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其人
孔飞力先生出生在英国一个德裔犹太人家庭，书香门第，其父母是新闻记者。他在哈佛大学本科时候所学的专业不是历史，而是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ClydeKluchholn，对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有浓厚兴趣。这一点在其后来的很多学术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即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他历史研究的影响。
他20世纪50年代进入哈佛学习历史的时候，恰逢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的转型时期。在此之前，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的方法和训练都建立在我们所谓的欧洲汉学传统之上，这种汉学研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乾嘉学派，以训诂考证为主，精读文本，微言大义，注重古典文献的阅读分析。一些欧洲汉学家不仅掌握中国文言文，而且能读好几种中亚文字，像突厥文、蒙古文等。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关系，美国政府需要对冷战时期的一些对手，像中国、苏联等进行全方位了解，所以大学开始注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历史、语言和文化。孔飞力进入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刚好就是这样一个学术潮流发生转变的时刻，欧洲汉学传统还在，但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研究开始起步。
孔飞力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是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和费正清（JohnK.Fair?bank）。前者是犹太裔历史学家，研究严复思想，思维极其敏锐。孔飞力的另一位导师费正清我们耳熟能详，是美国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二战时期到过中国，任美国大使馆文化官员，直接参与对华外交事务，非常关心当代中国问题。
1954年，孔飞力从哈佛毕业后，到伦敦亚非学院学习，在此期间结识了他的一位终生好友，这个人就是后来担任过香港大学副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王庚武先生。王庚武是研究华侨史的大家，他对孔飞力的最后一本书《他者中的华人》影响很大。因为王庚武是研究华侨史的专家，新加坡又有地利之便，拥有大量东南亚华侨的史料，所以孔飞力后来曾专门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研究一年，成为他撰写《华人》这本书的一个契机。
孔飞力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时候，美国历史学界正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方法的深刻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结合了地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看重地理、物质等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注重心态史的研究。学历史的都知道，“年鉴学派”是继德国“兰克学派”之后的第二大学术流派，孔飞力受其影响很深，他的几部学术著作都表现出一种跨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限，从细处着手，最终完成宏大历史叙事的特色。他把人类学、心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甚至语言学等都融入了他的历史研究。
孔飞力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强项，那就是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研读档案史料的功力。用一手档案史料结合年鉴学派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是孔飞力的独到之处。
从1955年到1958年，孔飞力从英国回到美国，这期间他在加利福尼亚服兵役。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冷战方兴未艾，美国军队中给士兵教授中文，孔飞力在这个时候开始系统地学习中文。关于美军中教授亚洲语言的问题，我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风气。一个是我原来在北大的老师周一良先生。40年代周先生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本来是研究佛教和魏晋南北朝宗教史，但是他却被美国国务院请去给美军教日文。因为当时美军准备登陆日本，需要在军中培训日语，而周先生从小是跟着日本保姆长大的，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第二个例子是写过《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andtheSword）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RuthBenedict。此人从未去过日本，但是美国国务院在二战结束之前找到她，请她写一本关于日本文化心理的小册子，使美国士兵登陆日本之前人手一册。这本书现在成了美国研究大学中教授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美国学术界对东亚和中国的研究兴趣是随着国家政治需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孔飞力学习中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是偶然性中孕育着必然性，是个人学术兴趣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结合的产物。
1958年孔飞力服兵役结束后，前往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University）攻读硕士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孔飞力从哈佛毕业后，1962年前往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在那里前后工作了大约15年，一直到1978年被哈佛返聘回来接替费正清的大学教席。1962年孔飞力与他的第一任夫人程吾（SallyCheng）结婚，次年儿子孔安（Antho?nyKuhn）出生。这段婚姻持续到1980年结束（孔安目前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亚洲记者，常驻印尼雅加达和北京，负责报道中国事务）。
1978年，孔飞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希根森（FrancisLee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在此位置上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期间，他曾担任历史系教授；历史与东亚语言系博士生导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等一系列学术及行政职务。
在哈佛期间孔飞力经历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与原哈佛燕京学社秘书MaryL.Smith结婚，育有一个女儿DeborahW.Kuhn.
