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以人民币代表的货币经济体系，只有六十年的历史。头三十年，货币经济处于停滞、中断、倒退和隔绝于世界的状态；第二个三十年，中国实现了货币经济的回归和重建。但是，如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中国货币经济体系的转型过程并没有完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货币经济会进入日趋不确定的历史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经济规模是继续扩张，还是趋于稳定？
衡量中国的货币经济规模，有两个基本指标：M2和M2/GDP。自1978年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货币经济膨胀的主要历史阶段，如上图所示：
近年来，中国不仅是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最高、绝对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M2/GDP 比重最高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超级货币”大国。不仅如此，中国已经和正在成为以实体财富为支点、以货币金融为杠杆、高度依赖于货币流动性的国家。货币供给的高增长、流动性溢价和通货膨胀是支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要素。
与此同时，中国始终难以摆脱在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一个悖论：维持高增长，需要出口导向型经济，势必增加外汇储备；而增加外汇储备导致基础货币增加，引发经典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问题是，中国货币经济规模的膨胀过程没有完结的迹象。未来货币存量和流量的增长是继续近几年的增速，还是趋于平缓呢？抑或大幅度下降，甚至发生短期的萎缩？不得而知。
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是融合，还是分离？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处于货币经济依附于传统实体经济的状态。2000年以后，非实体经济、各种现代服务业（例如金融经济、教育、旅游）崛起，非实体经济产品价格上涨。结果不仅是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相互分离，而且是非实体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超过实体经济。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全面过剩会继续下去。因为中国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过大的货币供给量不得不倾向于流入非实体经济，甚至海外。其后果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不但无法解决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也丧失了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资本。从长远来看，这埋下中国制造业衰退的种子，而制造业是提供就业和支撑出口的核心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所在。
货币经济的二元结构是缩小，还是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有过弱化的时期，但是大趋势是强化，并且造成了货币经济的二元结构：国家控制的货币金融资源和不受国家控制的民间金融资源并存；国家主导的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主导的多元化金融机构并存；国有经济资本过剩和民间资本短缺并存；中央银行的低利率和民间高利贷并存；与西方国家接轨的资本和完全封闭的本土资本并存；电子化、数码化代表的现代货币信用工具和现金为主体的交易并存。2011年下半年，整个温州地区的高利贷危机就是货币经济二元结构内在矛盾的反映。目前还看不到缩小货币经济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措施。
是走向自由化，还是政府权重继续上升？
中国现存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几乎都是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演化出来的，少有在市场环境下发展出来的自主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始终得到政府的扶植和改造。自然，中国也少有真正的银行家和金融家。这种先天缺陷导致了在中国货币经济的回归和重建过程中，缺少内在的能动和创造性。货币经济领域成了市场和政府的主要博弈场。
1980年代之后，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货币制度框架，与货币金融相关的框架，似乎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差距日益缩小，在表面上甚至更先进。然而，内在机制则严重落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育滞后。特别是由于政府制定市场经济规则，政府的作用不是趋于削弱，而是强化；是政府及其主导的银行体系决定着中国货币经济的走向，决定着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幅度和节奏，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帐户的开放进程。
在中国过去三十年中，货币政策难以真正独立。在货币经济的发育过程中，很难分清哪些是客观条件限制，哪些是政府立场、政策和法规所致。更严重的是，中国形成了政府──银行──国有企业的“联盟”，创造了中国式的新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否稳定，愈来愈决定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政府成了经济波动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人类并没有到了自由市场气数已尽，可以用政府计划取而代之的时代。在中国，金融自由化过程远远没有完结，政府和市场的博弈还会继续。
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是走向合作，还是更加冲突？
无论如何思考中国货币经济的未来，都不可能离开全球视角、世界货币经济的走向。中国货币经济体系依然是脆弱而落后的，这是历史造成的。过去三十年，中国货币经济回归和重建是以现存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为前提的，未来中国货币经济的发展仍然要继续以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为前提。中国货币经济取决于世界货币经济，不存在独立于世界的可能。长期利率最终由全球供给因素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实力问题而已。
诚然，当代世界货币金融体系，问题颇多。金融货币经济结构日趋复杂，与实体经济日益分离，对资讯可靠程度的判断，确定经济不确定性的类型和性质的差别难度更加大。即使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的直接影响也明显在削弱。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经济作为独立经济形态，以前所未见的规模膨胀，世界一度资本充裕，流动性过大，货币太多，储蓄过剩。于是，多数国家的资本成本差异消失，长期利率普遍下降，全世界央行大举降息，趋向零基准利率，导致世界性的资本产品价格膨胀和泡沫化。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世界货币经济制度的调整和进步。中国既然不可能脱离世界货币经济体系，意味着不可能只从中得到好处，而不付出代价。2010年之后，中国政府容许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以求改善世界经济的平衡。重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平衡的关系，促进世界经济趋于平衡，而不是失衡加剧，中国也会是受益者。在中国正在转变为资本输出国家，对世界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中国与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关系是否可以更多合作而少有冲突，除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中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例如，中国内部强烈改变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呼声，实行金融安全、金融主权的压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政治化、反对美元霸权的情绪等等，都可能影响中国与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合作。
