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有一哈尼学生，小学毕业参加工作干卡车司机的活。不幸遭逢意外，死了。入土方才四天，便托梦于我，讨酒喝。哈尼小伙儿的脾气，哪能不依呢？只是他来得太勤，“兹巴兹巴”（酒，酒）央求我，仿佛不好意思回自家寨子讨去。
死人讨酒，在哀牢山是寻常事；不是吗，人走魂灵在，照样得吃喝。可是进了大学，来到读书人中间，这话就成了奇闻。大伙儿老问：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如何死了？
就在说出他名字的那一刻，我又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野草味儿。是他，我的约西，厚嘴唇、高颧骨、一头卷发，手掌心锉刀般粗砺的约西！没错，那个在竹门上刻一道记号，约我太阳落山去河滩捉知了的，除了他，还有谁？拿两只钢精饭盒，捡些小卵石装里面，使劲摇，越响越好。待知了成群飞来，就脱下衣服打——“扎啦扎啦”（吃呀吃呀），知了唱歌！是他说的。
你编造的吧，问的人不信。一边却围拢来，听我讲他的身世。
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瞎编一气也有人信，像所谓的“精神污染”。还有的事情却需要亲身经历了才好理解，例如饿肚子。一九七一年，哀牢山闹春旱，寨子一座接一座断了粮。恰逢公社小学校开学——当年在边疆，我们乡下老师是一人负责一处村寨，贯彻教育方针——千方百计动员回来五个辍学的娃子，还是通过生产队长做的思想工作；惟有约西是阿妈玛利主动报名，自个儿来的。那天的情形，我在外语系的英文写作课上描摹过：
……他一进教室，一间新盖的草屋，趔了一下就跌倒了。口里却还在“噢噢”做声，吐出一条没有舌苔的舌头。但那只是几秒钟的功夫。他伸直脖子，嘴角冒出一团草绿色的泡沫，喘着气，重又合上了眼睛。约西，约西！扬起一片焦急的呼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面对饥馑的迫近，猛然感到四周全是看似呆滞却警觉着、准备随时猎取食物的目光。当时我的忐忑不安，想施舍又怕人抢夺的矛盾心理，今天已经十分陌生了。只记得，那天我熬了一锅粥，他闻到米香便苏醒了。
我们的外教，高贵的波士夫人读罢，一声长叹化为作文簿上她的红笔批语：哦，舌苔！
这“舌苔”的苦楚，我终于也有了体验。约西过世后，我“下放”在大黑山栽橡胶，带领初中班的学生办“五七”农场。七月里，洪水冲垮了去公社粮站的老藤索子吊桥，我们困在山头上，跟外界失去了联系。吃了一个星期的青叶子，举不起斧子砍树架桥。安静极了。
第八天傍晚，炊事员阿黑下箐沟挖蕈子，打死一条银环蛇，大家才又说起话来，担心吃了会不会中毒。我说这蛇虽然剧毒，将头砍了，便没有问题。阿黑照办，煮一大锅汤，请老师先尝。我舔了舔盛汤的铁勺，汗珠挂上了眉毛。十多双眼睛死死盯住我，像是着火一般。我也望着他们，半晌说不出话。突然，众人一拥而上，把汤喝了，骨头则一节节用刀背砸烂了吞个精光。
这小点苦头和危险，后来我想，若是叫约西得知，该怎样笑话我们。他小时候腆个胀鼓鼓的蜡黄肚皮满山跑，割野菜吃，是玛利阿妈常给我讲的。出事前两个月，他从开远考了驾驶执照回来，一身崭新的“的确良”中山服配他的军帽，好神气；还为我捎带了一箱谷子酒。酒酣耳热，问他：那天饿昏了醒来，什么感想？啊啦拉（哎呀）！他掏出“春城牌”香烟敬我一支，扯开了嗓门：我心里说，感谢老师，感谢共产党，感谢……
“不对吧，哈尼人没有那样说话的。”
“我说的是汉话，不行吗？”
“那会儿你还没开始学习呢。”
“我在心里面说，不行吗？贫下中农批林批孔，阶级感情深深的，不可以吗？”
“克依（屎）！”
这“克依”，相当于汉人的“族骂”。原先他张口闭口都离不开它，现在却难得溜上舌尖了。我发现，甚至对山寨的乡亲，他也变得“斯文”起来。经常是半句哈尼话半句汉话，弄得人家似懂非懂，唯唯诺诺双手接他的东西。而且自从学了开车，六个轮子跑公路，便有米丽（小姑娘）半夜敲他的房门问钟点，虽然他连小闹钟也无一个，是看日头定时的。
