爱民之心固已，更须噢咻之，如慈母之噢咻其子也；行爱民之政固已，更须抚摩之，如慈母之抚摩其子也。噢咻抚摩四字，居民上者最宜玩味，用之于民最为亲切。(19)
上述材料中，我们实在看不到袁守定阐述“爱民情感”的大道理，而只是征引了“经史”记载的原则与故事，旨在强调一个“爱民如子，治民犹如治家”的根本道理，并且揭橥“州县非他，父母也；所莅非他，吾子也”的拟制的血缘家族关系，从而给“爱民情感”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20)。稍可注意的是，这种叙述方式与《图民录·自序》确定的“静对古人，景彼嘉行”的写作策略吻合。也就是说，袁氏并非通过抽象的话语来阐明“为政”必须以“爱民”为基础的道理，而是采用古人的“嘉行”故事来作为州县牧令追慕和师法的榜样，它与儒家一贯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的著述传统也颇为切合。而其措辞之朴质亲切——如“噢咻抚摩”等，读来却能使人深受感动。
至于究竟用哪些具体措施来支持或落实“爱民情感”的政治原则，《图民录》也有不少例证，其中特别强调：安静宽简，勤政廉洁，俯顺人情以及约束胥役(21)。其他条目，只是更为具体的措施和技巧，囿于篇幅所限，不予一一胪列。
二、从《图民录》看爱民情感的司法理念
清代中国的州县衙门号称“一人政府”，也称为“全能衙门”(22)。这意味着牧令必须掌管辖区内部的方方面面的事务，但事关官员考成的事务有二：赋税与司法(23)。清代中国，除了当兵和纳粮，庶民百姓与州县衙门交涉的事情，惟有诉讼一途。清人王凤生在《从政要言·亲民在勤》中的如下说法颇具典范意义：
州县官名父母，又曰亲民之官。父母云何？谓与子孙痛痒相关，得以随呼辄应也。亲者云何？谓与小民朝夕相见，勿使隔绝不通也。故官之亲民，凡于听讼，必坐大堂；官之爱民，凡于命案喊禀验伤，必随到随即坐堂。命案登时查讯，固易得情；即喊禀验伤，事或出于架捏，而随到随审，亦可真伪立明，无事差传拖累……果能挨期编审，日以为常，官将习惯忘劳，民若不期而会。每于体察入微之际，两造真情毕露，俯首无辞。堂下欢腾，如出一口。真有上下情联官民一体之乐。欲得民心，未有捷于此者。(24)
据此足见，听讼决狱是“亲民”的要途，也是“亲民”的体现。反之，州县司法之良窳，也可以作为观察州县官员“爱民情感”与司法技艺的一个适宜的窗口。
那么，袁守定在历任“三县一州”(25)过程中的司法状况如何呢？
前引蒋士铨“礼部祠祭司主事易斋袁公墓志铭”记载了数则袁守定经办的案件，抄录如下，以见一斑：(1)“洪江有僧复智，携一侄一徒同居。有城隍庙与通县道僧借宿，向复智以修城隍庙为词贷金，未应，即杀之以报，藏其衣与米于小楼。公以盗可疑，搜得衣与米，僧始伏法。”(2)兼桂阳时，“一日往乡，见古井中有烟直起，公令人淘之，得尸。公反覆穷究，乃木工行窃，投井而死者”。(3)“黔阳游丐羊氏，先是与杨乙通，后羊氏与杨乙同乞者累年，子与?{禁之。一日，羊与杨遇，愤不得复合，约两人自杀。前令以杀之者，必子聓，重刑诬服。公往验之，得情，遂活二人。”(4)“永年盗鞘银者，公筮而获之。”这些故事几乎没有叙述袁守定审理案件的情感偏好，但是从“凡事为民请命，下乡只带吏役?数人，无扰民间，所过以袁青天呼之”(26)的赞辞中，我们仍能感受到“爱民”的浓浓情感。
另李祖陶《国朝文录续编·袁叔论小传》记有：在兼篆桂阳州时，袁守定兴办了诸多善政，“而法疑狱为最多，尝曰：‘当此平世，无水旱干戈之患，所谓忧民之忧，惟听讼一端而已。事无太小，必小心谛察，务尽人情。’邻邑讼者多争质于庭，无不称平以去。百姓德之，所在立碑志不忘”。与“墓志铭”不同，传记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袁守定听讼折狱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却能从中体会到他审慎狱讼、平恕执法以及“务尽人情”的特点，从而与循吏“哀矜折狱”的风格吻合。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爱民情感”的贯彻，似无可能。
现在，我们来看《图民录》关于“爱民情感”的具体阐述。笔者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写作策略，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但可以了解袁守定自己的司法风格，而且还能够将其与《图民录》关于“爱民情感”的表达结合起来，从而取得相互参证的效果。换句话说，袁守定在《图民录》中表达的司法理念，并非徒托空言，也非仅仅摘录历史故事，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司法心得作出的阐述。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姑且摘录若干材料：
《吕刑》曰：告尔祥刑。又曰：监于兹祥刑。刑，凶器也，谓之祥者，有慈良恻怛之意焉。用刑者，须识此意。(27)
也就是说，刑法/刑罚因具有惩罚性或暴力性而被视为凶器。但是，由谁来用刑，以什么情感和心态来用刑，乃是使“凶器”转变成“祥刑”的关键所在(28)。袁守定接着说：