教书育人
我下面谈谈孔飞力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中国读者对孔飞力的了解大都局限于他的学术研究，对他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了解不多。其实孔飞力是一位非常关心培养学生的老师。在纪念孔飞力的追思会上，他的学生来自全世界各地，回忆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他如何在课堂上以其博大精深的学问和睿智幽默的语言征服学生，课外如何孜孜不倦、深入浅出地指导学生论文。比如他的大弟子，杜克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Duara）教授说：“我非常幸运亲炙孔飞力先生，今天能够像他那样对指导学生投入如此多精力的教授已经不多了。”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svandeVen）教授回忆到：“孔飞力先生在指导论文的时候不仅挑出你观点方面的漏洞，而且逐行逐句指出你语言结构、风格和表述方面的问题。直到今天我自己开始带研究生并且不得不为行政事务终日奔忙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孔飞力老师当年为我尽了多大的责任，他在处理繁忙事务的同时帮助我把论文草稿变成恰当的书稿。”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齐慕实（TimothyCheek）教授则以幽默的口吻回忆了孔飞力生活中轻松的一面，他说：“孔飞力教授并不是一个热衷于交际的社交蝴蝶，但是他愿意与学生打成一片。有一天晚上我们邀请他到研究生宿舍来小酌几杯，他带着披萨饼和啤酒应约而至，边喝酒边与我们聊天。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说：‘每当我感到郁闷厌倦的时候，我就会阅读档案以解千愁。’我听罢不禁吃了一惊，难道哈佛资深教授也有郁闷厌倦的时候？”
我在哈佛读书期间修过孔飞力老师几门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门是“清代档案研究——钟人杰起义”。1842年1月发生在湖北崇阳县的钟人杰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起由包揽诉讼事件引发的农民暴乱，在清代历史长卷中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事件，国内学者对其关注不多，孔飞力却把它拿来作为剖析清末农村税收制度衰落和社会动乱根源的典型案例。在课堂上，他使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清代档案、奏折、上谕、硃批、实录、清人文集、诗歌、地方志、碑刻、家谱、回忆录，甚至文革时期的“三史”（家史、村史、厂史）口述史料等等，意在训练研究生解读翻译一手档案文献资料的能力。一些明清档案中经常使用的书面用语，像“檄委”“恭折具奏”“乞皇上圣鉴”等，我们在国内训练研究生的时候都不一定注意，但是他却把这些专门用语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让美国学生对照阅读使用。这门课是当年费正清在哈佛首先开设的，到孔飞力这里时已逐渐成型。我记得上这门课时，孔飞力先生精益求精，虽然已经打磨了很多年，他的学生江勇振（台湾师大毕业）也给他帮了很多忙，但他依然不断完善教材翻译的精准度。当时班上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像我（北大历史系）、陈熙远（台湾大学历史系）、张力（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等。当中国同学指出他中文翻译上的某些错误时，他立即接受改正。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学者胸怀，使他的每一本书都字字珠玑，百读不厌。“钟人杰起义”这本教案后来被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美国研究大学训练清史研究生的必读教材。后来孔飞力的学生柯伟林（WilliamC.Kir?by）教授以此为范本编辑了《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经济：学者手册》上、下卷，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1年出版（State and Economy in Republican Chi?na: A Handbook for Scholars,Vol.1 &2,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1），也成为美国研究生学习民国史的工具书（我有幸参与该书的史料收集和前期准备工作）。
《他者中的华人》
众所周知，孔飞力的第一部学术成名作是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这本书是在他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奠定了他在清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不过，这里我想先从他的最后一本书《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谈起。
孔飞力对《华人》一书的构思早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他写完《叫魂》一书之后，就开始了。当时我在哈佛选修过他开设的“中国移民史”这门课。从他每一周的课程设置来看，他那个时候的学术视野就与众不同：第一周讲“国际移民”；第二周讲“中国国内移民因素”；第三周讲“中国移民与英属马来亚”；第四周讲“中国移民在新加坡”；第五、六周讲“中国海外资本”；第七周讲“中国移民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第八周讲“中国移民在美国”；第九周讲“冲突、美国排华和唐人街”；第十周讲“1965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场景变化”；第十一周讲“中国与中国海外移民”；最后第十二周是讨论总结与分析概括。
这样一种系统的分析和归纳，从一开始就把中国移民问题放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予以考量，而源头则是中国国内移民。
孔飞力对华侨史的研究有几个突破性的面相，我在这里稍作梳理。首先，以往研究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学者目光往往盯着海外，把海外移民史只是看作移民如何在海外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或者研究中国明、清以来的国家政策与海外移民的关系，很少有人将国内移民与海外移民联系起来考虑。而孔飞力紧紧地把海外移民史和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把海外移民作为国内移民这个更大的历史进程的一种特例。
