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飞：墨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二十世纪很牛的一本书。开篇即“牛问”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西方文明中显现出来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封建阶级的政治集团和社会集团的组织系统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朕即国家（rex et regnum）”式的封建等级国家只是在西方国家中才存在。由定期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向议会负责的部长而组成的政府更属于西方的专利。尽管从操纵权势、控制政权意义上讲，类似于“政党政治”的组织世界各地一直就存在。但就国家本身而言，拥有一个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只是在西方才有。
资本主义——这种“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也非西方世界莫属。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最大限度的追求，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可以说，尘世中的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马克斯·韦伯告诫说：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入门课中，应当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摈弃干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当然，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否则注定要完蛋。
我们不屑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我们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这种“经济行为”，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以及在中世纪和近代，都一直存在着。“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判断的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为什么，偏偏是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且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方式，一种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方式。
韦伯曾就东西方文化差异做过粗略的线性分析。中国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修昔底德的方法；包括印度在内，固然有马基雅维利权谋政治的前驱，却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的方法。他不知道，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关于“春秋笔法”的方法论堪称叫绝，足以与亚里士多德媲美。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他认为，虽然各种复调音乐在世界各地民族都一直存在，但所谓的“理性的音程”唯独西方独有。他可能孤陋寡闻，所谓“理性的和谐音乐”，早已在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古琴身上与世俱存。古琴音乐是不是以三个三度叠置的三和弦为基础的全音程构成的呢？尚无定论。建筑和雕塑方面也是如此，西方的建筑学技术基础确实来自东方，但东方没有解决圆顶问题。而且也缺乏那种对于一切艺术都具有经典意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类型。高等教育更没有可比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概括地说，包括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缺乏根本的推理的（Rational）概念。而这恰恰是希腊才智的结晶，也是科学之母。“rational”是韦伯在本书的基本术语之一。中文译为“理性的”、“合乎理性的”，韦伯的基本意思是从“理性主义”（rationnalism）引申出来的。与此相关的几个词“rationality” 中文译为“理智性”，“rationalization”译为“理性化”。韦伯所谓“理性”实际上相当于德国古典哲学中所谓“理智”即“知性”。韦伯认为，这种西方人引以自傲的“rational”，在其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诸阙如。
按照韦伯的意思，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从根本上依赖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意味着它无比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毋庸置疑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的道路呢？完全因为，“rational”在中国，一直以来都付诸阙如。
就韦伯研究的范围而言，除了儒教、道教，对中国是否还存在一个博大精深的墨教所知了了。更不知道，较之“资本主义精神”，中国文化早已存在一个更牛的“社会主义精神”。他对中国理性传统的置疑难免失之偏颇。但我们暂且搁置争议，尚且循着韦伯“理性化”的思路，从神秘的宗教力量对于西方文化形态的巨大影响中，找出（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何以没有在中国发生、反而“社会主义精神”古已有之、不绝如缕、且增且长的原因。我们早已习惯世界上姓“资”姓“社”两大阵营对立存在的阶级分析。资本主义事业因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现牛气冲天。社会主义阵营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蹶不振——除却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否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得而复失有关呢？