(1)《吕刑》曰：非佞折狱，惟良折狱。言非口才便给之人，可以折狱；惟温良忠厚之长者，乃能折狱也。或者恣其才辩，以口给御人，以致愚民应对失措，遂以为能穷其说，塞其口，矜其听断之能，为余人所莫及，是直谓之佞耳，非真能折狱者也。
(2)人必至明，方可折狱。苟明不能极其至，不敢以狱为试也。《易·旅》之义，火在山上。火至明而又在山上，明无不烛，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贲》之义，火山下，火虽明而在山下，明不能及远，故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3)盛吉为廷尉，每至冬节，罪囚当断，妻夜执烛，吉持丹笔，夫妻相对垂涕决罪。隽不疑为青州刺史，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夏原吉尝夜阅爰书，抚案而叹，笔欲下辄止。妻问之。曰：“此岁终大辟奏也。”此皆慈祥恻怛，得祥刑之意者。
(4)《汉书》载于定国父于公为狱吏，决狱平，闾门壤，父老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门闾，令容驷马高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后汉书》载虞诩祖父经为狱吏，案法平允，务存宽恕。每冬月上其状，泣涕随之。尝曰：“于公高为里门，其子卒至丞相。吾决狱六十年，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故字诩曰“升卿”。后诩为尚书令。夫狱吏之微，但能平恕，遂克当天心若此。唐崔仁师曰：“治狱主仁恕。”盖仁恕者，天地之心也。能以天地之心为心，天必福之矣。(29)
(1)和(2)中，袁守定试图回答“由谁来用刑”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优秀司法官员必须具备的资质，乃是“惟良”与“至明”两项；惟有这样的官员，方能胜任司法工作。倘若只有“慈良恻怛”的道德情感，则很有可能因软弱而不能胜任司法工作，从而出现放纵罪犯的危险后果；如果自矜“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则又有可能沦为不识大体的俗吏，一味据法断案，从而有违儒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30)的训诫。(3)与(4)中，袁守定旨在回答“以什么情感和心态来用刑”的问题。为此，他征引了历史上的循吏本着“慈祥恻怛”和“仁恕平允”的道德情感听讼折狱的若干故事，以此作为仿效的榜样。笼统说来，所谓“慈祥恻怛”和“仁恕平允”云云，不外乎是“哀矜”两字。那么“哀矜”又是什么意思呢？曾云乾释作：“哀敬，敬当为矜，怜也。言以哀矜之心折狱。”(31)可见，所谓“哀矜”，即是怜悯同情和慈良恻怛之心。总之，只有将“惟良”与“至明”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刑罚“咸庶中正”(《尚书·吕刑》)的境界。对此，袁守定在《听讼之术有三》中写道：
《尚书大传》曰：听讼之法，大略有三：治必宽，宽之术归于察，察之术归于义。夫察则推求详细，物无遁情；义则处置攸宜，克中人隐；而又宽以治之，不为已甚，俾小人之意消，而后此之殃熄。三者诚听讼之要道，不可偏废也。(32)
这说明了，所谓“宽”，实际上是“容情”，但并非毫无原则，而是受到“义”的约束；换句话说，这里的“义”乃是介乎“宽”与“察”之间的平衡原则，而“攸宜”即是此意。
笔者认为，如何对待百姓，怎样看待诉讼两造和囚犯，这是最能体现帝国官员“爱人情感”的一个向度。对普通百姓，袁守定主张采取“公廉慈爱”的态度：“公廉慈爱，为得民之本。”(33)对诉讼两造和囚犯，同样要有“体贴”和“体恤”之情感：
(1)凡体恤百姓，须无微不入。虽一跪一立之微，皆当留意。吕文清曰：夏月问罪人，早间在东廊，晚间在西廊，以避日色。待罪人且然，况平民乎！避日色且然，况其他乎！
(2)世间苦况，无如囹圄罪人，辞父母，别妻子，只身入其中，寒暑饥渴，既无可告诉，而一隙之地，聚处多人。臭秽熏蒸，至不可向迩。况越狱之禁愈严，所以防闲之者愈酷。昼则手足桎梏，不能自如；夜则群入木仓，以长木相比，剜孔如半月状，罪人卧定后，各以一足纳孔中，而锁其端于柱，谓之上压栿，以至辗转伸缩，欲粪欲溺，皆不能得。况狱卒之勒索私刑，其楚更非意计之所及哉。须知，民虽有罪，犹吾子之不肖，而偶罣刑网者也。勤加抚问，时其饮食，便其起处，夏给扇，冬给衣。勤戒狱卒，毋致私刑，既不使之得逃，又不使之过苦，不骪法，不毒人，斯两得之矣。(34)
材料(1)之体恤百姓和罪囚，可谓小心在意，考虑周全，真是无微不至。其中，一句“待罪人且然，况平民乎”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尽可能不歧视罪犯的良苦用心，而“避日色且然，况其他乎”更反映出吕文清和袁守定体恤罪犯之心意的细致入微。材料(2)对囚犯苦况与监狱黑暗的揭露，可谓毫不留情。也因此，袁守定希望州县官员能够给罪犯以必要的人道待遇，所谓“勤加抚问，时其饮食，便其起处，夏给扇，冬给衣”者是矣；同时，也希望他们“勤戒狱卒，毋致私刑，既不使之得逃，又不使之过苦，不骪法，不毒人，斯两得之矣”。这无疑是寻求“情法”或“宽严”之间平衡的努力。而尤可措意者，乃是“世间苦况，无如囹圄罪人，辞父母，别妻子，只身入其中”以及“须知，民虽有罪，犹吾子之不肖，而偶罣刑网者也”两句。前一言，道出了身陷囹圄的罪囚“辞父母，别妻子”的值得同情的苦况；后一语，点出了州县官员之所以应该同情罪囚的原因，罪囚也是人子，只是偶尔举动失措，以致罣误罹刑。这种态度的背后，大约是预设了“人性本善”的底线。