其次，孔飞力在《华人》一书中强调模式板块的建立。他指出，华人为谋生而离家到外地住上一段时间、但迟早总要回家的“侨居”模式，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大规模海外移民开始之后,侨居海外的人数仍然远远低于劳动力在中国国内的流动量。源自贫困山区安徽的“徽商”、远程转送银两的票号商家“晋商”、供职于各官府衙门的绍兴“师爷”等都是内部移民的产物。东南亚为中国南方沿海省份的居民移民地理增添了新的指向：他们的贸易体系在地理上远远地延伸到了大洋彼岸。孔飞力的独特之处就是把中国海外移民作为国内移民这个更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来进行分析。该书研究的时间跨度约为五个世纪，正是中国不可阻挡地与外部世界相接轨的时代。孔飞力认为：“与此同时，在上述对外移民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国自身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中华帝国到战火纷飞的民国，再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国家等等。在所有这一切历史背景中，中国对外移民都是以内部移民为主的民众流动场景的子系统。”把近五百年来中国人口向海外迁移的历史放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宏大历史框架内予以审视，充分展现出孔飞力把握社会发展大历史的独到眼光和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
再次，孔飞力提出了“历史生态学”（historical ecology）的新颖学术概念。早在2001年，孔飞力便在《华人移民的历史生态学取向》（“To?ward a Historical Ecology of Chi?nese Migration”,2001）一文中提到过“历史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研究海外移民史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移民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策略，这些生存策略受到移民所在地区、信仰、职业和宗族关系的影响。无论是国内移民，还是海外移民，这四个要素都是其生态构成的基本结构。移民，本身就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一种生存状态，即“生态”。在《华人》一书中，他再度强调“历史生态学”概念，用历史生态学分析移民社会的结构，进而提出了移民中的“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model)。他认为移民社会是一个双向的有机体，“其一方面处于接受移民的社会中，另一方面则内含在输送移民的社会中。这两方面被一条‘通道’（corridor）连接着——这是一个双向地转送人员资金和信息的文化空间。即使当移民在异乡开拓了‘小生境’（niche），寻找途径保护他们的时候，一般也需要‘移民社会’”。“小生境”通道的两端是相互依存的：“每一端的健康和生存都要依赖于另一端的健康和生存，还要依赖于两端之间人员、资金和文化的往来和流通。”
第四，在《华人》一书中,孔飞力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练运用的社会心理剖析法,对华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条分缕析：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样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究竟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了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
最后，孔飞力对华侨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做了独特解读。“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话题，他认为，对于海外华人而言,“民族主义”是由情感和策略共同构筑而成，其共同指向都将中国视为祖籍地，同时又将自己的根深植于所在国的土壤之中。在他们所生存的异国土地上，民族主义诉求适应了多重需求，它营造了一种能够提升华人地位、增强华人安全感的自我形象；它超越地缘、方言的差异，增强相互团结，共御外来威胁，维护华人的经济利益。最后，民族主义运动还在华人社会内部构建了一个特殊的舞台，既是政治竞争之地，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流动之所在。但是，在海外华人社会，他们的领袖人物既非传统士大夫，也不是现代知识精英，他们不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是商人。尽管他们与传统士大夫在文化理念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荣誉观和责任感，他们一般不太会将国家政治，或任何其他政治问题，当成自己最主要的关注点。很少有华商能够、或者愿意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华侨有自己的社群，他们非常爱国，尤其像抗日战争时期陈嘉庚这样的华侨领袖，捐赠抗战，发挥很大作用。但毕竟这些华侨群体不是一个绅士群体，他们不是在中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精英群体，所以他们对母国、对祖国，实际上和国内的绅士阶层的观点还是不一样的。生存、谋生、挣钱、商业经营等，奉行的准则还是一种商人的准则，他们身上，爱国主义的情绪不太会压倒其他的行为准则，不会的。这是孔飞力对华侨的心态、以及民族主义在海外华侨社区中间滋生繁衍的独到看法。
总之，尽管撰写的是一部海外移民史，孔飞力认为，其核心还是中国。“以不同的化身，中国曾经是，而且现在也是移民进程的重心：帝国王朝，受困的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在所有这些背景中，华人移民是一个更大的人口迁徙运动场景的分支，而这个人口运动场景的主要部分是国内移民。”
孔飞力的中国史观是：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虽然是衰落的，但却不是停滞不变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从中国的内部产生。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不断积聚新的因素，不断从内部传统出发，迈向近代的过程。孔飞力的中国观，不同于王朝循环论，也不同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论，他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延续性、再造性和坚韧性。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我现在再简单梳理一下孔飞力的其他几本学术著作的理念和路径。第一本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该书对太平叛乱时期的湘军等地方武装进行了个案研究，包括湘乡的湘军、黄冈地方武装、南昌的多层次军事体制、叛乱时期的团练等。集中从理论上对太平天国时期团练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不但对团练在太平“叛乱”时期的制度发展进行了论述，还剖析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城市与乡村的分裂，最后，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地方武装”的模式结构进行了剖析。
