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12年董显光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拉开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交流合作序幕。民国新闻界不断塑造起其历史悠久、设备齐全、课程流行、学术重镇等良好媒介形象，吸引了28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该院学习新闻学；同时，该院先后派遣13名美籍师生前往民国新闻界传经送宝，创办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和中央政治大学新闻学院，双方交流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民国新闻界培养新闻人才，促进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业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和友谊。

【关键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民国新闻界 交流合作 影响

美国对民国新闻教育和的兴起和发展影响深远。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早期新闻教育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关系密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国新闻教育也产生过重要影响。”1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者们多注意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对中国新闻教育的研究，而没有探析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笔者查阅了专门记载哥伦比亚大学与近代中国关系的专著《哥大与现代中国》和《教育交流与社会变迁：哥伦比亚大学与现代中国教育》，均未有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交流合作的记载；中国留学生权威工具书《中国留学生大辞典介绍了23名学习新闻学的中国留学生，仅有董显光、汪英宾、赵敏恒、张似旭、冯锡良等五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史实有较大出入。因此，梳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交流合作的历史轨迹，分析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对民国新闻业影响和成效，对于深化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和推动中美新闻交流合作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形象塑造：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民国新闻界的媒体呈现

哥伦比亚大学同中国关系颇深，它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筹备时期就被中国新闻界所关注。1904年1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报学专科之创立》一文报道了普利策捐资二百万美元创设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消息，并详细介绍新闻学课程设置情况。21912年9月30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正式成立，中国留学生董显光立即申请入学，成为该院首届学生之一，标志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交流合作大幕拉开。在民国新闻界中，上海《申报》较早关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14年4月3日，《申报》简单提及普利策捐资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纽约亦有一新闻大学富翁卜勒生君捐入三百万金元作为学款。该校办理亦有成效。”3据初步统计：从1914年4月《申报》报道到1948年11月《报学杂志》的介绍，中国报刊书籍先后有18次刊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情况，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

第一，普利策捐资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过程。这是多数记载涉及的基本史实，也有些书报仅提到该内容，如《记纽约世界报》（《东方杂志》第15卷第9号）、任白涛《应用新闻学》、《新闻职业与大学教育》（《报展纪念刊》）、《初期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第1卷第4期）等。

第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课程变化情况。1916年3月，朱元善在《美国各大学之新闻科》写道：“可伦比亚大学之科目其时间分配，则购读法德新闻三时间，自然科学之历史及原理三时间，近代欧洲史四时间，新闻研究三时间，记实采集与原稿纸修制三时间，近代欧洲文学三时间，统计学一时半，特别讲义一时间，特别访问与报告三时间，编辑及整理原稿四时间，新闻史三时间，置重于诽毁之法律原论三时间。”41929年4月，戈公振在《报学月刊》发表《新闻教育之目的》一文再次介绍其课程情况，“前后共有四年的研究，前二年是注意普通教育，后二年是专门教育。……后二年的课程是什么呢？第一年有三点钟讲通信法，并且有实地练习，讲义是本埠新闻的形式，教授做编辑主任，学生做编辑员，练习的材料就是城内每天发生的新闻。第二年有六点钟是政治和商业新闻的编辑，有三点钟是心理学，就是读报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同时前二年的功课，还要继续读下去，使得更为完全。第四年课程是注重实地练习，如通信法编辑法，如电报的编辑，标题的作法，短评的写法和通信社对于电报的处置方法，以外还有报纸历史，戏剧批评，书籍评论和星期增刊等。”51946年5月，《申报》刊登《美国新闻教育》一文列出了报社管理、报纸出版、新闻法规、新闻伦理学，新闻学史、报章文学等课程。