在清代中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语境下，贯彻“爱民情感”的关键举措，按照袁守定《图民录》的设想，我们可以整理如下几项内容：
其一，民间诉状，不得滥准。袁守定提出了“凡呈状无不准无滥准”的原则。对逼不得已的诉讼，如果拒不受理，或受理不及时，或审断不妥当，势必寻爨滋事；据此，为了避免酿成事端，必须受理；相反，对不合情理的词状，不得滥准。这是因为，诉讼必然耗费两造的时间和钱财，而不轻易受理词状，也是“为民分忧”之一端(35)。
其二，速审速决，不留案牍。袁守定提倡安静和省事的行政风格，乃是担心扰民，并不认同懈怠旷职与苟且偷懒；在他看来，地方官员必须勤于政务，敏于听讼。“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窃谓一刻偷安，百姓受一刻之累，何待一日也。”据此，一旦批准词状，那就必须做到“曹无留事，狱无滞囚”。而其原因乃是“讼一日不结，民一日不安，其为累也大矣”。总之，袁氏认为：“办词讼无他术，祗速审结，则诸弊不及作而民受其福。若拖延岁月，不特奔走守候，费时损功，而证佐饮食之，书差勒索之，讼棍愚弄之，百弊丛生，而所费多矣。尝见有一讼而为之破家者，是果谁之过欤。”(36)
其三，虚中听讼，慎用刑讯。袁守定说：“凡审词讼，必胸中打扫洁净，空空洞洞，不豫立一见，不豫著一物，祗细问详求，其情自得。”还说：“凡狱端默以听，使自吐露，真能听讼者也。”因此，他反对先入为主，甚至反对“微服私访”。另外，他更主张“讯狱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同时，他还强调“慎用三木”和“不用刑求”，而其理由则是“况取供于刑求之下，其解上也每多翻异，可不慎哉”。袁守定对刑讯之弊，多有批判(37)。
其四，案情务明，用刑尚宽。之所以讲求“虚中听讼”，无疑是为了弄清案件的事实真相；只有在案情真相大白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裁决。据此，袁守定强调必须“细审”案件，他说：“凡审词讼，但以心入其中，详细研求，必有所见。”进而提出：“词讼有不待审即得者，有必详审始得者，有虽详审而不能得者；不能得者，当缓之，令且散去，俟再推鞫，切勿遽断，遽断则误矣。”如此详审，则民不冤。但是，到了处罚阶段，袁守定似乎主张从宽。他说：“凡断讼案，宽一步，则易结；深求一步，则难结。”在罪犯认罪伏法的前提下，袁守定认为应当宽宥，目的则是“所以予自新之路也”(38)。
其五，方便百姓，送法下乡。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活跃，到了清代，交通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但是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笼统说来，我们仍然可以用交通不便来形容。据此，为了方便民众诉讼，免致他们旷废时日，耽误农事，造成拖累，影响生计，袁守定收罗了若干“送法下乡”的故事。他写道：“召伯为政，常出就烝众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讼事。吴祐为胶东侯相，民有讼诉者，常身到闾里，重相和解。任昉为新安太守，每曳杖徒行，有通词讼者，就路决焉。凡因事往乡，即以其乡讼牒带置肩舆中，暂驻其里，为之讯断，了得一案，省得百姓一累，便民莫要于此矣。”(39)
其六，排除干扰，为民省费。清代中国的州县衙门，虽然号称“一人政府”，但是诚如袁守定所说：“州县以一身辗转于催科、词讼、簿书、期会之间，事如蝟集，应接不暇，八面受敌，神耗力竭，犹不足以胜之。”为了有人帮办衙门中的庶务，也就有了一批胥吏、衙役，用以分任其事；但是他们“皆市井无赖子，既无由策力功名之途，惟作奸犯科耳”。他们不但品格低下，抑且收入微薄；因此，进入州县衙门的诉讼两造，也就成了胥吏、衙役敲诈勒索的对象。为此，袁守定提出了“抚民当宽，约吏当严”的主张。具体而言，如欲拘传被告，不轻易出票差遣衙役，而让两造自行或保长代为传唤；勾摄案犯，不准轻易锁拿，以免衙役诈索钱物；如欲下乡验尸，尽量少带甚或不带胥吏衙役；在公堂听审时，禁止在旁干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40)。而其核心要义，乃因爱惜两造而“为民省费”之一端。
结语