国内史学界对太平天国时期湘军“团练”的研究，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认为自太平天国以后，汉人势力崛起，满清八旗衰落，其态势一直延续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是，对这种现象的解读很少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孔飞力首次从制度层面、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分析太平天国革命特别是清廷在镇压它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孔飞力指出：在危机时期，不仅过去的以村社为基础的团练组织激增，更重要的是更高层次的军事组织相继出现。这些军事组织的目标，从过去的地方防御上升为帝国防御。从形式上讲，它们突破了纯地方形式。从领导者来看，从过去的地方名流，变为省、国家一级的名流。这些高级名流的命运与国家休戚相关，它们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与政府高层的密切联系，成为可兹利用的建立大规模武装的决定性因素。孔飞力所揭示的清王朝的矛盾心理是：一方面，它要靠民兵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怕地方武装尾大不掉，危及自身安全。
这种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式探讨历史问题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军事化的各级组织的内在结构、组织原则、规模特征、历史演变、相互关系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精致剖析，提出了“团练—勇—地方军”与“堂—股—武装村社”三级等级组织的概念网络，使社会结构的组织脉络变得清晰起来。由此提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中国城市与农村二元分离，农村在地方名流盘根错节的控制之下，其他势力很难渗透。地方名流成功地扮演着地方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的多重角色。对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而居住分散的中国社会来说，能否有效进行地方社会控制，特别是对广大的农村社会的控制，至关重要。孔飞力这种学术研究方法，非常讲究概念的精细化分析。在此方面，他继承了年鉴学派的治学传统，强调理论范式的作用。“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孔飞力的“团练—勇—地方军”与“堂—股—武装村社”三级等级组织网络就是典型的范式归纳。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还深化了对晚清绅权的研究，如孔飞力在书中所言：“他们从11世纪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中国的思想和政治生活。名流提供了有才能和受过教育的人才来源，新政权得以从中配置官僚机构的人员。名流保证了村社那些例行事务的延续，离开这些事务，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可能运转的；同时，通过他们对社会现状的贡献，地方秩序的重建才有可能，而没有地方秩序，可靠的户籍和税收制度就不能建立。名流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官僚机构和当地村社之间、城市行政中心和农村腹地之间的不可或缺的联系作用。总之，正是名流，凭借他们历久不衰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正统学术的传统以及他们的管理公务的伦理观念，才使得传统政权有可能以近似于从前的形态重新建立起来。”说到这里我想指出，孔飞力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对团练角色进行精细化研究的取向，深受二十世纪在美国和西方受训练的一批中国学者学术著作的影响。这方面你仅从他的学术著作中间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课堂上，他会不断地、大量地、密集地提到他尊敬的几位中国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贡献。这些学者包括张仲礼（1920-2015）、瞿同祖（1910－2008）、何炳棣（1917-2012）、萧公权（1897-1981）等。
最后不能不提费孝通（1910-2005）。其著作《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孔飞力在指导的研究生课上经常引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著作，因为这些著作对中国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解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孔飞力对前人理论的突破和贡献在于，前者的研究焦点专注于士绅与官僚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而忽略了它们之间明显的紧张对抗关系。孔飞力则突出了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社会控制的虚弱，以及伴随着帝制国家的衰落，乡村精英如何填补了权力真空，利用地方军事化侵入地方行政机关，攫取从未有过的对地方治安、税收和公共建设的更大的权力。他强调地方精英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互动，就是说国家需要这样一批人，他们不拿国家的薪水，但是从事地方治理，从治安到办学，到修路到救灾，从管理到税收，方方面面缺少不了他们。这种强调绅士阶层由中间人向地方管制型精英变化的理论模式，后来被他的学生杜赞奇（Prasen?jitDuara）发扬光大，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化理论”，认为从“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蜕变的转化过程，就是国家想强化自身权力又无能为力的结果。
