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西行取经是中外宗教史、交通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一“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的奇迹身后，既产生了诸如《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的纪实性作品，也催生出了《西游记》这样的虚构性小说。伴随着其传播与接受，《西游记》研究渐成风气，现存最早的版本明金陵世德堂本的陈元之序堪称第一篇对《西游记》作出比较精到分析的文章。自明至今，薪尽火传，《西游记》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一块丰厚的园地，但有明及清一代，始终以序跋、评点为主，个别论述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就整体而言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历史演进至二十世纪，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以及文学界、小说界革命的逐步推进，《西游记》得到许多现代学术先驱者的关注，从此步入其现代学术研究的进程。百年以来，学者们在《西游记》研究这片沃土上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站在二十一世纪新的起点上，返观上一百年的《西游记》研究历程，瞻望今后的研究前景，是我们在这个世纪之初所应进行的一项继往开来的迫切工作。
一
二十世纪《西游记》研究的百年历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二十世纪初至中叶，是《西游记》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创期，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新的价值观念与批评标准对《西游记》进行阐释与定位，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第二期自二十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末，是《西游记》研究的单一化时期，由于受特定政治气氛影响，研究偏重于思想主题的探寻，且多以社会学批评甚至阶级斗争学说图解《西游记》，成果相对较少。第三期为八十年代初至世纪末，是《西游记》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的时期，其特征有二：一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反思与质疑，提出了许多新见；二是走向多元化，涉及到多个角度多个方面，且多有争鸣之作，时闻辩驳之声，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把《西游记》研究推进到了新的学术高度。
在第一个时期中，代表性的学者及论著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有关论述，胡适《西游记考证》与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等文章，及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有关部分，另外还有陈寅恪、袁珂、汪浚等学者也对《西游记》作了一定论述。他们从作者、版本、人物、情节、主题、艺术等各个方面，对《西游记》进行阐释与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鲁迅与胡适共同确定了《西游记》的作者为明淮安人吴承恩；鲁迅提出《西游记》的祖本为杨本，郑振铎则提出永乐本说，孙楷第对现存的《西游记》版本作了详尽而精到的鉴别与著录，提出了许多创见；鲁迅与胡适分别提出了孙悟空原型的“国货说”与“进口说”；郑振铎则对西游故事的演化作了详细的归纳与论述；陈寅恪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的原型作了新的探讨；等等。当然，由于当时资料限制，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难免有片面甚至错误之处，但瑕不掩瑜，他们垦拓了《西游记》现代学术研究的处女地，为以后研究的逐步走向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二十世纪中叶，《西游记》研究进入第二阶段。1957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集中代表了1949-1957年这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从其中所收的文章可以看出，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方法，这一时期更多地是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对《西游记》进行解读。1954年张天翼发表《“西游记”札记》一文，首次把《西游记》中的神魔斗争与现实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并提出孙悟空大闹天宫象征农民起义以及孙悟空后来成为投降派的观点。这一研究方法被誉为“撇开了一切玄虚、歪曲的旧说，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西游记》的客观因素”，“应该是研究《西游记》以至其他一切神话小说的准则”。自此，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在此方法指导下，研究者们对诸如吴承恩的思想性质、孙悟空的阶段属性、小说主题的进步意义等问题作了较有意义的探讨，从发表文章的数量看，是相当可观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西游记》研究队伍的发展与壮大。但相对而言，由于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此时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方法也较为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时的研究，并对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