笔者基本上同意李泽厚关于传统中国属于“情本位”的文化类型的理论解说，在检讨清代中国的司法理念时，也确实感受到了“情”的重要意义。其一，司法场域中的“情”，不但与“天理”或“天道”相关，而且与“王法”或律例相关；可以说，这里的“情”，是植根于“天理”，并融贯于“国法”的具有规范意义的人情，从而成为平衡司法裁决的关键因素。其二，司法场域中的“情”，不仅是指案件的事实和情节，而且涵盖了作为裁决依据的规范——人情或情理，以及司法官员在审断案件时的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它的最终目标，指向了“爱民”，并进一步蜕变成为“哀矜折狱”的司法理念。换句话说，一个优秀的司法官员，必须本着“爱民”或“哀矜”的心态和情感，才能作出“宽严得当”及“情法两尽”的裁决。其三，司法场域中的“情”，尚有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它包括了社会的公共意见，所谓“舆情”、“民情”或“公义”之类。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所以在乡土社会中发生的婚姻、田土、钱债纠纷，以及命盗案件，往往会对民众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社会秩序的震荡。在这种情况下，审断案件也就不是简单的“依法裁决”所能了结，而是必须获得民众的认可，俗谚“过得官场，走得乡场”所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要之，在法律上必须“案结”，在民情上必须“事了”，只有“案结事了”，案件才算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否则，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就难以得到有效的恢复。其四，司法场域中的“情”，还有一个“情境性”的特点。这一特点所要强调的乃是，每一个案件都有自身的特殊情境，所以必须予以特殊看待和个案处理。所谓“情境性”，既是一个思考案件的特殊背景，也是一种审断案件的思维模式，从而制约了司法官员在“情境”中了解案情，并且在“情境”中作出裁断。现代学者所谓的传统中国具有“实质正义”或“个案解决”的“卡迪司法”的特点，就是源于这样的文化模式。其五，司法场域中的“情”，说到底，与儒家的社会理论有关。这是因为，儒家特别强调家族的社会意义与政治作用，而家族共同体则是建基于血缘亲情之上的社会组织，因此，讲人情、重情感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具体而言，父亲的角色与牧令和皇帝的角色之间，实际上处在了同一条延长线上，从而获得了相似性或共通性。在这个前提下，倘若爸爸要想妥善解决子女之间的纠纷，那就很难仅仅用“家法”来作出形式主义的裁决；相反，爸爸必须细细考量产生纠纷的子女之间，以及他们与承担裁判角色的爸爸之间的情感关系，方能作出令子女心悦诚服的审断。就此而言，州县牧令和皇帝的司法角色，无疑与爸爸的角色一样，因而他们采用的审断风格也相一致。我想补充一句，如欲理解清代中国司法实践的固有特点，尚要留意司法官员的角色意识。因为，一种制度性和伦理性的角色，赋予了这一角色群体必须履行的职责以及履行职责的方式；与此同时，民众对于他们也有一种特殊的角色期待，作为“民之父母”的州县牧令，即有双重角色的意味，官员必须履行法律的职责，父母难免受到情感的约束。据此，所谓“情法两尽”的司法风格，实际上也是“父母官”的角色意识的一种体现。
上述小结告诉我们：在传统中国的司法场域中，“情”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它的作用可谓无所不在，本文只截取了其中的一项——司法官员的“爱民情感”，来讨论它所包含的基本要义，以及支撑这一要义的若干要点。并且，本文仅选择了具有循吏特色的清代州县官员袁守定的《图民录》作为分析的样本；我相信，由于样本的限制，肯定难以涵盖作为司法理念的“爱民情感”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些都预示了这样一种学术前景：如欲深入把握作为司法理念的“爱民情感”，也就必须梳理更多的相关文本；若欲全面了解司法场域“情”的丰富内涵，无疑需要解读“爱民情感”的其他含义。凡此，只能留待来日再作详论。
【注释】
(1)参见[日本]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2)这种“情法”之间的纠结和紧张，并非传统中国的独特问题，西方法律史上也有类似的困扰。参见李猛：《爱与正义》，《书屋》2001年第5期。
(3)笔者曾经以明清正史记载的循吏(也兼顾了其他朝代的循吏)为分析样本，对循吏的情感司法实践作了比较详尽的讨论。参见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4)参见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产?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5—56。
(5)参见[清]袁守定：《图民录》，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版，第176页。
