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在中国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广泛搜集和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其重要成果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也探讨了今后的突破方向，以便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以及其他经典小说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三国演义》（注：从现知最早的刊本至今，《三国演义》刊行的主要正式名称不下十数种。如非必要，本文一律以《三国演义》作为共名。）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复杂的思想内涵及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受到历代学者的普遍关注。但自《三国演义》刊行到19世纪末，由于受传统学术价值观念与思维定势的局限，明清两代学者的研究依然主要沿用“比附经史”、“劝善惩恶”等儒家诗教观念，对作品或作感悟式的道德评判，或作辨伪式的史实考索，等而下之者甚至肆意谩骂、一味诋毁。其间虽亦有如清毛宗岗父子的评点之类的重要成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在小说观念与批评方法上未有根本性突破。直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及学术转型的日渐完成，《三国演义》的研究方始真正进入自觉的文学研究畛域。

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及学术本身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百年《三国演义》研究明显地呈阶段性演进之势。前半个世纪，在中国学术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三国演义》研究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及以感悟式“评点”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式的限囿，开始尝试融合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将《三国演义》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自50至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三国演义》研究在破旧立新中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然而由于受“左”的僵化思想的影响，研究的思路比较狭隘，模式比较单一，尽管在“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焦点上讨论热烈，促进了《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普及，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至7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三国演义》的研究才逐步回归学术本身，并呈多元发展之势，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外，20世纪海外《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并在从原先隔绝状态逐步走向交融的过程中，与国内的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研究进程的梳理、对其成果与不足的系统总结，为21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突破与超越提供新的学术起点。

　　一

20世纪前50年，《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名著的研究一样，也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但彼此的发展曲线是各不相同的。概而言之，最初10年为起步阶段，承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之余绪，无多大价值。20年代出现第一个高潮，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30年代渐趋沉寂，至40年代形成第二个高潮，研究日益走向广泛、精细和系统，与前一个高潮前后呼应。

第一个高潮的前期以胡适、钱玄同、谢无量、鲁迅为代表。胡适与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见解主要见之于他们于1922年为亚东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序言中；无论是胡序的否定性的还是钱序肯定性的评价，从观念到形式，都体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创见不多。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无量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作者运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着重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其最重要的贡献是首开了运用域外理论方法研究《三国演义》之风气。鲁迅对《三国演义》虽无专论，但在其出版于1924年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从小说发展史的高度对《三国演义》所作的论述，同样以见解深刻、论断精辟为学界所重。第一个高潮后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有关此书版本与研究资料一系列新发现激发的访书热和版本文献研究上，这一研究势头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先是1924年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被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尔后，经马廉、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努力寻访，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李笠翁评本及众多万历间刻本相继发现。马廉汇集其多方搜集的调查结果而成的《日本三国演义调查》一文(1929)，孙楷第继而“博考载籍，旁搜故实”而成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1933)，代表了当时《三国演义》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异于毛本的早期刻本的发现、介绍、著录和出版界不失时机的影印刊行，为研究《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递嬗及章回小说的演变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坚实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郑振铎、马廉、赵斐云于1930年访书宁波时发现的《录鬼簿续编》，因其中载有罗贯中小传，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罗贯中身世、著述的热潮，开后世作者研究之先河。郑振铎在访书的同时致力于《三国演义》的学术研究。从1929到1931年，他先后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其中长篇论文《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对三国故事的演变、《三国演义》版本的嬗变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注：《小说月报》20卷第10期，1929年10月。），其创见也都为40年代李辰冬等学者所汲取。