进入八十年代后，《西游记》研究呈现出全面复兴与繁荣的景象。1982年10月第一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江苏淮安——连云港举行，会议议题涵盖了《西游记》研究中的诸多方面，如思想倾向、艺术成就、版本流变、故事来源以及吴承恩的生平、思想、创作等，次年编选出版的《西游记研究》是这次大会成果的集中展示，代表了本时期取得的初步成绩，昭示了《西游记》研究突破前一时期的狭小格局，走向全面、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随后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在各地持续不定期召开。与此同时，港台及海外的研究成果被大量介绍进来，台静农、糜文开、张静二、柳存仁、夏志清、余国藩、杜德桥等对《西游记》的版本、人物、本源等方面都作了富有意义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从三、四十年代的长泽规矩也、小川环树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的矶部彰、中野美代子，几代学者在《西游记》研究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其中如太田辰夫对《西游记》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的追索，矶部彰对孙悟空及猪八戒形象的形成过程的考察，都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有力地刺激和促进了国内研究的发展。对《西游记》译介与传播情况的研究也陆续得到许多学者的注意，其中王丽娜成绩较著。
这一时期发表的《西游记》论文数量及质量均非前两个时期可比，并涌现出许多有见地、有思想的优秀文章，如章培恒、张锦池、赵国华、吴圣昔等学者的一系列文章，同时专著出版增多，较有影响的如胡光舟《吴承恩和西游记》、朱一玄等《〈西游记〉资料汇编》、苏兴《吴承恩年谱》及《吴承恩小传》、张静二《西游记人物研究》、余国藩《西游记论集》、李时人《西游记考论》、张锦池《西游记考论》等。综观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游记》研究，明显呈现出两个相辅相成的特征：一是反思性。在涉及小说的作者、版本、主题、宗教意识等各个方面都对前人的成果重新进行思索，并提出许多反拨性的观点，如八十年代初由章培恒发端的作者讨论，版本研究的重新得到重视，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主题探讨等，都对已有的成果作了新的评价和认识。二是多元化。不仅在前人已涉足的领域中有了新的收获，也开拓出了一些新的学术领地，如从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的角度加以观照，运用神话学、人类学等新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等等。这样，《西游记》研究借思想解放之东风，得文化交流之便利，逐渐形成了中西打通、内外融汇之势，互通有无，互相启迪，在开放的对话环境中大步走向二十一世纪更高的学术境界。
二
百年《西游记》研究之所以一脉相承，不绝如缕，即使在曲折行途中依然显示出向前推进的态势，乃是因为在研究进程中不仅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合奏，更有立场相左针锋相对之争鸣，思想与观点的切磋与撞击激发了《西游记》研究的活力，并使其一直保持了自我纠正、自我更新的能力。由于小说内涵的丰富性、形式的奇幻性以及解读的多元性，在百年研究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经久不息的论争热点，概而言之，约有以下四点：
一是作者之争。二十世纪的《西游记》作者研究是以吴承恩作者地位的确立为肇端的。《西游记》明刊本不题撰人，至清初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始以为丘处机作，后吴玉搢据明天启《淮安府志》及小说中的淮安方言推断作者为吴承恩。二十年代初鲁迅据历代《淮安府志》及钱大昕、纪昀、丁晏、吴玉搢等的记载，确定吴承恩为《西游记》的最后加工者。应该说，鲁迅勾索古籍，排比众说，所下的结论还是相当谨慎的，也因此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自此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说法。在当时虽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1933年俞平伯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中即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在海外及台湾学者中，如田中严、太田辰夫、矶部彰、杜德桥、余国藩、张静二、郑明娳等，则对吴承恩著《西游记》一说持保留、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章培恒率先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提出现有材料并不能证明吴承恩确为《西游记》的作者，打破了国内学术界多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沉默，引发了一场关于作者问题的大讨论。