第三，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改革发展情况。《美国新闻教育》一文介绍该学院实施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1935年，院长卡尔·亚更曼（Carl W。Ackerman）使它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校，入学资格须大学毕业，毕业时可获得硕士学位。”68月11日，《申报》报道：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将成立美国新闻学社，“申请入学者已超过空额”7。9月，《京沪报》报道说：美国新闻学社“不要学分，也不要考试，每年招收150名学生，希望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来这里作研究工作”，预言它“将在美国新闻教育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81947年8月，储玉坤阐明该院改革原因，“现任院长为亚更曼，他看到新闻学理论的空虚，认为只要一年的功夫，就可以学习完毕，但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条件，乃在常识丰富，所以研究院招收大学毕业的学生，教他们在一年之内将所有新闻学理沦，学习完毕，即可献身报界了。”91948年11月，陈裕清在《新型的新闻教育——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新闻学社》一文中介绍了1946年哥大新闻学院的美国新闻学社学习研究情况，“以讨论、讲习与研究的方式，予新闻从业员以获得新的新闻技能和解决问题的新的方法”，其目的“予在业的新闻记者，以聚首研究的机会，使彼此能够探讨工作上的技术与当前政治经济及社会各种问题，从而改进美国的报纸。”10

通过书籍报刊的记载和报道，民国新闻界中塑造起良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媒体形象。其一，历史悠久。北大校长蔡元培《新闻学·序》中写道：“自美国新闻家Joseph Pulitzer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11新闻学者袁昶超则认为：“世界人士之倡导在大学设立报学院的，原应以普列莎为其创始。”12其二，美国设备最齐全的新闻学院之一。“州立大学中，新闻研究所设备最大者，首推密梭立、哥伦比亚、诺路万等。”13其三，世界新闻学研究重镇。戈公振认为：“美国哥仑比亚（Columbia），威斯康新（Wisconsin）等大学，夙为研究报学之最高学府。”14有人称赞它是“世界研究新闻学的嚆矢”15其四，课程与时俱进，“在美国最新而最流行的要算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16；其五，美国最好的新闻学院。“可伦比亚大学之新闻科，最为代表的学校已经世人所公认”17，“哥伦比亚的普立遮新闻学院现在仍是最好的一个学院。”18

通过对其良好的媒体形象塑造，民国新闻学者认识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并驾齐驱的地位。储玉坤认为：“惟国人所知者，一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另是密苏里新闻学院。”19黄天鹏则对两者不同的教育特色具有明确的认识，“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的特色即在有新闻纸制作的实习科”，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着重养成优秀的访员与编辑人。”20民国新闻界塑造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良好的媒体形象，推动了中国学子纷纷自东徂西，前往该学院留学，使之逐渐成为民国学生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的重镇。

二、自东徂西：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学生

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最高学府之一，因名师众多、学科齐全、资料丰富、学术氛围良好，中国留学生趋之若鹜。据1911年7月13日《申报》评论说：“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者，以今年为最多。其毕业得学位者，尤以今年为最盛，”21中国留学生3人获得博士学位，6人获得硕士学位，3人获得学士学位。据美国学者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统计，1854-1953年授予中国学生学位最多的美国大专院校排名中，哥伦比亚大学以授予中国学生1834个学位名列榜首。22从1912年董显光开启中国学生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大门后，中国学子前往该院学习新闻学，攻读新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期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中国留学生28人。

董显光之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学生是邝煦堃。1909年，他有幸成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之一，首入美国安德孚学校，再进普林斯顿大学。在校期间出任《普林斯顿人日报》编辑。1914年获得文学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16年毕业获得新闻学位。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获得学历较高，除董显光肄业及早期庚款留学生仅获得学士学位外，均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这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自1935年改为研究生教育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28名中国留学生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庚款留学生，如邝煦堃、张耀祥、刘师舜、王国钧、张似旭等5人。按照1921年《清华官费留美生各科人数分配一览表》记载：4人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分别是邝煦堃、张耀祥、刘师舜 、王国钧（伯衡）。23但查阅该院校友录，毕业生名单仅有邝煦堃（kwong Hsu Kung）一人，未见张耀祥、刘师舜、王国钧三人，却另有张似旭（Samuel H Chang）在列。结合三人归国后职业生涯考察，他们有可能在该院留学，但未毕业就转学他校学习。

