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19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新闻周刊》，仅发行三期就停刊；出版时间虽然短暂，却成为中国新闻学刊物的源头，是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的标志之一。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珍贵史料，对已经散佚无存的《新闻周刊》创办过程、发刊宗旨、业务状况和历史地位等情况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机构，并由此诞生了中国新闻史上多个“第一”。其中，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的《新闻周刊》，在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新闻学刊物的源头，成为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报业教育发端的标志之一。但由于历史的沧桑剧变，《新闻周刊》至今已经散佚无存，以致对它的研究迷雾重重，并由此引发诸多纷争。本文以当时北京大学公报性质刊物《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本校纪事”、“本校布告”、“杂录”和广告等丰富史料，对《新闻周刊》创办过程、发刊宗旨、机构人员和历史地位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新闻周刊》筹备创刊

虽然《新闻周刊》出版时间不长，但是筹备创刊的过程却不短。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经过三个月精心筹备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开会成立。虽然在成立大会上，校长蔡元培和主任兼导师徐宝璜并没有表达创办周刊的意愿，但是蔡校长的演说、徐宝璜的《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和后来邵飘萍的《新闻社之组织》讲演，都体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为《新闻周刊》的创刊提前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三人都具有办报经历，尤其蔡元培和邵飘萍都长时间从事办报活动，徐宝璜回国后也参加了《晨钟报》（1916年8月15创刊，1918年12月1日复刊后改为《晨报》）和《北京大学日刊》的办报活动。这都为周刊的创办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19年2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四个月后，一方面由于会员逐渐增加，会务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徐宝璜“担任之事过多，精力不及，恐于会务之发展有碍”[1]，他提出了改组的意见。在征得蔡元培会长和多数会员赞成后，徐宝璜和谭鸣谦、陈公博、曹杰、黄欣等四位会员修改会章，准备递交会员大会审议通过。2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正式公布了由他们五人起草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简章》。其中，首次将创办周刊列入新闻学研究会的“应办事项”，“四，本会为增长会员新闻经验起见，应办事项如左：（甲）日刊或周刊。（乙）中外通信社。以上两项当视本会会务发达之程度，然后举行之。”[1]2月19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开改组大会。在会上，会员讨论、修改和通过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简章》；并选举蔡元培为会长，徐宝璜为副会长，曹杰和陈公博为干事。研究会名称也发生改变，由原来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字之差，凸现出新闻学研究的意义；由此，该会宗旨也由“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材”演变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2]，更加强调了新闻理论和实践经验相联系的重要性。其中，对于创办周刊的倡议，会员们积极支持，只字未改，获得通过。《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上了议事日程。

2月24日晚，新闻学研究会开会，决议筹办周刊及通讯社计划大纲，并决定于26日在理科第十六教室再召开大会。会上提出了筹办周刊的大纲为：“（甲）周刊。（一）周刊每周出纸一大张，于每星期一发行。（二）周刊设编辑主任一人。（三）于周刊主任之下分设三部：（A）新闻部，掌编辑新闻事项；（B）评论部，掌著撰社论评论事项；（C）翻译部，掌翻译东西洋报纸之最近新闻及短覆之评论。（乙）通讯社部。（一）本部独立于周刊之外，专对于周刊供给新闻，及承周刊之委任采集特别消息。（二）通讯部设主干一人，职员六人至七人。（丙）附则。（一）会员支配之方法。以上四部，每部设主干一人，每主干之下，设职员六人至七人，由会员每月遴值之分任。（二）供给新闻之方法。于部员调制稿件之外，拟请新闻编辑社供给。（三）各部门之细则，俟各部成立时，各别自定之。”[3]2月26日晚7时，研究会在理科第十六教室再次召开会员大会，领票选举各部主干，并讨论通过了筹办周刊及通讯社计划大纲。这就为《新闻周刊》制定了创办模式和搭建起组织框架。