按诸学者争论的出发点并结合其研究方法，可把有关讨论概括为吴承恩说、丘处机说、陈元之说三大说。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有章培恒、杨秉祺、李安纲、黄霖诸人，维护者则有苏兴、刘怀玉、钟扬、杨子坚、陈澉、刘振农、蔡铁鹰等。重提丘处机说的主要是海外及台湾学者，如张易克、柳存仁、陈敦甫、陈志滨，国内倡此说者有金有景，吴圣昔则大力反驳。陈元之说的提出是伴随着对“华阳洞天主人”的研究而出现的，九十年代以后，有些研究者在否吴、否丘的基础上，把作者人选的范围转向陈元之，重新审视华阳洞天主人、陈元之、作者三者的关系，提出陈元之即华阳洞天主人即作者三位一体的观点。首倡此说者为陈君谋，对之作了更深刻论述的是张锦池，但此说在提出新论的同时，也面临着反驳，如廉旭、吴圣昔、宋克夫等都对此提出驳议。在这三大说中，吴承恩说仍不易轻易否定，丘处机说与小说文本有凿枘不合且难以自圆其说之处，陈元之说富有创见，但陈元之显非真名，其人究竟为谁，仍是一个谜。可见，作者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有待于学者们更深入地思考与研究。
二是祖本之争。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孙楷第等就对《西游记》的祖本问题作过初步探索，虽得出了一定结论，但限于当时资料，未能作出详细分析与论证。1949年以后至八十年代以前，《西游记》版本研究几乎停步，但海外汉学界却成绩卓然，如杜德桥、柳存仁、太田辰夫等都为此付出了心血，其成就于八十年代后介绍进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上的缺陷。八十年代后，国内学者在祖本问题上的讨论也热烈起来，迄今为止，形成了以下七种代表性说法：1、杨本说。首倡者为鲁迅，赞同者有陈新、赵伯英，持不同意见者有胡适、郑振铎、小川环树、黄永年、陈澉、吴圣昔等。2、永乐本（平话本）说。首倡者为郑振铎，赞同者有杜德桥、胡光舟、邢治平、曹炳建、苏兴等，持不同意见者有吴圣昔。3、朱本说。首倡者为长泽规矩也，赞同者有柳存仁、陈君谋、朱德慈，持不同意见者有胡适、孙楷第、杜德桥、黄永年、李时人、吴圣昔。4、“前世本”说。首倡者为吴圣昔，李时人认为在世本之前有一个吴本流传，与该说类似。5、《西游原旨》说。首倡者为金有景，持不同意见者有吴圣昔。6、《西游释厄传》说。首倡者为王辉斌，持不同意见者有吴圣昔。7、词话本说。首倡者张锦池，赞同者有程毅中。相比之下，前三说虽历经数十年，仍不失其生命力；前世本说较为模棱两可；《西游原旨》说与《西游释厄传》说存在明显的附会处；词话本说有新见，也有较大可信度。但显然，其中任何一说想获得普遍认同都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这一问题学者们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三是孙悟空原型之争。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试图解答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延续至今而仍然聚讼纷纭。综观近百年研究，可归纳为“国货”说、“进口”说、“混血”说、“佛典”说四种主要观点。二十年代，鲁迅最早提出孙悟空与《古岳渎经》中的无支祁有渊源关系，胡适则认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这两者后来分别被称作“国货”说与“进口”说。在二三十年代，“进口”说占绝对优势，陈寅恪、林培志等也持此说。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受政治的影响，“进口”说被作为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受批判，“国货”说则被机械沿袭下来，除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一文外，几无人对这一问题作认真研究。七十年代后期，季羡林重提哈奴曼说，以此为起点，孙悟空原型讨论又热烈起来。综观这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由鲁迅和胡适首倡的“国华”说和“进口”说仍有人坚持并作了新的补充、论证甚至一定程度的修订，此时的“国华”说已不限于无支祁，“进口”说也不限于哈奴曼，二者范围扩展到中国古典文学和印度文学中与孙悟空形象有关连的其他形象，如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提出孙悟空形象孕育于道教的“听经猿”，赵国华《论孙司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则提出孙悟空形象来源于《六度集经》中《国王本生》中的小猕猴，这两篇文章堪称是主张“国货”说与“进口”说的力作。“国货”说的代表人物还有刘毓忱、李时人、萧相恺、陈应祥等，“进口”说的代表人物还有季羡林、顾子欣、巴人、陈邵群等。此外，又出现了两种新的重要观点，一是“混血”说，代表人物有蔡国梁、萧兵等，认为孙悟空是既继承无支祁形象，又接受哈奴曼影响的“混血猴”；一是“佛典”说，由日本学者矶部彰首先提出，认为孙悟空形象来自于密教佛典中的护法神将。另外，还有的研究者提出其他原型“人选”，如夔、夏启、释悟空、《穆天子传》中的猿猴、钱塘君、目连等，都可聊备一说。应该说，孙悟空原型问题是一个多层面而需要逐步核理的学术难题，它涉及到孙悟空与百回本之前的取经故事中的猴行者的关系，也涉及到猴行者与其原型的关系，然后才是孙悟空与这一原型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思想的层次清晰条理与论证的严密逻辑是不可或缺的，而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只有李时人、赵国华、矶部彰等极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期待着研究者能从这一方面作出更精确的论述。