第二部分是沿着董显光道路，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留学后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或攻读硕士学位，如汪英宾、张继英、赵敏恒、梁满星、李如桐、冯锡良等6人。其中原因，乔志高曾分析说：“一来因为基金充足，二来位处纽约大都会，郊游较广，毕业生中在报界成名者人数较多。反之，米苏里的学生往往来其红白二校园中，大半是身披黄皮黄褂的农人子弟，从新闻学院毕业生出来多数在本州致力农村新闻事业。”24

第三部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派留学生，如Natalie Henry（中文名待考）、徐大春、洪爱梅、麦文绍、王世铖、宋显勇等。1941年毕业生Natalie Henry曾因表现优异，获得卡伯特奖学金，被派往拉丁美洲考察新闻业，成为该院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生。25据《旅美中国同学录》记载：徐大春、洪爱梅、麦文绍、王世铖、宋显勇等四人于1943-1945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26

第四部分是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毕业生。他们由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选拔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学硕士。据记载：先后有10人，分别是彭务勤、李惠苓、周森镛、张鸿增、刘士雍、殷珊姑、汪樁宝、高克芳、王昌煦、余梦燕等10人。27

中国留学生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作为学习新闻学重镇，除了该院在中国的良好媒介形象以及其新闻学优势外，与其地处纽约有密切关系。乔治高曾分析说：“在人材方面所聘教授都是知名之士，每科每系皆夸有几位世界学术权威。”“哥大基金丰富，在物质方面也规模宏大，校舍完备。”“负笈哥大学生所能享受，而为美国其他各校所不能供给的，就是纽约全城的教育意义。”28 民国新闻界对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中国留学生比较关注。如《申报》曾图文并茂地报道汪英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消息，“汪英宾君于1922年赴美……；期年即得新闻科学士位，改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院，继续研究新闻学，于今夏毕业，得新闻学硕士位。……授新闻学硕士学位予中国学生者，实以汪君为嚆矢。”29

三、自西徂东：前往中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美籍师生

在中国学生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留学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13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美籍师生前往民国新闻界建功立业。有些人采写新闻向世界报道中国；有些人则创办新闻教育机构，支持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

董显光同班同学亚更曼（Carl W。 Ackerman）是第一个前往中国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美籍师生。1913年毕业后，他出任美联社记者。1915-1917年，出任美联社驻德、英记者。1918-1919年，改任《纽约时报》驻远东记者，负责采访西伯利亚、中国和日本新闻。1931年，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从此他与中国关系更加密切。

第二位是白瑞华（Roswell Sessoms Britton）。1923年6月，他获得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硕士学位后，他接受教会派遣前往燕京大学任教。是月，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校长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筹备建立新闻学系。……推荐任命白瑞华（R。C。 Britton）硕士从1924-1925学年开始为新闻学系讲师。”301924年暑假，燕京大学公布1924-1925年简章，介绍新闻学系师资和课程情况。三门新闻学主干课程，两门由白瑞华负责，分别是新闻报道和新闻史。1924年秋，白瑞华抵达燕大，任新闻学讲师兼主任，筹建新闻学系，开展新闻教学工作。一直到1926年10月，“鉴于白瑞华夫人的健康问题和新闻学系的经费状况”31，燕大批准他返美休假。1928年，白瑞华年假结束，未返回燕大新闻学系任教。

此后，1924届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肯尼迪先生（Mr。Kennedy）前往中国，在上海美国学校任教，兼任世界新闻社驻华特派记者。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后，一路攻城拔寨，顺利攻克南京，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诋毁国民革命军故意屠杀排除外国人。他深“特至宁调查真相”，“证明杀害外人非党军所为，沪上各外报所载都非真相”，积极为国民军辩护，“国民军北伐以来，所到城市，从未有此排外暴动，即此可证明排外非国民军之政策。”32他的客观报道，维护了北伐军声誉。此后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校友来华，如1928年毕业生Dana Paul Todd曾于1941年随美国海军来到上海观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成立中国处，正式开展对华文化关系项目。1942年底，董显光赴美访问。他请求美国国务院派遣一个包括一个摄影和电影专家，一个新闻编辑，一个特写记者和一个广播节目专家的四名专家小组来华协助中宣部对外宣传工作，提升中美两国外交关系。1943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帮助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招募四名赴华新闻专家，他们分别是：明尼阿波里斯市WCCO电台的播音员乔治·戈里姆（George H．Grim）、特写作家法兰克·布切纳（Frank T．Buchner）、《纽约世界电讯报》本埠新闻编辑弗洛伊德·泰勒（Floyd Taylor）和《纽约时报》摄影记者乔治·亚历山大森（George Alexanderson）。33其中，乔治·戈里姆和法兰克·布切纳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校友。