经过30年代的沉寂状态（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至40年代，《三国演义》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一方面是访书活动仍在继续进行，最重要的收获是诗人戴望舒于1941年访得藏于西班牙的《三国演义》重要版本——明嘉靖书林叶静轩及子叶逢春刊《新刊案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马廉、孙楷等对此均未著录，实为海内外仅存之孤本。此本珍罕异常之处，还在于它是能够确定刊行年的存世最早的版本，对《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注：关于该本的刊行年代，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考定为嘉靖二十七年即1548年，并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完全可能先于该本刊行，但还无法确定究竟哪一年刊行。）。另一方面是研究论著明显增加。其中大致有三种趋向，一是重在历史研究，兼论《三国演义》，较著者有祝秀侠《三国人物新论》、吕思勉《三国史话》、曾繁康《三国群雄之用人及其成功失败》等。这些研究成果多为历史学家所为，离文学研究较远，但为《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开拓了视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是比较系统的文学研究，以李辰冬于1946年由北平大道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三国水浒与西游》为代表。在《三国演义研究》和《水浒传研究》部分章节中，李氏从作品来源、美感基础、艺术造诣三方面，对《三国演义》作了富有启示的新探索。他在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三国故事的演变归纳为三个时期：(1)历史故事时期；(2)民间传说时期；(3)历史与传说综合时期。这样的分期和认识较之鲁迅、胡适、郑振铎的研究更有概括性，有较强的理论价值。此书另一贡献和特点是步谢无量之后，运用西方美学理论，从剖析《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意识着手，对《三国演义》的成就和价值作了当时最为细致的分析和不同于胡适等人的高度评价，作者力图追求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性、作品分析的系统性以及论述的逻辑性都足以表明其研究已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但书中认定《三国演义》为资产社会的产品，小说抓住了这种社会的主要意识，则又显见留学法国的作者有生搬硬套之弊。三是如郑逸梅《三国闲话》之类的闲话、漫谈、随笔等。《三国闲话》由上海广益书局于1948年出版，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地名、故事情节，时作小考，时作趣谈，融学术性、趣味性于一体，颇受读者欢迎。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三国演义》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进展：首先是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独立的审美品格。这是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最具深远意义的转变。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更新，即从原先以“评点”为主体的感悟式批评走向融合多种方法的系统的研究。除传统考据方法的运用外，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理论与方法等也陆续被应用到《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价值研究上，虽然还不免生硬，但对于《三国演义》学术地位的提高和《三国演义》研究深度的拓进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再次是有关作者、版本等资料的发现和积累，为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文献基础。还有就是《三国演义》研究领域的拓展，版本、作者、成书过程、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价值、审美风格、思想意蕴等20世纪后半叶的主流课题，此时期都程度不同地有所触及，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成果。当然，从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整体成就来看，这些成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尤其与80年代之后的研究相比更为明显。

　　二

50至70年代为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文革”前与“文革”中两个阶段。“文革”前，围绕着“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热点问题分别于1954年、1959年兴起了两次高潮。进入“文革”之后，《三国演义》研究被纳入“评法批儒”的政治轨道，渐趋沉寂，几无成果可言。

1953年，先是经新校订注释的《三国演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该社又召集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三国演义》座谈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的普及和研究。自1954至1958年短短5年间，就出版了三部研究专著和一部论文集，发表了评介文章50余篇。这些论著几乎都围绕着“人民性”问题展开争鸣，对《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内涵作出了各自不同的界说。主要有顾学颉《试谈“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刘知渐《从桃园结义故事看〈三国演义〉的人民性》、李景林《对〈三国演义〉倾向性的初步探索》、鲁地《我对〈三国演义〉人民性的几点理解》等。由“人民性”而涉及的正统思想问题，在当时争议也颇为激烈。刘世德《谈〈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念问题》、陈大远《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三国演义”》等认为《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念“或是反映了历史真实，或是反映了作者头脑中存在的封建历史观点，都和‘人民性’、‘爱国主义’这些概念联系不到一起”（注：分别载《文学研究集刊》第三册、1955年3月26日《河北日报》副刊。）。刘知渐《试论如何正确理解〈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顾肇仓《关于“三国演义”中的几个问题》等则认为《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是“从长期的反抗异族侵略现实斗争中提取出来的”，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注：分别载1954年11月10日《天津日报》副刊、《新建设》1956年3月号。）。还有一种意见根本否认《三国演义》有正统思想，如顾学颉《试谈“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便认为：“作者反对曹操，并非反对他姓‘曹’，而是反对他用奸诈、残暴的手段夺取帝位。同样，作者拥护刘备，不是拥护他姓‘刘’，而是拥护他的‘仁德’；否则，姓刘的很多，刘表、刘璋为什么得不到赞许，桓帝、灵帝为什么受到攻击呢？”（注：1954年8月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5期。）