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持续强势，还是走向弱势？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崛起，集中体现为人民币的崛起。从一个在世界货币经济体系中完全没有位置的币种，演变为世人瞩目且看好的货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货币经济冲击很大，出现了消极接受此次危机教训的倾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过分渲染此次危机的严重和危险，另一方面，为中国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隔离，而挡住了金融危机真正蔓延到中国而庆幸。与此同时，中国一度弥漫着以为人民币可以挑战包括美元在内的所有硬通货，进而成为世界货币的幻觉。
其实，中国为数众多的民众和不少官员学者并不真正懂得当今世界货币的真谛：布林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解体之后，全球进入到纯纸币体系，货币已经彻底蜕化为国家信用货币，而信用的核心是国家和政府信用。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货币其实都以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为基础。美元的地位是同美国国家和政府信用不可分割的。与美元比较，人民币尤其依赖于中国的国家和政府信用，以及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是，中国不仅经济转型没有完成，政治转型严重滞后，没有人可以担保中国已经进入长治久安的阶段，也没有人可以担保中国的外汇储备可以长久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这里有两个如果：如果中国发生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如果中国外汇储备严重和快速流失，意味着人民币信用基础的动摇，在那样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会急转直下。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人民币其实是“纸老虎”。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
中国货币经济是整个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货币经济命运、人民币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过去二、三十年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中国的主流学者对于中国未来充满乐观，他们的根据是：欧洲国家债务风险蔓延，欧元区可能崩溃，全球经济会发生二次回落；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会抑制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而且令资源出口国经济和财政状况恶化。那时，中国可以凭借丰富的外汇储备在全球二次探底时找回一次探底时未能充分及时抓住的机会；中国的根本优势就是中国自己的潜在大市场，只要中国以往的投资和内需得以释放，中国在未来十年可以继续9％以上的增长率，甚至将在未来三十年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可能会是所谓“后危机时代”的赢家。
还有人提出：从2009年到2030年间，尽管中国脱离了高速增长区间，只要可以维持8％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可以控制3％，中国人的财富还会高速膨胀。至2030年，中国的GDP会达到304万亿，如果那时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例为三比一，将折合为101万亿美元，相较于美国当时的近4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总量，中国将超过美国两倍有余。2030年，中国资本项目实现基本对外开放，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第三大资本市场，大量中国资本向海外布局。
但是，怀疑、甚至否定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样是有根据的。比如，生产能力过剩，工资成本上升，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创新能力滞后，出口产品竞争力削弱；支撑中国增长的房地产业和以汽车代表的耐用消费品部门过度成熟；城市化接近极限；贫富差距扩大，民众储蓄欲望低落，人口老龄化的人口红利时代完结；环境恶化和对经济社会的负面作用全面显现，进入还债的时期。同时，长期以来有利于中国的世界大环境正在改变，不仅廉价石油时代一去不复返，而且所有原材料的低廉价格时代，持续多年的全球性廉价资本时代也要彻底结束；世界新生代开始倾向关注环境和减少消费；世界的新兴市场正在走向分裂。总之，中国经济的前景，并非仅仅存在一种可能性。
“废除货币”的理想和实践
加尔布雷思曾经说过：货币具有独立“性格”，现在这个独立的性格已经被唤醒，其特质与表征变得更难以琢磨，其不可预测性与日俱增，其权势也不断上升。“现代金钱的基本矛盾就是，那种如此难以琢磨的东西，竟可维持如此强大的力道”。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货币经济得以发展，而且不断异化，形成独立的性格，不可预测性与日俱增，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会继续增大。所以，走向不确定的中国货币经济，无疑加剧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甚至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
弗里德曼曾这样说：“货币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故而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 这背后包含着深切的终极关怀。如果说经济学家要遵循普世价值，这，就是普世价值。如果说经济学家要有道德底线，这，就是道德底线。想一想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在怎样做着垄断经济的帮凶，而民众则误以为他们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这真是中国这个历史条件下的悲哀。
2011年，当发生在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蔓延到伦敦的时候，伦敦抗议者明确提出了“废除货币”（Abolish Money）的口号。其实，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有过“废除货币”的思想和实践，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也做过尝试，终究没有成功。也可能是人类还没有到达如同废除核武器那样“废除货币”的阶段。不过这并不妨碍世人思考：如果有一天真的实现“废除货币”的理想，人类会更富裕、更平等、更幸福吗？
本文作者朱嘉明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本文节选自朱嘉明著《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下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