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麻省剑桥镇冬寒未退，沿着科克兰街去哈佛园内的纪念教堂参加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的追思会。十五年前同样的一个四月天，孔老师在我的博士论文证书上签字后，我从他的办公室跑出来，兴奋得急步穿过的也正是这条街。眼下，原先欧洲研究中心路边丛生的丁香花多半被园丁给砍掉了，而玉兰花苞仍在冷风中哆嗦。只是耳边的鸟鸣阵阵依旧。
一
我是孔飞力教授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后期的一个学生，拜孔教授为师是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上博士班二年级时。刚开始博士班时，我仅仅注重藏文的学习和狭窄的藏学专业课，为了拓宽研究视域，在范德康教授（Leonard van der Kuijp）的鼓励下，决定去修孔老师的课。
跟孔老师修的第一门课自然是他的清史档案阅读研究课。清史档案课是哈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的招牌课，始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之时，专门引导学生利用清朝档案做研究。费正清退休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孔飞力教授授课。他们合编了这门课的教材，教材中包括对清史档案的选编和不同种类的介绍以及基本词汇的中英文对照。每个学生课前得对课上研读的清朝的原始档案做好充分准备，提供相关历史事件的背景知识，准备好译文，轮流讲解一份份清档。期中过后不久，每个学生得约见孔老师，一对一谈论学期论文的议题和采用的史料。接近期末时，每个学生有机会向同班同学介绍论文的构想和论点以及使用的原始材料，然后得到同班同学的反馈，以便对学期论文做最后的修改。这门课结束之时，我以乾隆年廓尔喀战争期间的汉藏关系为题，写了学期论文。采用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钦定廓尔喀纪略》《宫中档》等。后来，论文中涉及乾隆晚期治藏策略的部分纳入了博士论文。
这门课一上完，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孔教授自己要把清史加入博士资格考试的想法，并请他加入我的大考和博士论文评委，孔教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接着我又修了他为准备资格考试的博士生开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讨论班。那一年这门课上刚有杜克大学历史系的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教授来历史系客座，在她分享自己如何构思 《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一书时，孔老师也谈了他写《叫魂》一书的来龙去脉。两位老师都说，做史学一定要有开放的眼光和视角，尽量从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中寻得内在的联系。
和其他教授带的研究生讨论班不同的是，孔老师的课上总有不少亚洲来的学者。对东亚来访哈佛燕京学社的学者想要参加他的研究生讨论班的请求，孔老师总是慷慨相允。历年来，他不仅时常仔细审阅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申请材料，提供中肯的评审意见，推荐优秀的年轻史学者，还在入选的学者逗留研究期间，请他们加入讨论班，不时向他们请教。
在计划和准备博士资格考试的我把阅读书单交给孔老师审阅时，他特意添加了几位美国年轻学者近几年颇有影响的专著，比如米华健（James Millward）写新疆和盖博坚（Kent R. Guy）写有关《四库全书》编撰过程的专著。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可别忘了列入中国学者的专著，比如戴逸、王钟翰先生的书，还有前辈韩国汉学家闵斗基的专著，也得读。”孔老师一直强调，他的研究离不开和中国史学学者的密切切磋和合作， 对韦庆远、鞠德源等先生的协助，他深怀感激，并且时时提醒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史学家在领域内独到的贡献。
博士生的资格考试完成后，在写论文期间，我还不时在他每周办公时间登门求教。此外，在论文即将完成的那一年，还修了他的会议式课程“History 1834： The Chinese Overseas（中国移民史：海外华人）”，正式把清史和清朝后半期的边疆移民史纳入修课和研究的范围。这门会议式课程也就是他第三本专著《海外华人》涉及的主题。学期末布置学期论文时，孔老师对每个同学说，上交论文时麻烦大家多印一份，因为他正在写海外华人专著，学生有关这一议题的论文他都要认真保留，以便自己写书时借鉴和参考。他的诚恳和认真的态度，我记忆尤深。
在这门课上，他时不时会走题做极有趣的点评。他说，海外华人可以说是一批“迷失在不同文化之间（lost between civilizations）”的移民群，他还由这个话题引申到常春藤盟校在录取亚裔方面的不公做法。让我难忘的还有他对双关语的熟识，以及贯有的诙谐、幽默的调侃。他信手拈来“Pacific War”和“Burger King”两词，说这有多滑稽和讽刺——两个意义相左的词放到一块儿称呼一个众所周知的战事和快餐食品！“Pacific War”的说法我能理解，但对“Burger King” 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解，总想到下次见孔老师一定得问，可总是一忘再忘。最近阅读中看到了“burg(h)er”（欧洲的自由民）一词，才恍然大悟孔老师妙用的幽默。