访美期间，董显光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拜访亚更曼院长，寻求他对中国新闻人才培养计划的支持。1943年3月29日，布特勒校长正式批准“在重庆建立一所中国新闻研究生教育学院”计划。亚更曼首先聘请该院教授克罗斯（Harold L。Cross），然后招聘了三名校友，分别是：卫理公会主办的《世界观察》月刊（World Outlook）助理编辑贝克尔（Richard T。 Baker）、纽约州霍内尔市《晚论坛》报执行编辑德劳雷（Anthony T。 Dralle）、哥伦比亚州WIS电台新闻编辑兼广播节目监制罗吉斯（Floyd D。 Rodgers）。

1943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六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美籍师生云集重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资助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成立后，董显光任院长，曾虚白任副院长，克罗斯教授为教务长。该院制定训练课程分四期，每三个月为一期。研究院训练方法和课程，完全仿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学方法。大半课程为美国教师承担，如新闻采访、编辑、写作等新闻实践训练课程。他们用英文讲课，学生用英文记笔记，采访后用英文写稿。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等课程，理论讲授不多，边讲边做，主要由学生创办英文周刊《重庆新闻》作为实习报纸，以获取新闻实践经验。1944年8月，教务长克罗斯教授返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派遣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教授来华接替他工作。与他同来的还有两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助教，即《克利夫兰正直者报》驻华盛顿记者安德鲁（Steffan Andrews）和罗伯特·亚更曼（Robert V。Ackerman）。一时，在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美籍师生就多达6人。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美籍师生在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工作期间，亚更曼院长第二次访问中国。1945年3月28日，为了将国际新闻自由运动推向世界各国。他作为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团代表抵达重庆。他同中国新闻学会进行座谈，介绍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兴起经过，说明其发展意义。3月31日，他参观中央政治学校，与新闻学系60余名师生进行座谈。4月9日，他再次前往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鼓励学员认真苦干，忠实报道，“彼深信苦干为使人成功之重大因素，故勉励学员学生必忠实于新闻工作，苦练力行。”34

四、成效显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对民国新闻界的影响

从1912年董显光揭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交流合作序幕开始，民国新闻界不断塑造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历史悠久、设备齐全、课程流行、学术重镇等最好新闻学院形象，推动了28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该院学习新闻学，学成归国后在民国新闻界建功立业；同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先后有13名美籍师生前往民国新闻界传经送宝，推动了民国新闻事业发展，对民国新闻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成效具体表现在四方面：

其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促进了民国新闻教育发展。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先后派遣13名校友前往民国新闻界传经送宝，其中有8人在中国新闻教育机构从事新闻教学活动。1924年，白瑞华作为首任系主任不仅负责创办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而且承担起新闻主干课程教学。他为燕大新闻学系的兴起具有开创之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新闻教育陷于低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提供资金和教材，先后派出Harold L。Cross（葛海乐）教授、Anthony T。 Drall（庄同礼，36J）硕士、Floyd D。 Rodgers（罗吉斯，36J）硕士、Richard T。 Baker（贝克尔，37J）硕士、Rodney Gilber（甘露德）教授、Plain Dealer（斯蒂芬·安德鲁，40J）硕士、Robert V。Ackerman（罗伯特·亚更曼，41J）等七名教师抵达中国，在重庆创办起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成为国民党新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35。他们在华传播和实践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新闻教育模式，为中国新闻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他们为中国新闻研究生教育探索了严格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制度，提升了中国新闻教育层次。36