这“新情况”恐怕影响了他的情绪，车队的马队长告诉我。年前推荐培养边疆民族干部，我领约西到县上找的，即是马队长。好像也没填什么表格，几个人凑齐了，煮一瓦罐汤，备好芫荽辣子。约西牵了条菜狗来，一斧头砸在它脑门上，工作就敲定了。边疆一线地区，不用办工作证，一张脸，大家认得。当晚，马队长在职工宿舍替他腾出个铺位，住下了。临回公社，我去看他，往他师傅的抽屉里塞了条香烟。然后将他从车轱辘梁子下面唤出来，拉到一旁，复又叮咛一遍：听领导的话，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得好吃的，莫忘记阿妈。他一叠声答应：欧，欧（是，是）。
可是没多久，“约西师傅”的开快车便出了名。他的“解放牌”我只坐过一趟：才出车队，下坡拐一个弯，就撞翻一辆手扶拖拉机。开拖拉机的小伙子命大，飞出去摔在路边的水沟里，挣扎一番，居然爬起来了。约西猛地推开驾驶室车门，扑到他身上吼道：他妈的，克依你拖拉机，汽车的挡住，交通规则懂不懂啦？
那人湿淋淋的——“脑筋落水，和泥巴了”，用约西的话说——被人拎着耳朵一嚷嚷，反而瘫倒了。
过了几日，约西深夜摸来初中班的宿舍，一手提一捆水獭皮，诡秘地笑着：墨嘛（好吗）？
“克依？”
“他要十公斤火药，老师咯有办法？”
“用这个换？”我指指他手上的东西。
“我和他，兄弟的是了，懂吗？一个碗里喝过生血，就是一家人，他的东西我用，我的东西他吃！”
好小子，原来他跟那小伙儿结拜兄弟了。
“这两捆皮子是送老师的，”他收起笑容道，“老师和我，我两个也喝一碗生血，怎么样？”
“可以！不过这里班上读书的米丽，老师管不着她们，先告诉你。”
但约西并未打哪个女生的主意，而是把我的“上海牌”手表拿去了。
往昔，他可没有那么鬼。毕业那年，是我带着他们三名学生（另外两个中途退学回家结婚了），翻山越岭上县城去见的世面：先看电线电灯，再参观拦河坝上的小水电，摸一摸农机厂的“铁牛”，坐坐车队的“铁马”。末了还请军代表胖政委接见，在县革委会小楼内半身宝像前合影留念。三个娃子都激动得哭了。这帧照片，后来就贴在文化馆的陈列柜里，与瓜果茶叶橡胶虫胶等各族人民学大寨的成就一块儿展览。好事者加油添醋当故事讲，流传有三五种版本。约西出事的前一天，还同我谈起。
那天晚上，他把手表还了我。陪着咽了两口兑水的酒精，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旱了涝，涝了旱，今年寨子里连野菜也吃不上了，还是不愿学红河那边的人出门讨饭。问我：国家到底是咋个救济法。我说，当然是先支援重灾区，后照顾损失轻的，国家一穷二白嘛。他听了，沉默不语。
瞅着他厚厚的卷发，不知怎的，想起了老人们讲的约西家的故事。据说，约西外婆做米丽的时候，在月牙河畔拾鸡棕菌，被神力极大的蛙精“篾箕哈帕”掳了。苇子洞里一住七个寒暑，返来寨子，背着一个穿苇叶裙的女娃，即玛利。这事惊动了大土司，他曾派人专程下来查看。我问约西：月牙河的“篾箕哈帕”，真的有人见过？
不，不！他蓦地涨红了脸：解放前土司头人搞迷信，要我们贫下中农世世代代……话未说完，就站了起来。或许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接着又低声道：阿妈不是蛙精生的，你信我吗？
“那还用说？”
他不喝了，躺在床上发愣。直到我睡着，他都没打呼噜。
一觉醒来，日头已经老高。马队长在街上喊住我，问约西跑哪儿去了，叫他拉木耳去开远，他却连人带车没了影儿。
次日下午，有人在从前跳神求雨的青蛙沟的水田里，发现了约西的“解放牌”。车灯、窗玻璃全砸碎了，轮胎也瘪了，油箱空了——难道他为了求雨，把“铁马”宰了祭神？到处在传他点火烧寨子的事：他藏在地势较低的牛棚里点火，把牛往坡头赶，被出门解手的女人看见，大喊救火，男人们慌忙砍倒着火的竹棚，放了火枪。他朝山下河滩逃走了。
尸体是四天以后在下游二十公里处，河湾拐角的石头缝里寻着的。激流冲走了他的“的确良”，身子胀开，面目全非了。用竹竿一挑，皮肉便撕落了。马队长出了十块钱，才有两个当地的老乡肯下去捞。
他似乎长高了一截，县木材站打的松木棺材嫌短，把腿敲弯了，才勉强放进。玛利阿妈一见生了蛆的遗体，嚎啕大哭。棺盖钉上后，又以一种沙哑而凄厉的调门，仰天念着押韵的词儿。完了，便匍匐着爬向棺材，用头去磕灵桌。寨子里的人老老少少都来了。没想到，他们并不怨恨约西：人中了邪造的孽，怪不得他呀。生产队长派人捉了九十九只青蛙，一同下葬，说是驱邪。尸体口中则塞一只蒲叶包，大概是防腐的香药。