围绕“人民性”问题展开论争的第一次高潮中，也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研究论著。195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董每戡的学术专著《三国演义试论》是该阶段最值得重视的成果。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三国演义》成书过程、反映的本质、人物形象等展开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现在看来同样难免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印记，但整体而言，论断还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也还是比较深刻的。

1959年，以郭沫若、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撰文为曹操翻案，涉及到《三国演义》，从而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三国演义》的热烈讨论，并形成“文革”前的第二次高潮。“翻案派”的主要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肆意歪曲历史，贬斥曹操，因而违背了历史真实性。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白融、李希凡、刘知渐、袁世硕、苏兴等文学批评家纷纷撰文反驳。他们赞同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但反对为《三国演义》的艺术形象曹操翻案，更不同意否定《三国演义》。论争涉及到了正统思想、人物形象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重要问题。关于正统思想，“反对派”认为金元时代的“尊汉抑曹”思想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它曲折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不能予以抹煞（注：参见刘知渐《罗贯中为什么要反对曹操》（1959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等文。）。关于人物形象，“反对派”对曹操的认识比较一致，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形象（注：参见刘知渐《罗贯中为什么要反对曹操》（1959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等文。）。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反对派”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并非只是指的历史事实的内容，它是更为广泛地包括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以此来分析《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形象的历史价值，那么它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一致的（注：参见李希凡《历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学形象的曹操》（《文艺报》1959年第4期）等文。）。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讨论明显带有浓重的史学批评意识和典型理论的图解化色彩。

以上两次论争形成了前后相继而逐步深入的两次高潮，不仅对于《三国演义》的思想性认识较之前50年已有了较大的深入，而且对《三国演义》的作者、渊源、成书过程、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价值、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也都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对深化《三国演义》的研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的形而上学僵化思想的影响，兼之客观上没有划清史学批评与文学、美学批评的界限，甚至史学标准至上，结果给《三国演义》以及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甚至走向学术泛政治化的歧路。十年动乱中，《三国演义》研究更被“四人帮”纳入“评法批儒”的阴谋政治轨道，学术研究的独立地位完全丧失，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学术研究成果问世和传世。

　　三

80至90年代是《三国演义》研究的多元发展阶段，也是20世纪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经过70年代末的反思矫枉之后，以1982年7月四川《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为标志，《三国演义》研究开始复苏。1983年和1984年接连召开的两届《三国演义》研讨会及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随后几乎每年举行的十多次全国性、国际性及专题性研讨会，更是为《三国演义》的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与舞台，使《三国演义》成为“文革”后较早恢复学术研究并迅速形成繁荣局面的古典小说之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

文献、文本、文化三层面的研究齐头并进且成果累累是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新时期《三国演义》的文献研究主要包括作者、版本、源流等方面。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大致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1)《三国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在传统“罗贯中说”和“集体创作说”之外，又出现了周邨的“两个罗贯中说”，张国光等人的“蒋大器说”，张志和的“南方说书艺人集体创作说”等。但总体而言，仍以“罗贯中说”最为通行，而诸“新说”响应者寥寥。(2)罗贯中的籍贯究竟是“东原”还是“太原”？孟繁仁、刘世德等力主“太原”说，而王利器、沈伯俊等则力主“东原”说，刘颖、杨海中、杜贵晨等又根据《水经注》中有关记载及《录鬼簿续编》作者好用生僻地名的习惯，认为《录鬼簿续编》中的“太原”应指“东太原”，即“东原”。此说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3)关于罗贯中交游对象及彼此关系如何？周楞伽、欧阳健、王晓家、顾文若、焦中栋、王利器、章培恒、金宁芬、李灵年等学者集中围绕罗贯中与《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与施耐庵的关系、与赵宝峰和高明的关系及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新的探索，比如否定《录鬼簿续编》作者与罗贯中的“忘年交”关系；认为“施耐庵”是罗贯中的化名，是罗贯中为避文祸而做的“是乃俺”的隐语；罗贯中是宋末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与高明是同学；罗贯中与元末农民起义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曾参加反元斗争等等，同时也引来许多反驳意见。(4)罗贯中究竟在何时创作《三国演义》？许多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说法，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了“宋代乃至以前”、“元代中后期”、“元末”、“明初”及“明中叶”等五种观点。除第一种无人响应外，其余数说都有一些积极的支持者，均有一定的合理性。

