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得闲，重温旧业，译注《圣经》。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旧约》）的开头五篇，犹太教称作圣法（torah），又名摩西五经：古人以为这五篇是先知摩西传世的。诵习之余，反观民主法制等滔滔俗务，未免生出些零星想法。掸之不去，觉得何妨归入“政法笔记”略作辨析。让我从《创世记》第十九章记载的“所多玛（sedom）的末日”说起（人名地名暂从旧译）。
所多玛城（及姊妹城俄摩拉）是上帝耶和华毁灭的。若以公历计算，神迹当发生于公元前十九世纪下半叶。那天黄昏（古代以色列人以黄昏为一日之始），有个寄居本城的希伯来人，名叫罗得，在城门口遇见两个投宿的旅客，便邀请他们到家里洗脚歇息。吃罢晚饭，上床时分，突然屋外人声嘈杂。一看，黑压压的，全城的男人都来了。罗得大惊，只听有人嚷嚷：罗得开门！今天晚上来你家的那两个人呢？交出来，让我们认识认识！
罗得出来，为客人百般求情，甚至说到这个地步：我有两个女儿，还没有同男人认识，我把她们领来，你们拿去，随便怎样处置！求求你们了，就饶了那两个在我屋顶下借宿的客人吧。
可是所多玛人不听，骂骂咧咧一拥而上，推开罗得，就要砸门。门却开了，伸出四只手来将罗得一把拉了进去，砰地又关上了。门外的人们只见一片极亮的白光，眼前便一团漆黑，再也摸不着门了。
原来，这两个客人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所化，特来调查人们对所多玛、俄摩拉的控诉。闩了门，天使便嘱咐罗得：带上家人，赶快离开所多玛，绝对不可往身后看！太阳升上地平线时，罗得夫妇和两个女儿逃到蕞尔（今死海南岸）。突然，漫天落下燃烧着的硫磺，顿时，所多玛同俄摩拉一片火海。罗得的妻子忍不住回头张望，立刻变成了一根盐柱。
所多玛人究竟犯了什么大罪？上帝又为什么要地陷天塌、生灵涂炭，将两座兴旺发达的城市焚了又沉入死海——至今，岸边光秃秃的山坡上还立着盐柱？
希伯来《圣经》所谓“罪”（hatta’th，`awon， pesha`），意指一种人对神不敬不忠而人神关系破裂的状况，包括一切违背上帝教导（torah）的意念和言行。罪，因此是人类（‘adam）生活难以避免的普遍倾向——人祖亚当（‘adam）犯下原罪（peccatum originale），子孙世代继承，则是后起的基督教学说——“罪就蜷伏在你的门口，垂涎窥伺：就看你能不能将它制服”（《创世记》4：7）。犯罪必然招致神的惩罚，或者说有罪的意念言行本身就包含了灾祸，除非罪人及时向耶和华献祭祈祷，求得他的宽恕。
于是所多玛同俄摩拉代表的，便是恶人对上帝的公然挑战。按传统解释，耶和华之所以毁灭那两座城，是因为所多玛人企图强奸天使：他们在罗得家门外叫喊的“认识认识”（yada`），在希伯来语里有“肉体知识”或性交的含义。罗得为客人求情时说，两个女儿尚未“同男人认识”，意即她们是处女。男人与男人性交，依摩西颁布的律法得处死刑（《利未记》20：13）。十三世纪起，西方各国逐渐严厉的反鸡奸（后来解作反同性恋）法律的宗教与道德依据，概出于此。不过，现代学者多主张保留“认识”一词的歧义，而把所多玛人的灾难，归咎于他们践踏主人（罗得）保护客人（天使）的神圣义务（博思维《基督教、社会容忍与同性恋》，页93）。耶稣似乎也是这么理解的，他在指派十二门徒外出给人治病驱邪时说（《马太福音》10：11以下）：若有人拒绝接待客人，不理睬你们，你们就收回祝福，离开他家，跺落脚上的尘土。实话告诉你们，待到末日审判那天，那人家乡遭受的灾祸，要比所多玛和俄摩拉还惨！
可是无论那帮恶人犯了什么不赦的大罪，上帝严惩他们就是了，为何迁怒于无辜的妇孺和动物，将他们一同毁灭？这个疑问，看似指上帝不公，答案其实在古人的罪责观念。氏族社会盛行血亲复仇，家族和部落是人们日常生活、生命与荣誉的基本保障。除了被族人放逐（故而不受保护）的流浪者，人人都是溶于部族的一滴血；凡部族成员造成的伤害、引起的报复，后果均由全体承担。根据这一“团体责任”原则，所多玛的妇孺和动物，对于受了所多玛人伤害的部族而言，便没有独立的“无辜”资格：后者的控诉、诅咒，向神祈求的正义的复仇，就不会以肇事者为限。现代刑法遵行的基于个体责任的罪罚原则，要等到出现严格的对等或同态报复律（lex talionis），“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出埃及记》21：24）之后，才慢慢得到人们认可，形成律例。