《新闻周刊》组织机构的选举，历时半个多月，会员们积极参与。3月7日，徐宝璜发表《致傅馥桂、来焕文、马义述、陈秉瀚四君函》，希望他们赶紧投票，“新闻学研究会之选举票，君等尚未送来。现拟于下星期二开票，请君等将该票即日掷下为幸！”[4]3月11日，新闻学研究会正式公布了选举结果：“第一组，曹杰四票、何邦瑞、谭植棠、缪金源各一票。第二组，黄欣四票、谭鸣谦三票、区声白一票。第三组，陈公博三票、徐恭典二票、丘昭文、朱云光、来焕文各一票。第四组，严显扬二票、杨亮功、章韫胎、杨立诚、易道尊、倪世积、罗汝荣、翟俊千各一票。故曹杰为第一组主干。黄欣当选为第二组主干。陈公博当选为第三组主干。严显扬当选为第四组主干。”[5]3月14日，新闻学研究会召开各主干谈话会，决定《新闻周刊》“春假后出版”，并进行了工作分工。周刊主任为徐宝璜，新闻部主干为陈公博，评论部主干为黄欣，翻译部主干为严显扬，通信部主干为曹杰[6]。各组主干名单的公布，为《新闻周刊》的出版提供了组织力量保证；出版时间的确定，标志着《新闻周刊》的创办进入实质性阶段。

3月22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又添喜事。该会以前的办事机关是《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处，现在则有了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文科第二层二号，且研究地点也固定下来，为文科第三十四教室。新闻学研究会办公场所的确定，为《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后来也成为周刊编辑处。

3月25日，徐宝璜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致学余俱乐部函》，请辞交际干事一职。“学余俱乐部诸公大鉴：璜素不长于交际，且担任校事，自觉已重。谨辞交际干事一职，请以次多数升补，敬此顺颂！大安！”[6]表面看，徐宝璜是因为自己事务繁忙辞去该职；其深层原因是：他已经担任《新闻周刊》主任，正准备集中精力忙于筹办周刊。

新闻学研究会经过近半年活动，在北京大学及校外具有了一定知名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京中小学联合第二次运动会即将于4月1日召开，该会新闻股负责人李阐初特意光临新闻学研究会，“敦请本会会员襄助”，希望会员们报名担任新闻股员，负责报道运动会消息。运动会新闻股的盛情邀请，让新闻学研究会会员备受鼓舞，也认识到创办周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紧筹办《新闻周刊》。

4月12日，“严显扬君因事辞职”，《新闻周刊》翻译部人员进行了改选，选举结果为：“翟俊千得三票，杨立诚君得二票，罗汝荣、张廷珍、易道尊三君各一票。”[7]翟俊千当选为翻译部主干。

4月16日晚七时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文科第34教室，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决定立即出版会刊《新闻周刊》。

至此，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新闻周刊》创刊出世，已是水到渠成之事。一方面，随着会务的发展，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产生了“增长会员新闻经验”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条件同时具备。当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仅三位组织者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而且有些会员也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如陈公博来北大读书前，就曾在广州、香港两地从事了近十年的新闻事业工作。这就为《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供了人才保证。另外，当时的北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生活动异常丰富，各种学会和报刊林立。《新青年》、《国民》、《新潮》、《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都为《新闻周刊》的创刊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万事俱备之后，《北京大学日刊》于1919年4月19日在第一版发布了“《〈新闻周刊〉出版预告》，宣布《新闻周刊》于第二天将出版。“一、乃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二、对于一周之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三、本星期日（二十日）出版，由文理两科号房零售。”[8]

二、《新闻周刊》发刊宗旨

1919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正式出版发行。

有学者在写到《新闻周刊》发刊辞时，注有“《新闻周刊》一九一九年第一期《发刊词》”字样[9]；但是，笔者经多方查找收集，也没有查阅到该刊，甚至连一张照片资料都没有找到，主要原因是《新闻周刊》已经散佚无存，无从睹其真容。但是，1919年4月21日，《新闻周刊》出版发行的第二天，《北京大学日刊》第三版《本校纪事》栏目中，刊登了半版面篇幅的文章《〈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详细介绍了该周刊的相关情况。

《〈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一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周刊》的自我刊物定位，“本校新闻学研究会同人所组织之《新闻周刊》，业于昨日出版。据云：不仅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且为中国首先采用横行式之报。”[10]