二
孔飞力教授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早年在费正清门下就学，1964年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后就职于芝加哥大学，担任中国史教授。孔飞力老师于1978年告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回到哈佛，担任东亚系的弗朗西斯·李·希金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历史学终身教授。1970年代末，中国学尚未正式起步。1978年孔老师置身神学街2号后，校报马上报道了孔老师到来的重要，并且说他将引领哈佛中国学的发展。两年后，孔老师出任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身）主任，历时六年。正如人们所说，他对哈佛的中国学的拓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孔飞力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一位领衔教授，他带的学生很多，每周两小时的办公室时间，他位于东亚系二楼拐角处的办公室门外过道上总是站着好多学生，耐心等着和孔老师见面讨教的机会。他的办公室内三面堆满了高及天花板的书架，留下的窗户对着神学街和科克兰街，窗外就是这块儿最高的威廉·詹姆斯大楼。他总是把收到的好多资料和书籍慷慨相赠。每隔一段时间，他会把大堆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或是自己不用的书籍拿到课堂，分给学生们。有时，他索性把大堆书放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外，见者有份。往往他刚把书放下，转眼就被学生们抢光了。孔老师晚年身体欠佳，但仍一直惦记着他的藏书何去何从。直到后来亲友同事帮着安排妥当，分别捐赠给学校的图书馆，分给同事们和学生们之后，他才得以安心。
他曾多次对我提议，写论文时一定要想到读者，学术文章同样要写得生动易读，千万别把饶有兴趣的一个故事写成一篇干巴论文。孔教授出版于1990年的第二部专著《叫魂》（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深入浅出，几乎成了学生做论文的范本，而且其中文版成为有关中国史的一本畅销书。不管对专攻中国史的学者，还是想了解中国历史的普通读者，孔老师的著作行文简洁，论述深入浅出，即便是纯学术作品，读来毫不枯燥。孔老师说，易读的书写起来可真不容易，得花好多时间反复琢磨、推敲，一改再改才成。
孔老师对我的博士论文初稿的指点，铭记在心。他说：“论文是可以的，但可不要忘了，你的论文并不仅仅是写给领域内的十来位已经‘得道的专家（enlightened specialists）’看的。”他建议我在论文开篇加叙，介绍18世纪清朝与蒙藏地区的地域政治形势的大致情况，以便读者了解一下多仁家族的盛衰史之前那一时期清朝边疆地域政治的基本形势。他每每提醒，要知道读者并不了解作者的专业背景和学术用语，一定要把事件的前因后果向他们交代清楚。孔老师接着更是语重心长，说我们学者写东西可得想到更广的读者群。要知道他们也愿意读，因此要写得清晰易读。
论文完成后证书上需要三位导师的签字。在范德康和欧立德（Mark Elliott）教授爽快地在证书上签上大名之后，我约见孔老师。我按约定的时间去神学街2号二楼孔教授的办公室见他。他先让我坐下，然后自己就去了东亚系的行政办公室交代一些东亚系的事务（那几年，孔教授还担任系主任一职）。我坐着等他来，心里惴惴不安，唯恐博士论文中有大的偏差，唯恐尚需大幅度的修改。我越等越急，越着急，越觉得时间都凝固了。窗外初春的阳光慷慨地洒入，办公室内书架上排满的中文书籍，此时在我眼里却显得格外沉重，还有构筑在窗外冷气机上鸟窝里放肆的鸟叫声，在等待中更觉嘈杂，添加了我的不安。
不久，孔教授回来了。我站起来，赶忙递上博士论文批准证书。他先道歉，说真不该让我久等，然后说，论文开头加了18世纪初清朝满、蒙地区的政治地理概况那一段，读上去，上下文就流畅多了，然后他在我的论文证书上签了名。我一边连连道谢，一边接过证书，和孔教授告辞。我跑出东亚系的大楼，浑身像羽毛般轻松，转身上了科克兰街。浓郁的丁香花的芬芳让我感到清新，牛津街口科学中心前的那块空地也显得格外开阔。进入哈佛园内， 阳光中校园内交错的小路一下子显得井然有序。
三
博士论文一完成，我就开始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曾有两年在波士顿大学和威尔斯利学院兼职教中国史课。其间正值孔教授给本科生上“中国通史”大课。哈佛东亚领域的老师们都知道这门始于费正清和赖世和的课俗称“水稻田课（Rice Paddy）”大课。一旦有空，我就会到哈佛楼去听他的课，为刚走上讲台的自己补课。毕业后留校任职的我，时常会在校园内的讲座上或是东亚系见到他。年逾古稀，满头银发，但是孔老师总是背着双肩背包，精神抖擞，迈着大步子。
在内亚系的一次演讲上，孔老师百忙中拨冗前来参加。那时我正为是否要接受南部一所大学的教职而犹豫不决，见到孔教授，便向他讨教。他先是以惯有的诙谐口气跟我说：“这可是第一次任教的好机会，你不去的话，我去！”后来，思前想后，我回绝了那份教职，告诉孔老师时，他不仅理解，而且鼓励我说：“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的。”
