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趣”在人类的生活中，要占很大的一个位置。不必说在我们日常快乐平安的生活中，即使在艰难悲苦的环境中，它也是生命力的维持者，即所谓生趣。没有它，生活会立刻失去平衡，轻则神经失常，或郁抑而成心理的变态；重则自杀。在平静快乐的生活中，生命力充实而闲暇，无须顾虑到生存问题，对于目前的事物，除了满足以外，还要想美化它，以求感情上弛散——本来已经弛散的，或者故意使它紧张一下，再让它弛散。在艰难悲苦的环境中则以打趣来暂时忘却目前，重现生命中在某种态度下可能的欢乐。所以战壕中的兵士，监狱里的罪犯，也有时要打趣一下子。我们简直可以说：不但人类，差不多连其他高等动物，也都有打趣（或游戏，那是动作的打趣）的天性。吃饱了的小猫小狗，在春天的院子里翻着肚子晒太阳， 一个同伴跑来举起前足撩它一下，于是两个打滚咬颈，扭作一团。大猫大狗不大有这类事，那多半是因为“食”、“色”两个问题逼得太紧，生活紧张，没有那些闲情逸致。人类也不外如此，所以小孩子比大人更爱打趣——也许是更多时间打趣。诗人也比常人更懂得打趣，这也是诗人比常人更有赤子之心的一个旁证。
打趣而发为文学的，朱光潜先生的《诗与谐隐》（《大公报•文艺》一零六期）说得很透澈而详细。他说：“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和乖讹当作一种美妙的意象去欣赏。”因此他把谐趣分为二种：
“一种是悲剧的，是以‘对于命运开玩笑’，是以‘一笑置之’的态度应付人生的缺陷，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一种是喜剧的，偏从理智出发，拿乖讹丑拙来打趣取笑，比较容易流于轻薄的文字游戏。”
关于这两种的风趣，尤其是“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这问题，三年前我也有一篇专文讨论过（《北晨学园》四二八号，志摩周年祭：《诗人的风趣》），朱先生的意见正和我暗合。但我对于打趣的原因，现在还有一点补充的意见。朱先生假定凡打趣皆由嘲谑事物的丑拙和乖讹而起，据我想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而非全部。我们可说这是限于被动的打趣：即先有客观的对象——事的乖讹，物的丑拙，逼得打趣者“满腹牢骚”或“忍俊不禁”于是只好用打趣的态度来“一笑置之”或“聊求快意”。但另有一种打趣，其原因并非由于外烁的事物的乖讹和丑拙，而由内心自然流露，我们可以姑且称为主动的打趣。譬如说出被打趣者心中欲说未说的真情，例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薛姨妈和宝钗打趣黛玉和紫鹃，又如北平一个歌谣：
腊月八，天气好，
许多姑娘变大嫂。
嘴里哭，心里笑，
屁股又坐大花轿。
都是这一类。我们不能说，这些被打趣的主题是事物的丑拙或乖讹。
还有一种打趣，是根本无所谓，既没有讽刺的道德意味，也没有和命运开玩笑的人生哲学，可说是专为打趣而打趣，是打趣中的最健康的。在被打趣者，因为自己并无丑拙乖讹，所以也没有被嘲的不快。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剩余，借此作一种精神上的松散，其作用正和游戏运动是身体上的松散一样。这一类的打趣，便是我下文所要说的歌谣。
我在家庭中排行第六，我的兄姊便常常对我唱着这样的一个歌：
阿六，阿六，
淘米烧夜粥。
烧得弗热，
打杀何六来过（乡语称菜肴为“过饭”，“过夜粥”之“过”犹云“下酒”之“下”）夜粥。
但他们并不是特意嘲弄我一人，他们自“阿大”以至“阿五”，各人也各有一个歌：