版本问题是新时期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领域。随着海外版本研究成果的引进和1987年《三国演义》版本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已有了重大进展。首先，学术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新的重要版本。其中沈伯俊以一人之力，穷近10年之功校理刊行多种版本，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其次，关于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张颖、陈速、陈翔华、周兆新、沈伯俊、厚艳芬等认为《三国志传》较之嘉靖元年本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从版本形态的角度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分为“《三国志传》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三国志演义》系统”第三个系统。另外，张志和（合）认为“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此外，对《三国演义》评改本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获。尤其是有关“毛本”的研究相当热烈，无论是对“毛本”本身价值得失的评价，还是对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与交游的考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代表性成果有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沈伯俊《论毛本〈三国演义〉》、霍雨佳《〈三国演义〉美学价值》、陈辽《论毛宗岗的历史观》等。

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世代累积型”作品，《三国演义》的源流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新时期又有进一步的拓展且日趋细致精密。一方面是探源范围的扩展，即不再局限于陈志裴注范书，而逐步扩展到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以及《左传》、《史记》、《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另一方面则是探源深度的加强，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对于宋元讲史艺术中的“说三分”的渊源探析，陈翔华的《先明三国戏考略》对于“三国戏”的本事述考，尤其是陈翔华积25年功力写成的30万言的力作《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溯源穷流，创获颇丰。新时期对《三国演义》传播影响的研究分国内与海外两个部分展开。前者的主要成果有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下编对《三国演义》从成书到20世纪中叶之间诸葛亮故事之于后代创作的影响以及在少数民族和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系统论述，沈伯俊《〈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李保均主编《明清小说比较研究》第二章对《三国演义》和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分析，欧阳健对《三国演义》的翻案之作晚清陆士谔的《新三国》和电影文学剧本《赤壁之战》的精细析评，以及《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1期对84集电视连续剧的专题讨论等。关于后者，可重点关注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与韩国闵宽东《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版本目录》。王著对《三国演义》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欧美各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扼要的评述（注：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闵著则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流传、出版、翻译、版本、研究及影响的情况（注：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新时期《三国演义》的文本研究成果的相当显著，研究视野、思路与方法大为拓宽，文本分析更加深入细致，《三国演义》的丰富内涵得到多角度的展示。这里重点从题旨与艺术两个层面作一简要梳理与评价。

题旨研究方面，在对以往“正统”说、“拥刘反曹”说、“忠义”说、“仁政”说、“反映三国兴亡”说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近30种新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黄钧的“民族历史悲剧”说，认为魏胜蜀败的结局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因此，《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悲剧（注：见《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沈伯俊的“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的主题（注：见《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说认为小说通过“点睛”之笔的直接宣扬，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和人物命运因果报应的描写，表现了“天道循环”的核心观念（注：见《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潘承玉的“反映天命观”说，认为作者对天命的理解与阐析构成了全书的情节内核，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构成了全书的感情基调，《三国演义》以艺术的方式探索了反天命的可能，提出了反天命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注：见《〈三国演义〉主题再探》，《唐都学刊》1996年第3期。）；等等。虽然部分新说尚未突破传统“反映论”的思维模式，但更多的则是融入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时代意识，超越单纯文学的范围，拓展到了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呈现出多元交汇的新气象。