罪罚依血缘、人身依附关系、宗派团体等转承分担，当然不是古代近东文明的独创。中国的连坐、夷三族（九族）之法，也同样源远流长（参见张建国《夷三族解析》，页145以下）。不久前还实行过阶级成分制度，“红五类”“黑五类”，影响到一大批人的命运。所以我译注“所多玛的末日”，马上想起了法制改革前后罪罚模式的变迁。接着，又读到几篇关于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新闻报道跟评论文章，才晓得老问题有了新说法。
目前各地试点推行的引咎辞职制度，大致有两个目的。一是改革基层干部体制，即扭转“能上不能下”、“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冗员和低效率行政。辞职与否，主要取决于上级和同事眼中本人的工作表现。规定了的应当“引咎”的情况，例如年度考评“末位淘汰”、财政税收“任务不达标”、“盲目决策给国家和集体造成较大损失”或者“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都属于本人的不称职，咎由自取。实际是在建立基层干部的“下岗”机制。二是为防止恶性事故，给主管干部加压，要他为下级（部门或个人）的疏忽、腐败和官僚主义负责。这才涉及引咎，即本人自愿或被迫提出，为他人之过（“咎”）受罚，转承分担责任。两者统称“引咎”，大概是策略性的模糊。论者不可不察。
然而，干部下岗和引咎辞职的归责原理截然不同，放在一起制定规章条例，就容易混淆概念。比如，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某副市长下乡检查工作，车队过桥时与一骑车女孩相遇。女孩为避让车队（中土常规：人让车而非车让人），不慎掉进桥下水沟，“几番挣扎终于失踪”。副市长一行“三十余人在岸上观望，无一人下水救援”（内中有人掏出五百元钞票喊群众救人，未获响应）。事后辩解：不会游泳，但打电话报了警。不日，焦点时事“沙龙”清谈，有“在座嘉宾”指出，副市长的责任不好追究：法律对此没有规定。“他不会水，如果真的跳下水，有谁能说小孩的生命价值高于官员的生命价值？”还说：“官员也只是个普通人，不能强求过多”（新浪网2001.11.30转载）。副市长到底该负什么责任？
其实，领导干部在此类“激起公愤”的事故中是否触犯党纪国法，并非问题的关键。官员的确跟常人一样，有时也会昧了良心，但他的道德责任另有其不应忽略的政治意义（详见下文）。撤职查办也好，引咎辞职也罢，压力首先来自他肩上的政治责任。这责任因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而起，具体表现为他对上级的各项承诺，因为他的职位得自上级的任命，并受其信赖、支持、监督。间接地，作为“人民公仆”的一员，他还要向老百姓负责。责任囿于上下级关系，处分官员就是内部决定，不公布也行；但如果有必要向人民负责，责任归属和处理结果就最好透明、公开。这是因为老百姓评价官府政绩，习惯上脱不掉传统的团体责任观念，动辄把官员个人的过失归于整个官府。何况民心似水，如上帝之手，既可载舟又可覆舟。故引咎辞职之“咎”，不是能够严格定义的法律概念，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政治责任：为控制事态发展，避免“株连”、伤及全体，必须由一个或数个主管官员出面转承责任，“背骂名”下台。
作为政治责任，引咎辞职在法治国家一般都不靠法律规定，而是做成政治惯例。为的是不让官员拿法律做挡箭牌推卸或淡化政治责任。“九一一”惨剧，有两架遭劫持的客机是从波士顿机场起飞的。机场的安检措施因此倍受批评。机场隶属麻省港务局，但女局长一开始拒绝引咎辞职，认为自己没什么错。这样一来，州长（碰巧也是女士）和其他政府官员都感到了政治压力。女局长无奈，讨价还价，要了九个月工资十一万美元外加两年六万“咨询费”，递了辞呈。相反，克林顿总统身陷“莫尼卡门”那一次，共和党把他送上了法庭。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法律成全了律师出身（且深受律师协会拥戴）的总统；倒是他的政敌一个个辞职落选，为动用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担了“骂名”。