(6)[清]李祖陶：《国朝文录续编?香国集文录?袁叔论小传》，清同治刻本。
(7)关于“中丞张公藩伯称楚中声名第一”的评价，参见《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77页。另外，袁守定《图民录?自序》也有“抚军虞城许公谬以通省第一贤能之员入告”的记载(同上，第175页)。所谓“贤能”两字，意味着袁守定属于德才兼备的地方官员。
(8)关于袁守定为政的具体事迹，可以参见《礼部祠祭司主事易斋袁公墓志铭》以及《国朝文录续编?香国集文录?袁叔论小传》两文的记载，这里不拟胪列。
(9)引据[清]曾国荃：《(光绪)湖南通志》卷106《名宦志十五?国朝四》，清光绪刻本。尤可措意者，袁守定曾经自誓：“一家衣食，仰给在官外，如持一钱归者，当获天谴。”参见《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77页。两书所载，可以互证。
(10)李祖陶：《国朝文录续编?香国集文录?袁叔论小传》。其中征引程明道的语录，见于[北宋]程明道：《近思录》卷10。原文如下：“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
(11)值得一提的是，编撰《图民录》时，袁守定确实贯彻了“静对古人，景彼嘉行”和“以阅历所得，证之经史”的原则，从而成为在内容上有别于其他“官箴书”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2)引据[清]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6《重刻居官寡过录序》，清道光二十三年孝友堂刻本。
(13)例如，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6《重刻居官寡过录序》曾说：“余先友袁易斋先生，尝宰湖南，以治行最擢礼部主事，尝著《图民录》一书，亦深言诚求之道者。余先君子尝梓藏其书，今举以赠(刘)肖庵。”李元度《答马太守(毓华)书》也曾提到：“守令为亲民之官，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时贤治谱若徐氏栋之《牧令全书》、袁氏守定之《图民录》、汪氏辉祖之《学治臆说》、刘氏衡之《庸吏庸言》，皆朴质精当，可以坐言起行，计必饫观而力行之。如尚有未寓目者，望即加意购求可也。”(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36，清光绪六年刻本)这里提到了《图民录》传播的两种途径：赠阅与购买。另外，其他“官箴书”对《图民录》也有转录。譬如，清代戴肇辰《学仕录》卷6(清同治六年刻本)和徐栋《牧令书辑要》卷2(清同治七年江苏书局刻本)就收录了《图民录》的若干条目。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徐世昌所编《将吏法言》(民国八年静远堂排印本)一书，还收录了《图民录》的部分内容。
(14)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82—183页。
(15)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29页。
(16)必须指出的是，爱民之情与治理之才之间，是否存在袁守定所说的那种逻辑关系，仍有不小的疑问；毕竟，人品与才能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换言之，具备“爱民情感”的官员，确有可能努力探究治理的技艺，但是最终能否应付如裕，并非确定无疑。事实上，很有可能出现黄仁宇在评论海瑞时所说的那种情形：“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美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5页。至于海瑞是否属于那种只讲道德，不顾组织和技术的官僚，那是另一问题。细读《海瑞集》(陈义钟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我们倒是可以发现，除了讲道德，海瑞也颇重视治理的组织和技术。
(17)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82页。
(18)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82页。
(19)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83页。