在艺术研究中，人物形象研究是重中之重，成果最为突出。首先是立足文本实际，回归民族传统展开新的理论思考。傅继馥、石昌渝、艾斐、张锦池、刘上生等围绕“类型化典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突破了西方典型理论的图解式分析。其次，对《三国演义》人物塑造艺术也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探索。主要见之于剑锋《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杜景华《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关四平《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的建构模式》等论著。再次，研究范围日益扩大。除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主要艺术形象继续受到重视外，对过去很少甚至没有涉及的人物，如貂蝉、陈宫、魏延、赵云、庞统、刘封、刘禅、姜维、杨修、司马懿、孙坚、孙策、孙权、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诸葛恪、孙夫人、吕布、袁绍、袁术、孟获等，也受到研究者不同程度的关注。复次，帝王、武将、谋士、使者、医生、女性、知识分子、孤独者等群体形象的研究也出现了各具新意的论文。还有，就是采用了新角度、新方法研究人物，一些主要的艺术形象在深度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佳作纷呈。例如对于曹操，李厚基、许建中、徐中伟、刘上生、杨仲义等力图从多视角、多层面、立体地审视并揭示出曹操性格的复杂性及其美学意义，较之过去单纯的“奸”“雄”的“二分法”，无疑更有助于对曹操形象丰富内涵的认识。

在人物形象之外，新时期《三国演义》的艺术研究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一，整体的艺术研究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如刘永良《〈三国演义〉艺术新论》、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等，论述相当广泛而系统。其二，创作方法的分析，已跳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结合”的思维定势，更加注重《三国演义》的艺术个性以及民族特色。其三，虚实问题的探讨，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史实比附和比例划分，而是更多地进入美学的深层次的文本分析。其四，叙述结构的研究，运用原型批评、母题学、叙事学、阐释学等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如杨义的《〈三国演义〉的悲剧结构和经典性叙事》一文围绕“叙事典式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富有启示意义（注：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其五，战争在《三国演义》中的重要性、独特性已得到高度肯定，提出了“战争文学”、“战争个性”、“全景军事文学”等概念。其六，语言艺术的总结更为深入。如沈伯俊从题材、内容等方面分析了作者之所以采用半文半白语言的原因，肯定了这种语言风格的表现力（注：见《（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其七，艺术风格是新时期开拓的新课题，提出了“英雄史诗”、“悲剧美”、“阳刚美”、“刚柔兼济之美”、“超验美”等观点。

从文学的研究扩展到文化的研究，是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的突出特点。这一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文化精神研究、应用价值研究以及“三国文化”范畴研究等方面。

文化精神的研究是《三国演义》文化研究的主体陈辽、谭洛非、刘上生、张靖龙等分别就《三国演义》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心理与深层结构、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崇尚纵横的乱世情怀及其文化意蕴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一书则从七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三国演义》所具有的大众文化内涵（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样的研究和分析都有利于人们开阔思路，更好地认识《三国演义》的深层内涵。对诸葛亮和关羽的文化阐释形成了研究热点，有学者甚至提出了“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等概念。这些都反映了《三国演义》文化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和认识的深化。

《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提出的新课题。不少学者把《三国演义》视为我们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人生的启示录，从人才学、谋略学、运筹学、决策学、领导科学、军事科学、经营管理等角度探讨它的文化价值，发表了十余种专著，数十篇论文，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对于开启人们的思维，促进《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普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90年代提出了“三国文化”的概念。沈伯俊对“三国文化”作了三个层次的诠释：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即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三国演义》文化”，均可视为大文化的“三国文化”的分支（注：见《“三国文化”概念初探》，《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三国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定位，标志着《三国演义》文化研究的深化和规范化，预示了《三国演义》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成绩喜人，但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文献的调查与考证方法单一，一度附会成风；文本研究中浅层次重复现象时有发生、庸俗社会学批评不时抬头、新理论新方法运用拘泥不化；文化研究中轻视文本深层理路，任意割裂比附，现象罗列有余而理性认知不足。