马队长主持葬礼。先用汉语宣布“约西同志”犯了严重错误，追记警告处分一次，然后以哈尼话致悼词。乡亲们认真地听着。当讲到“铁马”是国家财产，车队准备“尽一切力量救活它”时，人群发出了呜呜的悲叹，站在前排的妇女哭得尤其伤心。不过这是意料中的情况。于是马队长按我们商定的办法，提出交换条件：车队已经造好一辆跟“死”车一个模样的“解放牌”，是用硬纸板钉木头架子搭的。车上装了约西两个月的口粮，用来抵偿生产队烧了牛棚的损失。那“死”车一旦救活，即可把这纸板车抬到青蛙沟“宰献”，做替身祭神。呜呜声这才平息了。一个当过“贝玛”（巫师）的婆婆上前，把手里的鸡蛋朝身后扔去，接连三个落地不破：可以下葬了。
“宰献”纸板车那天，我未能请假去参加。只听说，刚砸了两下，寨子又起火了。“宰”车的乡亲们呆呆望着山头的黑烟，谁也没吱声。这一回，国家给寨民拨了救济粮。好在他们的全部财产，不过是锄头砍刀火枪之类，都是随身带着的；烧毁的竹楼，重盖一座要不了几个工。灾荒总算捱过去了。
文革落幕，重启高考之后，曾计划几个朋友一道搭车去青蛙沟祭奠约西。因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普遍的感觉，回城已不复是空想、运气或少数人的门路。但是，录取通知书一来，数不清的请客吃饭拍照握手，这事就推到“下一趟”去了。
光阴似箭，离别哀牢忽已六年；记忆中的一些人事，也渐行渐远了。每逢清明，怀念故人，想到那辆“宰”掉一半的纸板车，还躺在震耳欲聋的“呱呱”声中，便觉得舌根苦滋滋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初稿于燕园二十九楼
二零一二年六月修订于清华园
附识
本文的初稿，是八十年代初在北大求学时的习作。某日，西语系同班白晓冬倡议，联络同好办一份研究生文学杂志。他找了七八个同学组成编委，记得有中文系的王友琴和李书磊、历史系的闫步克、图书馆学系的姜希强，加上我们班三位，即晓冬、刘红英和我。众人商议决定，杂志取名《校园》。封面是友琴大姐请阿城设计的，很简洁的线条，构出窗格子般的图案，大家都觉得好。但似乎只出了两三期，油印本，登些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与评论。除了编委，各系同学也踊跃投稿。多年后，在苏力那里见到一册《校园》（我自己的不知放哪儿去了），翻开一看，原来他跟法律系齐海滨、外哲所刘小枫都在上面发表过抒情诗呢。可见作者的阵容不小。
我自己贡献于《校园》的，除了几首小诗，便是这篇故事。回想起来，写作上，向友琴大姐请教获益最多。她的散文有一种极典雅而散淡的风格，是一般新潮作家所缺失的。我同友琴认识是通过友好姐，她俩跟阿城都是去云南下乡的北京知青。友好的父亲我叫于产叔叔，与家父是西南联大时期地下党的战友。解放后在中调部（安全部前身）工作，常年驻外，足迹遍及中东、北非、黑非洲诸国。于叔叔是山东人，豪爽健谈，多才多艺，爱写短篇小说，讲阿拉伯和非洲的故事。故而功课之余到友好家坐坐，听于叔叔聊昆明的人物或异域风情，是我那时的一大享受。
不久前，北岛同李陀先生编《七十年代》文集，问我可有追忆当年的文字。我想《校园》上的这一篇，或许勉强可以充数。但原稿只是习作，笔墨未免生疏，有几处描写涉及哈尼语和边疆的宗教祭祀仪式，尚须核对。因为忙于译经与俗务，一直没有机会回我的第二故乡，实地清理尘封的记忆，这事就拖下了。
今年四月，承在滇挚友及老同学邀请并热情安排，终于成行，偕内子重游故地，见到了时常思念的众乡亲、老友和各族学生。不用说，三四十年的变迁有好有坏，返乡期间的种种感触乃至更新认识，须留待将来详述。但如今既已重饮哀牢山的灵泉，旧作的修订，就不可再延搁了。于是回京之后，找出原稿，觉得故事还有点意思。学期结束，遂将《青蛙约西》修订一遍，权作那逝去的峥嵘岁月的一则琐忆，同时也替难忘的《校园》存个纪念。
原载于《文景》201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