在我开始工作不久，哈佛的中国史同仁们失去了钱金宝同学。他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深谙档案史料。和他一起上孔老师的清史档案课时，他有关中国档案的小故事，给大家带来不少乐趣。毕业后在日本研究中心做博士后期间一天，钱金宝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同学打羽毛球时因心肌梗塞突发离世。孔老师在他的追悼会上讲，中国社会的传统就是这么悠久而根深蒂固，从偏远而贫穷的苏北农村就能走出精英，从草根走出了这么优秀的史学者。他走了，这是我们大家的巨大损失。在座的家人和师生闻之无不落泪。
2007年5月3日，孔飞力教授上了荣休前的最后一堂研究生讨论课。我收到了历史系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老师的邮件，告知这堂课后会有一个小聚会，庆贺孔教授在哈佛历时30年的教学生涯。我们几位已经毕业但还在校园任职的老学生，沈艾娣和东亚系的普鸣（Michael Puett）老师，还有课上的学生们同聚在科克兰9号小楼的研究室，举杯庆祝孔教授荣休。虽则孔教授此后不再正式授课，但我们一直在校园里相见。之后我们几乎每年都在东亚系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上见面，共进毕业午餐。
孔教授退休后虽然来学校不如以前频繁，但他对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们情有独钟，总是抽出时间和他们聊研究课题，虚心向他们了解最新的中国国内史学动向，一如既往，孜孜不倦。一旦学生、学者们提到自己的研究深受孔老师的启迪时，他总是以谦谦君子的风度，连连说：“不敢当，实在不敢当。”每当收到来自中国清史学者远道而来的问候时，他总是顺便向我们介绍这位学者的研究领域和并致以慷慨的评价。
那时我们每年都邀请东亚系的教授来和学社的访问学者座谈，聊他们的学思历程和现在的研究课题。只要日程能排得开，孔老师总乐意前来，和来自东亚的学者们聊他的最新研究，畅所欲言。2007年和学者的座谈会上，他聊的是即将脱稿的《海外华人》一书。2008年秋天，他和我们谈的是对中国宪法史研究的一些想法。想来是他完成海外华人史之后的一个新的研究动向。
2008年春，学术界期待已久的孔老师的《海外华人》（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China）专著面世，被列入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主编的“东亚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丛书系列。大家在费正清中心的大厅为他办了出书庆贺会，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只是孔老师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对细节处略抱憾意。
四
追思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史学者在哈佛园内济济一堂，怀念孔老师的治学为人。柯伟林教授（William Kirby）写道：“我做文理学院院长时，菲利普是东亚系的系主任，但我依然觉得我始终得向他汇报。”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的研究曾经涉及闽南及温州地区的历史，孔老师一度和他聊起研究时，还特意让他和我联系，说我是当地人。他在悼念辞中说：“菲利普是一个很棒的学者，而我更记得的是他善待我和我的家人，还有他的睿智，让我难忘。他的诙谐、幽默，对一位史学家来说，又是多么难得。”孔老师治学严谨，对己对人都是如此，而在师友、同事和学生急需时，他最善解人意。
最近东京大学石井刚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做的学术演讲中解析他对“文”的理解：“文”实际上蕴含学术团体（community）之意。就此我联想到孔老师为文的一生。孔老师走了，他的银发和挎着双肩包在神学街上走过的身影不再。他常和同事用午餐的位于哈佛广场的卡萨布兰卡（取名于他最喜爱的影片）餐馆和燕京餐馆也都已消隐于闹市，但是他毕生从事的“文”业永存。这不仅包括他少而精，但部部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政治史论著，还有他多年来带出的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中国史的学术团体，承载着孔老师几十年学术生涯中的言传身教和学术风范。孔飞力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十五年，在剑桥神学街走过了将近四十载。这么多年来，跟随孔老师的莘莘学子中,走出了一批批举足轻重的研究中国的史学者。
26年前，孔老师在《叫魂》一书开篇的鸣谢词中写道：“中国已将保存清代文献的巨大宝库向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开放。这确实可被视为现代学术史中的一大壮举，无疑对我们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状况至关重要。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才刚刚起步。” 孔老师当时对中国的史料对外开放的乐观话语至今听来，犹如空谷足音，对今天的中国人文学界而言，弥足珍贵。世事更迁，难以预料，可从事人文学自始至终就是一门孤单、寂寞的行当，需要学者经年独坐冷板凳。正是有了孔飞力老师这样的领衔人，史学文人不再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