　　四

20世纪海外《三国演义》研究中，以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国的研究成就比较显著。其重心大致集中于版本研究、源流研究、艺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四个方面，其中版本研究成果最为突出。1968年日本小川环树首先指出，明代万历及以后的若干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1976年，澳大利亚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提出了重要创见：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40年，罗贯中又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马兰安、日本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等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成绩较著（注：具体可参见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遍访亚美欧各大图书馆，先后查考了26种不同的非“毛本”版本。在此基础上，运用了“串句脱文”的新方法，对诸版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基本理清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化关系。他寻访整理而成的《〈三国演义〉现存版本目录》是继马廉、孙楷第之后的又一重要成果。

海外学者对源流研究也比较重视，比如俄罗斯李福清长期关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他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一书中对此作了系统的研究（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就《三国演义》与平话的关系作了详实而深入的考辨，成为这一领域中的重要开拓之作。与此相近的还有日本的大塚秀高，他擅长从通俗文艺作品中发掘古代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渊源。如《关羽与刘渊——关于形象的形成过程》一文（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34册，1997年3月。），对《三国志平话》结尾所写的刘渊乘乱起兵，攻灭西晋，即汉皇帝位这一情节进行研究，分析了刘渊形象与关羽形象，认为两者是表里一体的关系。刘渊的“须长三尺余”及爱读《左传》的因素从关羽形象中袭来，而关羽的龙神因素则从刘渊形象中获得。视角独特，饶有新意。

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以美国学者为著。1968年夏志清所著《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评论》对小说的结构、风格、人物、情节、主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一部“最为关心人类动机的性格小说”。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当成是明代文化的共同产品，从结构、行文、反讽等方面作了别开生面的新解，认为《三国志演义》是“作者对据以创作的各种原始素材经过以反讽为主调的修改加工、因而具有反讽意味的一部作品”（注：有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10月版。）。温斯顿（杨力宇）、罗伯特•鲁尔曼等均有影响较著的力作。此外，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也把《三国演义》作为学位论文研究对象。

另外，日本的应用研究广泛而深入，主要论著有：守屋洋《〈三国志〉与人才学》，桑原武夫、落合清彦《〈三国志〉的魅力》，狩野直祯《〈三国志〉的智慧》，日本《愿望》月刊编辑出版的《〈三国志〉——商业竞争的宝库》，城野宏《〈三国志〉的人际关系学》，松木一男《英雄魅力学：从人性角度透视曹操、孙权、刘备与三国群英》等。日本在《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上开风气之先，其主要特点是与现实尤其是企业经营管理结合比较密切且卓有成效，比如松下幸之助运用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使公司大获成功。

以上四个方面显示了海外《三国演义》研究的独特视角与价值取向，在研究理念、思路与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80年代之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逐步加强，这些成果陆续被介绍进来，对国内的《三国演义》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但在总体成就上则无法与国内相比。

　　五

据我们初步统计，20世纪百年间的《三国演义》研究，共出版学术著作100多部，发表论文2000余篇，其中新时期20年间出版学术著作80余部，发表论文1600余篇。80年代之后，大陆与海外学术界从相互隔绝到走向交融，也有力地促进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向纵深发展。通观20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作者、版本、形象、题旨、应用研究这五大热点构成了研究的主流，百年间的成果与不足都在这五大研究热点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1、作者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罗贯中的生平知之不多，对其思想研究亦仅据作品而推定。1930年，郑振铎等发现了《录鬼簿续编》。这一材料发现的意义首先在于使《三国演义》的作者研究自此据有可信的文献基础，同时又直接激发了学术界研究罗贯中身世、著述的热潮，此外也有裨于学者更准确地把握《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在50至70年代，作者研究未受到重点关注，也没有新的进展。80年代之后，作者研究陡然趋热，争鸣纷起，成果显著。要之，经过百年尤其是80年代以后学者的不懈努力与热烈争鸣，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的地位已牢固确立，有关罗贯中的籍贯、生平、交游、创作、思想也梳理得比较清晰。但在作者研究与争鸣中还明显存在着两大不足，一是好立新说而缺乏确证；二是不顾事实而曲意附会。前者如诸多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而提出的新说，最后均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后者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山西一些学者对清徐《罗氏家谱》的附会解读。鉴于作者研究需要坚实的文献确证，在没有发现新的资料之前，我们认为有关作者的考证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应暂时缓行。