孔飞力先生从中国学者中间汲取学术营养的态度被他的学生们所称道。Robert Entenmann（St. OlafCollege）是哈佛大学博士，他在回忆中说：“中国刚一改革开放，就有一批知名中国学者来哈佛访问，像傅衣凌、李新、章开沅、韦庆远等。孔飞力不遗余力地把他们介绍给我们，并把美国学术动态介绍给他们，在这方面，孔飞力先生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位孔飞力身边的无名英雄，即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的著名清史专家孔祥吉先生。孔早年师从著名学者戴逸教授治戊戌变法史，在清宫档案研究方面颇著声名，其学术研究注重发掘一手档案史料和私人函札，重新解释若干史实。著有《晚清史探微》《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等。我在北大读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的那一年，1985年，孔祥吉考取了我的导师陈庆华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惜乎陈先生突然去世，孔祥吉与北大失之交臂。孔自80年代末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任客座研究员后，一直在幕后默默地帮助孔飞力先生收集整理晚清史料，功莫大焉，我这里要特意提一下他。
《叫魂》
1984年，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孔飞力来到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受到鞠德源、韦庆远先生等清史专家的热情接待。回到美国以后，孔飞力利用一档的宝贵资料，开始研究乾隆三十三年发生在江南的叫魂案。在此基础上，1990年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1768)。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顶峰，江南发生了几起“叫魂”案。这个既无实际伤害，又无政治企图的流言，却触发了君主弘历的敏感神经，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并一手策动了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军机大臣们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18世纪的中国，被人称道为“繁荣的、进取的、自信的中华帝国”，此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但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天朝的皇帝们对此茫然无知，此后仅一百多年，整个世界格局幡然一变，当1840年英国人挟炮舰撞开天朝大门时，发现过去那个曾被欧洲人高声称颂的中华帝国，已经衰弱得不堪一击。这一由盛而衰的悲剧性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孔飞力研究“叫魂”案的初衷，是研究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的通讯机制如何运作？孔飞力说：“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于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因商业需要而建立的信息网络几乎覆盖全国，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依然通讯交流不畅，下情不能上达。皇帝因此制定了一套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这一体系所依赖的形式就是“密奏”制度。清朝基层的政权是州、县，他们原则上是不能越级同皇帝直接对话的。乾隆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信息流通领域内的不利地位，并且采取了许多反措施来对付官僚们的颟顸甚至是有意的隐瞒。通过对密奏制度的研究，孔飞力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规律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在中国国家机器内，无论皇帝还是官僚，都在同一套规章制度打交道：皇帝用它们来约束官僚，确保行政效率，但同时皇帝又得避免异化成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官僚既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又凭借规章制度对抗上司或皇帝的专制管理。长此以往，君主和官僚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
这种“两难境地”造成了中国的“官僚君主制”。“官僚君主制”不是单纯的官僚制或单纯的君主制，而是一种复杂的东方体制，其中存在着君主与官僚之间的互动与制衡。君主代表的是专制权力，官僚代表的是常规权力。常规权力是一种制度化的、法治的权力，而专制权力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人治的权力。中国官僚制度中的常规权力，虽然效率低下、混乱无序，但它对于叫魂妖术的反应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官僚体制既要肯定又要否定，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点，就像一个锚锭，急风暴雨来的时候，毕竟还有一个锚链能够让你稳下来，让你不要脱离轨道。
在对中国官僚君主制分析的基础上，孔飞力提出了1768年叫魂危机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地方官僚和乾隆皇帝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和反应，他非常精彩地将其划归为三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皇帝版”。乾隆皇帝从一开始就把叫魂案定为“政治罪”。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清朝到乾隆时期已经建国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亡明遗党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直到乾隆年间依然在民间传递，这使得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他认为叫魂案给一直想用特殊手段来化解潜在政治危机和借此整顿吏治的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