四是主题之争。这是《西游记》研究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热点，就总体性质而言，可归纳为哲理性主题说、宗教性主题说、社会性主题说三类。明清时期的评论者主要是从哲学、宗教两个角度进行论述，至二十世纪初，许多学者开始否认《西游记》有明确主题，这一看法至鲁迅、胡适作了系统论证与发挥，二者都批判了宗教视角的阐释，认为《西游记》实出于游戏，并无微言大义，这些观点在八十年代以后得到了遥远的回应。五六十年代，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导地位的确立，研究者几乎毫无二致地认为《西游记》具有一个社会性甚至政治性主题，这一研究方法与结论至八十年代以后都有学者在坚持，但作了更深入论述，且注重从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时代思潮等方面来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西游记》主题研究又出现了向哲理与宗教回归的双重趋向，从研究思路和观点的演变看，它是明清《西游记》主题研究的发展，也是对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性主题充斥学界的反拨，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题研究现状的反思。
具体而言，在宗教性主题研究方面，自二三十年代受到鲁迅、胡适的严厉批判之后，逐渐归于沉寂，至八十年代才又有研究者重新从宗教角度进行探讨，举其要者，如冯扬、周克良等提出的佛教中兴说，王敏、金声等提出的佛法无边说，李安纲、郑启宏等提出的道教修炼之术说。就哲理性主题观之，主要有九十年代以后金紫千、石麟、郭明志等提出的心性修炼说，孟繁仁、吴圣昔、冷铨清、竺洪波等提出的人生哲理说，以及余国藩首倡、诸葛志加以完善发展的赎罪说。关于社会性主题研究，几乎贯穿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西游记》主题论争之中，自五十年代张天翼提出《西游记》具有两个矛盾主题后，引发了长期关于《西游记》具有双重主题以及双重主题间关系如何的讨论，其中包括了张天翼、高明阁的主题矛盾说，何其芳、李希凡的主题转化说，沈玉成、胡光舟的主题统一说三种不尽相同的观点。此外，童思高、霍松林等提出《西游记》讽喻现实歌颂斗争说，这一观点在八十年代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1978年，朱彤发表《论孙悟空》，首次提出《西游记》歌颂市民的观点，随后引发了诸多反驳意见，大多数研究者仍倾向于认为《西游记》反映的是封建主义性质的矛盾，但与五六十年代认为《西游记》反映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不同的是，七十年代末以后的学者大多认为《西游记》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并由此提出了《西游记》主题是除邪治国的观点，其中包括了朱式平的安天医国说，苗壮的除邪治国说，罗东升的诛奸尚贤说和周中明的匡世济民说。需要提及的是，八十年代初，《思想战线》等刊物上陆续刊出刘远达等三人的文章，一致认为《西游记》主题是反人民的、反动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引发了人们对《西游记》研究方法的反思，有学者号召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必须进一步肃清极左思潮的流毒”。九十年代至今，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西游记》的社会性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如吕晴飞、田同旭的反映时代思潮说，王辉斌、张锦池的人才观说等。综观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游记》主题论坛，可谓纷繁热闹，既有社会性主题的坚守阵地，也有哲理性主题的东山再起，又有宗教性主题的重整旗鼓，三说争胜，煞是热闹。文本是有限的，而阐释是无限的，如何从宗教与哲学以及文化的视角发掘《西游记》的深刻内涵，同时又避免把它解释成某种宗教意图或哲学理念的传声筒，应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
三
百年之间，《西游记》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是相当丰硕的，据初步统计，共发表论文千余篇，出版专著三十余部。研究领域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四个争鸣热点以外，涉及到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现再从这三个方面对其主要成果作简要评述。
文献研究。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对《西游记》的作者、版本、源流的考证，它是《西游记》研究中最扎实、功底最深厚的一部分，现当代学者们以严谨缜密的学术传统与融纳中外的学术视野相结合，兢兢业业，致力于最基本的文献探索与考证，在作者辨正、版本考索、源流探求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1、作者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有关作者争鸣外，还有吴承恩研究，胡适、董作宾、赵景深、刘修业、苏兴等在吴承恩生平经历的考证上花费了大量心血，刘修业还据《射阳先生存稿》整理出版了《吴承恩诗文集》，朱彤、许灏、陈澉、钟扬等则主要探讨了吴承恩的文艺及政治思想。2、版本研究。一是有关祖本问题，上文已述。二是版本流变问题。主要涉及到世本、朱本、杨本、《西游证道书》及大略堂《释厄传》等。