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曙光即将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在20世纪成为显学而又历经风风雨雨的红学如何迈向21世纪？这是一个为当今红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人的热忱鼓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钩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做了进一步明确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淡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的分类，成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义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2]批评家应努力摒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做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憾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20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而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是“先锋”，但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胡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大量资料，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是由胡适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20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文本研究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20世纪中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转向《红楼梦》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由非文学化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20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50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其次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行。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梦》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学，原本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广泛吸纳了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边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塌。”[3]就《红楼梦》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人：
（一）《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这项工作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二）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而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将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铺平道路。
（三）《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四）《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五）《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六）《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被誉为“百科全书”，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综合研究。
（七）《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八）《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九）《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做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十）《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它已在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21世纪红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直接取决于以上十大课题研究的进展。
（《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辑）
[1] 朱淡文：《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之前景》，《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辑。
[2] 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3] 参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