韦伯说：“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关于汉武为什么“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固然与其本人个性气质有关，但后人亦步亦趋沿袭旧规“祖宗之法”不能不说是国人集体精神的迷失。这是造成墨学瑰宝被束之高阁表面上“中绝”的内在原因。或者说与儒教千年流毒造成国人性格缺陷有关。从这个角度讲，韦伯关于“中国理性精神阙如”的分析不无道理。近代辛亥革命的发生与现代中国革命的成功恰好有着近现代墨学复兴的背景，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无论是革命党人的先行者孙中山，还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其革命实践都带有浓厚的墨教色彩以及深邃的墨学理路。其“政党政治学说”是墨学典型的成功经验。鉴于此，借鉴韦伯历史主义方法论，厘清墨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系，以“备世之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虽然韦伯本人也难以为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因为有了以上“导论”的主导，这个定义难免“先入之见”：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有别于经济传统主义的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它特别表现出浓厚的新教伦理色彩（气质）。显然，这个“概念”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有别于”包括我们在内的世界各地人民对资本主义的粗浅认识，套用马克思“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概念，那种认识是对“粗陋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后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为此韦伯不吝笔墨，大段大段地引用所谓“美国佬的自白”。而近代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奇迹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是默默无闻的新教清教徒前仆后继的历史。这正是韦伯所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还“不揣浅陋”，对社会主义精神的认识更是“妄自菲薄”。虽然我们自诩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中国的事情喜欢讲“特色”，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却不甚了了。套用韦伯的教条做线性分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是相对于儒家传统经济主义的墨家理性经济主义的自我宣示。正像加尔文宗清教是对天主教改革的脱胎换骨，墨家是在“非儒”的论战中脱颖而出。虽然墨教要比清教早1600年，但墨教比清教徒的清苦自律有过之而无不及：墨教的创始人“以自苦为极”；其弟子禽滑厘事墨子三年，不敢问欲；其隔世弟子宋妍，为人太多，自为太少，“情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如此看似非理性的对人性的苛刻，换来了对经济行为的理性主义保证。“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弘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包括后儒“援墨入儒”的小康大同说，如此高调社会主义的精神告白，渲染着浓厚的墨教伦理“特色”。
墨子法夏师禹，“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华夏古国多水患。中国自古是个治水社会，需要众志成城，天下为公。“教主”更应该为人表率、身体力行。所以墨教的“社会主义精神”师出有名。即便是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山崩海啸，天灾人祸，也依靠气壮山河的社会主义精神万众一心、力挽狂澜。相比而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遭遇强势飓风袭击应变能力“相形见绌”，资本主义精神因此蒙羞。昔日蒋家王朝，以驱逐强虏为名，决堤放水，不顾百姓死活。这种损失伦理底线的、颇具儒教色彩的传统的权宜之计，无疑为自取灭亡增加了砝码。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儒家儒教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维护封建道统的修修补补的补锅匠。另一方面，孔儒用封建道统奴役国人，如同让皇帝的臣民们背负沉重的黑锅，步履艰难。儒教与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暧昧不明，而且一直以来，在孔儒的思想观念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关于改造世界的伦理原则。人人安于天命，逆来顺受。宗教责任——如果儒教真的称为“宗教”的话，只能源于这样颓废的人生态度。孔儒保守消极的世界观集中体现在他及其弟子津津乐道的“君子述而不作”上。只阐述古代的美善之政，却抱缺守残、不肯“损益”、不触动封建帝王及其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