如关于世本，主要探讨了世本的刊刻时间，陈元之序及校者华阳洞天主人，熊云滨、荣寿堂与世本的关系等；关于朱本，主要探讨了朱本与世本、杨本的关系，朱鼎臣的活动年代，朱本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朱本与《西游证道书》及大略堂《释厄传》的关系等。3、源流研究。鲁迅、胡适、郑振铎已对《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作了探讨，尤以郑氏《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最详尽，之后胡光舟、李时人等据新发现的材料，继续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学者们并对《西游记》成书中的重要阶段及代表作品进行了研究，如李时人、刘坚、张锦池、巴甫洛夫斯卡娅对《取经诗话》的研究，太田辰夫、赵景深、李伟实、曹炳建等对《西游记平话》的研究，以及孙楷第、熊发恕对《西游记杂剧》的研究等。学者们还对《西游记》的本事来源作了多方面追溯，探讨了《西游记》与印度文学、民间文学、敦煌文学的关系，在考证方面也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考察出《西游记》中许多名物、事件的出处。此外，对《西游记》续书、改编、译介等传播与接受情况也作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尤以续书方面的研究成就最著。
文本研究。文本研究是《西游记》研究的中心内容，其研究范围及成果主要集中于：1、小说性质研究。即《西游记》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从思想主题看，有《西游记》是修行之书，还是寓言小说、哲理小说、滑稽小说、游戏之作、政治小说之争；从题材内容看，有《西游记》是神怪小说，还是神话小说、神魔小说、童话小说、仙话小说、人生小说之争；从创作方法看，有《西游记》究竟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或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之争。2、人物形象研究。学者们从宗教、社会、哲学、美学等角度探讨了人物形象的意义及艺术塑造的特点，讨论最多的是孙悟空形象，关于其意义有以下几大说：心猿说、农民起义英雄说、统治阶级内部人物说、神话英雄说、作者理想体现说、时代精神代表说、模糊形象说、超我意识体现说、民族精神象征说、追求者说、悲剧形象说、童话形象说、幽默形象说等。其次是猪八戒形象，关于其意义主要有普通劳动者形象说、落魄者形象说、时代性形象说、孙悟空陪衬者说、滑稽形象说，以及从人文主义、人性欲望角度进行的分析。对孙悟空与猪八戒的艺术塑造，研究者多是从神性、人性、动物性相结合的角度来阐释的。对唐僧、沙僧及其他人物形象的探讨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兴起的，但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如张静二、钟婴、张锦池对沙僧的研究，刘毓忱、蔡铁鹰、张锦池、竺洪波对唐僧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对小说中其他人物如观音、牛魔王及人物群像作了分析。3、美学特征研究。这一方面的论述虽很早就有所涉及，但集中的研究却开始得较晚，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认识到《西游记》审美研究的重要性，其中作出较大成绩的是吴圣昔与刘耿大二人。吴圣昔对《西游记》的谐与庄、虚与实、幻与真作了辩证分析，把《西游记》的艺术风格归纳为奇、趣、蕴、美四个方面。刘耿大则在专著《西游记迷境探幽》中集中探讨了《西游记》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喜剧美、修辞艺术等，其中修辞艺术又细分为修辞艺术的均衡美、变化美、联系美、侧重美、锤炼美、音韵美，此书在审美研究薄弱的《西游记》研究中有填补空白之功。4、思想内涵研究。研究者主要从哲学、宗教、社会学三个方面探讨了《西游记》的主题，见上所述。另外，还有的研究者探讨了《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的现实内涵，包括《西游记》与佞道风习、农民起义的关系等。应该说，在文本研究方面，学者们经历了一个从无束缚至有束缚再到无束缚的过程，当背上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包袱时，文本研究的状况堪忧，出现了许多现在看来是奇谈怪论而当时却被奉若神明的观点；当《西游记》学术研究走上正轨之后，文本研究尤其显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发展态势良好，人物、思想与审美三方面的研究都已启动，在人物塑造的意义与特点、文本的深刻内涵、艺术精神与形态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基本涵盖了文本研究的各个方面，有的研究已比较深入。
文化研究。主要指对小说文献、文本以外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的剖析。明确提出文化研究的口号，是伴随着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热的出现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具有文化研究意义与内涵的批评与探讨较早就开始了，如对《西游记》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形象原型的探讨，对小说方言地域色彩的讨论，都可归属于广义的文化研究。概而言之，《西游记》的文化研究主要包括：1、《西游记》与神话文化。