2、版本研究。1924年元《至治新刊三国志平话》的发现激发了《三国演义》的访书热以及版本研究热。从马廉《旧本三国演义调查》所录《三国演义》版本16种，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数增至23种，再到40年代，戴望舒又发现藏于海外的孤本。这些不同版本的发现、介绍、著录、刊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尔后，经过第二时期的沉寂，至80年代，版本研究再度成为热点之一。由于国外版本研究成果的介绍，大陆学者迅速改变50年代之后忽视版本研究的倾向，而上继前半个世纪版本研究传统，外融日、澳、英等国学者的版本研究成果，奋起直追，尤其在1987年《三国演义》版本专题研讨会后，有关《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在整理印行各重要版本、考辨版本源流以及评改本的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出版工作还是明显滞后，学术界今后应首先将重点放到国内外已发现的各种重要版本的系统整理工作上，从而为版本研究提供更全面、更系统的文献依据。同时对各种评改本须进一步深入地予以研究。

3、题旨研究。与作者、版本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题旨研究在前半个世纪似乎被忽略，虽然20年代鲁迅、谢无量，40年代李辰冬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但未见有专题性的系统论述。50年代之后，借助“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的二次大讨论，《三国演义》题旨研究突然热遍全国。围绕“人民性”的论题，涉及到作者的爱憎态度、正统思想、爱国主义、民族情感等。围绕“为曹操翻案”的论题，争论的重点在于人物形象，但同样涉及“尊刘抑曹”正统思想及如何评价的问题。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次论争的确存在过多的政治图解，但对促进人们之于《三国演义》题旨的认识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时期的题旨研究因充分吸取了思想解放的精神成果以及海外人文学科新理论新方法，逐步从原先的政治意识层面拓展至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层面作多角度的透视，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活跃，新见迭出，令人眼花缭乱。但无庸讳言，由于受新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和操作者熟习程度的影响，许多新见难免主观性、随意性和片面性之嫌。而《三国演义》内涵的丰富复杂，也使那些单一、平面的概括显得苍白无力。所以，许多新说尽管新鲜一时，但终究似过眼烟云。我们认为，今后的题旨研究应跳出各执一端的主题之争，而更多地从文本本体、整体、立体地认识《三国演义》的题旨内涵。因为《三国演义》由历史积淀而成的丰富内涵不可能以单一主题加以概括，而且题旨本身具有开放性和重释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新的阐释，任何单极思维都会重蹈“盲人摸象”的覆辙。

4、形象研究。20年代初，钱玄同、鲁迅等都曾对包括人物形象在内的艺术手法作过概要论述。至40年代，李辰冬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曹操、孔明、周瑜作了较为精辟的分析。但总的来看，前半个世纪有关人物形象研究成绩不著。1959年“为曹操翻案”的大论争，虽然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及其与历史上的曹操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但由于发起论争的历史学界对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的普遍混淆，因此没有能以此为契机把《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研究引向深入。新时期《三国演义》形象研究成绩卓著，主要表现在两个“回归”、两个“突破”上。两个“回归”指：一是从原先重在政治立场回归文学本身，侧重于艺术的、审美的分析与评价；二是从西方典型理论的图解式分析回归中国文学传统，侧重于从中国小说史艺术形象的发展视角进行考察。两个“突破”指：一是广度上的突破，即从过去重点关注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主要形象转向全体，过去被忽视的次要人物都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二是深度上的突破，许多学者以新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进行重释，提出许多新见，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的形象研究向深层推进。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三国演义》形象还多停留于个体研究。今后应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体系性和原型性研究上来。