上帝派天使调查所多玛人的罪行之前，曾向罗得的伯父亚伯拉罕显现（《创世记》第十八章）。那天下午，亚伯拉罕正坐在帐篷门口乘凉，抬头忽见橡树底下站着三个周身放光的客人。他急忙上前，按照迎接贵宾的礼节俯伏在地，说：大人（‘adon）赏光！请允许仆人我招待了再走！一边就喊人打水，给客人洗脚。又命妻子：快拿细面，和了烤饼。说完，赶到牛群里，挑一头肥嫩的牛仔，叫下人宰杀烹饪了，亲自端上，恭恭敬敬摆在客人面前。客人用了餐，重新上路时，亚伯拉罕心里已经明白。他坚持送客人一程，陪他们走到远远望见所多玛的山上。上帝心想：我此行的目的，何必瞒着亚伯拉罕？就对他说：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的名声实在太坏。我得下去看看，是否真像人们控诉的那样，恶贯满盈！
两位天使便转身朝所多玛走去。亚伯拉罕站在天主（‘adonai）面前，忍不住问道：主啊，你真要把义人和罪人一同消灭吗？假如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毁灭它吗？为这五十个人，你能不能宽恕全城？你总不能把义人罪人一起杀掉，让他们同样命运吧！难道整个世界的审判者不主持公道了吗？
耶和华回答：如果在所多玛能找到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饶恕全城。
亚伯拉罕又问：主啊，我虽然身为尘土，却还要斗胆向你祈求。假如只有四十五个义人，你会因为少了五个而毁灭全城吗？
耶和华：如果能找到四十五个，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假如只找到四十个呢？
耶和华：为这四十个，我也不毁灭。
亚伯拉罕激动起来：主啊，请不要对我生气，假如只有三十个呢？
耶和华：如果能找到三十个，我也不毁灭。
亚伯拉罕：主啊，请宽恕我大胆，假如只有二十个呢？
耶和华：只有二十个，我也不毁灭。
亚伯拉罕颤抖着：主啊，请不要对我发怒，让我最后祈求一次。假如只有十个呢？
耶和华：为这十个，我也不毁灭。
说完，上帝径直去了……次日早晨，亚伯拉罕回到山上，只见所多玛方向浓烟滚滚，仿佛一扇巨大的窑炉。
上帝视亚伯拉罕为自己的忠实仆人（`ebed，意为被挑选者），所以才向他透露自己的计划。仆人却提出一个“义人”的问题，仿佛主张罪责个人承担，无辜不该受罚。所以有学者认为，亚伯拉罕与上帝“讨价还价”这一段是后加的，因为包含了个体责任观念。实际上，亚伯拉罕是在诉诸上帝的仁慈。他求问的不是罪责归属，而是需要几个义人才能赢得神的宽宥，抵消恶人给全城带来的灾祸。这依然是团体责任：义人的善举和恶人的邪行一样，也能影响族人的命运。当然，上帝仁慈，全能全知，不会忽略他的“子民”的些微进步。所以在西奈山向先知摩西传授十诫时（公元前十三世纪中叶），专门就禁止造偶像拜异教神宣布：不可供奉偶像。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容不得不忠”（qin’ah）的上帝。凡恨我、被我定罪的，我必降罚于他们子孙，直到第三代、第四代（《出埃及记》20：5）。
耶和华压下怒火，推迟降罪，让子孙代替罪人受罚，多少有“冷处理”或遏止部族间频繁的血亲复仇的作用。另一方面，古人认为人生在世，幸福莫大于亲眼见到第四代孙儿来世（例如上帝给义人约伯的回报，《约伯记》42：16）。故白发人之苦，无过于膝下孙儿受诛。这个矛盾，或神的“仁慈与正义间的张力”，自中世纪以来，不知难为过多少皓首穷经的神学家。但是，从摩西领导的以色列会众的角度看，罪责虽然照旧转承，追及子孙，罪人却获得一个特许的悔过自新的机会，因为上帝慈爱信实，“种种过犯，皆可饶恕，但该惩罚的，他决不勾销：父亲的罪愆，他要向子孙追讨”（《出埃及记》34：7）。就是说，悔过与否，成了罪人主观意识上的“自由”，或因犯罪而产生的归责于个体的后果。这是一个全新的罪罚原则。因为接下来就得规定，以色列会众（全体及个人）如何在主观上知罪认罪，并（通过先知和祭司）向上帝悔罪，又需要怎样的典仪来求得赦免，等等。律法和祭司集团（利未人）的权力由此得到长足的发展。
上帝最终取消了子孙替罪的决定，由先知（兼祭司）以西结（yehezqe’l）向以色列人宣布。先知预言了上帝对其子民膜拜偶像的惩罚（放逐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灭亡（公元前587或586年夏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当时以色列有句成语：父吃葡萄酸，酸倒儿的牙。但先知得到神谕：耶和华“指自己的生命起誓”，不许人们再用那句成语。因为“一切生命属于我，父命一如儿命归我。是呀，谁触罪，谁死”（《以西结书》18：1以下）。
