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界老报人、海内外著名记者、编辑和评论家徐铸成 （1907- 1991）曾在《报海旧闻》记载：“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多面手，对前辈胡政之（1889- 1949）如此推崇，让人心生好奇！细究缘由，原来两人共同演绎了一段伯乐相马的民国报坛佳话。
伯乐相中千里马
1927年夏，徐铸成经过刻苦的学习，幸运地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国文专业。入学后，他暗下决心，要认真读书，奋发进取，以雪前耻。因为此前的一年，对他来说是坎坷而凄凉的一年，经历过人间地狱两重天。先是因考取清华大学，让江苏宜兴人倍感荣耀，他也带着出国留洋的梦想来北京，在清华享受了半年的美好时光。期末时，因借文凭考大学的事发，他带着万般的无奈被迫开了美丽的清华园，出国留学梦碎。对一位好不容易从小县城来到北京奋斗的年轻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1927年初，只好转投河北大学，暂得栖息之地，但他并没有走出此前的阴影。他重考北京名校鸿志未泯，一直勤奋复习功课，等待机会。他先是报考了北京大学，但竞争激烈，名落孙山，后转考北师大，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虽然立志专心读书，并积极从事外国小说翻译，但因家境清寒，只好半工半读，课余经常向各报投稿，急切谋求报社工作。一天，在国闻通讯社工作的舅父朱幼珊告诉他：“国闻社缺少一位抄写员，每天傍晚工作二三小时，比较辛苦；月薪较低，仅20元，但免费供应晚餐。”徐铸成怦然心动，满口答应。徐铸成工作非常勤勉。每天认真完成抄写工作外，他格外留
心采访、编辑等新闻事务。经常抄写发往各地的新闻，使他觉得这些新闻都是一些政府的公报，缺乏新闻价值。于是，他鼓足勇气，给一周来京一次料理家务的总经理胡政之写了一封言辞“幼稚”的建议信。在信中，他认为：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北京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北京却是文化古都，人文荟萃，大学云集，仍是全国文化中心。因此，他建议：国闻社应该适应将来的变化，及时改变新闻采访的重点，凭借北京是文化古城的优势，关注各种文化活动。胡政之阅信后，被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所感动。第二周，回到北京，他立即约见徐铸成。见面时，胡政之说：“你的信很有见地，我也久有此意，苦于无从着手。”“你在师大功课忙不忙？能否抽出更多时间为国闻社工作？”旋即布置任务，并吩咐下属为徐铸成速印“大公报记者”名片，派他去河北定县采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活动。第二天一早，徐铸成就风尘仆仆地上路了。经过一天的行程，他终于到达定县平教会。此时晏阳初已经去美国募捐筹款。徐铸成说明来意后，立即受到他的副手汤茂如、陈筑山先生的热情接待。他们主动带领这个小 “记者”到各个实验地参观调查。三天紧张采访结束，徐铸成了解了他们的村治构思和实践，匆匆回到学校上课；晚上则抓紧时间赶写出《定县平教会参观记》，寄给《大公报》。
胡政之收到稿件，非常吃惊这位临时小记者的文笔才气和采访能力。他不仅把徐铸成的文章分两天在《大公报》上连载；而且亲自执笔配发社论，介绍该文，希望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只关注城市，还应该着眼于农村教育的普及。1928年1月《国闻周报》也进行了转载。年仅20岁徐铸成初试牛刀，出手不凡，一炮打响！胡政之立即聘请他为正式的国闻社兼《大公报》记者。伯乐相中了千里马，徐铸成新闻生涯扬帆起航。传授 “独家”秘籍徐铸成刚入报坛，涉世不深，一向严肃寡言的胡政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特意为他开小灶，传授“独家”采访秘籍。最令徐铸成终生难忘和受益的是胡政之讲的两个采访故事。