5、应用研究。海外主要集中于日本，在大陆，则勃兴于80年代中叶之后，且明显受日本应用研究的影响。相比之下，日本的应用研究与企业结合得更为紧密，商业味更浓。应该看到，《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人们对于小说丰富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但有的研究者执其一端，不及其余，为我所用，任意发挥，其实离小说文本很远，表现出了浓重的实用主义倾向。我们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应首先将重点集中于谋略学的研究，然后再由谋略学研究延伸到其他学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应坚持学术规范，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态度。

在对以上五大热点进行认真梳理、估衡与反思的同时，我们认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应走出上一世纪五大热点的学术定势而努力寻求新的突破点与增长点。概而言之，以下六个方面应引起学术界重点关注。

一是《三国演义》资料信息系统建设。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三国演义》文本信息检索系统。经国内外诸多学者辛勤搜访整理，有关《三国演义》的版本已达30多种，一般学者难以睹其全貌，更难以据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鉴此，有必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对《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进行系统的整理，然后由此逐步建立和完善《三国演义》文本信息检索系统。其二是《三国演义》研究信息检索系统，包括著作、论文、序跋、随笔、评点等等。这样，更有利于《三国演义》研究信息与成果的交流共享，更有效地避免低层次低水平的重复，也有助于加强对学术抄袭剽窃等违规行为的监督。

二是《三国演义》研究史的研究。《三国演义》在其诞生至今的数百年间，学术研究绵延不绝，成果相当丰富。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一部《三国演义》研究史问世。可以在完成《三国演义研究论文索引》、《三国演义研究著作提要》、《三国演义研究编年》的基础上，编写一部系统的《三国演义研究史》，通过对《三国演义》研究成果、经验与教训的全面总结，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在新的学术起点上向前推进。

三是《三国演义》传播与接受研究。《三国演义》一经问世，即以其无可企及的历史演义的典范性不断为历代文人所摹拟、所借鉴，并不断衍化或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包括民间传说）。因此，在20世纪所忽略的《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应该成为21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可从民间、作家与学者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相互并观，寻其规律。

四是《三国演义》叙事学研究。《三国演义》来源于《三国志》，在从历史文本演化为文学文本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后代仿作或续作的历史演义为何都未能超过《三国演义》？其中原因究竟何在？这就需要从叙事学层面上进行系统总结。当然，我们应特别警惕重蹈过去借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结合”覆辙的危险，不可全盘照搬西方叙事学理论，而是将西方叙事学理论与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有机地融为一体。在这方面，杨义的《〈三国演义〉的悲剧结构和经典性叙事》和郑铁生的专著《三国演义叙事艺术》已作了有益的探索。可以相信，通过对《三国演义》叙事角色、视角、时空、结构、话语等系统的研究，将会大大深化对《三国演义》艺术独创精神的整体把握，也会进一步加深对《三国演义》人物形象体系与意义的认识。

五是《三国演义》文化学研究。《三国演义》文化学研究应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展开亚文化传统研究。由于小说在中国一直处于文学边缘地位，一方面它总是向主流文化靠近，力图从边缘走向中心；另一方面，在为主流文化所排斥的过程中，成为非主流文化的思想渊薮，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小说的生机与活力也正在于此。就《三国演义》而言，小说中包融着丰富的亚文化传统，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诸子文化、隐逸文化、民俗文化等等，对于这些亚文化传统从表现形态到精神内核及到组合方式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认识，而且可以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提供启迪。

六是《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1)《三国演义》与同类历史演义的比较研究；(2)《三国演义》与中国其他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3)《三国演义》与世界文学名著的比较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总结《三国演义》的独创精神，有助于更好地总结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个性，也有助于更好地总结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

以上六个方面的研究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相互促进，21世纪《三国演义》的研究前景直接取决于以上六个方面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