而墨教从一开始就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虽然在伦理设计上第一时间都选择了“天命”，但墨教不同于儒教的命定论，而是“天志”。自然界的意志第一时间为人生奠定了理性主义的生存法则。天为贵为智，义自天出。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正是前资本主义及后帝国主义所为，天理不容。所以墨子倡导“有道相教，有力相营，有财相分”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毫之末，莫非天之所为也”。兼爱天下，义利万物，这就是墨教为我们设定的伦理价值标准。从“上天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意义上讲，“天志”这个概念，无论如何比孔儒的“天命”范高一筹。即便是西方新教改革的关键词“天职”也无与伦比。相对于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精神较之资本主义精神，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相比孔儒“述而不作”，墨教伦理具有一种创造世界的内在张力。而墨子“遍从人而说义”的精神更具有使徒的宗教气质。“摩顶放踵利天下”，百折不挠。其隔世信徒宋妍、尹文上说下教，周行天下，虽天下不取，仍“强聒而不舍”。墨教“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成为封建王朝自救或民间揭竿而起、乱世而治的“应急方案”。历朝历代的造反、起义以及改朝换代的革命、改革“变法”都与墨教意绪有关。也即因为此，皇权贵族统治阶级“投鼠忌器”，一旦天下“马上得之”，立马改弦易辙，恩宠儒教“卫道士”，靠儒教的“述而不作”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歌功颂德，维护得来不易的家天下。这几乎形成封建社会的“周期律”。两千年封建社会停滞不前，儒教罪莫大焉！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为此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墨家社会主义精神的发展理路。
子宫子著文论原墨的哲学思想体系，原墨的中心概念是“一同天下之义”的“义”。“义”的内涵与外延是“利”，是舍弃儒家的私利而为公利。“义”为“名”，“利”为实，“名实耦”，义利合。而“义自天出”，天又“兼爱”，人尚同“天志”，从而“兼相爱交相利”。此即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精神）的脉络理路。
古时的“义利之辩”，实乃儒家爱有差等的“私天下”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公天下”的对决。孔墨二人皆栖栖皇皇以救世之弊，“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然二人之伦理思想及政治主张绝不相同。“仁”与“义”分别为儒、墨之中心思想。前期墨家著作中，“仁”与“义”别无二致。“兼即仁矣义矣”，可证墨子所谓“仁”与“义”在某种意义上实可相贯通。墨子尝以为，君子之择取仁与义，并不在于知否仁义之名，而在于践行仁义之“实”。所以墨家要“取实予名”，言利为义。后期仁之涵义已与儒家大异其趣。“仁人之事者”行义也！“务必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言利于公，则“兼相爱交相利”，言利于私，则“别相恶交相贼”。在这里有一个哲学“悖论”，既然人的“本质”是义，人生是义的历史积淀，人人都“兼相爱交相利”，怎么会出现“别相恶交相贼”的不义状态呢？根据西方牛人马克思的观点，这是私有财产导致人性“异化”造成的。比老马更牛的子墨子抛出了“兼以易别”的绝招。“兼以易别”就是对异化的扬弃。人类社会还要靠“兼相爱交相利”改变现实、“招财进宝”。根据墨子的观点，“义”即为“良宝”。“万事莫贵于义”，“义”完全可以理解为直观的社会主义。
《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教是在与儒教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儒家以“干禄之学”为伦理基础，追求升官发财，满足一己私欲的眼前物质利益需要，所谓兴亡天下的匹夫之责也只是对皇家私天下负责。其急功近利心态与世界各地前资本主义时期贵族阶级的行径如出一辙，无“伦理底线”可言。而墨教的“自苦为极”、“其行难为”与清教洁身自律意义上的禁欲主义异曲同工。正如清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一样，墨教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系，顺理成章。
墨子尝问儒者：“何以为乐”？答曰：“乐以为乐”。这等于说，因为享乐，所以享乐。所以儒教是一种极端利己的功利主义。逢官必贪，贪腐有“道”， 穷奢极欲，却只是“为享乐而享乐”。人生观不过如此。前资本主义正是受这种单纯的逐利动机所驱动的。而墨教评判“乐”的伦理标准应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所以墨教伦理属于一种“实用”的古典理性主义。“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乐”与“非乐”反映了儒、墨两家及其所代表的“阶级”不同的价值伦理观。既是韦伯意义上的“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的行为标准。墨教非儒、非乐，非的是儒家贵族阶级的奢侈享乐。是与现代社会反对特权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堕落一脉相承的。所以当代执政党之反腐倡廉，可以看作是墨教非乐、节用理念的历史迴声。墨子说：“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遥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还不够。还要重建宗教。当务之急，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法制、法治建设。
墨教的宗教价值观与他的实用主义“义利观”并驾齐驱。在政治上执“有义不义”，在信仰上执“有祥不祥”，有祥为福，不祥为祸。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是为“福”。反之则为“祸”。有财不分贫，为不祥；居高位而不让贤，同为不祥。昔陶朱公治家数致千金、居官数至卿相，自谓“久受尊名，不祥”，急流勇退，三聚三散其财。司马迁称道：“范蠡三迁皆有荣名。”此为墨教最牛的践行个例。。