较早对《西游记》进行神话学研究的是袁珂，但其论述还是初步的，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则从神话形态、神魔观、神话想象、哲理意蕴、叙事结构和方法等方面论述了《西游记》在中国神话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从原型批评角度研究《西游记》包括人物原型的考索和小说主题的原型意义，前者主要指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原型的研究。对《西游记》原型主题进行研究的有方克强等，他提出《西游记》是一个成年礼的原型模式，另外，曹祖平提出《西游记》的原型主题是寻求与回归，中钵雅量则认为是以动物神为先导，往仙境乃至极乐世界转世。2、《西游记》与三教文化。就《西游记》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而言，研究者提出了三教合一说、批判三教说与不尊一教说三种不同观点；在《西游记》与佛教文化方面，出现了批判佛教说与弘扬佛教说的对立性意见；在《西游记》与道教文化方面，继五六十年代的批判道教说之后，研究者对这一问题作了更全面公允的分析，提出《西游记》批判道教是有选择性的，进而有研究者对《西游记》中的“内丹术”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如王国光、郭明志、李安纲、郑启宏等，李氏甚至提出《西游记》是一部以修心证道为主的“万古丹经之王”，是以道教经典《性命圭旨》和《还源篇》为原型的。在《西游记》与儒家文化方面，张锦池成绩最著，其《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论世本〈西游记〉的文化特征》提出《西游记》的总体文化特征是以释道文化为肤，江湖文化为肌，儒家文化为骨，这是迄今对《西游记》与儒家文化关系最深入细致的分析。3、《西游记》与地域文化。主要包括小说方言的地方色彩、人物出身及自然风物的地理特征等，目前已涉及到的地域有江苏淮安、连云港，福建福州、武夷山，湖北蕲春，山东泰山，浙江天台山等。此外，还有的研究者从民族文化、市民文化、医学文化、养生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文化研究是《西游记》研究中兴起最晚，但却最有前途的一个领域，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宗教文化、人物原型尤其是孙悟空原型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绩外，这还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土地，要想有所收获，既需要艰辛的努力，同时也展现出无限光辉的前景。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都在二十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既较好地继承了前人已有的成果，也提出了许多独具开创性的见解，无论是在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文本内涵的阐释与讨论，文化价值的思索与探寻上，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文本研究为轴心，文化研究为旨归，共同构筑起了《西游记》研究的大厦。
四
百年光阴转瞬已过，回首《西游记》百年研究历程，众多学者汲汲以求，以深厚的学术素养与精诚的学术态度，辛勤耕耘于这片丰沃的原野，在文献考订、文本探寻、文化思索三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使二十世纪的《西游记》研究蔚为大观。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二十世纪《西游记》研究中，无论在学理还是方法上，还存在着诸多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前车之鉴，可为后事之师，冷静地审视存在的问题，勇于面对，勇于改正，努力实现新的超越，将是二十一世纪《西游记》研究取得更大进展的关键所在。
问题的存在是较为普遍的，在文献学这样一个尤其需要扎实、严谨、实事求是的研究领域中，仍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现象，如不注重对同行研究成果的及时吸收，论证过程缺乏逻辑性，对原始材料的分析不够精密甚至故意曲解，文献学基本功的欠缺，等等。就研究者和研究论著的数量而言，文本研究是《西游记》研究中的重头戏，但就研究质量而言，却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尽管研究已进行了百年之久，但仍存在着诸多有待开拓的空白点，如对《西游记》艺术性的探讨一直是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直到1998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刘耿大《西游记迷境探幽》，才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更新上，既有较大的进步与突破，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停滞不前甚至退步。在文化研究这一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对新的理论与批评方法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一知半解，而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其结论虽新颖，论述过程却充满妄断臆说。尤其在《西游记》宗教文化研究这一方面，有的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又走上了明清学者以宗教图解《西游记》的老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西游记》成为一部比正宗的宗教作更深奥更难懂的学术著作，这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也是态度问题，文学研究有而且应当有其超越于文学本身范畴的评判尺度，但决不应该使这种迟度沦落到连一般研究者都无法理解的程度。另外，学术论争中的意气用事，不尊重事实和论者的原始观点，而妄断以己说，以及正规学术研究中不应有的标新立异之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二者都是《西游记》研究走向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大敌。