(20)必须指出，这种“爱民”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是“民本”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所以我们应该留意其中隐含的“官民”之间在智力和能力上的明显落差，以免误解他们之间的身份等级与权力差异。袁守定《图民录》作了直白的解释：“《书》言：如保赤子。保字最可味。民本不能自立，须我保之也。《诗》言：宜民宜人。宜字最可味，民则犹是故民，须我宜之也。”(《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83页)据此，民本政治中的民，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实践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从而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民，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21)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84—185、187—192、204—206、229页。
(22)所谓“一人政府”的提法，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页。所谓“全能衙门”的提法，参见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
(23)与征收赋税相比，有时，审理案件甚至占据了州县官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此而言，司法审判成了州县官员最为吃重的工作。清人汪辉祖就说过这样的话：“听讼之任责在官，完赋之分责于民……再与绅民约：月三旬，旬十日，以七日听讼，以二日手办详稿，校赋之日亦兼听讼。听讼，官固不敢怠也。”参见氏著：《病榻梦痕录》，《续修四库全书》第5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646页。
(24)[清]王凤生：《从政要言?亲民在勤》，[清]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刑政四?治狱上》，光绪二十三年思补楼刻本。
(25)袁守定：《图民录?自序》，《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75页。
(26)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77页。
(27)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93页。
(28)关于“祥刑”的讨论，参见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73-83页。
(29)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93—194页。
(30)袁守定《图民录》卷3《循吏酷吏之分》写道：“权德舆曰：得柔之道者，为循吏；失刚之理者，为酷吏。夫既具柔德，又合于道，其被于民也，如惠风之嘘物，所滋长者多矣。既已刚中，又不中理，其被于民也，如疾风之荡物，所覆折者多矣。以吏言之，则一为循吏，一为酷吏；以人言之，则一为吉人，一为凶人。而其分途之初，祗是刚柔异用，慎哉。”(《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09页)同样道理，对“仁恕”与“明察”也要有相应的平衡，不可偏于一隅。袁守定还强调了“不矜明察，不事深求”的道理(《图民录》卷1，《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85页)。
(31)曾云乾：《尚书正读》，台湾：华正书局，1982年，第288页。
(32)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97页。
(33)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09—210页。
(34)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28、227页。
(35)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95页。
(36)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90、192、201、197、201页。
(37)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97—198、200、194、207—208页。
(38)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00、199、184、201页。
(39)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01页。
(40)袁守定：《图民录》，《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04、206、197、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