像陶朱公这样的“社会主义先行者”的身影在历史典籍中比比皆是。历史为他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仗义疏财。这是一个通透着墨教“义利”伦理观念的中国民间专用词。点点滴滴，把散落在民间的社会主义精神像珍珠一样贯穿了起来。钱穆先生也好造句，称之为“通财共产”观念。古代社会不但有这种通财共产观念，也有以践行通财共产观念的社会组织。墨家社团自不待言；唐时发自民间的商帮、漕帮；宋时范仲淹所创义庄制；元、明、清后又有会馆制，都是这种通财共产制度的滥觞。社会主义精神因此大放光明。
古时，早在墨家之前，就存在一个“侠士群体”也即武士团体。其可与儒士群体齐名。晚周时，无论文士武士，均可称为“士”。以卖艺为生。所卖技艺才能大致分为文武两途。所谓“文能安邦，武能治国”。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即指文武二“士”。“士”在社会上地位比庶民、贱民高，故与一般庶民分别称呼。侠士为帮人打仗的专家。通常认为，墨家即出自侠士团体，不但帮人打仗、还是“有主义的帮人打仗专家”。进而讲究“治国之道”。墨家团体因此初步具备宗教组织兼“政党政治”团体的雏形。晚周贵族政治“礼崩乐坏”，昔日在官家之礼官乐工、祝宗卜史今失职、加之失势贵族，凡此上层失业流民，多成为儒士；而原来从事农、工等下层失业流民，多成为武士或侠士。墨子、墨教代表此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像孔儒代表儒士阶层的根本利益一样。墨教兼爱、非攻，非儒、非乐，都可以看作是古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纲领。是墨教践行群体“贱民所为”、义利天下的革命实践。
先秦侠士秉承墨道义经，在历史的长河里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在沉寂了数个世纪后，终于又在一种新兴的民间精神载体：唐人小说中爆发。在众多的“纪实文学”、“平民史传”里，从来都是以“好侠尚义”为主角。叱咤风云，纵横江湖。后世之“侠义小说”、“武侠小说”之源起，流经中、晚唐之辉煌，实乃发轫于上古墨教侠义精神之遗绪。而武侠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之所以深得国人喜爱，实因唤起国人潜意识中的一种“共鸣”，是墨教精神潜移默化、历史积淀于国人性格基因所致。唐代自中、晚期始，其社会价值取向，基本上也是以官方为代表的儒家、儒教与民间潜流暗涌的墨家、墨教此消彼长、并行不悖的趋势。国人的精神脉络，基本上也是在死气沉沉“三教圆融”的基础上注入墨教自强不息的活力。
中国社会中有组成社团的广泛倾向都与墨家意绪有关。之所以说漕帮、商帮、义庄、会馆只是墨家团体的雏形，也即在于他们只传承了墨家墨学义利并举的重商、务实的传统以“通财共产”自救，却不具备将其社会理想普遍化于一般社会之历史使命。后世之青帮、红帮乃至以辛亥革命为标立的五花八门的帮派组织，都是墨家团体组织之遗绪，且都仅止于墨家团体的雏形。而将其社会理想普遍化于一般社会之历史使命，后来落到了共产党人的肩膀上。从“农民协会”这种墨家团体的雏形组织到“结党联群”，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范畴，都是共产党人自觉不自觉地实践墨教理念，并将其社会理想普遍化于人民大众以及社会团体的努力和创举。“社会主义精神”庶几彰显。
纵观墨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系，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庶几相似。饶有趣味的是，在近代中国，墨教伦理践行与新教伦理践行有过一次近距离对照的机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苏慧廉所属英国循道公会也是新教教派。他定居温州二十年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等，都是新教伦理浸润、资本主义精神奇葩绽放的特例。几乎在同时，钱穆所言的墨教伦理“通财共产”观念也大行其道。如荣德生修桥筑路，陈嘉庚创办学校，帮会组织之会馆制度也遍及江湖码头。其时中国GDP据说亚洲第一。有史家称其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包括温州在内的江浙经济独占鳌头。应该说，新教伦理与墨教伦理“相得益彰”。温州在改革开放（第二波现代化）后仍捷足先登是否与“资本主义精神”抢占先机有关？抑或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潜移默化造成的？执两用中，应该是上述“相得益彰”的结果。两者的结局，也颇具戏剧化的“同途而殊归”。有史家说，苏慧廉的新教试验田是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但墨教也好不到哪去。在经历了短暂的“中兴”之后，又归于沉寂。两者同时陷入中国“特色”的历史怪圈。原因只有一个，儒家权贵资本主义在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复辟。
庄子说，墨教“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一个“化”字，最能体现墨教的神秘和力量。墨教在民间的“潜移默化”无疑又与墨子本人的能力和气质有关。墨教内在的逻辑性和推理理路是有目共睹的。韦伯关于“理性”在中国阙如的论调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墨经》尝认为，人之“趋利避害”的本性，应是在“理智”的指导下进行的，或取舍当下小利避免将来大害；或遭受当下小害而趋向将来大利。此即所谓“权”。“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正也”。“两而无偏”。墨教教义：人所取及所应取之利，非目前之小利，乃将来之大利；人所避及所应避之害，非目前之小害，乃将来之大害。人为所欲为、唯利是图只能为害他人戕害无辜伤及未来，是“偏伤之患”。只“见其可欲”而“不虑其可恶”；只“见其可利”，而“不顾其可害”。当下中国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是否就是一种“偏伤之患”？要扭转当下世界范围内道德沦丧、经济低迷的“熊市”为“牛市”，是否还要靠社会主义精神？
政党政治的学说经由西方老马传入中国，却因此勾起我们关于东方牛人墨翟的回忆。蓦然回首，资本主义精神所侵染的“美善之政”中国古已有之，而且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大异其趣。恍然让我们想起，伟大的春秋时代，伟大的墨子的伟大的竞争对手说过的话：礼失求诸野。这一次，孔子也牛了一把。