罪罚一旦寓于个体责任，忏悔、苦行、觉悟、牺牲，就都可以变成培育并体现人的精神境界的“心灵历程”。换言之，罪罚的转承不必是神的直接命令或迫于外界压力。引咎（代他人受过），可以来自我们的内心，可以是每个人的自觉（道德）与自愿（意志）的选择。这样的自我奉献与牺牲，在希伯来《圣经》中的典范，就是《忠仆之歌》咏赞的那只羔羊（talya`）：受尽折磨，一言不发，等着牵去屠宰，“但我们全体的咎责，耶和华都压在了他身上”（《以赛亚书》53：6）。那“沉默的羔羊/忠仆”的象征与教义，在基督教，便是上帝献出自己的儿子——为使人类摆脱罪的诅咒，“人子”（huios tou anthropou）耶稣挺身而出，跟两个凶犯一起钉上十字架，独自承受了耶路撒冷和罗马双重的法律的诅咒。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规章条例，问题的核心所在就清楚了。如上文所说，新举措把官员引咎（为维护总体利益而承担政治责任）的具体条件公之于众，确实跨出了基层干部体制透明化乃至法治化的一步。可是，规章条例越是“细化”，就越离不开评议考核手段，干部（当事人）跟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就越容易钻空子搞交易拉山头，诱发冲突，徒增“内耗”。程序上难以操作不算，更要紧的，是排斥、贬低了“人民公仆”的道德责任。这当然是不得已的做法。本来，干部“先锋队”最主要的感召力，就在于能够把自己的政治要求转化上升为大众的道德理想。但在以身作则已经不可奢望的情况下，只能放弃道德责任的要求，公布一些事故伤亡的硬指标，“一刀切”了。
这样的官员，真的是“不能强求过多”的“普通人”。若以上帝之法观之，该当作等待拯救的“普通罪人”看待。说到罪人，读者有心，或许会问：既然上帝无咎，掌握一切，世上为什么还有罪人？罪人不也是他造的吗？这个问题，大概是自从亚当、夏娃摘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眼睛一亮，就开始存疑讨论的。前些年，美利坚犹太神学院的莫弗斯博士著书讨论“上帝之爱”，曾引用两则古代犹太拉比的经文串解例证（midrashim）。我觉得可以借来作一说明（《爱与喜》，页44）：
例证一：上帝准备造亚当之初，已经看见亚当的后代当中既有圣人，又有恶人。上帝自忖：如果我造他，恶人就会跟着出现；但如果不造他，世上便不会有圣人。
问：上帝怎么办？答：上帝决定，心里不去想那些恶人，暂且不管他们；先把亚当造了，给人类一个机会。
例证二：上帝准备造亚当之初，先造了一批天使。问他们：你们如何看法？要不要依照我的形象造人（《创世记》1：26）？天使道：宇宙的主宰啊，人会像个什么？上帝告诉了他们。他们仍然表示怀疑：宇宙的主宰啊，人算什么，你竟然关心他！区区人子，你竟然眷顾他（《诗篇》8：4）！上帝大怒，伸出小指，将那批天使烧成一堆脆炭。他再造一批天使，又是同样结局。第三批天使比较聪明些，向上帝说：那前两批天使，他们说“不”又有何用？这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你愿造什么就造什么吧！
他们唯唯诺诺，一直等到上帝发洪水淹了人类的恶行，巴别塔下乱了人类的语言，才窃窃私语，一个问一个：先前那两批天使，他们说错了什么？上帝喝住他们，道：人啊，即使头发花白，我仍会拯救；即使永远如此，我都要忍着（即赦免）他的罪过（《以赛亚书》46：4）！
可见上帝容忍罪人，克制怒火，完全出于慈爱，出于他在造亚当之初就已决定担当的拯救人类的职责。神的惩罚来自神的愤怒，因为神富于爱憎的感情。感情是性格（神格）的组成部分。强烈的感情不仅影响认知和判断，也是认知、判断的一种方式和经常的前提（参见努丝包姆《诗性正义》，页63）。耶和华关于罪罚的归属转承的一系列决定便是这样作出的。上帝之法，因此首先是他的爱憎等感情的外化。在此意义上，法也是上帝决意创造的那个“道德宇宙”的蓝图，是选召子民，与其立约，为其应许理想家园并耐心指引、反复惩戒的基础。法先于人；人是实现上帝之法，亦即那永恒的正义的工具。
俗世的法律，在实践中恰好是上帝之法的镜像：人先于法；法做了人的工具。所以引咎辞职订作规例，排斥道德责任是不奇怪的。传道者保罗说过：死守律法者必受诅咒，因为义人是坚守了信仰才获得真生命的（《加拉太书》3：10）。法律如果只是一套套规例指标，只管“一刀切”便是死物。同理，引咎而不体现道德选择，不要求奉献牺牲，干部还是不是实现正义的工具、人民的公仆？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