第二部分，是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周报》发刊词。这份发刊词包括了两层含义，其一，论述了新闻事业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新闻纸之势力足为改良政治与社会之利器也”，从而论证北京大学创办新闻学研究会的必要性。其二，《新闻周刊》的三大重要目的，“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由于该发刊词是目前了解《新闻周刊》最直接的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全文抄录如下：

《新闻周刊》发刊词/徐宝璜

北京大学何为而设立新闻学研究会乎？会中又何为而发刊此周刊乎？谨作简约之答案，以为本报之发刊词。

民智开通之国，如英美有不看书者，无不看报者。新闻纸之有用于人，几若菽粟水火之不可一日无，其势力实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而上之。自科学发达以来，小之如医牙烹饪之事，尚有人细心研究，因成专门之学问，况势力伟大如新闻纸者耶！故美英各大学近多设新闻学一科，以研究新闻学原理，培植新闻人材，冀于新闻纸之职务及其尽职之方法。有此发见，渐导其入正当之途，而补救其流弊也。吾国新闻事业，现虽无英美之盛，然日益发达，则可必也。使今日国人所不满于新闻纸者，如新闻之纷乱而欠实，议论之琐屑而无当，不加改良，则发达愈甚，国人之不满意之程度，亦将愈高。北京大学有鉴于此，遂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可介绍欧美所已发见之新闻学识于中国。二以继为精深之研究，期有所贡献。三以培植明白新闻事业方法及记者责任之人材。一言以蔽之，欲解决新闻界各问题，使新闻纸之势力足为改良政治与社会之利器也。

至本会发行此周刊之重要目的有三：（一）便会员之练习。新闻事业，最贵敏速，而敏速为习惯之养成，由于勤练。本会会员，虽于新闻学识多有所得，使无练习之机会，或致知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得其道。今有此周刊之发行，则会员之研究学理之余，复可得采集新闻、撰著社论种种之实地经验，练习既久，敏捷之习惯当能养成，则将来出而办报时，可望其效率非徒知学理或仅有经验之士所可比也。此其一。（二）便新闻学识之传播。新闻为何物乎？如何求之？如何述之？如何构造题目？如何撰著社论？种种问题，内均含有至理，知而能行之者，则业兴，否则业败。吾国之新闻纸，多昙花一现，瞬生瞬灭，即能于久存之大报，其销路亦不及英美之大报，则新闻学识之亟应传播，从可知矣。本报同人，愿竭绵薄。每期论文一篇，将研究结果一一公之于世。愚者一得，尚荷新闻界之采用，则多少必是以助新闻事业之进步也。此其二。（三）便同志之商榷。有此周刊，国内同志可自由投函，提出新闻界之问题，互相商榷。此其三。[10]

第三部分，《新闻周刊》申明了自己独立办刊立场。“本周刊发行之目的，既如上述。为免误会起见，尚有一事，谨先申明。本报绝无政见，新闻必力求确实，议论力求平允。既无欢迎一派之心，尤无攻击他人之意。即偶然对于人有所臧否，对于事有所主张，弗大过曾有练言，属个人之私见，与北京大学实无关系也。”[10]

由于《新闻周刊》散佚无存，所以《〈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记载的周刊定位，一直被新闻学术著作所引用；该文所刊登的发刊词，则由于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之故，一直没有受到广大新闻研究者的关注，即便被个别人所引用，也是有限度的窥其一斑，未让读者读其全文；至于该文申明的独立办刊立场，也是我们能了解该周刊的言论方针的唯一途径。因此，根据迄今掌握的资料，《〈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一文，成为目前我们了解《新闻周刊》最可信的史料，因此，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新闻周刊》业务情况和停刊

1919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正式出版后，《北京大学日刊》于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连续刊登广告《〈新闻周刊〉已出版》，吸引北大学子关注和购阅：“一、乃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二、对于一周之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三、每份铜元二枚，由文、理两科号房零售。”[11]同时，为了方便“印书局排印起见”，《新闻周刊》规定：“各组稿件除新闻组外，务请于星期五以前交各主干或日刊编辑处。”[12]