其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民国新闻界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期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直接为民国新闻界培养了28人，成为中国人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的重镇。他们前往该院留学或进修，学习新闻学，提高新闻素养，锻炼新闻技能，回国后在中国新闻界建功立业，如董显光、汪英宾、赵敏恒、张似旭、冯锡良等。此外，1943-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重庆创办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招收两届学员，间接为民国新闻界培养了57名国际新闻高级人才。第一届学员30人，分别是：谈金裕、池富仁、李炳泰、 张浔、欧阳美生、贺叔琥、蔡耀年、周森镛、王昌煦、张淑芳、余梦燕、张鸿增、李惠苓、袁孟晋、汪樁宝、陆秋涛、殷珊姑、凌崇熙、刘士雍、周庆陶、沈昌瑞、彭务勤、王晋华、史悠鑫、高克芳、葛思恩、曾纪培等；第二届27人，分别是周家偺、李荣伦、张济辉、程溯中、黎洁泉、萧敏怡、谭英俊、王洪钧、朱志澄、陈浩、王汝舟、陈祖润、王章麟、莫如俭、朱家恢、吴存亚、陆子明、陈冬、李士魁、万叔寅、马大任、王作民、段连成、苏明璇、刘樁年、叶晓崇等。37

其三，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促进了民国新闻学术研究的发展。1924年6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中国留学生汪英宾撰写硕士论文The Rise of Native Press in China（今译《中国报刊的兴起》）获得该院教师的高度认可，经院长坎利夫（J。W。Cunliffe）推荐出版，成为第一本国人自撰的中国新闻史英文著作。当时《申报》特别推荐说：“汪君此次硕士论文题为《中国新闻史》，甚得该科敎务长赞许，特为作一序文，并促其付印成书以备世人参考。”38该书将中国新闻史分为官报、外报、中国本土报刊、现代报刊（1911年以后）四个时期，成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借鉴的重要学术成果。有学者认为：《中国报刊的兴起》一书的出版，标志中国新闻史的学科发展，跃入一个新的阶段。39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校友白瑞华返美后，于1933年出版中国新闻史英文专著The Chines priodical Press（《中国报纸，1800-1912》）。他充分利用早期报刊的一手材料和《中国报学史》的相关知识，考证并扩展了戈公振的相关研究，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校友撰写的两本中国新闻史英文著作的出版，极大地向西方世界传播了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推动了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发展。

其四，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促进了民国新闻业的向前发展。随着双方交流合作的深入发展，美国新闻理念和业务模式不断引进。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普利策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和新闻）就受到民国新闻界的关注和借鉴。如1936年1月，复旦大学出版世界报纸展览会纪念刊《报展》，刊登《美国讽刺画家获新闻奖金》报道了1932年度普利策奖名单。1940年代报道逐渐增多，如《美报人之荣誉 为揭发工人组织黑暗 培格勒获普立滋奖金》（《中央日报》1941年5月7日）、《普立则奖金》（《东方杂志》1943年8月第39卷第13号）、《普利查奖金 美新闻界得主》（《中央日报》1947年5月7日）、《美记者泼雷斯台获新闻奖金》（《申报》1949年5月4日）等。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普利策奖，为民国新闻界提供了经验借鉴。1936年，《大公报》副刊编辑萧乾负责举行全国征文十周年纪念活动。他向总经理胡政之建议，仿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普利策奖的做法，设立了1000元的大公报文艺奖金，在全国公开出版的文艺作品中评出一至三件获奖作品。