故事一：主人公是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说：飘萍采访办法多，手面阔绰而又交广阔。他常常在六国饭店租下一个大包间，约上总长、局长等头面人物吃饭、聊天
。在漫不经心地神聊瞎侃时，来客往往把一些机密要事脱口泄露出来。邵飘萍则事先安排一个记者躲在房间的帷幕后，将现场所闻全面记录下来，回到报社再将前所未闻的新闻整理发表。《京报》的“独家新闻”常常就是这样 “吃”出来的。
故事二：《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抢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是日本两家最大的报纸，是竞争的死对头。明治年间，一位首相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全国朝野上下异常关注。《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都想抢先报道首相逝世新闻。《每日新闻》的记者日夜守候在首相客厅，寸步不离。《朝日新闻》记者却技高一筹，买通首相下女，藏进首相卧室的地下室，凝神屏息恭听上边动静。听到上面悲伤的声音， “去请长老来吧”。记者知道首相已驾鹤西去，立即赶回报馆，抢先报道。《朝日新闻》出版号外，轰动一时。这个独家报道是“偷”来的。徐铸成心领神会，在随后的华北运动会、山西采访冯阎合作反蒋和两广组织反蒋的独家报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为《大公报》立下了汗马功劳，自己也声名雀起，威名远播，成为名噪一时的记者。大胆培养，放手使用胡政之对徐铸成悉心栽培，工作上提拔，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使得他很快地成长为新闻多面手。1929年8月， 徐铸成在太原采访期间，突然接到胡政之 “有事盼速回平”的电报。徐铸成赶紧返回北京。见面后，胡政之告知北京国闻社主任曹谷冰因母亲去世已请假回家奔丧，并对他说：“天津报馆事繁，我要赶快回天津，请你代理分设主任职务，今后这里的事，请你完全负责。”徐铸成赶紧推辞：“我年轻资力浅，恐怕难以胜，请你另找一位编辑或记者代理”。胡政之不容分辩地说：“我已郑重考虑过了，相信你可以负责，你就不必推辞了。”胡政之的信任，徐铸成倍感责任重大。第二天，他四处跑新闻。但当疲惫不堪地回到办公室时，空无一人。两位编辑和三位记者都没有来上班。徐铸成立即致电天津总部胡政之，向他汇报情况。胡政之宽慰他说：“一切我都知道了，今天的稿子能发出来吗？”徐铸成说：“勉强可以应付。”又推辞道：“你还是请一位代理吧，我年轻资历浅。”他说：“我不问这个，只问你能不能挑起这副担子？”徐铸成说：“你这样信任，我相信可以。”“那好，你发完稿后，马上拟一个广告，送《晨报》明天刊出，招考练习生，由你挑选三人，负责训练。另外，我从天津调一个助理编辑到平协助你。”徐铸成疑惑不解地问：“难道你不准备挽留他们了？”他斩钉截铁地说： “他们掼纱帽，我不吃这一套。”徐铸成代理北京通讯社主任一个多月。在此期间，胡政之对他充分信任，从不过问社务。9月底，曹谷冰假满归来，徐铸成才卸任。这次临危受命，敢于担当，使得胡政之更加赏识徐铸成，并不断升迁重用他。1930年，徐铸成调任天津《大公报》任体育、教育版编辑；1932年，出任《大公报》驻汉口特派记者和办事处主任； 1936年，参加《大公报》上海版的创刊和出版工作，负责撰写《国闻周报》“一周大事述评”和“一周大事记”栏目，并开始写《大公报》社论； 1938 年2 月，徐铸成加入《文汇报》，出任总主笔；1939年5月，主持《大公报》香港版笔政；1942年，总揽《大公报》桂林版事务，出任总编辑，成为继张季鸾后，由大公报理监会通过任命的两位总编之一。1944年底，主持重庆《大公晚报》笔政；1945年，徐铸成前往上海复刊《大公报》上海版。
虽然，这对伯乐和千里马之间也曾有过不快和恩怨。胡政之在上海《大公报》停刊后，将其弃之不用；而徐铸成也抱怨胡为人刻薄寡情，但他从不讳言这段报坛佳话。胡政之逝世后，徐铸成曾在多个场合说：“在《大公报》先后十八年，步步识拔我的是胡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