4月29日，《新闻周刊》出版第二期后，《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四天刊登了《新闻周刊已出二期》广告。第一、二条没有任何改动；第三条多了一个“法”字，这表明《新闻周刊》零售发行地点已经遍布北京大学文、理、法三院。同时，为便于研究会会员进行新闻练习，《新闻周刊》特意印制了“《新闻周刊》稿纸”，以供会员领用。

5月5日，《新闻周刊》出版第三期后，又在《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四次（5月5日、6日、8日、9日）刊登广告《〈新闻周刊〉已出三期》，对外宣布《新闻周刊》第三期已经出版。此后，《北京大学日刊》未再刊登《新闻周刊》广告。

为了扩大《新闻周刊》的社会影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北京其它报刊上开始刊登广告。

4月20日，陈独秀等主编的《每周评论》就刊登了《新闻周刊》广告，内容为：“（一）乃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二）对于一周之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三）每份售铜元二枚；外寄另加邮票半分。（四）发行处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处。（五）零售处北京大学号房及派报人。”[13]随后在4月27日、5月4日、5月11日连续刊登了该则广告。

李大钊等主编的北京《晨报》，于4月24至5月2日连续九天，登载文字广告《〈新闻周刊〉已出版》，其文字内容与《每周评论》相同。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先生也积极利用自己的《京报》阵地，支持《新闻周刊》的出版发行。1919年4月30日，《京报》第一版刊登带有“新闻周刊”刊头的图文广告，“一、乃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二、对于一周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三、每星期日出一张，售铜元二枚，外寄另加邮票半分。四、发行处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处。五、零售处北京大学号房及派报人。”[14]文字虽然与《晨报》相似，但《京报》刊登的广告比较讲究，制作比较精良。第一，在关键词下面则加点强调，如“中国”、“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处”和“北京大学号房及派报人”；第二，《京报》刊登了《新闻周刊》的圆圈黑底白字楷书繁体刊名“新闻周刊”四字，黑白分明，异常醒目。该则广告一直持续刊登至6月4日。即便五四运动期间，《京报》版面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在第一版刊登《新闻周刊》广告。

《新闻周刊》正式出版后，不仅得到了北京地区报纸的大力宣传，而且一些杂志也开始加入这一行列，如《新中国》，该杂志第一卷第七期刊登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新闻周刊〉广告》，文字内容与《晨报》一样。

目前，新闻学者们一致认为：《新闻周刊》共出三期，在五四运动中停刊。但从前面报刊刊登的广告中，发现一些时间晚于五四运动。如《新中国》第一卷第七期出版时间为1919年11月15日。这让人很是疑惑！难道《新闻周刊》出版三期后，没有停刊，还继续出版吗？不过，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两位关键人物（会长蔡元培、周刊主任徐宝璜）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答案并非如此。

1919年10月16日，在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上，蔡元培会长对《新闻周刊》“五四”停刊深表惋惜，并希望周刊能继续出版。“至本会所办之《新闻周刊》，五四以后，因人事倥偬，遂至停刊。余甚惋惜。盖本周刊纯重事实，提要钩元，而且自五四以后，本校与外界接触之机愈多。凡已问题之起，非先有事实之标准，即多费考量，亦无由解决。……故吾甚希望此后周刊之能继续出版也。”[15]

徐宝璜也曾抱憾《新闻周刊》在五四运动中停刊。1929年7月19日，他在为黄天鹏《新闻学刊全编》作序中，写到：“该会（笔者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本有《新闻周刊》之发行，惜仅出数期，即因五四运动停刊。”[16]

因此，《新闻周刊》停刊的主要原因：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闻学研究会”成员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无暇出版周刊。会长蔡元培关于周刊停刊原因说得很清楚，“五四以后，因人事倥偬，遂至停刊”。的确，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当时，北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积极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学生罢课数月，学校一切工作宣告停顿。蔡元培校长因不满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于五月九日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离京出走。徐宝璜和大多数会员也投身运动之中。高尚德（高君宇）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人物和学生代表，参与领导、策划、往来联系和推动的工作；杨晦（杨兴栋）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直接参与者；梁颖文参加示威游行，被警察逮捕关押。综上分析，《新闻周刊》在五四运动中，即于5月5日出版完第三期后停刊，前后仅三期。