总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与的交流合作，推动了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友谊。1931年5月22日，天津《大公报》一万号发行之际，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校长特意发来贺信，“每年贵国负笈来此之士，以数十计，在今日中国思想界与实行界领袖中，颇多蔽校同门，吾人对于中国人民能根据秩序、安全域进步诸端，以奠定文明基础，积褒欢迎。”4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开展对华文化关系项目，通过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选派四名新闻专家（包括两名该院校友）赴华支持中国新闻宣传工作，为宣传抗战做出积极贡献。特别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先后派遣师资七人在重庆建立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培养了57名国际新闻高级人才，为宣传抗战和争取盟国支持，做出了优异业绩。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亚更曼院长在总结报告中称赞：“这项国务院文化合作项目的主流无疑是中美间的合作友好愿望。重庆学院的学生们极大地推进了这种良好祝愿与友谊。”41美国助理国务卿郝兰德。肖（G。Howland Shaw）则认为：“美国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参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的建立与管理，对于战时与战后关键时期两国的文化合作将起到巨大作用。”42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交流合作形成的历史友谊传承至今，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注释：

〔1〕陈昌凤：《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2〕林乐知：《报学专科之创立》，《万国公报》第36本第180册，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第22315页。

〔3〕《太平洋东西岸之新闻家大欢宴》，《申报》，1914年4月3日。

〔4〕〔17〕朱元善：《美国各大学之新闻科》，《环球》1916年第1卷第3期，第54、55页。

〔5〕〔16〕戈公振：《新闻教育之目的》，《报学月刊》第1卷第2期，第49、50页。

〔6〕〔18〕美国新闻处：《美国新闻教育》，《申报》，1946年5月9日。

〔7〕《报纸研究班，今夏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申报》，1946年8月11日。

〔8〕《美国新闻学院今年九月设立》，《京沪报》，1946年9月10日。

〔9〕〔19〕储玉坤：《今日之中国新闻教育》，《读书通讯》第138期，第5、5页。

〔10〕陈裕清：《新型的新闻教育：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新闻学社》，《报学杂志》第5期，第38页。

〔11〕徐宝璜著，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41页。

〔12〕袁昶超：《初期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第1卷第4期，第17页。

〔13〕鲍振青：《欧美之新闻教育概况》，《坦途》1927年第3期，第2页。

〔1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209页。

〔15〕张君良：《新闻教育机关与报业协作》，《报学季刊》创刊号，第82页。

〔20〕黄天鹏：《新闻记者之教育》，《新学生》第1卷第5期，第169页。

〔21〕《中国留美学生毕业纪盛》，《申报》，1911年7月13日。

〔22〕史黛西·比勒著，刘艳等译《中国留美学生史》，三联书店2010年，第433页。

〔23〕清华学校编：《清华官费留美生各科人数分配一览表》，《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号，第317页。

〔24〕乔志高：《米苏里新闻学院》，《宇宙风》第46期，1937年8月，第493页。

〔25〕Carl W。 Ackerman。Report of the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for the academic year eding june 30，1941。Columbia University。p11。

〔26〕孟浩：《旅美中国同学录》，纽约中国出版社1945年，前言第8页。

〔27〕Heinz-Dietrich Fischer。Education in Journalism：the 75 anniversary of Joseph Pulitzer’s idea at Columbia Univ（1904-1979）。Studienverlag Dr。N。Brockmeyer，1980。p319。

〔28〕乔志高：《哥伦比亚大学》，《宇宙风》第47期，第365页。

〔29〕〔38〕《汪英宾君之荣誉》，《申报》，1924年7月16日。

〔30〕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会议记录（1921-5），北京大学档案馆，燕京大学档案YJ1921001。

〔31〕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会议记录，北京大学档案馆，燕京大学档案YJ1926002。

〔32〕《美人关于宁案之公正报告》，《申报》，1927年4月29日。

〔33〕James Boylan。Pulitzer's school：Columbia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 1903-200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96。

〔34〕《新闻学院第二期毕业礼》，《中央日报》，1945年6月30日。

〔35〕方汉奇等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

〔36〕邓绍根：《艰难的起步：民国时期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2期，第154页。

〔37〕〔41〕〔42〕Carl W。 Ackerman。Report of the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on the Chinese Post-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March，1943-August，1945。Columbia University。p24，12，5。

〔39〕宁树藩：《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

〔40〕《谨祝繁荣盛大》，《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