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命运，让我多年以后寻到了贝奥武甫，那蜜酒大厅里传唱的金环赐主和屠龙英雄，走上了学术之路。
一开始，我是准备当飞行员的。小学里，我一直跟随数学老师叶老师做航模，参加航模比赛，眼睛老望着蓝天。升到初一，春季招滑翔员，心想，机会来啦。赶紧报了名。体检特严，好像视力要求2.0以上（但我可以看清楚3.0），多数人第一轮就淘汰了。第二轮，到空军医院住院检查，头一天又刷掉大半。我和一位初三的老大哥坚持到了第三天，连睡觉姿势、做梦与否都记录了。之后，部队就来学校了解个人表现，家访与父母谈话。最开心的是，让我们录取者去宝山参观了雷锋中学（上海市滑翔学校）和丁家桥机场。伸出手去，摸一摸自己做过的米格机（歼五、歼六）实体模型的真身，近距离接触英姿飒爽的飞行员叔叔，那几天真像是孙悟空一个筋斗翻上了云端。可是不久，文革爆发了。
文革十年，有两个日子或两件事，我终生难忘。一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华东师大第一次全校批斗家父，当晚上海社科院造反派突袭抄家，抢了师大红卫兵的先手（后来他们两边又斗气似的轮番抄了好多遍）。第二，就是六七年十月“复课闹革命”；返校那天，第一堂课，是何桂芸老师的英语课。
我是一九六五年考上华东师大二附中的。那时何老师刚分配来校，任隔壁四班（体育特长生班）的班主任。她圆圆的脸，烫了发，穿一条素雅的连衣裙，以我们小孩的眼光看，仿佛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有几个住校的调皮鬼（附中是全市招生，家远的同学皆住宿舍），就欺负她年轻没经验，上课老捣乱，以把她气哭了为能事。但是我喜欢何老师，因为她发音特别清楚。比如国际音标[?]，齿间距离多大？看着我，她说，把食指和中指叠起，这样，放牙齿中间。我们一学就会了。还有，她居然让我当了三班的英语课的课代表。我猜是因为我学过四年俄语。可是我太贪玩了，心思全在画画跟航模比赛上，没好好学。所以部队来家访的时候，问孩子有什么缺点，母亲说，别的还好，就是贪玩。不过，我的杭州二姨夫王承绪先生（中国比较教育的奠基人）见我喜欢翻他的外文书，问各种问题，教过我几句英语，所以入学就报了英语班。
但是文革一来，老师纷纷被贴了大字报，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历史问题”的，都灰头土脸的。可想而知，复课那天，一帮造过反、玩疯了的革命小将重新坐进课堂，讲台上的人心里多忐忑不安了。课本自然都归于资产阶级，不能用了。何老师便在黑板上写了几句主席语录同革命口号的英译，让我们念。她叫一个起来，一个说不会，再叫一个，还是不会；或者就怪腔怪调，嘲弄师道尊严。何老师的脑门沁出了细汗，一遍遍重复着读音，接着又讲解语法。最后，她几乎是带着祈求的声气，叫了我的名字。我起身说：对不起，何老师，我也忘了。
确实，一年多来，经历了如此历史巨变，又是大字报大串联，拥到文化广场批这个斗那个，又是工总司围攻康平路赤卫队，开启全国的武斗风潮；更别说父母都“隔离审查”了，我们家整栋宿舍楼贴满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名字画了叉叉的标语和大字报——谁还记得英语单词？
下课铃响了。何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看四周没人，关了门，小声问道：你说实话，真的都忘了？我说：真的，不骗你。还故意提高了语调，显得满不在乎。她就坐下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时，她的美丽的眼睛已经噙着泪水，却没有一点批评和责备的意思，纯是无言的悲哀。那是我第一次，在真实的生活中，感受到一位尊者的哀痛，而她的眼泪是因我而流的！我赶紧退了出去。
那一天，我惭愧极了。那双含着泪光的哀伤的眼睛，从此就再没有离开过我，无论走到哪里，天涯海角，境遇如何。我从小顽皮。母亲晚年常说，我一闯祸，她就得给老师写检讨书。但是那一天，我做了一个影响了我一生的决定：自学外语。那一年，我十四岁。
去年夏天，开始修订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译注之前，重温先师班生（Larry D. Benson）先生的著作。其中论乔叟风格的渊源一文提及，乔叟习诗，与伦敦宫廷诗人交往，当始于一三五七年。那一年，父亲设法将他送进爱德华三世之子莱昂内尔的妻子，厄尔斯特女伯爵伊丽莎白（Elizabeth de Burgh, 4th Countess of Ulster）的府邸，做了一名少年侍从（班生《驳论集》，页243；参阅郝沃德《乔叟全传》，页34以下）。学界通说，乔叟生于一三四三年前后；如此，天才的“英诗之父”或许也是“吾十有四而志于学”了，我突然意识到。
二零一七年教师节，上海社科院友人张君炼红在微信上发了一张照片，是高中老师写在她的笔记本上的毕业赠言。字体潇洒，有点眼熟；细看，署名徐荣华。便问她：是华东师大二附中的老师么？答：是呀，我们的语文老师。原来炼红是附中校友，而徐师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我们管他叫“老夫子”，因为他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举手投足颇显名士风度。课堂上，古今文章，娓娓讲论，还穿插着各种有趣的故事，连最捣蛋的同学也被他吸引了，听得津津有味。徐师经常表扬我的作文，每次都写下长长的评语，故我记得他的字体。
另有一事，说来好笑，却也是徐师留在我心间的温馨的一幕：当年住校同学中间曾有传闻，说老夫子在追求何老师云云，绘声绘色的。我就特别希望徐师成功，因为，如果何老师愿意的话（当然这是前提条件），我最喜欢的两位老师就永远在一起了。回想起来，那传闻实则不太靠谱，更像是顽童的恶作剧，沪语所谓“瞎三话四”——后来我在云南边疆教中学，也被学生贴过大字报，批判“白专道路”，让我对少年人的顽劣、不安分和天真可爱有了切身的体验——遂问炼红，徐师母是何老师否。她说不是，是某某老师。但何老师也教过她，她们师生最近还聚会了呢。
就这样，在教师节，通过炼红（并托徐师为她题写的赠言之福），我同敬爱的何老师重新联系上了。我算了一下，那一天距六七年“复课闹革命”，恰好“五十个冬夏”或“一百个半年”（hund missera），借用一句古英语史诗的表达。
二零二三年三月于铁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