第二个版本是“官僚版”。在中国官僚体制中，地方官在处理地方事件时的一般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也避免被上级问责。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互相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粉饰太平。这种官官相护的做法引起乾隆震怒：案子发生在江南地区，和尚道士乞丐四处游荡，剪辫叫魂，扰乱治安，形同谋反，你两江地方官居然不报，最后由山东巡抚给我报上来，这不是失察是什么！皇帝震怒之后，地方官僚才不得不紧急行动起来。
第三个版本是“普通百姓版”。这个解读是最精彩的。孔飞力说在清朝的权力结构中，只有民众是处于一种无权无势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最容易产生群体恐慌，激起社会动荡。而这个时候的清王朝，恰恰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而且为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老百姓怀疑他们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自己的境况。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不能从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得到向上移动的机会的话，人们就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甚至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叫魂”案中每个人恐惧的内容是不同的，皇帝恐惧的是谋反，官僚恐惧的是皇帝的震怒，而只有老百姓恐惧的是妖术本身。
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除了专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扭曲心态有关。“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毫不奇怪，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信息失控而触发的民众恐慌，可以转变为疯狂而可怕的破坏力量。牛顿曾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群体意识一经扭曲，是最可怕的破坏力量。
孔飞力家所在地的Ipswich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沿海小镇，靠近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1692年塞勒姆镇曾发生过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案，被贫穷、瘟疫所困扰的当地民众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外来者，导致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石头压死，最后案件却不了了之。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孔飞力经常在课堂上引用塞勒姆女巫案来说明歇斯底里的盲众心理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毁坏力量。《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就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孔飞力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
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成功地尝试了几种方法的结合，以叙述故事构建历史的撰史方法和优美的笔调，层层剥笋般地完成了以小见大、以一持万的宏大历史叙事。其画龙点睛之笔就是对“权力的幻觉”的描述，对盛世民众心理的深刻剖析。用他的话说：“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叫魂》一书出版后，孔飞力几乎又是十年磨一剑，直到2002年，才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第三本书——《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译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该书是根据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系列讲座为基础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孔在该书中探讨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提出了“文人中流”的概念。意思是中国到晚清出现了一股政治参与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心怀天下而又仕途失意的知识精英，他们在被压抑多年后试图重新介入对国家建设根本性议题的讨论并发挥影响力。但这些读书人越是积极介入政治想影响其走向，就越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内外危机的胁迫下，最后大多主张只有通过加强国家机器的控制才能达到富国强兵。这条道路一旦变成了唯一的选择，结果只能是不自觉地交出自由和尊严，以此作为国家昌盛的代价，而无法像西方的近代革命那样，国家的变革与个人自由的获得总是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多谈了，重点谈一下他的《市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这篇文章。该文是孔飞力于1991年5月29日至3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美欧论坛——东亚国家与社会”（American-European Symposium o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n Traditions）系列讲座中的一部分，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是依据这一系列讲座编辑而成。孔飞力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使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体制发展的担心和看法。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探讨了什么是体制发展的问题；2）探讨了“士绅社会”研究模式的缺陷，肯定了关于士绅社会的新近研究成果，同时指出新研究把士绅社会与市民社会相等同的不当性；3）分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内涵及其实质，指出哲学家的研究意图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宗旨的差别；4）指出民族主义妨碍了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能太过机械地套用欧洲的理论术语。