四、《新闻周刊》的历史地位

《新闻周刊》前后出版三期，时间虽短，但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蔡元培校长曾在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上，说：“吾校所出之周刊，能将一国之内外之大事，提要钩元，即示标准之意。囊保定某中学校长晤尔，曾谓该校学生平时以学课关系，无暇读报。后见本校周刊出版，能将事实钩元提要，非常欢迎。五四停刊以来，深为本周刊抱憾不置。由此观察，则外间表同情周刊者，大不乏人。”[15]这说明：《新闻周刊》在社会上已经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虽然在新闻学者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和历史学者汇编的《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中都没有收录《新闻周刊》；但是关于《新闻周刊》的刊物性质和历史地位，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

“《新闻周刊》，对于一周之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17]

《新闻周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学刊物”[18]

《新闻周刊》“系一份供学员实习的周报。……实际上，它只是一种综合性的时事小报，并非专门性的新闻学刊物。我国最早的新闻学刊物当推《新闻学刊》。”[19]

《新闻周刊》是“中国第一份新闻实习报纸，也是第一份传播新闻学识的报纸。”[20]

《新闻周刊》是“中国最早传播新闻学知识的业务刊物。”[21]

《新闻周刊》“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家新闻学专业刊物。”[22]

《新闻周刊》“是我国最早的传播和研究新闻学的专业刊物。”[23]

《新闻周刊》是“中国第一个以传播新闻学知识为宗旨的专业刊物。[24]

《新闻周刊》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25]

《新闻周刊》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学刊物”，“我国早期采用横排的报纸之一，中国第一本、更是当时中国惟一的一本传播新闻学知识的业务刊物。”[26]

上述关于《新闻周刊》刊物性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虽然都没有否认《新闻周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的历史地位，但有些则过于苛求，如“业务刊物”，有些则仅从一面出发。诚然，由于该刊散佚无存，无法从详细的内容分析方面，给予《新闻周刊》恰如其分的定位。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从《新闻周刊》自身的定位、发刊词以及时人论述等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

《新闻周刊》自身的刊物定位，《北京大学日刊》等报刊登载的广告就指出：“乃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在《〈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一文，更加明确认定：“不仅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且为中国首先采用横行式之报。”前者也被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所采信。

在《新闻周刊》的“发刊词”中，徐宝璜详细阐述了该刊的三大目的：“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希望《新闻周刊》首先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们学以致用的实习园地；其次，成为传播新闻学知识的重镇，具体表现在：每期论文一篇，内容包括“新闻为何物乎？如何求之，如何述之，如何构造题目，如何撰著社论”；再次，成为读者进行新闻界问题交流沟通的平台。因此，《新闻周刊》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进行新闻实践的实习周刊，是传播新闻学知识的新闻学刊物，是关于新闻界问题进行意见交流的新闻学业务刊物。

在有限的史料中，也涉及到《新闻周刊》内容方面的论述。如《新闻周刊》广告，提及该刊内容是“对于一周之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由此可见，《新闻周刊》是以刊载一周来国内外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的新闻刊物。这一观点可以得到多方证实。第一，周刊的组织机构，分新闻部、评论部、翻译部和通讯部。第二，蔡元培校长也曾言：“盖本周刊纯重事实，提要钩元”，“吾校所出之周刊，能将一国之内外之大事，提要钩元。”

由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机构，它所创办的《新闻周刊》兼有多种刊物属性。它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学生进行新闻实践（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的新闻实习周刊；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传播新闻学知识的新闻学专业刊物；既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关于新闻界问题进行意见交流的新闻学业务刊物；又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横排报纸之一。因此，分析该刊性质时，四者仅强调一者，是不全面的。另外，该刊已经散佚无存，研究者无法目睹真容，阅读其内容，对该刊整体状况并不清楚，笔者认为给予一个宽泛的历史定位，是比较恰当的。因为，我们应该注意到：它诞生于五四运动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因此，《新闻周刊》的诸多“第一”是不成熟的，处于幼稚萌芽状态。正如有学者所言：《新闻周刊》“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学术期刊，却开启了近代中国创办新闻学术期刊的端绪，是中国近代新闻学术期刊的萌芽[27]。尽管它幼稚、不成熟，但它如“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但它在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的标志之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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