阿 大 ．
阿大，阿大，
生个疖来栲栳大；
贴张膏药露飞（“露飞”是一种芦席）大；
打个药线烟囱粗。
阿 二
阿二，阿二，捻河泥（“捻河泥”是农人在船中用竹制去秽器。把河底的沉淀秽泥夹起来，可以用作田中的肥料），
一捻捻到塘栖（“塘栖”，杭州附近的一个小镇）。
捻着一根鳗鲤，端（读如单）去望（读如梦）娘姨。
娘姨呒（读如m）福气，
本（“本”犹苏州话的“拨”，给也）只猫渡（“渡”，外动词，兽类衔物曰“渡”）去，
阿二侯拉侯拉(“侯拉侯拉”哭声的模拟)哭勒（“勒”，了也。“哭勒去”谓且哭且去）去。
阿 三
阿三，阿三，
甩过西山，
拾着一块毛竹片，
告（音高，读如平声，请也）（“那”，“你的”，“你们”，你们的”皆可用，此处当“你的”讲）那娘舅做只讨饭篮，
东也讨点，西也讨点，
登勒（“登勒”，在也，住在也，动词）桥头桥下做羹饭（“作羹饭”是这样的：如有病人，不请医生，却去盲子那儿占卦。占出来照例是冲犯了某神，于是买了黄纸神码《上面画的和《山海经》《楚辞》中说起的差不多》，大都是放在地上一个晒笾里祭的。祭完了，拿个灯笼送到街上桥头桥下，肉、鱼和饭都倒下，神码也焚化。野狗乃围而争食，且往往因此打架，乃至断绝小桥上的交通），
猫也来吃，狗也来吃，
阿三侯拉侯拉哭回来。
阿四
阿四， 阿四□□□，
□□□□□□，
网船（“网船”是用网捕鱼的渔船）上（音浪）娘娘要好子（“娘娘”是“婆娘”，妇人通称，并无尊敬的意思。“要好子”是不必要的亲善）。
本只冷粽子，
吃里（“里”，“了”之音转）惹（“惹”，去声，拉屎也）里一裤子。
登勒桥头桥下汰（“汰”，音大，洗洗也）裤子。
立起来，羞（音丑）得死。
匐倒去（谓蹲下去也）冷得死。
这一首头两行的空格，是我忘了（并非新闻检查），至于“阿五”一首则已全部忘了。看官若一定要知道，等我这个“阿六”写信回家乡去问“我拉阿五”抄来末哉!
这些歌词多半由我姑母传授，因为我这个阿六已经是最小的，因此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是否还有阿七以下的歌。她最爱打趣我，还有什么：
六官讨个六人娘，
六位蕴草（?）绿长长，
船头上（音浪）锣鼓敲三记，
姑娘房里哭三声……
许多许多，我已记不清楚。她有时也教我们向长辈打趣。有一次族中有一位叔叔结婚，她怂恿我们到新房里去唱道：
一只野鸡勃伦腾，
花花轿子抬大门。
今年讨个新婶婶，
明年养只小活狲。
这些歌谣，不知她从那里来的。上面所记阿大至阿六的歌，《吴歌甲集》虽也收有类似的，但比较简单，如阿三只有二句。“阿大阿二挑荠菜”虽说到”阿十”也只五句。
这些歌谣的特色是全无“恶意的嘲弄”，只在唱唱好玩。（他如嘲人赖学，或形貌丑拙，必使受者难堪。）这是一般家庭里最好的游戏，被打趣者虽然有时也觉吃了点亏，被人讨了便宜，但那是无伤大雅的，反而因此又可以使人感情上更为融洽，因为有时给人占了一点便宜可以使他对自己更亲热。
因而使我想到，中国人是一个很富有风趣(humour)的民族。我们只要看看《红楼梦》这样一部大悲剧，但是书中几乎无时无地没有风趣，大观园里到处可以听见互相打趣的笑声。乡下的牧童野老，也莫不自有各人的谐趣。曰乐天，曰旷达，曰天真，曰傻不期期，却只是一种风趣的不同的表现。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前几年风靡一时，据说在美国销到三百万册的Parl Buck的Good Earth所描写的中国农民生活，竞那样没有风趣(lack of humour) ，我们不能不说她书中所刻画的中国人性格，只有片面的成功了。
原载《歌谣》第二卷第四期， 一九三六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