我为什么对他这篇文章比较重视呢？因为当年孔飞力于该文发表之前就让我们在课堂上精读它，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史学史的方法理论研讨，他自己把这篇文章称为一场史学方法的“未宣之战”（UndeclaredWar）。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曾经风靡一时，许多美国学者纷纷用该理论模式来解读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其代表人物是兰金（MaryB.Rankin）和罗威廉（Wil?liamT.Rowe）。
这两位学者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就是都认为19世纪晚期的中国正在发展被用来表征早期资本主义欧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而孔飞力在课堂上赞许他们引入哈贝马斯理论的同时，并不同意他们用这一观点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解读。他首先分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含义，认为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用以观察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术语，是资产阶级拓展的抨击专制权力的舞台，是精英阶层对社会和政治、文学和艺术进行“理性—批判性”思考的领域。孔飞力认为晚近中国并不具备上述活跃因素：“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体制发展。”孔飞力认为，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要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我们有必要提醒，哈贝马斯是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来考察欧洲历史的。他对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历史的看法是由他对现在和未来的关怀所形成的。不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的存在促使他，而是公共领域的‘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令人忧郁的状况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换言之，孔飞力认为哈贝马斯的立场不是历史学家的立场，而是哲学家的立场，他担忧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的丧失和文化的粗俗。欧洲早期社会的“公共领域”对他来说只是批判现实和改造现实、寄托未来希望的参照点。这与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的特征又如何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证性研究是完全不同的。
孔飞力还进一步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二者的方法特征都是一样的，即都是“一种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并非一个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描述”。孔飞力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相比有两个决定性的差别。一个是通讯自由并不存在，国家和士绅们都很留心是否有批评政权的文字，清代法律对私人和公开出版的批评性作品有严格的规定。另一个就是士绅和商业经理人的依附地位。晚清中国社会根本就不具备西方欧洲那样的工业社会生存的条件，史料也不支持它们的存在，把哈贝马斯的理论机械地套用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现实是不成熟的。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之大，非一时一事可以概括：一个是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上升期，一个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君主政权大兴文字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士绅和商业经理人一直处于依附地位，根本不存在像西方那样可以放言无忌，知识分子直接参政的历史现象。
总之，孔飞力对中国近代国家形成的叩问，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孔飞力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晚近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致力于从西方输入各种思潮，试图模仿建立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然而，西方思想的输入，不但没有为中国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反而强化了中国传统中的保守和专制。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什么一再让当代的中国人失望？好些看来颇有希望的发展，为什么老是以压制、腐化告终？在历史进程中，官僚制或许会提高和鼓励政治参与的热情，使地方政治具有更大的参与性，但到头来却是官僚制借“参与”加强了控制，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参与”和“控制”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最终被压在下面的，还是“参与”。对此，孔飞力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样看来，参与性和官僚制在一个封闭的历史结构中是有内在关联的。精英要求参政的热情的确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浪潮，但被推到浪尖上的确是官僚国家的制度，这也就是大浪潮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东西。”