在迈向新世纪的学术进程中，《西游记》研究将走向何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与机遇，面对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的快速更新与日益多元化发展，《西游记》研究要实现超越，实现新的突破，必须既立足当下，对上一世纪取得的成果进行较好的消化与吸收，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同时也需要开拓视野，力求中外打通，古今融纳，以新知创新见，以更好地解决上一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文献研究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多做些功底扎实的史料辨证与分析工作，也应该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同时在对材料进行阐释时，应继承乾嘉朴学的优良传统，避免一意孤断和隐瞒论据。文本研究应尽快走出简单社会学批评的框架，力求研究方法的更新与熟练运用，避免纠缠于不得其解的老问题，而应以新的视角与思路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对小说的文本内蕴及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解读。文化研究在采用新进的批评方法、理论时，首先要做到对理论、方法本身的深入理解与把握，具体运用时更要避免削足适履，生搬硬套，盲目求新求异，要在对小说文本内容与研究方法都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合情合理而有说服力的文化阐释。除了整体思路上的纠错正偏以外，还应该注意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
第一，《西游记》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主要应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工作：1、《西游记》论文汇集及论文索引、著作提要的编写。从总结以往成绩与便利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汇集一些优秀的、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出版，以及编写一份完整全面的《西游记》论文索引和著作提要，是一项比较急迫的工作。2、《西游记研究史》的编撰。在做好《西游记》论文索引与著作提要的基础上，应考虑《西游记》研究史的编写，以扎实的文献功底与深厚的理论学养，对《西游记》产生以来的研究状况进行史的梳理与总结，探讨研究过程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以期为二十一世纪的《西游记》研究提供理论方法的借鉴与研究实绩的参照。
第二，《西游记》叙事学研究。与其他古典名著的叙事学研究相比，《西游记》在这一方面的成绩是最薄弱的。实际上，《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在叙事方面，有着完全不同于现实性作品的地方，在叙事方式、话语、结构、意图上的诸多手法与技巧值得研究者投入更大精力。
第三，《西游记》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研究。这一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非儿童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与儿童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之间的沟通，前者往往对儿童文学的文体分类及理论不甚了解，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后者则往往对之过于“偏爱”，直接把《西游记》作为儿童文学作品来分析，而具体论述也常失之表面化。这启示我们，二者应携起手来，以前者之博补后者之专，以后者之精深救前者之肤泛，真正理清《西游记》与儿童文学的关系，揭示出《西游记》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启示意义。
第四，《西游记》跨文化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西游记》独特的文化精神只有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才能显现出来，目前《西游记》的比较文学研究，大多仍停留于人物形象、思想、艺术等文本方面的可比性上，二者之间所体现的最重要的文化精神、文化底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却甚少揭示。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在新的百年研究历程中，对《西游记》独特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的研究理应成为而且必须成为《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