大师离去之后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下孔飞力先生今年2月份去世以后，他的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在美国为他举行的追思活动。首先是2016年4月1号在美国西雅图的亚洲年会上，亚洲年会主席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在他的酒店套房里为孔飞力召开了一个小型追思会，参加者主要是哈佛校友。之后于4月8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又为他在麻省剑桥专门召开了一个大型追悼会，参会者来自于全世界各地。会后费正清中心出了一本纪念册，收入孔飞力生前友好、同事和学生对他的回忆。我这里简单摘译几篇学者的回忆。
柯文(Paul Cohen，Wellesley College)先生是孔飞力一生的好友，写过《在中国发现历史》等重要著作，他在回忆中说：“孔飞力不是那种一辈子只写一个题目的学者，他的每一个题目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又自成系统，有延续性。”
入江昭(Akira Iriye)先生是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史学者，著作等身。在哈佛读研究生时曾与孔飞力同学，出自费正清和赖肖尔门下。他在回忆中说：“我和孔飞力都是费正清的学生，费正清的清代档案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上互相激励，社交上意气相投的交流平台。”
John Schrecker先生是波士顿布兰岱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教授，他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哈佛读书时我和孔飞力是要好的同学，我尤其记得每个星期天我们研究东亚的同学都一起去打棒球，孔飞力是一名优秀的投球手。”
斯坦福大学的Harold L. Kahn教授说：“像钟表一样精准，孔飞力每隔20年都会给我们贡献一部必读之作！孔飞力先生不属于那种多产的作家，但是他20年磨一剑，每一出手必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每一本书都是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使你无法逾越。”
邵玉铭先生（Yu-ming Shaw)是孔飞力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期的博士生，著有《燕京大学与司徒雷登》。他对孔飞力的回忆是在芝大准备博士生资格考试时，孔飞力让他准备一份参考书目，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准备了一份长达150页的书目。
高加龙 (Sherman Cochran)教授是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民国史专家，他回忆说：“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我还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生的时候，我的导师芮玛丽（Mary Wright）就让我们研究生读孔飞力还未发表的第一部著作的修改稿——《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她说她急不可耐地让我们先睹为快，是因为她预计孔飞力的分析方法将会改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取向——历史已经证明了她所言不虚。”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Duke University)教授敬佩而精辟地将孔飞力称之为“学者中的学者！”
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ere）女士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她认为孔飞力“为一代汉学家提供了思想指导，他的学术成就将继续鼓舞新一代学人继续成长”。
耶鲁大学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Yale University）说：“作为一名学者，孔飞力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就是在70年代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全都嫉妒地看着他如何把社会科学理论精彩地融入清史研究。”
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以研究文革史著称，他说：“无论是教学、指导研究生，还是学术研究、行政管理，孔飞力在处理所有工作的时候都达到了全心全意、问心无愧的境界。”
裴宜理女士（Elizabeth J.Per?ry）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前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她十分赞赏孔飞力在行政管理方面提倡的民主精神——“甚至在缺乏民主环境的哈佛也是如此！”
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曾任哈佛历史系主任，费正清中心主任，是研究民国史的专家，也是孔飞力晚年住院期间对他生活上照顾最多的人。他在回忆中说：“像他的导师费正清一样，孔飞力是一个对下一代中国历史学家培养要求很高，支持力度很大的导师。如今他的学生们至少在全世界三大洲里重新领跑这一领域，而孔飞力的原创性思维和对知识不懈的追求正通过他的学生们而发扬光大。”
傅高义先生（Ezra Vogel）是哈佛著名社会学家，《日本第一》和《邓小平传记》的作者。他赞誉孔飞力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是费正清最为欣赏的弟子之一。今天，他也培养了一代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他从自己做起，为历史研究设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
作者鸣谢
本文准备过程中参考了龚咏梅、林满红、杜赞其等人的著作文章，采用了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杜赞其、尹圣柱以及孔飞力家人提供的私人照片和相关回忆文章，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根据作者于2016年10月17日在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店的讲座整理编辑而成）（作者为美国伊利诺州湖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